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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历史重建信仰
发现历史重建信仰
信仰问题与历史病灶
历史观我觉得是可以说点什么的。
在旧的历史观崩溃的时候,新的历史观的地基打在哪儿,几根柱子,几根房梁,先盖起一两层,最后可能到七八层,我觉得基本上可以看出来。
我觉得我能说到十之六七。
应该说,人类的生活有多广,信仰的涉及面就有多广。
比如说我们信仰什么样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甚至什么样的婚姻关系、两性关系,等等。
你相信那是最理想的,那就是信仰。
这是广义的信仰。
但是我们通常谈信仰,说的都是所谓终极关怀层面的东西,就是最核心的东西:
人生的终极意义在哪里?
怎么安身立命?
怎么让人生意义最大化?
仅就这一点来说,信仰就是在哪儿找到安身立命的处所,找到人生意义最大化的办法,这样做了才觉得死而无憾。
我觉得这种信仰是我们通常谈到的最高层次的信仰。
很多西方人觉得,上帝是无限的,是永恒的。
走近上帝,同化于上帝,你就进入了不朽,进入了永恒和无限。
中国儒家也有一套说法。
最标准的答案就是张载的《西铭》所表达的: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浑然中处。
……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存,吾顺事,没,吾宁也。
”就是说,生存的时候按照天地的道理走,与天地万物精神往来,赞天地之化育;死就踏踏实实地死去。
他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办法,就这么活,就这么死。
他在那套天道人伦、物我关系之中追求我与他人、我与天地万物、我与道融合的最高境界,按照冯友兰先生的说法就是天地境界。
中国现在的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呢?
人们曾经信奉雷锋那个广为流传的说法: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假如把“为人民服务”替换成“共产主义事业”,那就变成了保尔的话:
人生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
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
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致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致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这也是在解答人生的最高价值、最高意义、终极关切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出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流行开来之后,上帝和天道就被置换成了共产主义事业或历史规律。
人类从原初走到工业文明,发展出资本主义,然后出现经济危机,等等,这都是史无前例的事。
按照苏联或者说斯大林的模式搞社会主义建设,搞现代化,又是全人类都没有的经验。
斯大林在前面走,毛泽东在后面跟。
他觉得自己能走得更好一点。
他有的地方的确要好一点,至少在搞人民公社的时候不像苏联似的那么稀里哗啦。
但是后面紧接着他就出了更大的问题――大跃进……。
斯大林觉得真理在握,掌握了历史规律,根本不容反对,显现出极端的自负。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
面对历史上没有固定答案的问题,无论是谦虚还是自负,都应该允许试错和调整,如果不允许争论,让自负的掌权者一条道走到黑,这才是大问题,而且是中国和俄罗斯历史上的致命之病。
于是,核心问题是:
我们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都是人类历史上的病灶引发的。
寻找我们安身立命的观念体系
实际上,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都在寻找一个共同的价值目标。
儒家提供的答案,让人们活得很踏实,活得很安宁,不存在所谓信仰的困惑问题。
道家和佛家也有一套很完备的说法。
甚至到了当代也有,雷锋和保尔的话就为我们提供了答案。
总之,哪个时代都有,无非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而已。
今天的问题是,没有一种观念能够让大家共同认同,像当年的儒家或者后来的毛泽东思想一样,成为中国文化中一个历史阶段的主流精神。
现在没有,但它一定会有的。
人们都在寻找它。
总有一种说法比较有竞争力,会为大家共同接受。
我想,我不知道它在细节上是什么样,但我猜测,在整体上它得满足几个条件:
最上面的一点是合乎天理,最下面的一点是合乎人心,中间的一点是合乎日用人伦。
中国哲学中有一句话叫做“极高明而道中庸”。
冯友兰先生用这两条标准衡量各家学说所达到的水平。
“极高明”的意思是,要给人提供一个关于终极意义的解释,要让这个解释达到天地境界。
道德境界不够,功利境界更不够,像动物似的自然境界就更不用说了。
要与天地合一,与宇宙精神往来,像道家所说的那样,神游无限,这才算是最高境界,解决了人的终极问题。
什么是“道中庸”?
我先打个比方,一个人“极高明”,可以像道家那样与天地进行精神往来,但每天“和光同尘”,在单位当一个老好人,在家就是一天到晚看电视,吃饱了就睡,这看不出他的高明。
他的精神和世俗生活是分开的,“极高明”有了,“道中庸”却没有。
怎么办呢?
要像儒家,“乾称父,坤称母”―?
一天,是我的父亲,地是我的母亲,我呢,就在这中间,皇帝是我的大哥,天下人都是我的同胞,天下万物包括猪马牛羊都是我的朋友,我也如此对待他们。
这样,他的日常生活贯彻了日用伦常关系,背后有强大的天理支持、终极意义的支持。
这样,“极高明”和“道中庸”就结合得很好。
道的说法在毛泽东或者说马列主义那里,变成了历史规律,――只要你遵循了历史规律,加入了为人类解放而努力的伟大斗争,你的生命就进入了不朽,你就如同一滴水融入整个历史潮流,就和历史潮流一起创造了历史。
但是我觉得,我们中国碰了这么多钉子,如果还是停留在这个层次,就说明我们对“极高明”的追求没有长进。
因为道也好,天理也好,历史规律也好,是人可以掌握的。
你掌握了历史规律,我就得跟你走;或者我掌握了历史规律,我就可以指挥你。
我是“奉天承运”,我就要“皇帝诏曰”,我成了道的一部分,我就是道的代表,你就得听我的。
这是皇权统治的根基。
每一个皇帝,拿出来的诏书,一定是“皇帝诏曰”,或“皇帝制日”,其前面一定是“奉天承运”。
这个时候,所谓的“道”已经成了一种手段,成为他们统治合法性的证明。
道可以被他们利用。
他说按照历史规律,我们一定要、一定可以怎么怎么样。
你认为你是历史规律的掌握者,你代表了历史规律,那我们就得听你的。
我们历史上栽了那么多跟头,我们还要这样来尊重道吗?
还信这种东西吗?
我们要把它看低点,要超越这种东西。
什么概念能够超越它呢?
汉语中有一个概念,就是“造化”,可以超越它。
造化比道大。
如果你说你掌握道了,无非是造化之中多了一个自称掌握道的人,而造化还是造化。
你掌握不了造化,你就在造化之中,多了一个自称掌握造化的人,无非让造化变得更复杂而已,但绝不能说你就是造化。
然后,“道中庸”,日常生活中的人伦关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过去都得到了道的支持。
但现在我们发现,它有问题。
我们就不服气。
不服气,就要调整这个边界。
怎么调整?
我们现在所给予的解释一般是来自西方的自由和民主、权利和义务,――这些概念界定了所谓人伦的边界。
权利、义务要在古汉语里找对应的话,就是“分”。
安分守己、本分,不要“逾分”,都是这意思。
“分”这个词其实比“权利”、“义务”好。
它有形象感。
它告诉人们,“分”是可以看出来的。
到底有几平方米,就在这儿,它给画出来了。
众多的“分”在法律支持下,叠加起来,就成了一个立体化了的“礼”。
它叫名教,也叫礼教,核心内容就是对于“分”的规定和证明。
这套新结构,上面的依据就是天理,下边的支持就是人心。
它在中间,即中庸之道,分寸恰当之道,是一种礼义结构,或者叫名分结构。
说到“分”,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我认为,当年丁韪良翻译英文“right”这个词时,不应该译成权利,而应该译成“权分”。
对于“权利”这种翻译方法,严复当年就批评它“以霸译王”,――“权”是霸道的,“利”也是霸道的,而“right”本身带着合乎王道的正当性。
――这么一译,哪有什么正当性?
把“权利”译成“权分”不就有正当性了吗?
同样,把“义务”译成“义分”不就完了吗?
译法一改,我们说的权利义务结构就改成权分结构了,而权分结构的分际和中国古代的名分规定相比,有很多改变。
怎么解释这个改变呢?
从造化的高度就能解释。
造化之中,哪股力量强了,比如说,官权总是堕落,就应该抑制它,让各种力量之间互相制约、制衡,调整官民之分。
再从另一个角度看,人类有柴油了,有化肥了,有农药了,生产者的力量变强了,跟自然界的关系就变了,对环境的伤害能力提高,对环境的权分就要重视起来。
造化之中引进了新的力量,整个生产关系也就跟着有了调整。
相应的,生产的组织者,那些资本家们,他们的权分也会增长起来,相对于官府,他们有了更大的发言权,同时,社会其他阶层的权分也要加大,比如工人就要组建工会。
社会各方面的权分都要跟着调整。
这样,中间的层面,就已经改了。
下边的这一层面是人心。
从儒家的观点看来: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人之初,性本善。
你如果追问,人为什么会有这种向善之心呢?
我们可以从单细胞生命一直追问过来。
有同情心的人能够体谅别人的喜怒,有更强的合作能力,于是他有更多的生存机会,能更有效地躲避风险或者联合起来抗击风险,于是就有了生存竞争的优势,生存率更高,死亡率更低。
这个解释也合乎我们前边对单细胞生命趋利避害的解释。
进化论也能支持我们说的权分结构。
其实,每一个人日常生活都有可能形成这么一种结构。
下面是本性,上面是造化,中间,不仅仅是洒扫庭除,也是一种深合天理、深合人心的伦理生活。
单个人的行为,日常生活中一些简单的行为,已经包含了无限的东西。
我们无需外求就可以感受到张载在《西铭》中说的“存,吾顺事;没,吾宁也”的那种踏实。
我们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基础。
它沿着向外向内两个方向去寻找,它有着日常生活中的一套东西,也包含超越天理的知识。
从单细胞生物开始,它一直延续下来,顺着先贤的足迹走来,又超越了前人的高度和深度。
这就是我所想象的未来的信念体系。
这个体系为我们提供了参赞造化的高度,以及诚恳地合乎本性生活的深度。
解释历史的一种模型
所有的生物最初都是源于单细胞。
单细胞生物存在的问题,生命展开后出现的问题,最终都可以归结到那个根源。
顺着分析单细胞生命的思路,物质问题、社会问题、经济问题都能得到解释。
当然,人这个物种出来以后,又产生一个新问题,就是人的精神怎么安顿。
吃饱了喝足了,他活着是为什么?
也就是说,造化从一个单细胞开始,往前走,最终造出了造化本身不包括的东西,一个精神层面的问题一“我”是干吗的?
我有什么用?
我活着是为什么?
本来,活着为什么在基因的层面上是很清楚的,就是永远活着,再创造新的基因,更多的生命。
这就完了。
但是人还是要发问,人不会满足于这个答案。
不过,寻找新的答案,解决精神问题的答案和解决基因问题的思路是一致的,方向是一致的,最终还可能归结到一个本源之中。
单细胞的问题是什么呢?
单细胞生命,例如草履虫,放到水里,再滴一滴盐水,草履虫就躲避着盐水。
它能感觉到高浓度盐水有害,高浓度的溶液会把它的体液吸光。
但若滴下去的是糖水,它就会感知到,这是一种能量,就会向那边移过去,获取它需要的东西。
别看是单细胞生物,它已经有一种趋利避害的本能反应。
它在事实上进行了比较和计算。
如果获取这种利益路程太远,那种能量的浓度很弱,激不起它的行动,它就不去了。
只要得不偿失,它就不去,――单细胞拥有利害计算的能力。
当然它的计算不用数学符号,它是一种本能的反应。
如果它没有这种本能,不知利害,不计得失,害不知躲,利不知趋,这样的东西你能想象它不会被淘汰吗?
它活不下去。
所以,计算得越准确,获取收益的效率越高,那个物种就越繁盛。
不管是阳光、糖水还是海藻,在同一个竞争的环境里,哪个物种最善于利用资源,而且得大于失,利大于弊,哪个物种就会越来越成功,这就是单细胞生命的利害计算方式:
计算付出和得到的关系,“得付比”高的昌盛,“得付比”低的衰亡,“得付比”中等的停滞。
“得付比”是负数,活不了几天就死。
同样方法可以解释物种的出现、物种的演化、物种的兴衰。
例如屎壳郎,它找到了利用能源的独特方式――粪便也是一种能源。
自然界竞争太激烈了,它别的不会用,只会用牛粪。
所以说,一种生态位出现后,只要能找到利用这个生态位的能源的适当方式,相应的物种就会诞生,就会存在下去。
我们人类也是这样的一个物种。
人类特殊的技能是会制造工具,认识分辨更广阔环境中的利害,用更多的手段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获取更多的能量和资源。
我们可以用符号来表达、交流,能够作出一些推理,深入认识环境,并且使得制造工具、对环境的认识超出个人的经验范围,变成可积累的文化。
人类文化核心的一点就是如何更有效地利用能源,趋利避害。
比如说,如何获取食物,如何逃避山火野兽的袭击,甚至反过来可以袭击野兽,等等。
只不过,人类已经不再是依靠本能,而是依靠文化积累来完成这一过程。
好了,我们已经从单细胞生物的计算方法跳跃过来,从生物的进化讲到了人类文化了。
人类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生存策略。
在不同的环境中,不同的生存策略有不同的得付比。
比如说,采集、狩猎两种生产方式,你付出了多少,得到了多少?
算一算。
如果可采的食物越来越少,可打的猎物也越来越少,也许我们种植和畜牧就更合算。
于是,农业,包括种植和畜牧,作为一种生存策略出现了。
它的“得付比”比较高嘛。
当然,抢劫也是一种生存策略。
有人抢你的粮食、抢他的牲畜――暴力集团产生了。
如果暴力集团的付出很少,收益很高――用我的话说就是血酬很高、利益很丰厚,而且可以长期维持,那么这个暴力集团就诞生了,不管它是土匪、军阀还是贵族、皇帝。
暴力集团是暴力掠夺这种生存策略的载体和化身。
同样,农民就是耕种、收割这种生存策略的化身,猎人就是狩猎的策略的化身,牧人就是畜牧的策略的化身,每种生存策略都有自己不同的得付比。
有人说世界是平的,我说这个世界上的“得付比”是平的。
如果一个行当得付比特别高――所付甚少,所得甚丰,比如说当官,――人们就会蜂拥而去当官。
这时候就必须建立一个壁垒,让人轻易进不去。
中国人就发明了科举。
想当官,你得考。
等你付出十年寒窗苦的代价,当上了官,一算,得付比基本还是平衡的。
其实历经十年寒窗,也很少有人能够有当官的运气。
如果一个人天生就不是读书的材料,那二十年可能也考不上,这辈子可能就瞎了。
有这个天赋,超越了官场壁垒,进去了,他们是赚了。
但是对于那些笨人来说,可能永远爬不进去,即使爬进去可能也是像范进似的,最后头发白了才考上,那你说他这辈子整体计算是亏了还是赚了?
其实还不如去当个杀猪的,日子过得还好点,不那么惨。
范进最后是考上了,但他要再晚个五年呢?
或者他中了以后没那么顺畅呢?
或者是贪得太过分被人当贪官给抓起来呢?
就是说他这辈子还是亏的。
整个社会有一个均衡的得付比。
我们用这个均衡,按照得付比就可以解释很多问题。
比如说,政治学或法学上的成本收益计算就是计算义务和权利。
如果你的义务特别多,权利特别少,那你是一个被压迫阶级,――你的徭役负担重,可你却没有获得各种劳动保障的权利。
如果你是贵族,那就吃铁杆庄稼,干不干每年都有你那一份,权利就多,义务就少。
我所要说的历史观或者社会演进观,根本上就从这里出发,都是一种得付比的计算。
对于单细胞生物来说是趋多大的利,避多少害的计算;对于法律意义来说就是权利义务的计算;对于市场来说就是成本收益的计算;对于军人和土匪来说就是伤亡风险和血酬的计算。
这样,就能把政治、经济、军事、法律这些领域都给串起来了。
所有领域背后都是一个得付比的计算问题。
得付比最终是均衡的,是平的。
上面说的是正在“建造的那个房子”的基础“地下室”部分。
如果再往上“盖房子”的话,就得从中国历史的第一页说起。
第一页是黄帝。
黄帝为什么跟炎帝打仗,为什么征伐各部落,为什么跟蚩尤打仗,都要从投入和收益的角度解释。
核心概念就是暴力的投入和收益,即血酬定律。
历史上,社会的主导阶级或者主导的统治集团都是打天下坐江山的那些人。
黄帝也是这样。
他一出来就要一统诸侯。
人家不服,他就开始打。
诸侯服了之后,先打炎帝,又打蚩尤,三战然后得胜。
中国历史的开篇就是这样。
你不喜欢暴力,指望他们签订一个契约来彼此约束,那只能是一种善良的想象。
中国的历史从来就是不服就开打,打赢了呢,你服也得服,不服也得服,统治者的基础就是这个。
再比如夏朝的建立。
本来禹要传位给益,夏启不服,就开打,把益打败了,这样夏启就成为夏朝的创始人。
本来还是“官天下”,到他这里就开始了“家天下”。
然后,商汤灭夏,武王伐纣,都是靠暴力。
新的王朝建立以后,就开始“分封天下”,告诉亲戚朋友:
这块地是你的,那块地是他的。
我把地分给你,你还要按照我制定的秩序来治理。
按照这个秩序,你可以决定这一块地上人的生死,让他们贡献你需要的东西。
这时候,生产者和暴力集团也开始了博弈。
生产者会反抗、偷懒。
那好,就用井田制。
有公田,种的粮食归公家;再给你一片自留地。
但人们在自留地里好好干,在公田里偷懒。
干脆,大包干吧,地都给你,你交租子吧。
租佃制取代了井田制。
统治者和生产者在博弈,但不管怎么说,说了算的是统治者,是暴力集团。
暴力集团开始计算,到底用什么样的管理办法收益最高,成本最低。
这就可以解释生产关系的变化。
暴力集团跟生产集团的关系从那种简单粗暴的、把人当牛马来使的关系逐渐变化。
暴力集团慢慢地想办法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做大蛋糕。
这样一来,剥夺的相对数量减少,但总体的收益增加。
反正就是往“大包干”的方向走,最后稳定下来:
个体农民交皇粮,纳税,向地主交租子;地主也交皇粮,国税。
维持在双方收益都达到最大化的一个边际。
暴力集团内部的关系也在变化。
从一个个独立王国演变成郡县制。
一个董事长下面聘一堆代理人或几个部门经理,而不是一个商会大老板下面一堆小商会的小老板,那么一个封建的格局。
这是中国的暴力集团内部的关系。
暴力分散的格局向暴力集中的格局演变。
中国文明的大致格局就这么确定下来,一直持续两千年。
以暴力集团的计算为主轴,从统治者的角度,以他们能够容忍的取舍标准去算成本和收益,就可以来分析中国历史上一个个不同的王朝、不同的阶段。
我的这套理论是直接从暴力的计算开始。
利害计算最重要的是生死计算,所以我先算暴力掠夺的收益和代价。
我觉得,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说了算,控制了暴力,控制了国家机器,控制了军队、法庭,有了立法权,这时候,我的算法可能就多余了。
因为在这时候,作为生产集团的指挥者,资产阶级不靠掠夺为生,但是他又控制了武装力量,控制了掠夺者,那他就可以决定上层建筑。
血酬史观到这时就多余了,但仍然有效。
为什么没失效呢?
因为依然是暴力最强的说了算。
只不过这个时候暴力已经被资产阶级控制了,它以一种相对平和的方式显示出来。
这时候用唯物史观来解释历史就行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
但是很快,用唯物史观也解释不了了。
因为后来工会强大起来了,工人也参与立法、投票了,黑人、妇女也有投票权了,你说这还是资本家说了算吗?
工人有时候选票比资本家的还多,有时候甚至能使立法政策向有利于劳动者的方向行使;如果生产力发展违背劳工利益,还能限制竞争。
这时候唯物史观就不能完全解释了。
一个好的办法是用康德设想的自由史观来解释,即每一个自由人通过自己的投票来影响着世界的发展。
我说的这套以暴力计算为核心的血酬史观,在解释当今西方社会的时候已经显得多余了,但绝不意味着它就失效。
它没失效,只是拐弯拐得太多,扯得太远。
我怎么也得有“六十度”吧
有人说我在写文章的时候,显得非常“冷静”,是在“做数学题”,是“零度写作”,好像感觉不到有来自情感方面的影响。
因此有批评说,吴思是“不道德的”,把这些东西说得这么明白,给一些贪官提供了活教材,使潜规则成了社会的毒药。
其实,历史的进退跟道德关系很少,它主要是利害计算的结果。
要是看多了历史或者更深地卷入过历史,就会非常清晰地认识到,道德的力量是存在的,但力量是有限的,我们给它百分之二三十的权重就很可以了,如果想用它来解决百分之七八十的问题,必定失败。
给道德的负担太重了,是在戕害它,最后让人对它失望。
批评我的人大概没看明白我写的东西。
我从来没有说别讲道德,无非是说别用道德来解释一切。
用利害关系去解释百分之七八十的事挺好。
如果用利害关系就能解释百分之百的事,干脆就别说道德。
这不等于道德不存在。
战争时候,人吃人,道德吗?
不道德。
可也能看出一些道德。
有一个最明显的可计算办法。
据说人肉和牛羊肉味道差不多。
李自成围困开封时,市场上有人肉卖。
按说,味道差不多,应该价钱一样。
可还是牛羊肉贵,人肉便宜。
人性、道德就隐藏在这里呢。
我没有不讲道德,无非是想给它适当的权重。
你不同意这个权重,那咱们可以讨论,你说多少权重更好?
总不能百分之百吧?
我觉得,说我的计算“不讲道德”也好,或者你说我是“零度写作”也好,都没说确切。
重要的是,我说出了事实,说出社会是怎么运行的,利害是怎么计算的。
我觉得,批评我的人,对于那些贪官污吏有用这点他算出来了,这只是其一。
但还有其二。
其二是什么呢?
要知道,被伤害者也会算。
他们原来觉得,清官、父母官、好心的领导,都像天使一样,蒙着温情脉脉的面纱。
但用我的方法一算,知道了,哦,他们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得防范了。
或者再算算,我们如果跟他死磕,我们可能损失渗重,最后还得失败。
权衡过了,磕得过就磕,磕不过就先让步。
最后一算成本和收益,可能是所得大于所失。
还有其三,我们可以用成本收益计算的方法,从根本上解决不正之风的问题。
对于潜规则这个病根子,道德的药一副一副用下去,几千年都治不好。
那些鼓吹道德的人为什么不去看看这些药管不管用?
我们不停地进行道德教育,整风,推出一些英雄模范人物,总之,基本路子就是思想政治工作吧。
你不能说它没用。
但是有百分之二三十的用就不错了,――可能就这还高估了。
更多的百分之七八十的分量应该是让他的乌纱帽攥在公众手里。
你欺负我,我们大家投票让你下台。
这样,这个机制就变成一种利害计算的机制。
潜规则有什么大不了的?
潜规则对上面来说没法办,但是每一个潜规则的受害者都是明白人。
你潜规则我我就投你的反对票,你就得下台。
这一下,所谓风气不正的问题、腐败的问题,一下子变成实实在在的利害计算了。
你干的那个事你可能丢百分之多少的选票,你的竞争者会不会揪住你不放,一下子就算得清清楚楚。
这样一来,整个是釜底抽薪,改良了土壤。
你把这产生潜规则的土壤改成一个民主的投票的土壤,那这些东西不都没了吗?
至于还有些人,确实坏,但我们已经解决了百分之七八十的问题,只剩下百分之二三十的问题了,到这时候再用道德这剂药。
批评我的人只知其一,就是人关在屋里看书可以学坏;不知其二,就是老百姓看书可以学精;还不知其三,就是如果我们把病根子找到了,给它改了,就不会有那种潜规则了。
如果把这三条都算上来,我觉得我不是零度。
如果最高温度是一XX,我怎么也得有“六十度”。
我不知道“一XX的叙述”是什么,“一XX的叙述”可能是热情洋溢的诗歌,用来写历史恐怕反而让人看不下去。
我可以讲一下我是怎么走过来的。
上中学的时候我是学生干部,团支部书记,思想很“左”。
学校组织我们学工、学农,可实际上到工厂去看才发现,工人一天只干三个小时的活,剩下的时间都闲着,谁干得多了,还受到指责,因为这样一来大家就显得落后了。
――哎,这些工人和毛主席说的那个大公无私的最先进的阶级不一样啊。
我们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发现贫下中农也偷懒,干公家的活,出工不出力,五分之一的力气都没拿出来,到自留地去干活却很卖命。
反倒是那些地主富农因为害怕,还比较勤快,越根红苗正越敢偷懒。
我所看到的东西和讲的大相径庭,那时候世界观的根基就开始动摇。
情感也跟着逆转,本来满腔热情地想去热爱人民,现在成了一种由希望转成失望带来的愤恨。
但又不敢说不爱人民,对人民充满怨恨。
当时我意识中浮现的计算都是堂堂正正的。
比如说我们生产队要成为学大寨的标兵、模范,要成为县里的模范、省里的模范,如果有余力的话争取成为全国的模范,可以和大寨有一比。
反正这目标越高越好。
当时是全国学大寨,成功了当然对国家和人民都有利。
但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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