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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侵华的历史罪证资料
日军侵华的历史见证——孙吴胜山要塞探秘
“九一八”事变后,侵华日军历时十余年在东北修建了号称“东方马奇诺防线”的17处军事要塞,这些要塞遗迹如见已成为日军侵华的历史见证之一。
被日本关东军当年叫嚣“小小的哈尔滨,大大的孙吴”的孙吴胜山要塞是其中较大的军事要塞之一。
笔者日前通过实地踏查胜山要塞遗迹,颇是感慨,而胜山要塞军事设施之全、涵盖面之宽泛也大大超出了笔者的想象。
一、胜山要塞遗迹概述
胜山要塞位于黑龙江省孙吴县境内,也称霍尔莫津要塞,因其主阵地在胜山,人们习惯称其为胜山要塞。
该要塞位居孙吴县沿江满达民族乡境内,小兴安岭北麓丘陵山地之中,东邻逊克县,西连嫩江县,南接五大连池,北靠黑河市,东北隔黑龙江与俄罗斯相望,距孙吴县城40公里。
这里山峦起伏、青松翠柏、地势复杂、植物丰富,是天然的森林公园。
同时人稀地阔、凭山据险,可攻可守,是不可多得的军事要地。
1934年,日本关东军凭借上述天然的军事屏障之地,开始修建所谓“坚固的模范阵地”。
胜山要塞历时4年完成,总面积约350平方公里,防御纵深10——60公里,整个要塞基本上处于沿黑龙江中苏边境一线的制高点上,由胜山、北地区、东地区、南地区、讯比拉南方、毛兰屯6个野战阵地组成,形成既可防御苏军进攻,又可为日军进攻苏联提供火力支撑,摧毁苏境内部分军事设施的一线军事阵地和可用于固守的纵深防御阵地,在日军对苏进攻与防守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胜山要塞阵地工事分地上地下工事。
地上永久工事有碉堡、掩蔽部、指挥所、仓库、观察所、炮阵地、机枪阵地及野战掩体、堑壕、交通壕、反坦克壕等。
地下工事设有营房、仓库、通道、蓄水池、发电所、炊事房、弹药库等军事工程。
胜山要塞营房绵延10余华里,共构筑有25个兵营、5000余栋、20万间统一模式的青灰色砖房。
营房为半地下建筑,全部用钢筋水泥浇筑而成,仅胜山主阵地营房就有11个房间。
营房墙上设有直径60厘米,高400厘米的方形通道直达房顶外。
营房内均有了望窗、掩蔽部、通气孔等设备。
胜山要塞建成后由日军第5国境守备队驻扎防御。
而日本关东军第四军司令部则设在胜山要塞所在地孙吴县境内。
此外,731细菌部队孙吴673支队营房也驻扎在胜山要塞区域之内。
要塞内的阵地仓库是最重要的军事设施之一。
比较大型的军用仓库有3个,其中以第18野战货物场孙吴支场仓库最大,是一座综合性大型军用物资仓库,占地约20平方公里,主要用于存储日用品、粮食饲料、军装被服、食用油、车辆、机械用油、食品、干草、药品机械、车辆配件等各种大量军用物资。
另有2640部队仓库用于存储枪械和弹药等军用物资。
要塞所有仓库均为水泥修筑的山洞群组成。
其次就是电厂、供水设备、通讯等要塞军事辅助设施的修建。
1937年,胜山要塞即将完工时,日本关东军在孙吴开始修建2座火力发电厂,当时也称南、北电厂。
1941年南电厂开始向黑河市送电。
1942年,北电厂(由新京满洲电业株式会社总社实业机建队的电力安装施工队承担)竣工后承担了孙吴、黑河的全部用电需求。
现这两处电厂遗址保存较为完整。
为完善胜山要塞的辅助军事设施,从胜山要塞修筑时起,日军随即架设了各种电报、电话通讯设施,同步安装了供水水源的井泵和蓄水设施。
现胜山警备队机井泵房机座遗址还是清晰可见。
各工事由环城公路连成一体。
1933年至1938年日军在孙吴修建了通往黑河市、奇克县、逊克县、北安县等不同方向的公路网;修建大小桥梁67座;以孙吴火车站中心为增设了5条境内铁路专线,与要塞内的军械制造厂、弹药库、仓库、发电厂等处相连,1937年至1940年间,日本关东军还在孙吴境内修建了3个野战飞机场,由此形成了扼制四方交通、天空陆地交织的军事运输系统。
此外,阵地医院、病马厂、野战兵器厂、被服厂、靶场、军人会馆、慰安所、酒保、神社、忠灵塔都是日军在要塞所在地建立的各种军事辅助设施。
在孙吴县境内,你可以看到各种地上地下、立体交叉、多种用途的军事设施遍布其中,加上日本军政界、商人、侨民的办公、居住区,形成了一座规模庞大的军事城,也成为日本关东军在黑龙江3000里防线(包括东宁、绥芬河、珲春、密山对苏联边境一线修筑的战略工事,号称东方马其诺防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孙吴胜山要塞修建的历史背景及其成因
1.以东北为战略基地,向第三国侵略扩张是日军修筑要塞的根本动因。
日苏之间对抗由来已久,早在1904年日俄战争时期,日俄就霸占中国东北主权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夺,结果,沙俄败北。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给本已利益上就有冲突的日俄两国之间,更增添了一种政治上的敌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东北的殖民地伪满洲国随即建立。
日本政府宣称的“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的大陆扩张政策迈开了第一步。
此后,日本以东北为战略基地,谋划向苏联侵略和扩张并不断向中苏边境派兵,在中国东北的北面和东北面形成了与苏联直接对峙的战争局面。
1933年4月,日本关东军制定了《对苏作战纲领》,将东北与苏联为邻的边界,根据地理位置、战略意义划分为4个正面战区,“东部正面”,包括伪牡丹江和间岛两省辖区;“东北部正面”,包括伪三江省辖区;“西部正面”,包括伪兴安省辖区,而“北部正面”又称“孙吴正面”或“黑河正面”,是关东军针对进攻苏联阿穆尔州而进行的边境和纵深的军事部署。
其内容是,把伪满黑河省所辖全境划入国境地带,选定孙吴霍尔漠津、瑗珲、黑河、法别拉区4个战略要地,构筑国境守备阵地,即要塞。
把孙吴以北到黑河一带的沿江地区,东起乌云,西至三间房的一大片区域划为“特别军事区域”,由北部正面部队实行严格的军事管制。
2.日苏军备竞争导致的直接动因。
为了防备日军的侵略战争,苏联政府也开始积极建设远东地区,向远东地区移民并增派驻军。
同时,为防备日军的侵犯,苏联在中苏边境一带的苏军军事要地和沿海正面大规模的修筑军事工程,并向纵深发展。
这些防御工事主要分布在黑河正面的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地区、同江正面地区、虎林正面的伊曼北部地区、绥芬河与东宁的正面地区、土门子的正面地区等。
1932年日本关东军驻黑河的特务机关,发现苏军修筑防御工事的行动后,立即上报了关东军司令部。
关东军将苏军大规模修筑军事工程这一情报上报到日军参谋本部和陆军省,日本军界首脑立刻研究形势,决定在“满”苏边境修筑所谓的国境筑城阵地,并开始实地测量。
至1933年苏联在远东的兵力已远远大于当时驻中国东北的日军兵力。
日本认为:
日苏在远东的军事平衡被打破,“重建大陆国防成为当务之急”,日军在与苏联远东兵力的对比上,日本驻中国东北和朝鲜的兵力,至少要保持相当于苏军远东兵力80%的水平。
这反映了日本陆军当时以苏联为主要作战对象的战略思想。
1934年5月12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签发了“关作命第589号命令”,开始启动军事要塞的筑城工程。
这些国境筑城工程的建设是由日军大本营直接策划,由关东军司令部直接指挥的。
这些筑城工程大多是边勘察,边设计,边施工,边组建守备部队,先建成主体工事,再逐渐配套完善,分为3期建设,时间从1934年持续到1945年战败,历时11年才完成的。
根据战争态势的变化,这些筑城工程也在不断的修改补充,有的工程直到1945年8月苏军发起进攻时尚未完工。
3.日军防御苏军的需要。
1938年7月末8月初,日、苏两国之间围绕争夺中、朝、俄边界战略要地张鼓峰进行了一场军事较量,结果以日军战败而结束了这场冲突。
1939年的诺门坎战役又给日军一次重大打击。
同年5月,日本关东军决定首先在诺门坎一带进攻蒙古人民共和国,占领其东部的领土哈拉哈地区,作为下步侵入苏联远东地区的跳板,进而实现蓄谋已久的“北进计划”。
此次战役,从1935年5月4日至1939年9月16日,历时135天,以日军惨败而告终。
此次战役中日军投入约5.9万人,伤亡1万8千人,苏军伤亡9千人,日本史学家称这场战争为“日本陆军史上最大的一次败仗”。
诺门罕战役使日本关东军向西侵略的企图彻底落空,进而促使日军不得不放弃“北进政策”而选择“南进政策”,进攻太平洋诸岛,偷袭珍珠港,最终导致日本法西斯完全覆灭。
诺门罕战役不仅沉重打击了日本军国主义二战初期嚣张的侵略气焰,而且使日本被迫由对苏的扩张政策改为对苏的战略防御政策,出于这样一个战略防御的考虑,日军修筑军事要塞的动因也就不足为奇了。
4.是修筑要塞防线大的时代背景的产物。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欧洲兴起了沿国境线构筑连续的永备筑城防线热潮。
法国于1929年至1934年最早沿法德边境构筑强大的永备要塞,即马其诺防线。
接着芬兰、希腊也修筑了自己的国境要塞防线(即曼纳海姆、梅塔克萨斯要塞)。
苏联于1929年至1930年开始在国境沿线修筑了永备要塞和永备筑垒地带。
德国则在1935年至1936年修筑了齐格菲防线。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国内就出现了一股“欧化思潮”,欧洲各国沿国境一带修筑的要塞防线,在客观上促使日本关东军迎合这一时代性的军事防御潮流。
1934年,日本关东军启动东北要塞防御工程,并自诩其为“东方马其诺防线”。
可见,当时日本的军事战略手段大受欧洲一些国家的军事战略潮流影响,这也应该是东北各地关东军要塞形成的重要的时代背景和因素。
尽管日本关东军大兴土木修筑所谓“坚不可破”的军事要塞,但是,战争的历史告诉我们:
没有不可攻克的要塞,没有不可摧毁的工事。
日军号称的“东方马其诺防线”,1945年8月9日,在苏军强大的攻势面前,日军只抵抗了三、四天,就被摧毁、攻克。
三、孙吴胜山要塞的历史见证作用
1.见证之一,是日本侵略中国,变东北为其殖民地的历史见证。
孙吴胜山要塞与关东军在东北修筑的其他要塞一样,都是日本占领东北后,企图变东北为其永久性殖民地的历史见证。
这些要塞与欧洲各国吸住的永备性军事防御功能的最根本的区别是:
欧洲各国的军事要塞都是在自己国境范围内修建的,而总观二战期间,世界各国修筑的永备性要塞工程,唯有日本是在他国领土上修建的,并称其为国境要塞工程。
当时的孙吴胜山要塞被称第5国阵地。
被称为“国境要塞工程”,从言辞上已经将东北视为自己的国土,并有着要永久性占领的野心,因而才有了永久性军事要塞工程的修筑和完成。
2.见证之二,日军研制并使用细菌生化武器的历史见证。
胜山要塞5000余栋营房中,有7栋属于731细菌部队孙吴673支队的营房。
至今在胜山要塞遗址群里还残留有673部队人体及动物解剖池、细菌制品地下储藏井遗址。
1953年,当清查胜山要塞遗迹时,清查队人员在要塞里发现了两个日军的尸体以及513发毒气弹,4箱毒瓦斯筒和几个毒气罐。
为保护人民生命的安全,孙武县政府决定在这些毒气弹掩埋地立上警示牌,上面写道:
“这里埋藏着日伪军遗留的毒气弹,政府为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禁止入内。
孙吴县政府1954年立。
”1999年中日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日本政府承认了遗弃化学武器的事实,并承担履行销毁的责任。
2002年,日本政府在中国政府的协助下,将遗留在孙吴的化学武器运出挖走。
673支队之所以选择胜山要塞为毒弹储藏地,一是673支队就驻扎在胜山要塞区域中,再就是,胜山要塞是日军修筑的十分坚固的永久性军事工地,具有很好的保密性和安全性。
673细菌支队不仅在胜山要塞工地储存有大量毒气弹,而且在孙吴一带用活人进行细菌试验。
二战结束后,一名代号为A的军医少佐曾供认:
“首次进行人体试验是在1941年底,他在孙吴地区用注射器采日本兵流行性出血热患者的血液,注射到两名在地区医院干活的中国劳工身上”。
此后,673细菌支队,残酷地用活人进行流行性出血热细菌试验,野蛮杀害无辜的中国百姓,导致“流行性出血热”在孙吴一带的蔓延,被称为“孙吴热”。
731细菌部队孙吴支队的野蛮行径必将被永远记录在历史的罪证录上。
3.见证之三,慰安妇辛酸史的历史见证。
在孙吴县城东北4公里处,至今还遗有一座三十年代的二层建筑。
这座建筑长100多米,宽12米,整楼建筑面积约有3000平方米,楼的建筑装饰结构是绿色花岗岩基座,米黄色的墙体,正面廊柱是茶色马赛克贴面,大厅、廊道均由花色地砖铺装。
在30年代的伪满洲国,实属一所极尽豪华的建筑。
这就是日本关东军建在孙吴军事阵地的日本军人会馆。
名为日本军人会馆,实则集慰安所、酒吧、舞厅、电影厅、食堂、餐厅、浴池、健身房于一体的日军军官俱乐部。
在二楼走廊的一侧设有20多个房间,每个房间窗前都悬挂着厚重的窗帘,室内摆设豪华,地毯上安放着宽大的双人床。
这些房间即是设在军人会馆内部的日军慰安所。
平常有20多慰安妇,她们要被迫接待从孙吴、黑河、北安等地来此寻欢作乐的日军高级军官。
1998年4月,由中韩学者组织的寻访慰安妇行动小组,找到了当年在孙吴军人会馆内被迫充当慰安妇的文明金老人,饱经沧桑的文明金回忆起那段屈辱历史,不禁流下了辛酸的泪水。
据她回忆,当年和她一起被骗到孙吴军人会馆慰安所的女孩共有七、八个,大的20余岁,小的才16岁。
她们每天都要接待日军军官,星期天要达到几十个,稍有不从就会遭到打骂。
曾经有人逃跑,但被抓回来就会给打得死去活来,在没有人敢跑了。
这些老人都是日军当年孙吴要塞阵地残害妇女的铮铮铁证。
4.见证之四,残害中国劳工的铁证。
修筑要塞的劳工由于涉及到关东军强调的机密性,所以很多劳工都是被抓捕或是被招骗来的。
孙吴本是一座荒无人烟的山村,短短几年时间就建立起了庞大的地上、地下、立体交叉、多种用途的军事工程体系。
这些军事要塞的建成,无一不浸透着中国劳工的血泪史。
据史料记载,1935年,由大连日本福昌公司招收的3000多名劳工到孙吴修建公路和军营,每天劳动长达19个小时,不到一年,就死了6、7百人。
1937年,在孙吴平顶树飞机场的2000余名劳工,因日军无故杀害两名中国劳工举行罢工,遭到日军镇压,杀害了6名罢工组织者,将数十名劳工秘密处死。
数日后又将逃跑后追捕回来的二、三百名劳工集体屠杀。
1938年被骗到孙吴修建公路的劳工300余人,最后仅剩30余人。
1939年,由哈尔滨招到孙吴的1500多名劳工,饿死、冻死700余人。
1942年修筑孙吴北大桥的3000余名劳工死亡1000余人。
1944年由辽宁沟帮子被招骗到孙吴的700名劳工,不到一年时间,全部葬身孙吴火锯厂。
以上这些令人震惊的数字,足以证明日军对军事阵地劳工的残害。
据统计,日军在经营孙吴12年中,包括修建要塞的几年中,有10万劳工在日军刀枪驱使下构筑军事要塞和军事机构。
一旦军事要塞完工之后,劳工多被集体屠杀;修筑地面军事设施、机场、公路、军营的劳工,与修筑要塞的劳工相比,虽能幸免被秘密屠杀,但幸存者也寥寥无几。
这些都是修筑非绝密工程施工的普通劳工,尽管大多由于日军的残害命丧工地,毕竟还有些许幸存者。
但是对修筑绝密工程的劳工来说,日军的军事基地无疑就是他们的坟墓,每当一处绝密工程修建完毕,参与修筑的劳工都被日军秘密处死。
大量的历史史料均证实了这一点。
据原孙吴劳工王文斌口述:
“康德3年,我到孙吴给日本694部队修大营。
康德4年9月,由694部队装10量汽车劳工,约5、6百人,拉到山里集体屠杀了;康德6年6、7月孙吴有个老赵头给日本人放牛,他一天早晨到南山放牛,看见694部队在头道卡子桥西面把100多名劳工集体屠杀了;听李景顺说:
在1939年冬,孙吴南山阵地西南沟子里,日军杀害劳工500多名。
”据资料显示,日军杀害劳工通常的手段就是毒死劳工。
每当一项军事工程结束后,日本人开个“庆祝会“,会后要给劳工一顿平日吃不到的好饭食:
两合面的馒头,一大碗带油腥的菜汤、两块日本咸菜。
劳工们常年不见米面,当然个个狼吞虎咽。
殊不知,日本人已在饭菜里下来毒药。
时间不长,全棚劳工便一排排、一条条的头朝里,规规矩矩的死去了。
第二天,日本人便讲:
”某区、某棚劳工得了传染病全部死亡“,并扬言,为了防止“传染”,倒上汽油,一火焚掉。
另一种阴暗的杀害劳工的手段就是所谓的送劳工“回家”。
对于那些参与军事工程很久劳工幸存者,当某项工程结束时,日本人便大讲特讲:
“劳工们辛苦大大的,送劳工回家种地,多多出荷。
”于是,指令劳工们到指定地点集中,点名上车。
劳工们要照样戴上黑帽子,坐在蒙得严严实实的卡车里满山转悠,最后被送到“万人坑”一车一车地杀掉。
另据日本战犯谷次亨在《检举日军战犯武部六藏奴役屠杀中国劳工的罪行》中证实交待:
伪满期间,日本关东军在中国屠杀劳工数字不下200万。
死亡率占五成以上的劳工均分布在与苏联接近的国境地带军事工地建设和北边振兴建设方面。
谷次亨特别作证说:
“特别是对于在国境地带从事建设军事工事的劳工们,工事建设完成后,唯恐泄露军事工事秘密,就成千上万的一帮帮的就地枪决了。
”走在胜山要塞上,你似乎能听到无数劳工的冤魂在哀鸣、在哭诉!
近80年的光阴过去了,这座渗透和刻印无数劳工冤魂的要塞堡垒遗迹,无时无刻都在向人们证明着中华民族所遭遇的那段悲惨的历史,同时也警示和启迪着未来!
参考文献:
(1)徐占江李茂杰主编:
《日本关东军要塞》,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
(2)孙邦主编:
《日伪暴行》,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
(3)郭素美车霁虹主编:
《日伪暴行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6月。
(4)田志和著:
《对日寇的最后一战》,长春出版社,2005年7月。
(5)王承礼主编:
《中国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纲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9月。
(6)陈本善主编:
《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12月。
(作者简介:
陈春萍,伪满皇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地址:
长春市光复北路5号13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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