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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史学研究
“新经济史学”研究
赵凌云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教授,博导,研究员)
导言:
一场“经济史学革命”
要评析“新经济史革命”,首先要讨论这是不是一场“革命”。
如果是,是一场什么样的“革命”。
用“革命”一词来界定“新经济史”在经济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虽然是沿用西方经济学界的说法,但我认为是恰当的。
卡洛.奇波拉曾不经意地给人类历史上的“革命”界定了恰当的内涵。
在他看来,“革命”,“深深地打断了历史进程的连续性”。
随着“革命”的发生,“都开始一个‘新的故事’,新故事与旧故事有着天壤之别”。
“每次‘革命’都有其历史根源,但每次‘革命’又都深深地打断了与过去的联系”。
[1]换言之,“革命”即历史发展进程的改变。
学术理论发展史上的“革命”与此类似。
学术史上的“革命”,都是指伴随主流学派或学术体系缺陷的发展而滋生的新的流派或新的学术思想体系产生、发展并逐渐取代原有主流学派或学术体系地位,从而学术发展进程出现重大转折的过程。
“新经济史”的产生、发展及其影响过程正是一场这样的理论革命。
以诺思为首的经济史学家们在1959年就宣布要改变人们研究美国经济史的方式,并且宣称他们的工作将创造一门“新”经济史。
1963年,即这场革命初露端倪时,诺思就宣布:
“在美国经济史中正进行着一场革命。
这是由新一代经济史学家发起的”。
[2]19年后,即1982年,TerryL.Anderson,BennettBaack,GaryM.Walton,RichardSutch,RamonH.Myers等诺思的17个学生为纪念诺思,出版了一本论文集,在他们看来,诺思们宣布的任务“已经很好地完成。
今天,新经济史已经成熟,也不再是少数人的事业。
在今天的英语世界,经济史被那些信奉新经济史哲学与方法论的经济史学家统治着”。
“新经济史不仅将经济理论和统计方法引入对历史的分析,而且带来了新的成果。
在过去的23年中,在经济史领域,所有的论题都已经不同程度地被运用新经济史视角重新观察过、重新理解过和被革命。
这一过程仍然在继续”。
[3]论文集收入的13篇文章的论题从地域上看涉及美国、中国、英国、印度和西欧,从历史时代上看涉及从古代到现代的各个时期。
1993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将当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诺思和福格尔,则进一步在学术上肯定了这场革命。
瑞典皇家科学院的伦那.焦伯教授在授予罗伯特.福格尔和道格拉斯.诺思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讲话中虽然没有使用“革命”一词,但是,明确指出他们的工作带来了经济史研究的重大变化,指出,他们的获奖理由是“他们为了解释经济和制度变化,应用经济理论和定量方法,更新了经济史的研究”。
他们“尝试把经济学和历史结合起来,……而且指出了研究和了解经济增长和变化的新途径。
他们使用了经济科学的最佳分析技术并把它们与历史资料结合起来。
换言之,他们把经济理论,定量方法,假设检验,假设不同条件及传统的经济史方法结合起来,为了分析和了解深刻的问题以及解释深刻的变化”。
“换言之,是他们研究经济历史问题的方式方法,比其他任何东西更能把今天的获奖者提升到称为‘新经济史’的学者们的前列。
罗伯特.福格尔和道格拉斯.诺思是这项研究的先驱,这项研究对经济史作为一门学问的继续发展有永久性的影响。
福格尔和诺思以他们的不同方式使经济史的研究新生,使它更加严格和更多联系理论。
同时他们证明经济分析需要一个历史量纲”。
[4]
一,“新经济史革命”产生与发展的路径
到90年代,“新经济史革命”已经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各个阶段之间具有一贯的逻辑联系。
综观这场革命发生的过程,可以发现,这场革命分为逻辑上互相呼应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以计量分析为基本内容的,其方法主要是“反事实度量法”和“间接计量”。
第二阶段是以制度分析为基本内容的,主要方法是制度经济理论特别是产权理论。
第三个阶段是历史生理学,主要方法是经济发展的热动力学与生理学。
三个阶段环环相扣,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是“新经济史革命”的第一阶段,即产生阶段,也是以历史计量分析为主的阶段。
20世纪50年代,新经济史学家发起“新经济史革命”,直接地是因为他们对当时对美国经济史的研究状况不满和对已有结论的怀疑。
在他们看来,当时美国经济史研究突出的问题是:
1,资料有限,主要取自政府各个部门的数字;2,主要是定性分析,并对资料进行简单的分类和归纳;3,在方法上,强调史料考证与罗列,与经济理论脱节。
1960年,戴维斯说:
“如果这门学科(指经济史——引者注)还想完全停留在文字传统方面,那么除了继续把现存的史料拿来改头换面一下,除了延续经济学与经济史学之间长达100年的脱节现象之外,很难看出还有什么指望”。
[5]1965年,福格尔也指出,新经济史要坚持定量研究的方法,“重新建立起过去曾经存在却没有发扬的计量方法,强调重新组合原始资料,使之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得到计量处理,强调如何去发现那些无法直接计量的经济现象”。
[6]对这种资料与加工资料方法的不满进而发展到对原有一些结论的怀疑。
正如诺思所说,他们“怀疑对美国经济史的传统解释,深信新经济史要以可靠的统计资料作为坚实的基础”,他们希望以此为基础改写美国经济史。
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初期,诺思开始运用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包括国民经济核算法、经济增长要素分析法和经济计量分析法,研究美国经济增长史。
首先,他对1790-1860年间美国国际收支状况进行经验性研究。
以后,他又进一步提出一个关于同期美国经济增长的模型,这些成果集中体现在1961年出版的《1790-1860年美国经济的增长》一书中。
这项研究被认为是“新经济史学家”运用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改写美国经济史的一项杰出成就,同时也是重新编写美国经济史的开端。
但是,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新经济史学家”在历史计量分析方面尚未形成自己独特的方法。
1964年,福格尔发表的《铁路与美国经济增长》一书,是“新经济史学家”提出并运用“反事实度量法”这一“新经济史”两大计量分析方法之一的代表作。
在福格尔之前,美国经济史学界都认为铁路运输在19世纪美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起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如罗斯托认为美国经济起飞与铁路不可分割。
福格尔认为这种观点只是假设,没有经过验证,因而是可疑的。
他指出,只有能证明采用铁路比采用其他方法所带来的增值额直接地或间接地占19世纪美国经济产出的大部分,才能认为铁路是不可缺少的。
如果要计算出铁路所带来的净收益,即福格尔所说的“社会节约”,就要采用一种反事实模式,即假设-演绎模式,以推断出各种未发生的情况。
他把实际国民收入水平与假设没有铁路时国民收入水平加以比较。
他假设1890年这个时点上美国没有铁路的情况是:
1,不得不完全依靠1890年已有的运河和驿路;2,至少建筑长5000英里的实用而且盈利率很高的新运河;3,对普通驿路进行改建。
他分析了在这些情况下所产生的诸如生产地理布局、市场布局等因素的变化,经过复杂的计算得出:
在第一种情况下,铁路带来的收益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1%,在第二、第三种情况下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8%。
[7]因此,铁路对美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被经济史学家夸大了。
在没有铁路的情况下,美国国民生产总值最多只减少3%多一点,铁路并没有在美国经济增长中起决定性作用。
即使没有铁路,美国经济增长最多推迟两年时间。
换言之,美国经济增长的原因应该从铁路之外的方面去寻找。
由福格尔的研究所激起的有关英国、德国、俄国铁路的经济影响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1974年,福格尔与恩格尔曼合作出版《十字架上的岁月:
美国黑人奴隶制经济学》一书,运用“反事实计量法”来分析美国经济史乃至整个美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即南北战争。
他们提出一个假设:
如果没有南北战争,奴隶制一直延续到1890年,将会出现什么情况?
他们根据官方公布的1860年-1890年美国棉花价格、棉花产量、人口变动、价格总水平和利息率的历史统计资料,计算出这些年间棉花价格增长率、奴隶劳动力人数增长率、奴隶生活费增长率等指标,再计算出奴隶价格增长率。
他们认为,如果不发生南北战争,到1890年时,尽管一个奴隶的价格比1860年时有所提高,但奴隶提供的纯收入也上升了。
同时,如果考虑到种植园也是生产和出售奴隶的单位,奴隶价格的上升实际上有利于奴隶主。
这样,到1890年时,奴隶制不仅不是难以维持下去,甚至可能处于比1860年更加有利的状况。
他们由此得出结论:
南北战争是必不可少的;奴隶制经济在南北战争前夕并非处于自动崩溃的局面;不用战争去摧毁它,它会继续存在下去;奴隶制的危机不是经济和社会危机,而是社会平等或道德问题,因而有必要用战争去摧毁。
如果说福格尔在1964年提出并运用了“反事实度量法”,那么,1968年,诺思在《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1600-1850年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原因”一文中,则提出并运用了“新经济史”历史计量分析的另一个主要方法,即“间接计量”分析。
他的结论是,美国海洋运输业在1600-1850年间,虽然技术无大变化,但船运制度与市场制度发生变化,降低了成本,提高了生产率。
这是新经济史学家运用“间接计量法”分析经济史的一次成功尝试,也是新经济史学家开始超越单纯数字计量分析,进入制度分析的过渡环节。
1600-1850年间,海洋运输生产率的提高是显著的事实。
为什么会提高呢?
传统的解释归结为技术进步,但是,海洋运输技术进步发生在19世纪后半期,因为从那时起,在海洋运输中才普遍使用轮船代替帆船,而在1600-1850年间帆船并没有发生重大改进,所以,传统的解释暴露了问题。
诺思运用间接计量法提出了如下解释:
关于1600-1850年间的海洋运输生产率虽然没有直接可比数字,但可以运用航运成本作为间接衡量航运生产率的指标,然后,找出影响航运成本的各个因素进行分析。
他指出,航运成本等于海上航运期间的成本与港口停泊期间的成本之和;海上航运成本等于海上航行期间的劳动成本加上船舶折旧费、保险费等;港口停泊船舶成本等于港口停泊期间的劳动成本加上船舶折旧费等。
据此,可以计算出不同时期平均每吨货物所担负的航运成本。
计算结果表明,在1600-1850年间平均每吨货物所担负的成本是下降的。
那么,为什么航运成本会下降呢?
诺思对每项成本因素进行了分析,得出由于航运安全性加强和市场经济扩大等因素的作用使成本降低的结论。
一方面,由于海上运输变得比较安全,保险费减少,船上装备的武装人员可以减少,从而使每个船员所担负的实际货运吨位提高了,而且船上武器装备的减少还有助于提高船舶航行速度。
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扩大,船舶可以减少空驶时间,减少港口停泊的时间,而且由于可以在港口随时雇佣搬运装卸的劳动力,所以船员数量也大大减少,从而减少了劳动成本,提高了航运效率。
这样,诺思通过间接计量法,算出了缺乏直接可比数字的海洋运输生产率的变化,解释了航运增长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诺思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单纯的量化分析,因为他实际上考察了数字背后更深层次的制度因素,即市场扩大,市场规则趋向完善,交易活动安全性提高等。
诺思把成本收益等计量目标视为制度变量的函数,从而把制度因素在经济史的分析中内生化了。
既然“新经济史学家”意识到制度性因素在经济发展史中的作用,他们必然要从历史中验证。
这一时期,他们由对传统经济史研究缺陷的认识有所发展,认识到传统经济史只研究具体问题,而忽视了一个国家为什么富裕等宏观重大问题。
同时,他们从对传统经济史状况不满,发展到对传统经济理论不满,他们认识到,传统经济理论特别是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偏狭性在于不考虑制度因素在经济增长史的作用。
而“经济史与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即是说明那些创造出能诱致递增生产力的经济环境的政治与经济制度的变迁过程”。
[8]因此,“新经济史革命”开始进入第二阶段。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是“新经济史革命”的第二阶段,即以经济制度分析为主的阶段,也是这一“革命”的发展阶段。
运用制度经济学框架分析经济史的尝试首先是从对欧洲经济史的分析开始的。
1970年,诺思与罗伯特合作发表“西方世界增长的经济理论”一文,1971年,两人合作发表“庄园制度的兴衰:
一个理论模型”一文。
如果说此前,诺思不自觉地意识到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可能有作用,在这两篇文章中,他们自觉地提出了一个不同凡响的观点:
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
1971年,诺思与戴维斯合作出版《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一书。
通过对欧洲国家和美国经济增长史的考察,他们发现,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有相似性,即推进制度进步和推进技术进步的主体都是追求收益最大化的。
不同的行为主体(如个人、团体和政府)推动制度变迁的动机、行为方式和产生的结果是不同的,但他们都必须服从制度变迁的一般原则和过程。
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之比对于促进和推迟制度变迁起关键性作用,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情形下,行为主体才会推动和最终实现制度的变迁,反之亦然,这就是制度变迁的原则。
在美国历史上,金融业、商业和劳动力市场方面的制度变迁都是为了实现社会总收益的增加而又不使个人收益减少。
从这种立论角度看,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与通常的经济增长理论既有不同点,又有相似之处。
区别在于,前者将制度作为一个变量,后者将制度当作既定的和已知的。
相似之处在于,都以收益最大化原则作为理论的起点。
正是在这一时期,西方经济理论界发生了“产权运动”,“新经济史学家”及时借鉴这一运动的成果,以产权理论作为经济史制度分析的主要视角和方法,考察了美国制度变迁的产权含义。
1973年,诺思与罗伯特.托马斯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将产权理论运用于欧洲经济史的研究,探索欧洲兴起的原因。
该书的核心观点是:
“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欧洲的发展正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
[9]传统的对欧洲兴起原因的经济史解释是,以技术进步、规模经济、教育发展和资本积累为主要表现的工业革命。
实际上,这种解释是不够深刻的。
因为,这些因素和工业革命本身就是经济增长的表现和结果,而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换句话说,还必须探索这些因素的深层原因,探索什么保障和促进了工业革命产生和发展所需要的技术创新、资本积累等,即必须探索工业革命为什么在欧洲首先发生的原因。
诺思从制度经济学理论出发,通过对900-1700年间西方世界经济史的考察,认为,这一原因在于制度,即在欧洲首先出现了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
这是因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产生需要在制度上确立产权,以便对人的经济活动形成激励,根据对交易费用大小的权衡使私人收益接近社会收益。
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实现经济增长,那是因为该社会没有为经济方面的创新提供激励,也就是说,没有从制度方面去保证创新活动的行为主体应该得到的最低限度的报偿或好处。
为什么历史上的经济增长没有在整个西方世界同时出现,而首先在尼德兰和英格兰出现,原因在于,尼德兰和英格兰最早进行了产权结构方面的改革,从制度上激发和保护了经济领域的创新活动,因此,它们首先在西方世界兴起。
而法兰西和西班牙则没有做到这一点,因此,它们在西方世界的竞争中落伍了。
1981年,诺思出版的《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一书是他运用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系统分析经济史的代表作。
顾名思义,本书是分析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的。
按照诺思的定义,“结构”即制度框架,“变迁”指制度创立、变更以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
[10]在本书中,诺思构建了一个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框架,然后,在本书第二篇“历史”中,运用这一框架解释了人类社会全部经济史。
其核心结论是,制度变迁是经济史演变动力的源泉。
在传统经济史学观看来,产业革命的爆发无非是蒸汽机和飞梭之类的技术发明带来的技术进步的结果。
产业革命似乎是技术进步带来的突变。
但在诺思看来,正是一系列的制度方面的变化给产业革命这一根本性的变革铺平了道路。
即,市场规模的扩大引起专业化和劳动分工,进而引起交易费用的增加,交易费用的增加意味着资源的浪费,也说明原有的经济组织出现了不适应性,这迫使经济组织发生变更,从而降低了交易费用,加速了经济增长。
而市场规模的扩大早在封建制的衰落和民族国家的兴起以及新大陆的发现时即已经开始。
因此,产业革命作为人类社会经济史上第二次经济革命(第一次经济革命是农业的产生),是一系列因素长期发展、变化所带来的渐进性结果。
而其中,制度变迁是动力的源泉。
由于诺思成功地将产权理论运用于经济史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史进行了重新解释,他对西方经济史的考察成果成为西方经济学中“产权运动”的四大支柱之一。
[11]他本人也被成为产权学派的代表人物。
80年代以来,是“新经济史”第三阶段,即将人类生存状况演变史研究与社会经济史研究结合起来,将历史计量分析、制度分析加以综合和扩展并与现代生物与医学分析技术等自然科学成果结合起来的阶段,也是这一“革命”拓展的阶段,将经济史分析与现实经济政策探讨结合的阶段。
80年代以后,福格尔的研究在运用计量方法和计算机技术的同时,着重强调围绕经济发展中“人”在生存与工作中的物质和制度条件,大量收集、处理通常不被人注意的琐碎材料。
他把人力资源的各种生理指标的历史变化作为对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一个反应,把经济发展中的投入产出过程类比为物理上能量守恒与转换过程,提出了他所谓的“经济发展的热动力学与生理学”。
这是对经济发展的历史统计学、历史计量学和制度分析的重要扩展。
因为,福格尔对经济发展的动态研究是以他对18世纪初以来有关人口营养状况和死亡率的计算为基础的。
他认为,把现代发达的生物医学分析工具与经济分析技术结合起来,就可以更加深刻地探测自18世纪以来,西欧北美营养不良的范围及其解决状况,进而说明营养状况的改善能够增进人们的生理与心理健康,延长寿命,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经济发展带来动力。
福格尔的研究和基本结论是:
首先,就经济发展的热动力学因素而言,他以热力学第一定律,即能量转化与守恒定律为基础,把机械上的能量扩展到人力资本上的能量上,提出了营养改善促进经济发展的结论。
他推测,英国在1790-1980年间由于营养改善,劳动强度相应调整,仅此一项就大约使人均收入增长30%多,即过去200多年间英国经济增长的30%可以归因为总体营养状况的改善。
[12]营养增加对经济增长有两个影响。
一是提高劳动参与率,因为以前生活消费低,总有一部分人口由于体质过差而无法参与社会劳动,伴随营养增加和体质改善,原来无法正常工作的最底层人口也进入了劳动大军。
二是对于既有劳动力,由于可以用于工作的热量增加,劳动强度和效率得到提高。
以美国早期经济增长为例,那时的劳动强度和效率比现代低得多,同样一件工作在1860年要花比现在多1.75倍的时间才能完成。
其次,经济发展中的生理学因素实际上是劳动力把能量投入输出的效率。
营养学家、生理学家和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健康、食物结构、衣着和住房的改善能够显著地影响劳动生产率;对疾病抵抗力的增强,对营养吸收率的增强,患病率的下降,能够大大增加用于工作的能量;食物结构由谷物转向高纤维、糖类和肉类,提高了能量吸收比例;衣着与住房的改善,减少了能量的消耗,提高热力效率。
福格尔还运用历史计量分析方法,评估人口体型与重量变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他的研究结果表明,由于人类生理学结构的变化,例如人口体型与重量的变化,提高了人体将食物能量转化为工作产出的人体效率提高,这项因素可以解释英国1790-1980年间长期经济增长率的20%。
这样,在他看来,热力学与生理学因素可以解释这一时期英国经济增长率的50%。
[13]
第三,福格尔说明,经济史上的热动力学与生理学效应的发生不是一蹴而就的,在这个过程中,投入与产出之间有往往有漫长的时滞。
在英国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1910-1980年间的经济发展,就归因于一个世纪以前的人力资本投资。
他根据历史经验提出,决策者必须考虑长期生理变化,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来促进体质增强和寿命延长,这些措施直接关系到长期经济增长的潜力,但这些措施要经历一个时滞才能发生作用。
如果不考虑到这个时滞,就不仅会造成理论解释上的困难,而且会导致政府政策的短视和失误。
因此,福格尔强调经济史研究对于经济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
正如福格尔所说:
“不考虑历史常常使研究人员误解当前的经济问题,他们没有察觉到他们的推论是建筑在暂时的情况上”。
“任何长期预测(规划)没有考虑到过去一个世纪生理变化的动态学,没有考虑到引起这些变化的社会经济、生物医学和其他环境的改进,就很可能远离目标”。
“因此,在经济史知识上的肤浅与在经济理论知识上的肤浅一样危险”。
[14]
可见,福格尔实际上是把人口作为受制于社会基本制度的一项制度安排来研究的。
人口的热动力学与生理学只是为了解释人口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而借用的技术性工具。
关键问题在于,一个国家不仅值得对这项制度进行投资,而且应该通过长期性经济政策对这项制度进行持续投资。
这样,长期被经济学家设定为外生因素的人口被内生化了,并且成为长期经济发展的重要解释变量。
福格尔的分析还试图表明,从长远角度来看,国家的干涉只能对经济发展起次要的作用,相比之下,更为根本的推动力应该是人口、人类潜在能力与质量的提高与质量的发展,以及以前积累的资本储备和有利于发挥个人积极性的社会经济制度。
从上述过程看,“新经济史革命”从产生到80年代,经过了一个展开的过程。
这一过程的基本路径是:
从研究的方法来看,从经济历史计量分析发展到制度分析,再发展到历史计量分析、制度分析与经济热力学和生理学分析等自然科学的结合;从研究的地域范围来看,从美国这个国家的单个部门经济史,发展到美国整个国民经济史,然后发展到欧洲整体经济史,再发展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历史的比较分析;从研究成果的理论价值来看,从第一阶段的挑战与修正传统的经济史研究结论和方法,发展到第二阶段的构成经济理论的重要基石,再发展到第三阶段的具有政策制定的历史参照意义。
三,“新经济史革命”的内容及其评说
“新经济史革命”的“革命性”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
尽管诺思在宣称他们的“革命”正在进行时是针对传统经济史研究,但是,事实上,这场“革命”的“革命性”是针对经济史与经济学两个方面的。
这首先是因为,尽管这场“革命”的发生是因为“新经济史学家”对传统经济史的不满,但这场“革命”的第二阶段则同时也是因为他们对传统经济理论将制度因素排除在经济增长的内生因素之外的不满。
更重要的是,这场“革命”不仅给经济史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而且给经济学的发展以及经济史与经济学的结合指明了趋势。
因此,“新经济史革命”是经济史的“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经济学的“革命”。
对于经济史学来说,“新经济史”的“革命性”表现在:
首先,在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层面,“新经济史”强调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意义。
“新经济史”首先“新”在运用经济理论作为经济史的分析框架。
A.K.凯恩克罗斯曾在一篇“称颂经济史”的演讲中划分了两种经济史,即历史学家的经济史和经济学家的经济史。
前者像历史学家那样,煞费苦心地收集事实,对事件和过程做连贯的描述,这种经济史与历史的唯一区别是它研究的对象是经济制度和经济现象。
经济学家的经济史则运用一般的理论来说明历史事件,使这些事件从本质上成为原理的例证,而不单是就事论事。
两类经济史学家往往互相排斥。
例如克拉彭拒绝使用经济理论,他认为经济理论与经济史毫无关系。
[15]与此相反,新经济史学家们指出的,传统的经济史研究与经济理论是脱节的,因此,在方法论、分析工具、资料运用、研究结论的可信性以及学术价值等方面都存在缺陷。
诺思批评传统经济史学没有充分利用既有的经济理论,因而存在许多缺陷,例如,研究领域过于狭窄,忽略了许多宏观性和深层次问题的研究;对许多经济关系的归纳具有随意性,不仅得不到经济理论的支持,而且与理论相矛盾;引文断章取义,资料支离破碎,以致于根本无法诉诸理论剖析和实践检验;许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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