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1924年的孙中山与廖仲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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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1924年的孙中山与廖仲恺
试论1924年的孙中山与廖仲恺
今年是近代民主革命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和他的亲密战友廖仲恺逝世90周年,为了缅怀两位伟人的丰功伟绩,笔者撰文来表达对伟人的崇高敬意。
本文拟从1924年孙中山廖仲恺在广州的一系列活动来展现他们是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历史环境中来共同推进中国近代化的历程,展现伟人的功绩和他们之间浓厚的战友情。
一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国共第一次合作的正式建立,开创了近代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中山先生在经历多次革命后认识到依靠军阀搞革命是不行的。
“打倒列强,铲除军阀”成为近代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面对纷杂的国内国际局面,以苏联列宁为首的共产国际向孙中山伸出了援助之手,孙中山深知苏联帮助的重要作用。
他在1924年1月底会见入驻黄埔军校的第一个苏联顾问组谈话时就强调“如果今后党在革命斗争中不学习俄国人,那么它肯定不会成功”[1]同时孙先生清楚地认识“国民党是一个成分复杂的政党”,如果国民党不进行改组将很难担负起救国救民的历史重任。
正如他在1924年1月与宋庆龄的谈话中解释的那样“宋庆龄问先生:
为什么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呢?
先生答谓:
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鲜血液”[2]“孙先生把联俄联共作为拯救国民党,拯救中国的唯一道路。
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把“民族、民权、民生”的旧三民主义确定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
廖仲恺作为孙中山的亲密战友,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的坚定支持者,被誉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第一功臣”。
这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原因决定的。
首先,廖仲恺先生得到了各方的共同支持。
孙中山、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代表、中共各方等都认可廖仲恺的能力。
廖仲恺是孙中山先生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先生洽谈的接待负责人,当中山先生在国民党内部改组时遇到重重阻力时也是廖仲恺先生坚定支持国共合作,并多次对孙先生施加影响的。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经常与廖仲恺就国民党改组交换意见,正是廖仲恺先生的多方游说才更加坚定了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的信心。
其次,廖仲恺先生与中共方面保持良好的关系,得到中共领导人的信任和支持。
李大钊等中共领导人正是通过廖仲恺的引荐在广州会晤了孙中山,表明了中共希望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的意愿。
中共方面认为,近代中国存在帝国主义列强与封建军阀的双重蹂躏,自身的力量无法实现反帝反封的任务,只有联合当时比较进步的政党国民党才有能力完成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任务。
从1903年孙中山与廖仲恺首次会面,在不断的接触中两人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廖仲恺出色的理财能力和协调组织能力使他成为孙中山重要的左膀右臂。
在国民党改组问题上,在中国共产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上,廖仲恺都积极帮助孙中山先生进行国民党改组工作。
孙中山任命廖仲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和临时中央委员,为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进行筹备工作。
在国民党一大期间,1月28日上午的大会上讨论《中国国民党章程》时,国民党右派分子、广州特别区代表方瑞麟等反对共产党“跨党”,主张章程中增加一条:
“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
廖仲恺旗帜鲜明地说“对于方君之提案,表示反对。
吾人第一要问,我们的党是什么党,是不是国民党?
第二要问,我们的党是否有主义的:
是否要革命的?
如对于我们的主义能服膺,革命能彻底,则一切皆可不生问题。
……只要问加入的人,是否诚意来革命的,此外,即不必多问,此次彼等之加入,是本党一个新生命。
”[3]右派的提案被否决。
6月18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等向中央党部提出“弹劾共产党案”,指责共产党妨碍国民党之生存发展。
孙中山和廖仲恺坚决维护国共合作的新局面。
在1924年廖仲恺先后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大元帅大本营秘书长,担任广东省省长、财政部长,国民党工人部长、农民部长等职,可见孙中山对廖仲恺的器重。
孙中山与廖仲恺为第一次国共合作作出了历史贡献,为近代中国寻找到了一条光明的道路。
二
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先生作出了创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简称“黄埔军校”)的重大决策,这是孙先生经历过无数次军事冒险失败得出的经验教训。
他认识到要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依靠旧军队是根本不可能的,必须建立新的革命武装。
为此,孙中山派遣蒋介石为首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前往苏联考察学习苏军丰富的建军经验,这也成为后来黄埔军校学习苏军的张本。
1924年1月24日,孙中山委派蒋介石为筹备委员长,成立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
28日,孙中山指定以黄埔岛的旧水师学堂和陆军小学为军校校址。
随后,孙中山热情接见了应邀来到黄埔军校工作的第一个苏联军事顾问小组,苏联军事顾问直接参加了军校的筹建工作。
2月6日,孙中山在广州南堤设黄埔军校筹备处,负责筹建的具体工作。
黄埔军校筹委会在孙中山的亲切关怀下,从2月8日首次会议到5月9日筹备工作结束,前后共召开了三十二次会议,研究讨论了军校的各种规章制度,教练计划,教职员的甄选,招考学生,服装书籍之样式种类及购置方法,修理校舍等各种重要事项,并作出了相应的规定。
5月5日,黄埔军校正式成立,定名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
6月16日,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发表重要演讲,全面阐发了孙中山的建军思想,成为了黄埔军校的办学指导方针。
他首先以俄国十月革命为镜子,对照总结了辛亥革命以来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深刻地说明了建立革命武装的必要性,明确论述了创办军校,建立革命军的主旨和使命以及对学员们提出了希望和要求。
他还亲自制定了“亲爱精诚”的校训,批准了军校校歌。
孙中山亲自担任军校的总理。
校部直接隶属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实行苏联红军的政治委员制度,建立了苏联军事顾问组,强调军事训练与政治教育并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在物质供应上,想方设法为军校解决困难,并多次抽空到军校进行观察和讲演,有时一个月要去两三次。
可以说,孙中山先生为黄埔军校的建立与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廖仲恺先生对黄埔军校的创立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被誉为“黄埔慈母”。
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设立国民党军官学校时,廖仲恺就担任了军官学校的政治部长,为黄埔军校选择军队干部。
同时,廖仲恺还与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等积极谋划筹办军校事宜。
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后的不久,蒋介石就擅自离职返回上海,并且还自行解散筹备处,给筹备人员发遣散费。
廖仲恺临危受命,被孙中山任命代理筹备委员会委员长。
为了顾全大局,尽快创立黄埔军校,一方面,廖仲恺从3月10日至4月3日,连续十次去函或去电催蒋介石返任,另一方面,廖仲恺积极完成军校的各项重要筹备事项,包括修建校舍、选定军校的各级干部。
其中,下级干部从广东警卫军讲武堂及西江讲武堂毕业学生中挑选,经考试审查后录用。
高级干部的人选,也在四月上旬基本确定。
经国民党一大代表的介绍、推荐,黄埔军校第一期四百五十名学员的录取工作也基本结束。
蒋介石直到4月21日才从上海抵广州,军校的筹备工作大抵完成,5月3日,蒋介石受任校长。
5月9日,廖仲恺被任命为黄埔军校党代表。
廖仲恺为黄埔军校的创立不计个人得失,蒋介石则坐享其成,就连蒋介石也承认是廖仲恺“赞襄总理,手创本校。
”
孙中山和廖仲恺为黄埔军校的建立,为近代中国军事人才的培养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三
刚刚成立的黄埔学生军面对的第一次真正考验就是发生在1924年10月的平定广东商团叛乱。
但在如何处理商团事件上,孙中山与廖仲恺经历了不同的认识过程。
成立于1912年的广东商团一直以来与广州的各种势力保持“中立”下不断发展。
起初,孙中山对待广东商团的态度是有希望其站在广东革命政府一边。
他在1924年1月14日出席广州市警、团联欢大会上进行演讲,勉励广东商团应明了革命主义和拥护革命,“诸君是商团,是有枪阶级,也应该担负革命任务”[4],但随着前线战事吃紧,孙中山与广东商团在征税等税收问题上出现了不同的意见,从5月下旬到8月上旬,广东商团与广东革命政府间开始产生了一系列的冲突。
5月上旬发生的“铺底捐”罢市风波是广州商人组织的第一次大规模罢市行动,广州商团还决定联合全省力量成立全省商团的联合组织——全省商团联防总部,推举陈廉伯为总长,通过联防章程,购买军械,拟定于8月13日举行成立大会。
孙中山大为震惊,“谓潮陈兵力有限,断不能与我十数省民党为敌,独商团民团,根蒂深固,声势浩大,而又不肯入党。
若一长期威焰,则革命党十余年根据地,必颠覆无余。
”此时孙中山还是希望维持广东商团的现状,时任广东省长的廖仲恺则希望对广东商团进行严惩。
8月6日,廖仲恺发出通告及命令,禁止商团联防总部成立。
10日,广东革命政府在黄埔港扣下了广州商团自海外购来的枪械9831枝,子弹337万余发。
当日,廖仲恺发布扣留商团私运枪械布告。
双方矛盾趋向激化。
12日,商团军二千余人到大元帅府请愿,要求发还枪械,孙中山在大本营接见商团请愿代表,发表演说,说明扣械原因,告诫商团军不可受人煽助。
[5]同日,廖仲恺又为扣留私运枪械事再次发出布告,详细陈述政府扣械理由,包括枪械的实际数目与向政府申领购枪护照上申报的数目相差巨大,枪械运动的实际时间与护照上填写的时间相去甚远,枪械的口径与护照上的口径不一等情形,从而认为“盖现时政府视此大棒枪械,认为其中有绝大黑幕,并且疑内裹有其他作用,故甚郑重视之”。
在遭到广东革命政府严厉拒绝后,广州商团开始酝酿全城大罢工。
第二天,广州商团继续违抗政府法令,继续举行庆祝联防总部成立活动,并酝酿总罢工,廖仲恺请派黄埔学生第三、四大队入市区维持治安。
[6]18日,商团以反对中央银行发行纸币为名,煽动全市银业大罢市。
孙中山和廖仲恺迅速采取相应措施。
19日,孙中山致书劝喻商团,揭发陈廉伯企图推翻政府的阴谋,廖仲恺下令通缉陈廉伯,指出“陈廉伯阴谋内乱,现已侦查明白,确据有四。
一为勾结吴佩孚;二为“期于八月十四日起事,推翻政府,自为督军”;三为以个人名义私运军械,事发畏罪潜逃;四为煽动罢市,诬诋政府”,同时又指出“此系陈廉伯个人谋乱,与商团无涉”。
为了防止商团罢市,22日,廖仲恺发布劝告商民切勿罢市布告。
24日,廖仲恺出席广州市民大会上发表讲话,声讨陈廉伯私运军火的罪行,希望广大商民拥护政府。
25日,廖仲恺再次发出布告表彰拒绝罢市商民。
同日,广州商团强迫商民罢市,局势有进一步扩大之势。
27日,廖仲恺在省长公署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应对办法,同时发出劝喻商民开市布告及命令。
28日,英舰多艘集中白鹅潭,炮口对准中国军舰。
英国总领事致函广州政府,声称“奉香港海军总司令训令,倘中国当局对城市开炮,所有一切可用之英海军队,应立即行动。
”[7]孙中山奋起反击,8月29日,中国国民党发表对广州罢市宣言,指出罢市商民乃受陈廉伯利用,重申“本党代表各阶级之利益而奋斗”,广州工团军、农民自卫军等八百多人向大元帅府请愿,要求明令讨伐商团。
9月1日,孙中山发表对外宣言,抗议英国政府支持商团叛乱,干涉中国内政。
在这剑拔弩张的时刻,考虑到当时广东境外北洋军阀虎视眈眈,境内陈炯明军队的威胁,孙中山接受了范石生、廖行超居中调解的条件,广州商店陆续复市。
由于未能实现严惩商团的主张,廖仲恺还主动向孙中山请辞广东省省长职务。
广东革命政府与广东商团的矛盾仍未得到彻底解决,广东商团的威胁仍未消除。
10月初以来,广东商团反对政府的活动日益猖獗。
这使得孙中山下定决心解决商团事件。
10月11日,廖仲恺被孙中山任命为全权处理商团事件的革命委员会委员,12日,廖仲恺抵达韶关与孙中山商讨对付商团叛乱事件。
同日,孙中山电令时任广东省长的胡汉民宣布广州戒严。
15日凌晨,以广州西关为据点的商团,首先向太平门、普济桥一带警卫军开火,政府军立即还击。
随后,政府军分数路向西关进攻,经过数小时战斗,终于将商团叛乱平定。
广东商团事件的解决,巩固了广东革命政府政权,为孙中山北上商谈建国大业提供了条件。
四
广东商团事件解决后第十五天,即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成功,曹锟被迫下野。
25日,冯玉祥所部改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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