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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文化
楚文化
——论楚文化的起源、发展及特点
一、楚文化的起源
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古国——巴比伦、埃及、印度、中国。
这四大文明古国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最早从野蛮时代跨人到文明时代,最早产生代表文明的灿烂文化,从而形成高度发达的自成体系的古代文明。
从考古发现知道,中国至少在七千年之前已产生了早期文化,即已进入了新石器时代,出现了农业的定居;到四千年前,黄河流域建立了夏王朝,进入到了文明时代。
然而,考古发掘也同时告诉我们,在黄河流域产生早期文化、形成早期文明的时候,长江中下游地区也几乎同时形成和发展着原始文化,最有力的证据,是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的距今六干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以及同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几乎相当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等。
这就清楚地表明,长江中下游地区同黄河流域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曾产生过毫不逊色于黄河流域的早期文化。
这种文化,大致上以今天的湖南、湖北为中心,兼及河南、安徽等省,其地区涵盖为长江中下游的江汉地区及其周延部分。
在这个地区,滋生、繁衍着一种与黄河流域的北方文化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南方文化,历来将其称作楚文化,因为江汉地区及其周围历史上基本上是楚人活动的范围。
楚文化是由楚人所创造的一种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遗存。
这种文化,如果从楚人正式建国到秦统一中国,这段时间大约八百多年。
如果从它的起源开始,一直到它绵延影响汉代及其后,那它的历史就有二三千年甚至更长了。
从广义的角度看,楚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虽然它的主要地区是在长江中下游地区(集中于江汉地区),然而,它的涵盖影响面却要波及到大半个中国,它的丰富的内涵、多异的色彩,使它成了神州文化中不可或缺、影响深远、具有特异风格的地方文化之一。
那么楚文化是如何起源的呢?
谈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追溯到远古的先楚时代。
考古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分布于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可以被视作先楚文化,因为从考古发掘资料看,无论陶器的陶系和形制,都有明显的与春秋战国时期楚文化特征相沿袭渊源的关系。
对屈家岭文化本身的起源,虽然考古学界意见尚不一致,有认为它是由仰韶文化发展而来的,有认为它是由大溪文化发展而来的,也有认为它与螺蛳山文化存在渊源关系,其中,赞同由大溪文化发展而来的比较多,但不管怎样,屈家岭文化是代表先楚文化这一点大概无疑问,它中间融化着仰韶、大溪等文化的成分也是完全可能的。
对这个问题,俞伟超先生有一段论述:
“探索楚文化的渊源,就是要研究周初以后典型的楚文化遗存,究竟是由土著文化发展出来,还是从外地迁移而来,或者是综合了多种文化才形成的?
判断这个问题,自然关系到对长江中游乃至远为广阔的地区的新石器至青铜文化发展谱系的了解程度。
就鄂西及湘北地区而言,在20世纪70年代中,通过宜都红花套、枝江关庙山、澧县丁家岗、梦溪三元宫、当阳季家湖等地点的发掘,已基本认识了从大溪经屈家岭阶段而至相当于龙山阶段的发展序列;在80年代初,又通过宜昌县白庙子的试掘、江陵荆南寺的发现以及石门皂市、澧县斑竹、松滋苦竹寺、沙市周梁玉桥等遗址的发掘,开始看到了这一带相当于二里头、二里岗至安阳各阶段遗存的文化面貌。
把它们串联起来并同其他地区的文化系列加以比较,就知当地的大溪至屈家岭阶段的遗存,是一支属于长江中游文化圈而又具有区域特征的土生土长的原始文化。
在其内部,虽然还可划分为一些不同的、较小的区域类型,总的来看,大致到相当于庙底沟二期阶段时,这支土著文化受到很多来自东方及黄河中游的龙山文化的影响;后来又受到一些二里头文化的影响;至二里岗上层阶段时,则大量渗入了长江以南几何形印纹陶文化和黄河中游商文化的因素;在安阳阶段,甚至出现了类似长江下游湖熟文化所给予的影响。
……如果寻找这些遗存之间的直接继承关系,可以看到,从大溪经屈家岭文化再经相当于龙山阶段的季家湖下层和江陵蔡台中层而到相当于二里岗上层的石门皂市中层,以及相当于安阳阶段的沙市周梁玉桥、松滋苦竹寺下层、澧县斑竹等遗存,大体是一个相承关系直接的文化系列。
当然,这片地区还存在着一些较小的区域类型……这个疑问,只能靠以后的工作来解决。
在这样一些材料的基础上,可以推测西周的楚文化,是在从大溪到周梁玉桥等遗存的这个行列的基础上,再加入了周人的新的文化因素而发展来的。
如果这样来估计,楚文化就是在土著新石器文化的基础上,到青铜时代之时,大大地从东、北、南、西四方汲收其他文化的养料而逐步形成的。
”①俞伟超先生也同时指出,这个结论中尚有些缺环,已有的发掘材料,还有欠缺,还需要考古工作者继续寻找一些遗存,才能使我们探索楚文化渊源的考察更为完满,更令人信服。
因此,要真正寻找楚文化之源,从比较实证的材料看,还要在文献资料中找到佐证,因为目前考古发现的资料毕竟还有限,而且由于年代久远,说服力还不十分充足。
据《史记·楚世家》与《国语·郑语》等典籍记载,楚人应是祝融的后裔。
《史记·楚世家》载:
“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工(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日祝融。
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
”这段话中,帝喾即是高辛,重黎与吴回是兄弟俩,火正是五行之官,这个官的职司,据《汉书·五行志》说是专掌祭火星,行火政的,他生为火官之长,死为火官之神,是半神职的官,凡是当上这种官的,都是社会上有很高威望、被认为最有学问和地位的巫司。
高辛先命重黎为火正,由于他有功,因而命名他为祝融,意为光融天下,后共工氏作乱,帝喾命他讨伐之,他没有尽到职责,于是被高辛诛杀,又命重黎兄弟吴回为火正,命名为祝融。
楚人对祝融是十分敬重的(即对重黎、吴回兄弟俩),《左传》上记载,夔子不奉祀祝融,楚人便非难斥责之,以为大逆不道。
当然,由于高辛与祝融是君臣关系,楚人也特别敬重高辛,他们甚至把高辛奉为宇宙的主宰,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帛书上有“帝复乃为日月之行”的句子,帝灸,即帝俊,高辛的别称。
从火正职司看,可以知道,楚人在很早的时候即已产生了对天文历象的认识,并且具有了观象的经验,用这些经验来为当时原始的农业生产服务。
《左传·襄公九年》载:
“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味,以出内火。
是故昧为鹑火,心为大火。
”这就是说,上古时代的火正,有时观测大火,有时观察鹑火,看这些对象的演变情况,这些对象(即大火、鹑火)都是星座的名称,它们的出现与农时的节气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如大火,夏代中期时昏见在春分时节,而到商代,要到春分后好几天才昏见①,由于这个变化,影响到农时节令也应作相应变化,农事的播种等工作也就随之有所改变。
当然,我们也应同时指出,楚人在把祝融奉祀为祖先的同时,也将其视为神,并随之产生各种有关的神话传说,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了后代的文化。
例如,《庄子·肤箧篇》、《礼记》、《白虎通》等典籍中,把祝融列为与伏羲、神农齐驾的三皇之一,《山海经·海外南经》中更把祝融的形象神话化了:
“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
”又由于祝融是火正,于是楚人便将其列为炎帝之下司夏属火之神,《山海经·海内经》中还专门介绍了炎帝与祝融的关系,《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中也有如此之说,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帛书中也有“炎帝乃命祝融以四神降”之句。
更有甚者,汉人的传说中,将祝融视为凤的化身,《白虎通》中即有此说,这大概应是承袭楚人的传统观念。
楚人在早期的意识中始终将凤看作至善至美之神鸟,从出土文物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凤的图像,它们代表了楚人的某种意识与信念。
作为楚人先祖世族的祝融,今天看来,实际上代表了一个原始氏族部落联盟,祝融本身是这个部落联盟的代表,他们活动于今天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尤其集中于江汉一带,因而到商代时,殷人称祝融部落为荆,荆是一种丛生的灌木植物,它盛长于长江中游地区。
在夏商时代,祝融部落的八姓逐渐在上古民族迁徙的冲突中解体并被夏、商所灭,其中残部活动到了丹阳一带,引出了后来的楚族与楚国。
应当指出,这个地区天然的地理、气候等客观条件,是形成楚文化特色与体系的重要原因,后人将其称为“江山之助”,这是恰如其分的话语。
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王夫之在《楚辞通释·序例》中都曾谈到这一点,他们指出,“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叠波旷穹”,可以荡摇性情,“江山光怪之气”,确能促发人的才性。
楚这块地域,在华夏大地上是一块十分丰饶多产的土地,它东接庐淝,西通巫巴,南极潇湘,北带汉沔,境内有衡山、九嶷山、荆山、大别山,有湘江、沅江、澧江、洞庭湖,山林葱郁,江湖浚阔,山川形美,民丰土闲,这样的地理环境,加以风调雨顺的气候条件,自然使得在这块土地上休养生息的人们其所创制、形成的文化能迥异于北方黄河流域的文化。
这块土地上的丰饶物产,也为楚人的经济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墨子·公输》、《汉书·地理志》、《战国策·楚策》等中都详列了楚地的丰富物产,江南地广,民以渔猎山伐为主,食物常足,不忧冻饿,这就使他们有可能清慧,爱美,富于想象,形成浪漫奇特的风格,染上玄妙、奇丽的色彩,从而铸就了楚文化的迥异于其他民族与地区的特征。
二、楚文化的发展
1.萌芽期
祝融后代的八姓,历史上称为“祝融八姓”,其中之一为季连,姓芈;祝融八姓先后为夏、商所灭,留存残部活动到了荆楚地区,其中有季连后代以芈姓为主的楚族,因此,季连成了楚史上继祝融之后的一个著名先祖。
活动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芈姓楚族,其命运并不怎么好,他们被北方中原人视作蛮族,《史记·楚世家》载楚人“或在中国,或在蛮夷”,意即他们的活动地域有时在黄河流域,有时在长江流域,当时的长江流域被称为“蛮夷地区”。
殷商对这些居住于南蛮地区的楚族常加挞伐,殷商军队甚至打到了楚境内,俘虏其不少将士,这种不时地侵扰对楚的发展无疑起了很大的遏止作用,而且北方中原人根本瞧不起南方楚人,他们称楚为楚蛮、荆蛮,蛮夷本身,即是一种蔑视的体现。
楚在华夏舞台上崭露头角的时期,开始于商朝末期与西周初期。
其时,楚出现了一位较有作为的君主——鬻熊。
鬻熊统治下的楚国虽然臣服于商,但由于其时的商已控制于暴君纣之下,纣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商人的极大不满,国基已呈分崩离析之势,而西部的周族却在逐渐崛起,鬻熊为求楚族的生存与发展,同周建立了密切联系,他还亲往周谒见周君主西伯姬昌,颇得赞赏,《史记·周本记》载周君主“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太颠、闳天、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其中太颠、闳天、散宜生是周族重臣,辛甲大夫弃商归周,位至公卿,鬻子与他们同列,可见其在西周君主心目中也是一个显要的人物。
这便大大提高了楚的声誉与地位,此后,楚国君便以熊为氏,其子孙为熊丽、熊绎等,后代楚人还曾以夔子不祀鬻熊而认为大逆不道,足见鬻熊在楚人心目中的地位,他是仅次于祝融、季连后的第三位楚史著名人物。
楚获得西周天子的第一次正式封号是在熊绎时,《史记·楚世家》载,周成王时,“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
而熊绎则“事成王”。
对楚国来说,这实际上还是没能改变它的臣属地位,也没有表明北方中原对它态度的变化,仍称其“蛮”,只是承认了它实际存在的事实。
这本身对楚而言,却也是不容易的,它是楚几代君主努力的结果。
熊绎及其部众就在这块号称“楚蛮”的土地上耕耘着,奋斗着。
《左传·昭公十二年》有记载说:
“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
筚路蓝缕,以处草莽。
跋涉山林,以事天子。
”这里,“辟在荆山”,十分清楚地点明了楚人其时的奋斗之状,“筚路蓝缕,以处草莽”,更是形象地画出了楚人清苦生活与荒凉简陋环境的实景。
楚族的艰苦进取,一时上并没改变西周王朝对它的态度,仍视其为“蛮夷之邦”,并对其采取歧视政策,贬低它的地位。
周成王分封诸侯后,曾在岐阳(今陕西省岐山县东北)会盟天下诸侯,确定天子权威,加强周王朝统治基础,熊绎也被应召,然却命他做一些事务性工作。
《国语·晋语》记:
“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蕴,设望表,与鲜牟(卑)守燎,故不与盟。
”这是说,熊绎的工作,一是会前将滤酒用的香草树立在会场的座席上,二是放置可以望见的木牌标志,标明天子与诸侯的尊卑座次,三是正式盟会时他与东夷族的鲜牟(卑为误)国君一同看守大殿前庭院中燃烧的火炬。
楚在诸侯会盟时是如此的地位,自然引起楚人的很大不满,楚周关系也就渐为恶化了。
周成王晚年时,楚的青铜器生产已大为增加,但它没有满足周王朝对青铜的要求,致使周天子不惜远征,率军南伐,强掠楚国,这些情况在铜器铭文中有记载。
到周康王、昭王时,周率师南征的情况更为多见,“昭王五十六年伐楚荆”,“昭王五十九年”南下伐楚,然结果却未必使周满意,有几次,周师反遭败北(如昭王五十九年汉水一战),这表明,楚的实力在逐步增强,已经开始可以同周天子的力量相抗衡了。
楚国到熊渠时,懂得了与周围蛮夷之邦的睦和,《史记·楚世家》载“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反映了楚睦邻政策的成功。
同时,熊渠也凭其军事实力向外扩张,尤其是征服占领了鄂国,给楚的发展带来了很大好处。
鄂地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且地理位置重要,尤其是其中的铜矿资源,促进了楚的青铜器的发展。
这时的熊渠,翅膀渐丰,他打算自主了。
《史记·楚世家》记:
“熊渠日:
‘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
”’这就是说,熊渠虽仍自认“蛮夷”,但这“蛮夷”已非昔日之“蛮夷”,而是可以不必遵奉北方中原地区(中国)的名号了。
熊渠开始自封自己的儿子为王,大儿子为句宣王,二儿子为鄂王,三儿子为越章王。
不过这个封王由于周厉王的多次讨伐,熊渠不得已暂时予以取消,目的是为了保存实力,避免矛盾。
但是周宣王时,周朝军队还是出师征伐楚国,“蠢不荆蛮,大邦为仇”,“征伐犷狁,蛮荆来威”,《诗经·小雅·采芑》所写即是这次讨伐的记录,而且周宣王又同时把王舅申伯迁到谢邑,建立一个申国(今河南南阳一带),以遏止楚的势力,这一来,楚在西周末年与春秋初期,发展势力受到了暂时的牵制,这个时期楚的君主若敖、霄敖、蚧冒依然继承了先辈的传统,“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左传·宣公十二年》),披荆斩棘地建设奋斗。
楚从先祖开始创业,经过许多代君主率臣民的艰苦奋斗,到若敖、蚧冒时的西周春秋时,走过了它第一阶段的艰难创业历程。
在这一阶段中,楚文化尚属于萌芽状态,这一方面是因为楚人本身尚处于初创期,落后的生产条件和简陋野蛮的生活方式,使他们尚难以创制出自己的有特色的文化,因而这一时期的楚文化,同华夏文化分别不大,同蛮夷文化也接触不多,不论是考古遗迹还是文献记载,这一阶段都显得不十分鲜明突出,只能看作介于华夏文化与蛮夷文化(楚四周蛮夷小族的文化)之间,略有分别而标志不明显。
不过,这一时期还是有些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
例如,鬻熊生前据记载曾写过一些文章,发表过一些政治见解,后人将其汇编成《鬻子》一书,此书列入《汉书·艺文志》中。
又如,周成王时曾一度亲自率军南征楚,要想得到楚的青铜器,说明楚在其时的青铜器生产已相当发展,特别是后来楚占取了鄂国的大冶铜绿山铜矿,这大大促进了楚国兵器、礼器等的冶铸制造。
据考古发掘报告,铜绿山矿区在西周或西周前即已有古冶炼场地,遗留矿渣甚多,累计推算其时的铜产量不少于八到十二吨,一些炼铜炉出土时,推测其炼炉的年代均在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①。
青铜器的冶铸,标志着楚国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已达到相当高度,它在当时诸侯各国中比较早地进入了青铜器时代,这是楚国生产力发展和社会文化发展的标志之一。
2.勃兴期
楚文化的真正产生与形成,并得到勃兴,是在楚进入春秋中期,即武王、文王时期以后,其时的楚文化,才开始有别于华夏文化与蛮夷文化,成为自身具有丰富内涵与特色的独立文化。
正是由于楚走着一条逐步由弱小到强盛的独立发展道路,才使楚文化有了它自己发展的契机与动力,这是楚文化之所以能自立于华夏文化、蛮夷文化之中而独树一帜,成为中华文化重要一支的根本原因。
经过若敖、蚧冒等君主的励精图治、艰苦创业,和楚人在君主带领下的勤奋创业,楚国的国力逐臻强大,到熊通时,已能雄视汉水流域。
熊通也是个楚史上比较著名的人物,他胸怀抱负,雄心勃勃,立志于楚国的强盛。
他自号武王,在诸侯中先声夺人,并且同时向四周扩张。
他首先进攻随国,这一方面因随国在四周小国中相对比较强大,降服随可威慑其他小国,更主要的,随国是周王朝的同姓国,他的这一举动无疑是向周王室发信号,要求晋封爵号,因而他在世时曾三次伐随。
随禁不住楚武王的数番攻打,不得已臣服。
这期间,楚的农业、手工业、青铜兵器制造业均大为提高,大大增强了国力与军力。
楚武王在三伐随国的同时,还开拓了江汉之地,打败吞并了四周的其他几个小国,如邓国、权国、罗国等,使楚的实力大增。
武王死后,文王继位,把国都由丹阳迁到郢,由于郢的客观地理优势条件,使它成了楚史上长达四百余年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文王继位后,又相继消灭了申、吕二国,并开始北进,这不仅摧败了周王室遏制楚北进的防线,而且使楚登上了与北方中原诸国争霸的历史舞台。
楚文王在北进的过程中,首先灭掉了息国与蔡国,这使它的势力又向东北方面扩进了。
与此同时,楚文王开始设置县制,这些县直接属于中央管辖,这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中是个首创。
如果说,楚文王时已开始登上中原争霸的历史舞台,那么,真正在这个舞台上演出活剧的,应该说是文王之后的成王,楚成王时期,楚国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楚成王一登基,就做了几件巩固统治、增强国势的事情。
他一面主动与各诸侯国搞好和睦关系,一面派人送礼品给周天子。
待成王平定了国内的夷越之乱,同时将势力扩张到洞庭湖,整个疆域达到南北千里时,他就停止了进贡礼品给周天子。
紧接着,成王就开始了他争霸中原的一系列行动。
他先派兵连续进攻郑国,郑国向齐告急,齐桓公便率领八国军队南下讨楚。
面对强大的以齐国为首的八国联军,楚成王沉着冷静,一面亲率大军准备还击,一面选派能言善辩的大夫屈完同齐谈判,结果,慑于楚的充分准备,齐只得同楚谈判,和谈成功,各自退兵,楚解除了一场严重的军事威胁。
不久,齐桓公病死,齐国内乱,楚便乘机向中原扩展。
这时,宋国国君宋襄公试图继齐而起,他邀齐楚在鹿上会盟,要求中原诸侯奉自己为盟主。
然而,宋襄公没有料到楚成王中途有诈,活捉了他,而后又释放了。
宋襄公决计报仇,于是两国便在泓水相战,由于宋襄公的一味讲“仁义”,不谙军事战术,结果遭大败,自己也随之一命呜呼,楚成王获得了大胜。
他接着又同晋文公展开了城濮之战,但是,这一战楚军败北,晋军大胜,晋文公成为煊赫一时的霸主,而成王却从此一蹶不振,并被其子威逼而死。
成王在位四十六年,其间分别战胜了齐、宋,使楚的实力有了进一步的增强,在中原争霸过程中显示了他的气魄。
后来由于用人不当,号令不严,致使晋楚之战遭失败,但他本人仍不失为楚史上一个重要人物。
从武王、文王的悄悄崛起,到成王的争霸中原,这一历史时期内,楚虽然还未真正成为华夏一大国,国力也有待进一步增强,但这一时期楚的迅速发展则是无可非议的。
伴随着国力的逐步强盛,楚国文化的各个领域都较前一历史阶段大有发展,呈现出勃勃向上的气象。
最明显的表现是农业生产的火耕水耨、筑陂灌田,青铜器的采掘、冶炼、铸造,以及兵器、礼器等的制造,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从铜器铭文的考证看,楚国的文字也已形成,它与北方夏商文字既有相合处也有迥异处,具有楚地自己的思维特征。
最能表现时代特征的陶器的纹饰、形制、式样等也都起了较大的变化。
毫无疑问,楚文化之所以能发展并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其重要因素之一,是它在楚国逐步扩张发展中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方针,即不管是北方的文化,还是四周蛮夷之族的文化,它都吸收进来,这样一来,自然大大促发了本国本族文化的长进,也刺激了它对外来文化的兴趣与积极性。
从许多出土文物中我们看到,即使是一些小国的文化特征,也能在楚器中找到痕迹。
用张正明先生在《楚文化史》一书中的观点来说,楚的这种文化发展方针,叫做“师夷夏之长技而力求创新”,这种说法是比较符合楚国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否则便难以理解为何楚文化会伴随其国力的强盛而同步发展,更难以理解何以代表楚文化的器物上会染有北方中原文化与四周蛮夷小国文化的印记。
3.鼎盛期
楚国的鼎盛期,在楚庄王时期。
这一时期,无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在楚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章。
然而,鼎盛气象并非庄王一登基即形成了。
庄王继父位登基时,年纪还轻,这位胸有韬略的年轻君主,居然在即位伊始的三年中,不问政业,只顾纵情享乐,游猎酗酒,沉湎于声色之中,大臣们朝见,他一概不闻不问,也不发布任何号令,朝廷上下忧心如焚。
此时大夫伍参冒死进谏,楚庄王回答:
“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
”伍参大惊,深感庄王气度不凡。
果然在庄王发现苏从是个人才,可委以重任时,便一改往态,与之促膝长谈。
庄王三年不理朝政,表面上装糊涂,实际上则是在增长阅历,考察忠奸,了解动向,一旦物色到了社稷之臣,他便专心致志的治理朝政了。
当然,此时楚国的问题成堆,庄王先是任命一批才德兼备的大臣担任重职,同时削弱乱党势力,杀了几个奸臣,而后对付外来侵敌,率军迎击庸军,消灭了庸国,这使楚国顿时转危为安,稳定了楚国上下,改变了局面。
之后,庄王便施行整肃内政的方针,严明赏罚,力倡勤俭,重视生产,以祖先“筚路蓝缕”精神策励国民,同时训导军队官兵,要他们提高戒备,加强训练,不要骄奢淫逸,并同时改革兵制,改进战车,经过几年努力,楚国出现了一派富国强兵的新气象,于是,庄王便决定与中原各国争霸,并企图吞并天子,问鼎中原,威震天下。
周天子闻讯大惊失色,派王孙满探情,言谈中,庄王傲慢地询问象征天子权力的九鼎之大小轻重。
由于王孙满的一番陈说,庄王辨到了问鼎的利害得失,便改变策略,以尊奉周天子为旗号,用威德兼用手段,达到称霸目的。
在整个实现霸业的过程中,楚庄王在以下几个方面作了努力:
第一,镇压了国内的若敖氏叛乱势力,去除了一个大隐患;第二,善于容忍部下小过,抚慰人心,博得部下对他的忠效之心;第三,虚心听取进谏,改进自己的缺失;第四,善于任用贤人能臣。
这当中,特别是善用人才,极大地有助于庄王的国内统治与称霸事业,其突出事例,即是对令尹孙叔敖的重用。
孙叔敖聪明好学,机智仁厚,成年后曾主持修建水利工程期思陂,这个工程是古代最早的一项大型水利工程,它比魏国西门豹的邺渠、秦国都江堰、郑国渠等都要早几百年,影响很大,这项工程的建成,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
孙叔敖受重用后,果然不负庄王所望,他办事认真,广搜人才,力倡法制,成了楚庄王的得力助手,《史记·滑稽列传》载:
“孙叔敖之为楚相,尽忠为谦以治楚,楚王得以霸。
”在实行以上几个方面策略的同时,庄王又粉碎了戎、庸等国的围攻,巩固了南方,与吴越结盟,免除了东部之忧患,改革了内政,发展了经济,使国力日臻上升,威望日隆。
继之,他又威降陈国与郑国,同晋国进行泌地之战,打败了称霸几十年的晋国军队,制服了宋国,致使陈、郑、宋三国均投降楚国,与晋国形成南北分霸局势,并终于在中原诸侯会盟时,理所当然地成了盟主,使其霸业达到巅峰。
庄王在位共二十多年,这二十多年时间,楚国由一个试图称霸的一般诸侯国,成为中原盟主地位的泱泱大国,这相当程度上应该属于庄王的作为与贡献,他自然成了楚史上著名的有作为的国君之一。
在此同时,楚文化也伴随楚国国力的趋于鼎盛而呈现繁荣景象,表现于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
当然,从时间上说,楚文化的这种鼎盛期,并不仅仅表现于庄王一朝的二十多年时间,它一直延续到了楚国的中后期,基本上到吴起变法之后。
这一阶段的楚文化,主要反映在以下一些方面:
首先是影响决定经济发展的铜器和铁器有了发展,青铜冶铸业的技术比前更进了一步,青铜器的品种也呈现更为繁多的势态,伴随这种繁多品种的出现,风格样式也更趋向于具有南方楚地的特征,同时铁器有了进一步普及与提高,不仅运用于兵器、礼器,还广泛用之于生产和生活的其他方面,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制品。
丝织、刺绣出现空前景象,无论这些工艺品的制作技术,还是式样、花纹、装饰,都具有比较高的水平,尤其花纹,呈现出具有楚地动植物样式的特征。
另外,木雕、竹编、漆绘等都形成了一系列的生产工艺流程,其装饰艺术也具有较高水准,富有楚的特殊风格。
在早期天文历法知识基础上,对星象的观察,对天文的了解,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反映艺术面貌的帛画、壁画、乐舞等,都在这一时期表现出相当的水准与风格。
总之,伴随楚国国力的趋于鼎盛,楚文化在这一历史时期气象繁荣,众花齐放。
这里特别需要提到的是青铜冶铸技术、冶铁技术,以及农业生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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