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又一年 3.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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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又一年 3.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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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又一年3
清明又一年
2016年4月14日星期四第15版:
新潮昆明于坚
我外祖母的坟冢在昆明北郊龙泉山的五老峰上,那里山脚有个黑龙潭,碧玉般的水常年流出,传说是云南龙王黑龙的龙宫。
人们环绕黑龙潭修了寺庙,院里种着梅、柏、茶花、桂花等。
几百年下来,柏树依然在着,梅树还在开花,树身乌黑纠结,花却星星般灿烂,仿佛从时间的幽窗里挤出来。
历史上寺院的偶像多次遭劫,柏树、梅花、茶花、桂树却安然无恙,它们才是真神。
每次去扫墓,人们先要去黑水祠祭拜它们,不烧香,只是摸摸树干,看看古色,闻闻古香。
寺院里有一碑,刻着阮元的诗,开头两句是:
“千岁梅花千尺潭,
春风先到彩云南。
”
春光已深。
山岗幽绿,唐梅明茶早就谢了,还剩着些开得稍晚的杜鹃,也蔫蔫的了,但新的花朵又在黑暗的蓓蕾中跃跃欲试。
云南四季,每季有每季的花。
早先,我们去扫墓,拜过唐梅宋柏,出了寺院,就走上山岗,穿过松树林,半山腰上矗着几座舍利塔,被雨水洗得像舍利子一样白。
走到山顶,外祖母的坟冢就在那里。
那是我们家族唯一的墓地,代表我家所有的先人。
母亲、舅舅和其他亲戚们每年都去扫墓,我不是年年去,以为这主要是长辈的事。
后来几个舅舅相继过世,扫墓的事就由母亲和姨妈领导。
有一年春节,我回老家看见门上的春联是买来的印刷品,词俗,贼亮,纸不进水,面糊贴不牢,是用两面胶贴的。
以前的春联,都是父亲构思、研墨,在红色土纸上书写,熬面糊张贴,大家评论一番,是我家过年乐事之一。
我忽然明白,父亲垂垂老矣,心力不济,写不动了。
母亲也老了,四五年没去扫墓,只在电话里交待香怎么插,供果怎么摆放。
父辈老了,我们已经成为长辈,得负起责任。
我和几个表亲清明节早上在黑龙潭公园门口会合。
扫墓的以老人和中年人居多,提着香、冥纸、食物、扫帚、铲子等,有人抱着鲜花,在普遍朴素低调的冥器中很抢眼。
我外祖母1980年元月24日去世,在我们家搬新居一周之后。
我家一直住两间房,所以,父亲单位分给大些的房子,全家就欢欣鼓舞,忘记了那个古训:
老人搬不得家。
搬家一周后,早晨我醒来,母亲在哭泣。
外祖母在睡眠中仙逝,享年80岁。
多年前,外祖母就为自己置下了寿材。
这些柚木板子一直放在我姨妈家小四合院的过道上,我们表兄表弟经常坐在上面说话,讲鬼故事。
外祖母仙逝后,这些板子被舅舅们运到昆明郊区村里的棺材铺,做成一口黑漆棺材,又抬回家。
舅舅们为外祖母穿上阴丹蓝褂子,脸上盖块红布,棺材里放上几套衣服和棉被。
棺材头下面摆了一袋大米,点着香。
到了时辰,来了些村里的农民,表情严肃,他们将棺板盖好,拿出一把亮堂堂的斧子,摸出几颗铁匠铺打的方头长钉,钉起棺材来。
这场面我永远难忘:
一道黑沉沉的柚木巨门,不是吱呀一声关上,而是一点一点朝着大地这个方向钉起来,永远不再开启。
然后,大家将棺材抬上一辆大卡车。
我见那袋米还放在地上,就提起来跟着走。
舅舅回来找米,见我提着,脸都白了。
他是长子,这袋米代表外祖母给后代留下的好运财富,应该是他提的。
抬棺的队伍走进青山到达墓地,风水先生出现了,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种人物。
他敲着铜锣,念念有词,围着墓坑走了一圈,洒水,上香,然后吩咐盖土,最后泥水匠用红砖砌起坟冢。
墓碑是水泥的,墓志铭是我书写的。
我少年时期有一阵迷恋传统文化,背诵古诗,练习书法,但后来又沉湎于西方文化。
那时我正在考大学,复习资料里没有一个字与外祖母的这个世界有关。
多年后,我发现她教给我的不仅是春捂秋冻、“西山山头一起雾,昆明下雨下到黑”,还有一种比我在学校学到的时髦世界观更深刻的世界观。
我和表亲随着扫墓的人们上山。
早年的坟冢都是红砖砌的,青山红冢,看上去很美。
近几年,大兴土木的风气也蔓延到墓地,大部分坟冢都拆掉老砖,用水泥马牙石砌过,焕然一新。
以前,坟冢成排,井然有序,后来哪里有空就在哪里建墓,40年下来,格局乱了。
而且墓地属于一个村庄,村主任更换了很多届,死者不断埋进来,多次重新编号,而每次都无法通知以前的墓主,我们每次上坟都得费劲地找外祖母的坟冢。
母亲在电话里说,从外祖母的坟冢可以看见远处的太阳、云彩、水库和两座小山,墓旁有松树。
但在墓园,这样的风景到处可见。
一路寻找,不得不在别人家的坟头爬上爬下,在心里默默地陪着不是。
扫过墓的人家,墓碑前都摆着些食物。
死亡提升了死者的地位,死者从家人变成了家神,依然与生者生活在一起,在黑暗里看守着世间的一切,他们责任更重大,成了生者的保佑者。
墓园其实都是家庙,在这里上香磕头,人们会比在寺庙里更为虔诚。
找到外祖母的墓了。
这次比以前容易——崭新一片的水泥冢之间,古旧的砖墓像老房子一样醒目。
坟冢长了许多苔藓,有些小黄花从砖缝里冒出来,像是也来献祭。
老砖砌的墓,每年都有变化,每年都有裂缝像皱纹一样长出来,就像活着。
每年都得带水泥、水和沙,修修补补,还要带油漆,把剥落的墓志铭描一下。
我们在坟头上插好祭旗,前后左右人家的坟头也都插一枝——惊扰了邻居,要表示一下歉意,这是母亲一再交待的。
扫干净墓台,摆上水果、糕点,叩毕,开始午餐,一时间,感觉外祖母也来了,望着我们吃这样吃那样。
她在世时,做好了饭,在门前的草墩上坐着等我们回家。
她自己先吃过,等我们回来,她摆起碗筷,为我们添饭夹菜,笑眯眯地望着我们吃。
村里的农人扛着锄头到处走动,帮人家修补墓地,也走来我家墓园坐坐,闲话:
你家的冬青好啊。
还有两棵我不认识,就问,老农等一会儿才说,是圣诞树。
他以为这样讲我容易明白,其实就是杉树,已经高入云霄,可以荫庇了。
饭桌即灵魂
2016年4月14日星期四第15版:
新潮南京黎戈
读吉本芭娜娜的《食记百味》,觉得她爱的不是食物本身,而是通过“吃”这个最显性的生命动作,来阐释生之热情。
写心爱的狗要死了,她遗憾的是“再也不能喂它吃喜欢的食物”;谈到病重的母亲,最高兴的是“母亲突然想吃在她面前做出的食物”——吉本芭娜娜认为,“渴望有人在眼前做饭的风景,正是因为母亲体内还有燃烧的生命。
”
在她的成名作《厨房》里,祖母去世后,一个女孩疯狂地爱上做饭,一个夏天翻烂了三本料理书。
有一次,女孩吃了一口好吃的猪排饭,马上打车送到另外一个城市,与恋人分享,用食物安慰刚刚失去养母的他。
《食记百味》像是一把新得的钥匙,我握着它,重新开启《厨房》这本旧书,把当年不耐烦跳过去的下厨片段重读一遍,终于懂了。
来看《厨房》中那些不厌其烦、一个个动作都工笔写出的厨事:
“祖母死了,我最后一个至亲离去……我现在的心情,依旧无比阴郁。
我一定要让我的身体动起来,我走进厨房,开始打扫,用去污剂擦洗水槽,洗了微波炉的托盘,磨好菜刀,将抹布洗好晾起来,烘干机也在轰轰地旋转,我的心情开始恢复了。
”
女孩初学做日式料理,不耐烦等水温升高或水分挥发完,就进入下一个步骤,火候不到就急急装盘上桌,常常把菜做坏,只能慢慢调整节奏——旋紧调味瓶罐,擦干盘子,重新再来,当一切整饬有序后,厨房犹如钢琴,发出和谐音阶般的美好音色……做菜,简直有习静修心的功能,类似于心灵瑜伽。
而这平静的秩序感,会把伤者托住,让她日渐痊愈。
一个又一个的动作叠加,为伤者制造出一处可以让哀伤软着陆的缓冲之地,而不会被硬生生地抛入社会,她有个避光、独处的空间,在那里慢慢地擦、洗、磨、晾、烘……人,不是电饭煲或洗衣机,不是一个按键摁下去就能执行“愈合”的命令。
人是血肉之躯,心更是富有有机性,打几针心灵鸡汤,可以让人获得短暂的情绪大幅上扬,类似喝咖啡引起的兴奋,之后,情绪一定会回落。
彻底的愈合,需要缓慢的微观累积。
通过做饭来疗伤,是用动作焐暖一颗心,更是尊重心灵这种微妙之物的修复程序。
日本文学中,食物几乎具有全效抒情功能,可以用来阐释一切治愈系情感。
比如亲情。
寿岳章子描述她妈妈做饭,和一家人围炉烤海苔的场景。
东方人很少用拥抱、亲吻来对待家人,一起吃饭,才是感情的安身之所;
比如热情。
森茉莉对食物从外形到口味都痴迷无比,她笔下的鸡蛋是新雪、压平的白砂糖、上好的西洋纸,以华丽灿烂的笔法,舞一曲微物之美;
比如生死思考。
《挪威的森林》里,渡边爱的两个女孩,精神化的直子最后被死亡的黑洞吞噬,留存的是爱笑、爱做饭、省下买内衣的钱买煎锅的绿子;
比如慰藉。
《海鸥食堂》里,幸惠问小绿,“假使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你想要做什么?
”小绿认真地想了想,说:
“吃很多好吃的。
”
而治愈系食物,几乎都是简简单单、突出本味。
寿岳章子笔下的“妈妈菜”,不外豆腐渣、山药泥之类;《海鸥食堂》里的店主,只想做最常见的饭团;《深夜食堂》每集教人做的菜,都很容易学。
更重要的是吃的氛围。
寿岳章子花了很多笔墨写一家人可以把脚伸进去的暖桌。
晚饭是一天最幸福温暖的团聚时刻,如果哪天爸爸没能回家吃晚饭,妈妈就会伤心,孩子们也会失望;《深夜食堂》的封面,一弯月牙挂在深蓝的夜空,白日喧嚣散尽,心灵进入港湾,洁净的吧台边,不得志的女歌手放声高歌,一切温暖的情愫,随着食物进入食客的心里。
东方人不太习惯光秃秃的抒情和说教,也不大相信几百块一小时的心理诊所,而更愿意用具体之物含蓄地慰藉他人。
我们的感情,不是从抽象到抽象,而是从具体到具体;不是流光溢彩的语录,而是饭菜、暖桌,是针脚密密、柔软贴身的照顾。
“爱”也是一个活体,长着温柔的笑脸和灵活的手,可见可触。
如果说俄国文学的迷人之处,是哪怕最卑微的小人物,在饭桌边一坐,也可以谈灵魂,那么日本文学的迷人之处就是,作为温暖感情集散地的饭桌,本身就是灵魂。
贺友直画画
上海沈嘉禄
朋友们想为贺友直先生祝寿,老人家很不安,也不感兴趣,杜鹃花一开,就躲到宁波老家去画画了。
阳光鲜亮,空气清新,推门看到牛羊和鸡鸭,臭冬瓜、炝蟹、黄泥螺很对胃口,饭后走在田埂上,思维非常活跃,花了一个月,以他擅长的白描手法创作了一幅反映旧上海市井风貌的《小街世象》。
一米巨制,一百多位人物,神态各异,举止生动,职业特征和社会地位一目了然,十里洋场的老上海就是这样的。
贺先生的晚年力作受到了美术界、文史界等人士的高度评价,红学家冯其庸撰文说:
“……降至宋世则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实汴京之风俗相也,近世则有陈师曾之《北京风俗画》、蒋兆和之《流民图》,亦一时记事之杰作。
今观贺友直先生所作《申江风情录》则亦张氏上河图之亚也。
”贺先生之所以能娴熟地把握旧上海的世象,与他的坎坷经历有很大关系。
他从小失恃,靠姑妈抚养,只读过小学,16岁跟大叔到上海讨生活,做过童工,学过生意,当过教师,穿过军装,失过业,尝尽了人间的酸苦甜辣,读遍了各种内容丰富的面孔,建国后才进入美术出版社工作,所以,他的作品始终体现暖暖的人文情怀。
贺先生和我谈起他画的连环画《山乡巨变》、《李双江》、《十五贯》、《皮九辣子》、《小二黑结婚》,说:
“我在创作前总要深入生活,在农村一呆就是小半年,生活蛮艰苦,收获也很大,回上海时总带回一大包素描。
”他还谈起年轻时在金荣大戏院看白戏的事。
“那时我在学生意,趁外出办事,溜进戏院里,先装作看大厅里的明星照,等检票员差不多‘下岗’了,就侧身钻进布帘里。
开始坐在最后一排,过一会装作小便,走到前排,看到有空位再大模大样地坐下,没人管。
当时日场观众较少,我就钻得进空子。
我进去看时,因为已经演了一会,倒都是大轴戏,真过瘾。
后来有点闲钱,我还在三楼的‘吊脚包厢’看过戏。
当时的演员唱功好,不用麦克风,在三楼照样听得清清楚楚。
”因为穷,他小时候吃过酒席上的泔脚,读书时留过级、挨过板子,学生意时赌过“花会”,失业时想尽办法去亲戚家蹭饭,借过高利贷,穷愁潦倒时盼望捡到皮夹子……
贺先生坦然地说:
“我是苦出身,这并不坍台。
”老先生住在巨鹿路一间很拥挤的房子里,自称“一室四厅”,他对清贫的生活已经习惯了,和左邻右舍也谈得拢。
“邮局寄来汇款单,邻居会帮我收下。
大家吃点啥,家里来了什么人,有什么小毛小病,都清清楚楚,相互关照。
我舍不得他们。
”老先生极真诚地说,而邻里都称他“画画的老头”。
遍阅人间春秋,尝尽世态炎凉,他画连环画,其实是让自己重活一遍。
贺先生每天都要“动动手”,空下来喜欢抿个一盅。
他画画总要先打好草稿,勾线用狼毫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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