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诗文发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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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诗文发展

明代文学前期——太祖建国到宪宗成化末年（1368—1487）

诗文领域，以“三杨”为代表的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台阁体”的盛行，以对皇帝的阿谀奉承和道德说教为主要特点，不仅缺乏真情实感，而且缺乏宋人的气节；继之而起雄踞文坛的是李东阳的茶陵派，追求格律声调，也保留有台阁体的痕迹。

明代文学中期——孝宗弘治到穆宗隆庆（1488—1572）

诗文创作也经历着新的变化，复古思潮日趋活跃，先是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公开反对台阁体，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掀起文学复古运动，其后有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继续推波助澜，将诗文复古运动再次推向高潮。

介于前后七子之间的唐宋派以归有光为代表，则提倡宗法唐宋散文，来对抗七子文必秦汉的主张。

明代文学后期——万历到明末（1573—1644）

作为传统文体的诗歌和散文，在变革历程中步履则要相对艰难。

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李贽提出了具有启蒙主义色调的进步观念，给当时的文坛吹进了一股新鲜的空气，他的“童心说”成为文学解放的号角。

A晚明诗歌中影响最大的就是以袁宏道为中心的“公安派”。

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首先起来反对复古，主张创新，要求文学独抒性灵，成为晚明诗文革新运动中的一支劲旅。

他们提出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在打破古典审美规范的同时，他们也确实写出了一些优秀的诗篇。

但是，公安派在艺术上没有能够发展到足以引导新的诗歌方向的成就，其末流更偏向于率易浮滑。

B继公安派而起的以锺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崛起于文坛，他们在继承公安派的某些情趣的同时，也试图以幽深孤峭来补救公安派的肤浅之弊，实已是压抑和郁暗的心理表现，所以缺乏生气。

C明代末年，随着政局的动荡变化，诗风、文风也开始转变。

以陈子龙、夏完淳为代表的一批爱国作家重新倡导复古，反对公安派与竟陵派的抒写性灵，他们的诗文创作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与慷慨雄健的风格，是明代三百年文坛的收篇。

第四章明代诗文与明代的散曲、民歌

明代是小说和戏曲的时代，诗、词的成就都不及前代，古文作家流派虽多，但也不能和唐宋大家匹敌，发展概况如下：

时期

诗文流派

代表人物

主张或成就

前

明初

承宋元余风

刘基、宋濂、高启

作品内容充实

追求个性

永乐后

台阁体

杨士奇、杨荣、

杨溥

内容贫乏，内容丰富

成化后

茶陵体

李东阳

学戴唐、宗杜甫、诗与上近，追求工丽典雅从台阁到七子过渡人物

中

期

弘治后

前七子

李梦阳、何景明等

文必秦汉、诗必盛唐

嘉靖后

后七子

李攀龙、王世贞

复古、模拟、少创新

嘉靖后

唐宋派

王慎中、唐顺之

第坤、归有光

反前后七子之复古，模拟诗直反胸臆，自然平易

万历间

公安派

袁宏道（三袁）

反复古，拟古，主张报写性灵，倡通俗文学

万历间

竞陵派

钟惺、谭元春

与上近，但比上更脱离现实

晚

天启间

复社

张溥

拥护前后土子，主张古学为现实服务

天启间

几社

陈子龙、爱元

夏完淳

以复兴古学相号召，但更现实

第一节明前期诗文

明代前期的诗文，包括洪武至天顺间近百年的诗文创作。

其中以宋濂和高启成就最高，影响最大。

均为由元入明的作家，宋以散文著称，高以诗歌见长。

1、宋濂（1310—1381）

字景濂，号潜溪，浙江金华人。

元末曾隐居龙门山十余年，专心著述。

早年师事元代古文家柳贯、黄晋、吴莱，负文名，由元入明，官至翰林学士承旨，任元史总裁，明太祖称他为“开国文臣之首”的文人，许多庙堂典册文字，开国功臣的神道碑等都出自他的手笔，专长散文，论文力主宗经，收入《宋学士文集》。

他受正统儒家影响较深，强调财富儒合经、文道合一的文学思想，文章的道学气味较浓，有不少迂腐之论。

其文风，醇正有余而恣肆不足，雍容有余而简练不足。

宋廉的散文以传记文最为出色，《王冕传》（多侧面地展示出王冕亦狂亦狷的奇士风采）、《秦士录》、《胡长孺传》、《杜环小传》、《记李歌》均为此类名篇。

赠序《送东阳马生序》、《送陈庭学序》等不假说教，感情真挚，都长期流传。

写景散文《环翠亭记》写亭外竹林“积雨初霁”，“浮光散影，晶荧连娟，扑人衣袂，皆成碧色”，极为清新秀丽。

2、刘基（1311—1375）

字伯温，浙江青田人。

元末进士，曾任浙东行省郎中，高安县丞等职。

他为官清正廉直，不避豪强，终因受当权者压抑和排斥，弃官归田，在乡隐居著书。

明太祖朱元璋起兵后，刘被招聘至金陵，辅佐处理军事政务、功业卓著，为开国元勋之一，官至御史中丞，封诚意伯。

后受朱元璋猜忌，复为胡惟庸构陷，忧愤而卒。

他是诗文兼长的作家，作于元末的长诗《二鬼诗》，诗中以管理日月的两个“鬼”——结璘和郁仪作为他自己和宋廉的化身，通过离奇变幻的神话故事，寄托他要在动乱中重建儒家封建秩序的理想，具有浪漫主义色彩。

其诗以乐府、古体见长，描绘了元末社会动乱中人民的疾苦，如《野田黄雀行》：

农夫力田望秋至，沐雨梳风尽劳瘁。

王租未了私债多……农夫田父愁何极。

”

再如《雨雪曲》：

平民避乱入山谷，编蓬作屋无环堵。

回看故里尽荆榛，野乌争食声怒嗔。

盗贼官军齐劫掠，去住无所容其身。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诗“沉郁顿挫，自成一家”，这些忧时愤世之作，渗透着济世救民的忧患感和责任感，在元末明初的诗坛独树一帜。

刘基的散文，以托喻刺世的小品最为出色，文笔犀利，比喻生动。

寓言集《郁离子》，“郁离子”乃为作者假托的人物，作者通过一个个寓言故事和郁离子的议论，对社会生活中的某种现象进行尖刻的讽刺，对元代社会的弊端进行反思，并表达自己的见解。

如开篇第一章《千里马》：

郁离子之马孽得焉，人曰：

“是千里马也，必致诸内厩。

”郁离子悦，从之。

至京师，天子使太仆阅方贡曰：

“马则良矣，然非冀产也。

”置之于外牧。

虽是难得的良马，只因它非冀州产，就遭到鄙弃，这显然是针对元朝统治者的民族歧视政策埋没人才而发的感慨。

浅近的寓言杂文《卖柑者言》。

他的诗，清人沈德潜《明诗别裁》说“独标高格，超越独胜，允为一代之冠。

”

3、杨维桢、高启

的诗是重自己的个性。

高把个人心的作用提得很高。

《青丘子》说自己有指挥宇宙一切的能力，但更多的是对于丧失个性的恐惧和悲哀，他对明有好感，皇上待他优厚，但他仍感不舒服，感到个性在消失。

《喜家人至京》写入京修史优厚待遇，表达感激之情，下说：

“海鸟哪知亨钟鼓，野马终惧遭笼羁。

江湖浩荡故山远，归梦每逐鸿南飞。

”

高启（1336—1374）

字季迪，号槎轩，长州（江苏苏州）人，元末隐居吴淞江上，自号青丘子。

洪武二年召入修元史，授翰林院编修，三年调户部侍郎，坚决辞官，退隐青丘，朱元璋认为他不肯合作，借苏州刺史魏观案件将他腰斩于南京，年仅39岁。

高启天姿超逸，博学能诗，虽与杨基等并称“吴中四杰”，实为明初诗坛之首。

他写诗善于向前人学习，兼长众体，《四库总目》说，其于诗拟汉魏似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似宋，凡古人之所长，无不兼之。

然行走太早，殒折太速，未能熔铸变化，自成为一家。

与杨基、张羽、徐贲号称“吴中四杰”。

其诗以才情奔放著称，尤其是歌行体，表现了豪宕凌厉、奔放驰骋的特色。

如自叙生平的《青丘子歌》：

青丘子，臞而青，本是五云阁下之仙卿。

何年谪降在世间，向人不道姓与名。

蹑厌远游，荷锄懒躬耕。

有剑任锈涩，有书任纵横，不肯折腰为五斗米，不肯掉舌下七十城。

但好觅诗句，自吟自酬赓。

……

此诗以浪漫的笔调，刻画出诗人狂放不羁、高洁脱俗的性格。

其古题乐府，虽袭用旧题，亦能别出新意新题乐府如《牧牛词》、《捕鱼词》、《养蚕词》、《卖花词》等，描绘出一幅幅农村生活的图景，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阶级剥削和民生疾苦。

写景诗，如《春暮西园》：

绿池芳草满晴波，春色都从雨里过。

知是人家花落尽，菜畦今日蝶来多。

怀古诗，《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为代表作。

4、台阁体

从永乐到天顺（1403-1464）的几十年中，文坛出现了以台阁重臣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台阁体”。

三杨历事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四朝，位极人臣，倍受宠信。

其作品，除朝廷诏兴奏议外，多属应制、颂圣或应酬、题赠之作，饱含富贵福泽之气，多以粉饰太平、歌功颂德为主旨，成为典型的宫廷文学。

如杨荣《元夕赐观灯》：

海宇升平日，元宵令节时。

彩云飘凤阙，瑞霭绕龙旗。

歌馆春声动，星河夜色迟。

万方同燕喜，千载际昌期。

台阁体之外敢于反潮流的其他作家

于谦（1398-1457），字廷益，号节庵，钱塘（今浙江杭州）人。

二十三岁中进士，历任山西、河南等地巡抚，为官清正。

今存诗614首，不事雕琢，有自然之美。

如其作于十七岁时的名作《石灰吟》：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5、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诗派

成化、正德年间，宦官中先有汪宣专权，后有刘瑾肆虐，正直的士大夫纷纷要求打击宦官，革除弊政，附丽于庙堂文化的台阁体文学独尊的地位动摇了，转而为李东阳（因其为茶陵人，今属湖南，故称）为领袖的茶陵派。

李东阳（1473—1530），字宾之，号西涯，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

有《怀麓堂集》。

李氏立朝数十年，官显位尊，门生满天下，因而一时被奉为诗宗，并以其为核心，形成一个颇为势力的诗派。

他比较强调对诗文独立审美精神的追求，讲求文学的浑雅深厚之美，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三杨”及其末流粉饰太平、缓弱浅俗的诗风。

如其《偶成四绝》之四：

三日不食卖牛犊，十日不食兼卖屋。

惟有怀中数岁儿，明朝各自东西哭。

层层深入，句句辛酸，浓缩了一幅贫民生活的惨景图。

第二节明中期诗文

明代中叶以后的文坛，流派甚多，斗争复杂，著名的有吴中四子、前后七子、唐宋派等，与理论上的建树相比，创作方面显得相对贫弱。

明中期文学的复苏，首先表现于两个文学集团：

吴中四子和前七子。

1、吴中四才子

指祝允明、唐寅、文征明、徐祯卿，以祝为魁首。

这是一个地域性的文学集团，其成员政治地位都不高，活跃于苏州这一城市经济特别繁盛的环境，与市民阶层的思想文化息息相通，其创作有许多新鲜的内涵。

祝枝山（1460-1526），字希哲，号枝山，出身于世代官宦之家。

其为人＂傲睨冠绅＂，＂玩世自放，惮近礼法之儒＂（《国宝新编。

祝允明传》）。

祝氏在传统文化方面具有深厚的功底，人称＂贯通百家，纵横群籍＂。

鲜明特点是：

表现出自我觉醒的意识和向外拓张的强烈要求。

《大游赋》劈头一句就云：

＂允明以为宇宙之道，于我而止矣！

＂《和陶渊明饮酒诗》则云：

＂遐览天地间，何物如我贵！

＂作为先觉者，不能不感受到环境的强大压力，何况祝允明也无法在现实社会中为自我拓张的要求找到出路，这造成了苦闷的心情。

《苦短长》写道：

昨日之日短，今日之日长。

昨日虽短霁而暄，今日虽永阴复凉，胡不雨雪为风祥？

胡不稍暖开初阳？

徒为蔽天氛日黭黮，人物惨懔无精光！

物情望有常，造化诚叵量。

气候淑美少，君子道难昌。

阴晴长短不可问，古来万事都茫茫！

独怜穷海客卧者，魂绕江南烟水航。

此诗作于祝允明五十多风在广东兴宁任知县时。

他一生自负，却到僻远之地作一个小官僚，内心是不快的。

但诗的重点却并不落在＂不遇＂的伤感上，而是从一个阴天令人不适的感受，联想到社会的沉闷，感慨暗淡的世界使得众人万物失去了自身的光彩，并引发到对整个历史的怀疑。

唐寅（1470－1524），字伯虎，一字子畏，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等。

其家世代为商人，他是这个家庭中第一个走读书求仕道路的子弟。

弘治间中乡试第一名，会试中受一桩科场舞弊案的牵连被逮下狱，继遭罚黜，失去仕进的希望。

回苏州后卖画为生，＂益放浪名教外＂。

（王世贞＜像赞＞）

唐寅的诗文在表现城市生活，世俗情趣和抒情的坦白直露方面有着鲜明的特点。

如其＜言志诗＞云：

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

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

显示了他游离于社会主流之外的快乐乃至骄傲。

与此相应，唐寅后期的许多诗歌如＜一年歌＞＜桃花庵歌＞＜对月歌＞＜醉时歌＞等，也完全脱离了传统文人诗的规范，用尽可能浅俗的语言＼轻快自由的音调，描述自己凡庸的生活和对这种生活的热爱。

如＜桃花庵歌＞：

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

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

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

半醉半醒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

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

车尘马足显者事，酒盏花枝隐士缘。

若将显者比隐士，一在平地一在天。

若将花酒比车马，彼何碌碌我何闲。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

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

2、前七子

主要活动时期为弘治年间至嘉靖初年。

弘治（明孝宗）一朝，是明代政治最开明的时期，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呈现兴盛景象，士大夫自信心增强，精神大为振奋。

明代大规模的复古运动之出现，并不是偶然、孤立的现象，而是整个封建主义文化在末日即将到来之前力图自振的表现之一。

复古运动和阳明心学，是明代弘汉、正德间特定现实的产物，是当时进步思潮的两条支流。

前七子包括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王廷相、康海、王九思、边贡等七人，而以李、何为最著名。

一方面反对台阁体空洞冗沓的文风，强调诗歌的情感特征，反映重大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他们认为“今之论者，文必曰先秦两汉，诗必曰汉魏盛唐，斯固然矣”（王九思《刻太微后集序》，《渼陂续集》卷下），希望通过对古法的学习，来恢复古典诗歌的审美理想和审美特征。

创作成就而言，首推李梦阳。

李梦阳（1473-1529），字天赐，又字献吉，号空同子，庆阳（今属甘肃）人。

弘治六年（1493）进士，曾任户部郎中、江西提学副使等职。

李是个敢于和恶势力顽强斗争的人，曾因弹劾权臣两次下狱。

其文学主张有两点最突出：

一是重情，一是倡言复古。

重情理论针对诗歌而言。

复古理论，主要是在讳言两方面提出最好的典范，效仿的榜样。

大体文尊先秦，两汉，古体诗崇汉魏，近体诗崇盛唐。

过去曾批他泥古，实非。

李与新思潮想呼应，可谓晚明文学新思潮的先驱。

对李的误解非现在始，明史即说他主“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实际上他并无此主张。

他反宋人是事实，无论诗，散文皆反对宋人。

对宋文，说“宋儒兴而古之文废矣。

”（空同子论学），又说古之文“文其人如其人便了。

”而今之文“文其人无美恶，皆欲合道”，不真实了，合道了。

他说“宋儒言理，不烂然欤，童稚能读焉，渠乌知性行有不必合邪？

”他认为理学深入人心，人皆知性不合理是可耻的，故要掩盖起来，所以都是假的。

对宋诗，他认为诗是“比兴错杂”的东西，比兴是感情，而且是真感情，但宋人主理，作理语，而且“薄风云月露”，写诗话教人作诗，于是诗便不成诗了（见缶音序）。

他实际是提倡感情，写真的人。

所以说“真诗在民间”，《结旸操谱序》再三强调情，且将情与理对立起来，要求写情不必考虑理。

只要感情里有，就把它表现出来，此皆与晚明文学相一致。

另外，他还明显地称赞那些为封建礼教所反对的作品。

如李开先《词谑》载一故事：

一人去向李学诗，李告诉他，如能写的象《锁南枝》一样即可以了，问锁何样？

他说，你到马路上去听就知道了。

他果然就去听了，很好。

锁南枝是男女恋曲，以女娃口气写，把我与你各捏一泥人……此在礼教说，是诲淫之作，但情极真，李即提倡这种思想。

袁宏道曾作《答李子髯》：

“草昧推何李，闻知与见知。

机轴虽不异，尔雅良足师。

”草昧、《周易屯卦》天造草昧。

王弼注：

指造物之师、开创意，草谓草创，昧为冥昧，在黑暗中开创一个时代，机轴句是说何景明，李梦阳自己作品写不好，但开创之路是正的，值得为师，尔——近、雅——正。

可见，文学从李以后又重新回到正确道路上来，不顾理的束缚去表现真的人，回到元末明礼的道路上，是肯定的。

李梦阳作有不少反映现实的诗篇，如《君马黄》等抨击宦官及东西厂、锦衣卫横行不法的行为，《玄明宫行》等抚时感事，暴露弊政等。

他有些诗写得粗豪生硬，而一些佳作则苍劲雄壮，《秋望》是李梦阳西夏之行过西安时所作的名篇：

黄河水绕汉宫墙，河上秋风雁几行。

客子过壕追野马，将军韬箭射天狼。

黄尘古渡迷飞輓，白月横空冷战场。

闻道朔方多勇略，只今谁是郭汾阳？

何景明（1483-1521），字仲默，号大复，弘治间进士,，河南信阳人，官至陕西提学副使。

何景明以＂舍筏登岸＂（《与李空同论读书》＝说反对李氏＂尺寸古法＂的主张，其意强调学古只是走向独创的过程，理论上说何氏较为有理，但效果却不如李说。

其诗以秀丽俊逸著称，语言流畅，音调委婉，意境和谐。

试看其作于正德初出使南方时的《沅水驿》：

小驿孤城外，阴森草木幽。

晚凉凭水榭，秋雨坐江楼。

绝域鸿给到，空山使客愁。

夜深归渡少，渔火照汀洲。

3、唐宋派及归有光

当前七子和吴中四子掀起的第一个文学高潮过去之后，在嘉靖隆庆时，出现了以唐顺之、王慎中为首的＂唐宋派＂与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之间的对峙。

明嘉靖间，社会危机继续加深。

士大夫阶层中相当一部分人在对朝廷对国家政治越来越失望的情况下，唯以奢靡享乐为意。

唐、王诸人则属于尚以积极的态度看待自己的社会责任的一部分人。

他们对形势深感痛心。

＂唐宋派＂在文学观上，强调唐、宋古文和宋诗中所体现的尊道精神，来反对前七子的复古运动造成的文学与道统的疏隔。

王唐二人实际是宗宋派，更严格地来说他们真正推崇的是宋代理学而不是文学。

唐氏认为＂程朱诸先生之书＂＂字字发明古圣贤之道＂（与王尧衢书），又说＂三代以下之文，莫如南丰；三代以下之诗，未有如康节者＂（与王遵岩参政）。

王氏也说，＂由西汉而下，（文章）莫盛于有宋庆历、嘉祐之间，而粲然自名其家者，南丰曾氏也＂（曾南丰文粹序）。

茅坤以编选《唐宋八大家文钞》著称。

归有光（1507-1571），因出仕较晚，他在文坛发生影响要较唐王等人为迟。

他批评攻击的对象，主要是嘉靖后期声势煊赫的＂后七子＂。

他既对文学复古的主张不满，对模拟的文风尤其斥之甚厉，主张文根于六经，宣扬道德，这是人们把他列入唐宋派的原因。

但他并不是一个道学味很重的人，散文好司马迁，爱讲＂龙门家法＂，对的抒情作用也比较重视，曾说：

＂夫诗者，出于情而已矣。

（沈次谷先生诗序），又认为＂圣人者，能尽天下之至情者也＂（泰伯至德）。

其文集中，大部分散发着迂腐的说教气息，一部分散文如《先妣事略》《寒花葬志》《项脊轩志》等写得相当感人。

如《寒花葬志》：

婢，魏孺人媵也。

嘉靖丁酉五月四日死。

葬虚丘。

事我而不卒，命也夫！

婢初媵时，年十岁，垂双鬟，曳深绿布裳。

一日天寒，艹热火煮荸荠熟，婢削之盈瓯。

予入自外，取食之，婢持去不与。

魏孺人笑之。

孺人每令婢倚几旁饭，即饭，目眶冉冉动。

孺人又指予以为笑。

回思是时，奄忽已十年。

吁，可悲也夫！

4、后七子

是继前七子之后再度兴起的一个倡导文学复古的集团，形成于嘉靖中期以后，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另有徐中行，梁有誉，宗臣，谢榛，吴国伦。

这是一个社会联系十分广泛的群体，声势十分浩大。

李攀龙（1514-1570）

字于鳞，号沧溟，山东历城人。

嘉靖二十三年进士，官至河南按察使。

其文学观主要沿袭李梦阳，但又更推进一步。

如一般复古视史记汉书为典范，他则从更古的战国策、吕氏春秋等书中汲取古法，似乎这亲就格调更高。

其诗对语言的推敲十分用心，也自有其人生情怀在内，但其风格，总是接近于某一种典范，如《塞上曲四首。

送元美》：

白羽如霜出塞寒，胡烽不断接长安。

城头一片西山月，多少征人马上看。

后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世贞（1524┄1590）

字元美，号凤洲，洲山人，出身于太他（今属江苏）官宦世家，嘉靖二十六年进士。

严嵩当权期间其父被杀，一度弃官家居，隆庆初复出为官，官至南京菜刑部尚书。

才学宏富，著作甚多。

《艺苑卮言》中，对诗歌法式问题作了具有系统性的阐释。

五古《德洲渡口》写女子送别，颇有韵致：

月细仅如钩，疑升复疑没。

美人沙间坐，白露湿罗袜。

低头怨去船，举头愁残月。

5、徐渭（1521－1593）

在诗歌、散文、戏曲诸方面，均是晚明文学的先驱。

但他地位低卑，生时名不出乡里，去世十余年后才因袁宏道的表彰而声名大盛。

字文长，号天池山人，青藤道人，出身于山阴一个破落的官僚家庭。

他富于天才，少有神童之名，却从未考中举人，一生经历坎坷。

晚年为精神病所苦，多次自杀，最终穷困潦倒而死。

在思想上受王阳明心学影响较深，但引申的方向趋于异端。

他把朱熹比作酷吏，认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是儒学中粗浅的东西。

他提出：

自君四海，主亿兆，琐至治一曲之艺，凡利人者，皆圣人也。

（论中）表现了对物质生产中的创造者的极大尊重。

这些地方反映出明代社会思想的历史性进步。

在文学方面，徐渭把情感和个性的不受束缚的表现提到了首位。

因而对当时主导文坛的后七子极度不满。

《与马策之》：

发白齿摇矣，犹把一寸毛锥，走数千里道，营营一冷炕上，此与老踉跄以耕，　犁不动，而泪渍肩疮者何异？

噫，可悲也！

每至菱笋候，必兀坐神驰，而尤摇摇者，策之之所也。

厨书幸为好收藏，归而尚健，当怀吾子读之也。

文字随意精警，极生动传神地写出了他在落魄生涯中的悲苦心境，同时也显露出诗人不甘寄人篱下的个性。

诗歌他喜爱中唐，尤推崇韩愈、李贺，正与李、王异趋。

险怪幽绝的诗风更适宜表现他激动不宁的心态。

第三节晚明诗文

自万历到明末（1573-1644）为明代文学的后期。

这是明王朝走向崩溃的时期，又是明代文学全面进入高潮的时期。

晚明时代社会充满着激烈的预先冲突。

在工商业经济增长的同时，封建政权对它的压制和掠夺也日益严重。

晚明思想界的斗争也显得格外尖锐。

在这一时代，以抑制人性、否定人欲为主要特征的封建正统道德，既不为统治者自身所遵守，更不为市民阶层和受到商品经济熏陶的文化人所信奉。

1、李贽与晚明文学

晚明文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理论上的自觉性。

而这种自觉性又是和牵涉更深更广的对社会对人性问题的思考联系在一起的。

在思想上对晚明文学的发展趣了重大失去作用的人物首数李贽。

李贽（一五二七－一六○二），字卓吾，号宏甫，别号温陵居士。

曾任云南姚安知府，后辞官讲学，终以“敢介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被逮下狱，自刎而死。

李贽的学说吸收了阳明心学和禅宗思想的若干成份，但远不能为这两家所包容，它鲜明地代表了社会变革的要求。

李贽公然以异端自居，正面地对孔子的权威提出怀疑，嘲弄“人皆以孔子为大圣”，并非真的知道孔子是怎么回事（题孔子像于芝佛院），又说：

“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

”（焚书。

答耿中丞）。

他还轻蔑地评说六经和《论语》、《孟子》。

虽然李贽并没有展开对传统文化的系统批判，但至少已经明确地提出了这种要求。

李贽思想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对人欲的充分肯定。

“人必有私”，“此自然之理、必至之符”（藏书。

德业儒臣后论），所以人为自己谋利益无可非议，好色好货也很正常。

这些论点使统治阶级感到恐慌，因为它浅明而尖锐，其锋芒指向了封建体制的根基。

上述论点从打开思想禁锢的意义上促进了文学的自由创造。

李贽在《童心说》所阐述的则是一种从人性理论出发的文学理论，对晚明谠的影响更为直接。

所谓“童心”，李贽解释为“绝假存真，最初一念之本心”，指的是由人的自然本性所产生的未经假饰的真实情感。

李贽相信文学样式的更代本身即体现了文学的发展，对戏曲和小说表示了高度重视。

他以士大夫从未有过的热情赞美优秀的戏曲、小说作品，还亲自对《水浒传》、《西厢记》、《琵琶记》等作进行评点和修改。

由于李贽在一大批文人中享有崇高威望，戏曲、小说在文人心目中的地位也获得显著提高。

2、公安派的革新理论

晚明最重要的文学流派公安派，因主要作家袁氏兄弟为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而得名。

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号石公，万历二十年进士，做过吴县令、吏部郎中等。

他是公安派的首要人物。

袁宗道（1560-1600），字伯修，万历十四年会试第一，授翰林庶吉士，官至右庶子。

袁氏三兄弟中，他年居长而才气较弱，性格也比较平和。

袁中道（1570-1623），字小修，号凫隐居士，年轻时以豪侠自命、任情放浪。

此外，陶望龄、江盈科等都是与三袁关系密切的文人。

公安派的文学观集中表现于袁宏道倡导的“性灵说”。

乃在李贽童心说的基础上发展出来，它和“理”、“闻见知识”——即社会既存的行为准则、思维习惯处于对立的地位，有着明确的个性解放的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