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南中国海政策内涵和外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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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南中国海政策内涵和外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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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南中国海政策内涵和外延
日本的南中国海政策:
内涵和外延
王传剑
2012-7-2316:
34:
25 来源:
《外交评论》(京)2011年3期
作者简介:
王传剑,山东建筑大学教授(济南250101)。
内容提要:
日本对于南中国海扼其海上生命线的战略认知自形成之日起便内在地体现出某种连续性,并事实上主导了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策选择。
冷战后,日本积极谋求在该地区扩大政治影响、拓展经济参与、强化军事介入的活动虽然更多还是冠以美日同盟的名义,但其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意图日渐彰显,不仅严重影响了相关事态的发展,而且必定会对该地区现存的战略结构产生冲击。
关键词:
南中国海/南海问题/日美同盟/中日关系
作为唯一一个曾经大规模侵占过南中国海的国家,日本长期以来一直对该地区局势的发展表现出高度的关注,成为该地区安全格局变动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与美国的南中国海政策经历了一个逐步演化的过程不同,日本对该地区战略价值的认知自形成之日起便内在地体现出某种连续性,并事实上主导了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策选择。
伴随近年来南中国海问题的持续升温,日本的积极介入政策不仅已经严重影响了相关事态的发展,而且开始更为频繁地暴露出它在该地区的战略图谋。
有鉴于此,本文将在尽可能吸取学界有关建设性成果①的基础上,对日本的南中国海政策进行一种更为系统的理性分析,以求准确揭示其政策实质内涵,全面把握其政策表现形态,为有效应对南中国海局势的未来发展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一
南海诸岛历来是中国的领土,华夏先民扬帆于该海域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而对日本来说则长期属于力所不及之地。
不过,《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日本从中国清政府手中如愿割取了觊觎已久的台湾岛,并随之引致和激发了它对南中国海资源及岛礁的掠夺和侵占欲望。
②尽管从表面上看,早期日本南中国海政策的实施主要是通过民间商人采取资源开发、地形勘测等形式展开,但这些行动实际上均或多或少具有一定的官方背景,比如小仓卯之助关于将南沙群岛更名为“新南群岛”的建议是直接向日本政府提出的,而西泽吉次关于将东沙岛更名为“西泽岛”的诉求也在后来得到日本当局的公开确认。
更为重要的是,日本大本营在发动侵华战争之前就已明确提出所谓“南洋防卫三角”计划,目的是夺取并固守香港—马尼拉—新加坡之间的领土与海域,以确保南方物资的回运安全。
显然到这一时期,日本的南中国海政策已经逐步从战略酝酿阶段发展到具体的战略实施阶段,该海域扼其“海上生命线”的战略认知也随之确立下来。
作为“南进战略”的关键一环,日本对南海诸岛的侵占行为随后不久便达到顶峰,并几近实现控制整个海域的战略目的。
③
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历史地将南中国海推向了国际政治军事斗争的风口浪尖,并促使美国对该地区一直被忽视的战略意义和安全价值进行新的评估。
④特别是伴随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美国开始深切体会到南中国海之为日本海上生命线的战略内涵,采取积极措施阻止日军南方战略物资的有效回运也因此成为美军海上作战的重中之重。
这些军事行动加速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进程,也在客观上扼杀了日本独占南中国海的战略图谋。
⑤在美国政府主导下,1951年9月签署的《旧金山对日和约》规定日本放弃对南威岛及西沙群岛的一切权利、权利根据与要求。
⑥随后在1952年4月的《日台和约》中,日本进而承认放弃对台湾及澎湖列岛以及南沙、西沙群岛之一切权利、权利名义与要求。
⑦这一时期,利用二战结束之初的特殊情势,美国与日本之间完成了一次事关南中国海局势发展的“战略接力”,美国从此跃居一线,而日本则被迫退居二线。
从遏制共产主义的角度出发,美国开始将日本视为“亚洲工厂”和“反共屏障”,而一向乐于与强者为伍的日本从此被捆绑在美国的战车之上,成为美国远东战略的坚定支持者。
⑧
在东西方冷战的大背景下,日本在涉及南中国海主权归属问题上的立场一直惟美国马首是瞻。
比如在1952年出版的《标准世界地图集》第15图中,南中国海四岛均用中文拼写;在1964年由大平正芳推荐出版的《世界新地图集》第19图中,亦有“南沙(中国)”的明显标注。
类似的表述与美国方面的态度表现得惊人一致,比如1961年出版的《哥伦比亚利平科特世界地名辞典》将南沙群岛界定为“南中国海的中国属地”,而1963年出版的《威尔德麦克各国百科全书》也同样承认南沙群岛属于中国领土。
另外,包括1971年美国出版的《世界各国区划百科全书》和1972年日本出版的《世界年鉴》,也均在该问题上采取了极为相似的立场。
⑨不过,这样的立场表达从历史的角度看似乎更多只具表面性特征,充其量也只属于某种特定时期的“应景之作”罢了。
因为很显然,美国态度的相对“友善”仅仅是在应对苏联这一最大对手时的一种策略反映,并不意味着它真正乐见南中国海主权完全归属中国,同样日本政策的相对“内敛”更多体现的也只是美日联盟内在结构性制约下的一种应然之举,并不意味着它最终放弃了在南中国海地区早已根深蒂固的战略图谋。
实际上,与这一时期美国方面隐秘地支持菲律宾及南越当局对南中国海岛屿的侵犯行为并且半遮半掩地在该地区所进行的一系列间谍活动相呼应,此时的日本虽已无法重温昔日不可一世的战争“辉煌”,但通过复活“早期民间形式”所进行的非法骚扰和破坏活动却每每搅起各种事端。
⑩更为重要的是,以战后“外交三原则”为指针,(11)日本还充分利用东西方冷战的特殊情势,逐步恢复了与东南亚各国的经济联系,并重新建立起对该地区事务的政治影响。
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先是在50年代通过名为“赔偿”,实际上是商品、资本和劳务输出的经济形式完成了对东南亚国家的“战后处理”,(12)而后又自60年代起采取贸易、投资和援助“三位一体”的经济模式,迅速将其势力渗透进东南亚经济的各个领域。
在此基础上,1977年8月“福田主义”的出台第一次明确界定了日本与东南亚关系的政治原则,(13)随后采取的联合东盟、抗衡越南的政策则成为它在该地区事务中谋求发挥更大作用的前奏。
尽管类似的行动从一开始就不断遭到某些怀疑和抵制,但最终的结果毕竟是日本又重新获得了广阔的东南亚市场,并且以一种不同于战争的新的方式,再次回到了南中国海地区。
二
伴随冷战的结束,日本方面曾被长期压抑的谋求政治和军事大国的愿望开始强烈地表现出来,以突破和平宪法限制、扩大自卫队活动范围为主旨的军事法制变革也一波紧似一波地展开。
面对亚太地区形势的变化,日本继续将东南亚作为对外战略的重中之重,先是借冷战结束之机参与并促成了柬埔寨问题的和平解决,而后又抢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之前大举进入印度支那地区,(14)并以此为基础逐步构建起日本为首、东盟居次、印度支那第三的地区内非水平国际性产业分工体系,进一步确立了对整个东南亚经济的优势地位和支配角色。
与此相适应,1993年“宫泽主义”(15)的提出第一次把政治安全的对话与合作置于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首位,1997年“桥本主义”(16)的出台又以举行双方首脑会议、建立平等伙伴关系的提议,进一步突出了对东南亚外交的政治安全色彩。
尽管出于策略层面的考虑,日本也曾一再强调日美安保体制是地区稳定的保障,并多次鼓吹以日美安全同盟为基干构筑日美主导下的亚太地区多边安全机制,但是与此同时,它又主动参加了东盟地区论坛等地区多边对话机制,并积极谋求使亚太经合组织的功能扩大到政治、安全领域,目的是加大自身对地区事务的发言权和影响力,掌握地区安全问题的主导权。
这一时期,日本开始以“确保海上航行自由”为借口积极介入南中国海问题,对南海岛礁的主权归属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注,并且在行动上明显支持和偏袒东南亚国家,成为推动南海争端持续升温的一个重要因素。
早在1992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的颁布首次以法律形式确定了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等岛屿的主权地位,日本即向中国提出正式抗议,而且还以此为契机大肆散布所谓“中国威胁论”。
(17)“美济礁事件”发生后,日本又明确对菲律宾表示“同情”,随后更是借强化日美同盟关系之际,别有用心地把南中国海地区纳入所谓“周边事态”范围之内。
(18)尽管直到目前为止,日本方面始终未就南中国海争端发表一个完整的政策声明,但是包括媒体、学者及政府官员在内,却大都倾向于认为该问题的挑战或威胁来自中国,并不断地在明里暗里“煽风点火”,想方设法拉拢有关争端国家与中国对抗。
在此背景下,中国兵出南海封锁日本通道的喧扰一度甚嚣尘上,(19)中国投资东南亚暗含军事意图的指责也赫然见诸日本报端,(20)而2010年7月10日《朝日新闻》有关“披露”中国政府将南海列为“核心利益”的一篇报道,更是再次挑起东南亚各国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神经,人为抬升了南中国海争端的热度。
(21)
在不断搅动局势发展的同时,日本坚持认为有关南中国海问题的争端应该在有美日等国参与的国际框架内解决,并积极倡导和支持相关国际框架的构建,事实上成为南海问题国际化的一个重要推手。
比如在“美济礁事件”发生后不久,日本方面曾公开表态愿意出面在中菲之间进行调解,而后在马尼拉举行的一个有关建立南中国海地区信任措施的会议上,又主动宣布如果类似会议能在东京举行,日本政府愿意支付全部会议费用。
2010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参加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时公然向中国的南海政策“发难”,而时任日本外相冈田克也也在此间召开的记者会上声称“南海是交通要道,如果发生不稳定,有可能对亚洲的和平造成影响”,对此日本“不能毫不关心”,应该促进包括东盟各国、日本、美国等在内的国际框架下的对话。
(22)此后不久,在2010年10月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日本首相菅直人进而对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所谓“军事活动”表示了极大“关注”。
针对最近南海争端的再次加剧,日本《读卖新闻》又于2011年4月20日发表题为《南海主权问题将成为东亚峰会议题》的文章,尽管这一信息的准确性只能在今年10月的巴厘岛得以验证,但它至少已经折射出当下日本方面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极为明确的政策意愿。
需要指出的是,与冷战时期仅仅作为配合者和追随者不同,冷战后日本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言行虽然继续保持了与美国方面的尽可能一致,但已开始表现出更多的主动性特征,并逐步实现了从“幕后”到“前台”的角色转换。
在这一过程中,日本策略性地从各种非敏感、非传统安全领域入手,借着反对恐怖主义、打击海盗活动等跨国犯罪的名义,通过各种可能的形式不断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军事交流和安全合作。
特别是在“9•11”事件之后,日本舰船多次以“反恐”为名进出南中国海,(23)海上自卫队则频繁参加各类军事演习,(24)实质性展示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
由于近年来马六甲海峡和南中国海海盗袭击事件频发,日本还以周边各国打击不力为借口大做文章,于2004年11月主导制定了《亚洲海盗对策地区合作协定》,趁机将军事触角伸向了远至马六甲海峡的广阔海域。
一般认为,亚洲反海盗合作机制的功能在于“帮助美国填补因政治等因素而无法直接军事介入南海以及马六甲海峡事务而导致的安全保障上的空隙”,(25)不过对于日本来说,目前的“海盗问题”实质上已经越来越明确地被视为一种可以用来扩大“海外地位”的工具,因为它的存在本身就是证明派遣军队到海外合法的一个机会,从而也为今后的行动开了先例。
(26)
三
与其他区外大国一样,日本涉入南中国海的最初动机在于该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
作为一个由3000多岛屿组成的岛国,日本的国土面积狭小,资源匮乏,粮食自给率只有70%,石油、煤、铁矿石、铝矾土、橡胶等自然资源的对外依赖程度高达90%以上。
(27)客观的地理因素赋予了日本典型的海洋国家属性,对海洋资源的高度依赖也因此成为其国计民生的一个显著特征,(28)为其长期奉行向海洋扩张的对外战略提供了一种原初性驱动。
实际上自近代以来,中国东海、南海地区丰富的鱼、虾、蟹、贝、藻等海产资源就一直对日本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这也是它之所以选择南下夺取琉球进而割占台湾的显要因素之一。
在此之后,偶然发现的天然鸟粪等资源虽然远非重要,却也一度诱使大批日本商人冒险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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