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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城记》中的象征艺术探析
《双城记》中的象征艺术探析
doi:
10.3969/j.issn.1671-5918.2009.03.071本刊网址:
《双城记》发表于1859年,是查尔斯?
狄更斯创作成熟期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其主题严肃,结构缜密,语言凝练,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小说借古喻今,以描述法国大革命前贵族们的荒淫残暴和人民群众的重重苦难,来影射当时的英国社会现实,借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威力来警告英国政府和人民这场可怕的暴力革命也有可能在英国重演。
狄更斯揭露并批判了封建贵族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表达了对人民群众的深切同情,肯定了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和本质上的正义性,但同时又反对以暴力革命来解决社会矛盾、消除阶级斗争,他认为一旦革命爆发群众的复仇杀戮将一发不可收拾,必然会把国家推入无政府、无秩序的深渊,最终导致人类的自我毁灭。
因此他强烈谴责革命中的过激暴力行为,反对失去理智的革命冲动,主张用“人道主义”、“仁爱”和“宽恕”来消解社会和阶级矛盾。
为了更好地表达这一严肃复杂的主题,狄更斯在这部作品中使用了多种表现手法,其中对象征手法的运用更是炉火纯青。
小说中的自然景物、颜色色彩、声音和人物动作被有选择的纳入到了作者构想的象征世界中,成为暗示作者思想的喻象。
笔者选取小说中色彩、声音和人物动作三方面的主要意象,探讨其象征意蕴,分析作者运用其深化主题的象征艺术。
一、《双城记》中的颜色象征:
“红色”风暴与“金色丝线”
象征是指借助于某一具体事物的外在特征,寄寓或表达艺术家某种深邃的思想的艺术手法。
象征的意义具有不确定性,依赖于特定的文化、艺术家的描述以及读者的解读。
在《双城记》中,狄更斯巧妙地运用两种对比鲜明的色彩――红色与金色――来拓展和深化小说的主题。
红色在西方文化中主要指鲜血的颜色。
“red”往往使西方人联想到“鲜血”、“革命”、“暴力”和“危险”。
作品中的许多视觉意象都着上了令人警醒的红色。
随着叙事的深入,狄更斯将它们赋予了不同的意蕴来表达小说复杂的主题。
第一卷第五章第一次强有力的描写了红色。
一个装酒的大木桶掉在巴黎圣安东区街,酒桶砸碎了,饥饿的路人纷纷停下来抢酒喝,红酒沾满了地面,染红了“许多手,许多脸,还有许多赤脚”,染红了锯木男人手中的木头和哺育婴儿母亲的额头,一个“爱开玩笑的大汉”染了个一塌糊涂,用手指沾了污泥在墙上涂了个鲜红的大字―‘血’。
这个场景出现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统治阶级封建贵族的倒行逆施使民不聊生,到处都是一派荒凉饥饿的景象,饥肠辘辘的法国人民打算用暴力革命推翻法国封建贵族的暴政,改善生活状况。
狄更斯借“爱开玩笑的大汉”之手点明了红葡萄酒的主要象征意义―封建贵族统治下人民群众的血。
人们手上、脸上、额头上和嘴上的红色也暗示着他们中有些人会因为即将到来的大革命而流血牺牲,而有些人则会变得疯狂嗜血。
通过这个鲜明的颜色象征,狄更斯一方面无情地揭露了封建贵族的血腥统治,表达了对贫苦人民的深切同情,另一方面也流露出了对暴力革命的些许恐惧。
“红色”不仅浸染了食不果腹、准备揭竿而起的法国人民,也笼罩着作威作福的法国贵族。
厄弗里蒙爵爷的马车碾死了穷人家的孩子,在他回府邸的路上,象征着死亡的血色残阳吞噬着他的马车:
“旅行马车到达山顶的时候,那落日把马车里照得通亮,把里面的乘客浸染得浑身血红”(狄更斯,2006:
122)。
次日清晨,在灿烂的曙光中,“府邸的泉水仿佛变成了血水,那些石头面孔也都染得绯红”(狄更斯,2006:
137)。
血水和绯红的石头面孔暗示着侯爷的厄运―他被复仇者谋害了。
酝酿已久的法国大革命更是一场“红色”的风暴。
民众“狂奔在一面红旗之下”,愤怒的人群汇聚成“一片汹涌的红帽子的海洋”,“街上被盛行的共和国标志所映红……街上的雪里也染着更深的红色。
”随着革命烈火的燃烧,复仇的人们失去了理智,变得越来越狂暴,甚至嗜血,他们不仅将荒淫残暴的封建贵族送上断头台,还杀戮了许多无辜的人。
在巴黎特尔逊银行的大院里,革命群众在磨刀石上疯狂地磨着由于杀人过多而变钝的大刀。
他们一边磨刀,一边喝着鲜红的葡萄酒,凶器上的鲜血,磨刀石上迸出的猩红的火花,磨刀人发狂的血红眼色,交融成一片阴森可怖的红色魔影:
“又是滴滴留下的血,又是滴滴留下的酒,又是磨石上迸发出来连续不断的火花,整个这种邪恶气氛似乎都是血和火”(狄更斯,2006:
284)。
与此遥相呼应的是小说中反复提到的带着血腥味的“吉洛提”(断头台):
“它砍下的头太多了,所以它,还有那被它污染最甚的土地,都变成带血腥味的一片殷红”(狄更斯,2006:
296)。
随着故事的发展,“红色”逐渐蜕变为暴力革命中日益彰显的人们的疯狂、残暴和嗜血。
这种蜕变恰如其分地表达了狄更斯的思想:
暴力革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矛盾、消除阶级斗争,相反地,杀戮和复仇会将使群众失去理智,变得麻木嗜血,酿成新的压迫。
与席卷而过的“红色”风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股鲜明而淡定的色彩―“金色”。
“金色”在西方文学文化中象征着仁爱、忠诚和救赎。
狄更斯有意把小说的女主人公露西(Lucie)描写成满头金发的漂亮姑娘,并在小说中反复提到她的金黄色头发。
她被亲却的叫做“金虫儿”。
她的纯洁和仁爱感染甚至是救赎了她周围的人。
狄更斯用“金色丝线”来比喻露西的爱:
“她是一根金色之线,……而她的语声,她的容光,她的抚爱,几乎总是对他产生有益的强大的影响”(狄更斯,2006:
84)。
在露西的精心照料下,遭受法国贵族迫害而神志不清的父亲马纳特医生慢慢恢复了记忆,“起死回生”,返回到了正常生活。
银行家劳瑞(Lorry)先生在与露西的接触中,从一位自称是没有任何感情、只会赚钱的商人变成了一个满怀爱心的人。
露西也唤醒了深藏在落魄潦倒的浪荡子西德尼?
卡屯心中的理想和爱。
露西在革命的“血色风暴”中默默地编织着仁爱和救赎的“金色丝线”:
“露西一直在匆匆缠绕把他们都维系在一起的那根金线,把她那给人带来幸福的力量织进他们所有人的生命组织中去,并且不偏不颇”(狄更斯,2006:
227)。
被露西用金色丝线穿起来的人们也在默默传递着这根“仁爱”的“金色丝线”:
露西的父亲马纳特医生用“仁爱”之心包容了仇人的儿子夏尔?
达奈,并答应了达奈和露西的婚事。
在达奈的身世被德发日太太告发,疯狂的革命群众将他判处死刑时,作为“情敌”的西德尼?
卡屯并没有横刀夺爱,而是自己替换出了达奈,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己之所爱露西的幸福,他也因此得到了救赎和永生―从一个自甘堕落的浪荡子变成了为爱赴死的英雄和传播“仁爱”的先知。
在这场“血色风暴”中整个第二卷――文章的主体部分――也是以“金色丝线”作为卷名的。
可见“金色丝线”进一步点明了小说的主题:
“红色”的暴力革命风暴只能将人类推向以恶治恶的循环,而代表着“仁爱”和“宽恕”的“金色丝线”才能消解人类社会的种种矛盾。
通过巧妙运用同“红色”多层次的象征意义,以及“红色”与“金色”相对立的象征意蕴,狄更斯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小说复杂的主题,同时也增强了故事的表现力和艺术性。
二、《双城记》中的声音象征:
“足音回响”的二重奏
除了色泽鲜明的视觉象征,狄更斯还创造了多种声音象征物来烘托主题。
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风声、雨声、雷声、海浪声和脚步声,在小说中此起彼伏,汇聚成一曲铿锵有力的交响乐。
其主旋律是反复出现的“足音回响”。
露西和父亲相认后住在伦敦“离叟侯广场不远的大街上一个幽静的拐角。
”这里是个“反射各种回声的奇妙街角。
”狄更斯这样描述这奇妙的回声:
“这拐角里,到处反复回荡着脚步的回声,有的仿佛在窗下,有的仿佛在屋内,有的来了,有的去了,有的中途停息,有的嘎然而止”(狄更斯,2006:
122)。
正如露西所感受到的,这些脚步是要走进她的生活当中来的那些人的脚步。
这曲不断回响的足音二重奏由两组对立的音符组成。
一组是奔腾而来“迅速、凶猛而又狂暴”的革命群众的脚步声。
这些足音是阴沉的、猛烈的、可怖的:
“它们开始发出一种可怕的声响,仿佛是法兰西一场掀起惊涛骇浪的巨大风暴的声音”(狄更斯,2006:
229)。
它象征着在海峡彼岸蓄势待发的法国大革命。
在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当晚,狄更斯再次提到了这可怕的足音:
“这些脚是鲁莽、疯狂而又危险的;而且,自从德发日酒铺门前摔破了酒桶以后经历了这么多年,这些脚一旦浸染上红色,就不容易清洗干净了”(狄更斯,2006:
238)。
凶猛的足音和凶煞的血色在革命之夜碰撞在一起,渲染着暴力革命的危险和疯狂。
然而回荡在露西寓所的还有另一组足音:
“她丈夫的脚步健壮有力,生气勃勃;他父亲的脚步踏踏实实,稳稳当当。
”“她孩子的回音,还有她年迈父亲那总是富于活力、沉着坚定的脚步回音,还有她丈夫的回音,总是和她的心贴得那么亲近……”(狄更斯,2006:
229)这些足音与狂暴的革命脚步声形成鲜明的对比,它们象征着仁爱和幸福。
反复回荡的足音构成了《双城记》的主旋律――狂暴的“革命”之音和温馨的“仁爱”之音的二重奏。
二者相互竞争,相互作用,点明了小说的主题――“爱”与“恨”的较量、“仁爱”与“复仇”的较量,谱写着这部关于爱恨生死的华丽乐章。
三、《双城记》中的人物动作象征:
变幻中的“编织”
狄更斯也将人物的动作赋予多层次的象征意义来表现故事的主题。
比如革命群众的“磨刀霍霍”和“死亡之舞”象征着暴力革命的种种罪过――疯狂、嗜血和新的压迫。
文中最主要的象征动作是“编织”,这个动作贯穿小说始终,以其变幻的意蕴演绎着故事复杂的主题。
“编织”在西方文化文学中象征着命运和复仇。
在希腊神话中,掌管命运的是三位女神:
克罗托(Clotho)、拉切西斯(Lachsis)、阿特洛波斯(Atropos)。
最小的克罗托掌管未来和纺织生命之线,二姐拉切西斯负责维护生命之线,最年长的阿特洛波斯掌管死亡,负责切断生命之线,即使是天父宙斯也不能违抗她们的安排。
狄更斯在故事中赋予了“编织”这个动作多重象征意义。
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妇女们的编织记录着法国贵族的罪孽,反映了被压迫的法国人的反抗意识。
当侯爵的马车碾死了贫苦人家的孩子,德发日太太“一直像命运女神一样坚持不舍地织毛线”(狄更斯,2006:
120)。
她将仇人及家属的名字都编织在她的毛线活中,一旦时机成熟,她就会发动人民对他们复仇。
德发日先生说:
“就是最懦弱无能的家伙不想活了,要把自己从人世上抹掉,也比从登记在德发日太太毛线活上的姓名和罪状中抹掉一个字母要容易”(狄更斯,2006:
185)。
当问到德发日太太在编织什么的时候,她不慌不忙的回答道,“寿衣”(狄更斯,2006:
187)。
许多妇女也和德发日太太一样机械地反复地编织着:
“所有的妇女都织毛线活。
她们织没用的东西;不过,机械性的工作是用来作为吃喝这种行为的机械性替换的;双手动作是代替嘴的咀嚼和肠胃的消化的;如果那瘦骨嶙峋的手指停下不动了,那么腹中就会更加饥肠辘辘”(狄更斯,2006:
200)。
妇女们的编织是贵族苛政的象征,是他们罪孽的记录。
在这些对妇女们编织的描写中,狄更斯无疑表现出了对贫苦劳动人民的同情和对封建贵族暴政的强烈谴责。
但是随着情节的发展,妇女们的编织逐渐变成了狂热、嗜血和新压迫的象征。
对这层象征意义的描述在同样的章节中有描写:
“暮色四合……这时女人都坐着织了又织。
……有朝一日,……就是她们本身,(上接第144页)也逼拢在一架如今尚未造成的机器周围,她们得坐在那儿,一边织了又织,一边还在数着那一颗一颗落下来的人头”(狄更斯,2006:
200)。
这是多么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
我们在这里找不到作者对她们的同情,相反地,狄更斯对她们的编织动作感到恐怖,他预见了这些妇女将会在暴力革命中变得狂乱和嗜血。
在大革命中,以德发日太太为首的革命群众也要密谋将无辜的露西一家送上断头台。
当德发日太太的手指指着小露西,作者这样描写道:
“德发日太太停下手中的编织活,还拿毛线针指着小露西,就像那是命运之神的手指一样”(狄更斯,2006:
289)。
这个曾今记录苛政压迫的手指在暴力革命中已逐渐变成一种新的压迫,像命运之神一样可以随意左右、践踏人的性命。
而编织这一象征动作也发生了质的变化。
在小说的后半部不断出现这样恐怖的场景:
在行刑场、在张着血盆大口的吉洛提前,坐着一排编织妇女:
“像在公园看游艺节目似的”(狄更斯,2006:
402),她们一边编织一边数着落下来的人头。
正是这种象征意义的变幻反映了小说的主题:
尽管暴力革命是正义的反压迫的斗争,但是它并不能消除社会矛盾、救赎人民,相反地,它会将人民推向疯狂、嗜血的状态。
四、结语
狄更斯在谈到《双城记》的创作经历时说:
“我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来创作《双城记》,经过无数次的修改,总算感到满意。
能够偿还我在创作中所付出的心血的,决不是金钱和其他任何东西,而是小说的主题意义和创作完成时的喜悦”(傅守祥,2004:
52)。
的确,从本文对这部小说的典型象征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小说中的象征不是平面的、零散的,而是紧紧围绕主题的多层次的、高度化合的统一体。
狄更斯巧妙的运用了同一象征物的多种意蕴,不同象征物的对立和同一的意蕴,创造了视觉、听觉和动作多维度的象征空间,来表达、拓展和深化小说的主题,使读者从感官到心灵都受到强烈的感染和影响。
《双城记》表现了狄更斯高超的象征艺术,不愧为狄更斯的殚精竭虑之作,它留给读者和学术界无尽的思想和美学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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