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商会在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中的作用机制研究以中国轻纺城商会为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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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商会在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中的作用机制研究以中国轻纺城商会为例

浙江省科技厅一般软科学研究项目（2010C35012）结题报告

地方商会在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以中国轻纺城商会为例

项目负责人：

陶侃

项目承担单位：

绍兴文理学院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

目录

第一章相关概念与文献综述1

一、相关概念1

二、文献综述3

第二章中国轻纺城地方商会的产生与发展5

一、中国轻纺城的发展历程6

二、中国轻纺城地方商会的产生与发展6

三、地方商会快速发展的原因分析9

四、中国轻纺城地方商会现状调查11

第三章绍兴纺织业发展17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17

二、纺织产业升级的途径19

第四章地方商会组织在纺织产业升级中的角色扮演21

一、地方商会对纺织产业升级的影响因素21

二、地方商会对纺织产业升级的作用模型22

第五章地方商会对纺织产业升级的作用分析23

一、协助政府引导产业升级23

二、服务企业实现转型24

三、维护市场环境26

第六章结论与展望26

第一章相关概念与文献综述

一、相关概念

（一）行业协会、商会

行业协会是以同一行业共同的利益为目的，以为同行企业提供各种服务为对象，以政府监督下的自主行为为准则，以非官方机构的民间活动为方式的非营利性的法人。

商会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商会包括行业协会，行业协会是商会的一种形态，是商会的中介组织。

不过商会不同于其他行业协会，它在两个方面区别于其他行业协会：

一是产业特点上，商会往往指贸易领域的行业协会；二是地域特点上，商会往往带有地域色彩，以地域特征划限吸收会员。

狭义上的商会不包括行业协会，只是一种综合性（不分行业）和地域较强的中介组织，而行业协会则是同行业内部由企业组织起来的一个中介组织。

对于商会的定义，各级政府和学术界都有过定义或类似定义的界定，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商会”与“行业协会”两个概念一般是在互换的意义上使用的。

政府对商会的定义一般体现在相关文件里。

例如，国家经贸委1999年一份文件这样写道：

工商领域协会（包括工商领域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中介组织）“是以有关企业事业单位和行业协会委主要会员，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自愿组成的自律性、非营利性的经济类社会团体法人；是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桥梁和纽带，通过协助政府实施行业管理和维护企业合法的权益，推动行业和企业的健康发展。

”

“由本市同业经济组织以及相关单位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的以经济类为主的社团法人。

”

“由同业企业及其其他经济组织自愿组成、向会员单位提供服务并实行自律管理的社会团体。

”

上述商会的定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商会的性质，但也存在着一些缺陷：

定义中往往混淆了民间商会与行业协会的定义；“自愿性”是定义中很重要的属性，它往往成为“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的重要属性。

相比之下，学术界关于“商会”的定义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

商会作为一种重要的市场中介组织，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媒介。

是一个以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以工商业者提供各种服务为对象、以政府监督下的自主行为为准则、以地区设置与跨国发展为空间、以非官方机构的民间活动为方式的非营利性的法人组织。

商会是“同一、相似或相近市场地位的特殊部门的经济行为人组织起来的，界定和促进本部门公共利益的集体性组织。

”进一步来说，它是一种“组织化的‘私序’”，是对通过法律等途径构建的‘公序’的一种补充。

“商会是由企业家自发自愿组建、以行业自律和自主治理为特征的民间自治组织。

在这些组织内部，企业家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协会领导人，会员企业自愿纳的会费、理事单位的自愿捐助和章程规定的服务性收费等方式成为组织运作的资金来源；为了保证组织决策的民主性、代表性，协会不断完善和健全组织结构和治理机制，并在长期的市场活动中发展出了一套基于群体自愿遵守的制度规范和纠纷化解机制，使之成为行业规范和纠纷化解的重要一极。

”

本文赞同郁建兴教授的观点：

商会是以市场和企业为基础的，是一种“经济组织的再组织”，也就是各种经济组织以某种形式组织起来执行某些转移出来的职能，以达到某些共同利益。

这里有几层涵义：

第一，经济组织（主要是企业）是商会的基础，没有经济组织就没有商会，因为无论会员、会费、核心管理者还是商会职能最终都与经济组织（会员企业）直接相关；第二，商会是在经济组织在生产、销售与管理所需的资源集聚之外的再一次资源集聚，同时也实现经济组织行为外部性的内部化，它的组织形式（围绕生产与销售等进行组织）和宗旨（如利润的最大化）都与原来的企业相异；第三，商会从职能和性质上看都不是经济组织的重复，而与经济组织有分工关系。

这种分工把原来由企业去做的、与企业核心目标较远或者效率不高的部分职能转移到专门执行这类职能的商会身上，从而实现效率的提高。

（二）产业升级

产业的升级一般有四种途径：

“一是产品性升级，即扩大产品宽度，增加产品功能，提高单位产品或服务的附加值，从而提高产品竞争能力。

二是工艺流程升级，通过引进新工艺或重组生产网络来提高生产，更高效将投入转化为产出，降低产品成本，提高产业竞争力。

三是功能性升级，即获取产业价值链上更复杂的功能，如从简单的生产功能提升到设计和市场营销功能。

四是交差产业，将用于一种产业的专门知识用于另一种产业。

”

以上四条途径中，产品性升级强调产品范围和宽度的拓展；工艺流程升级强调生产效率的提高；功能性升级强调获得新的更高的附加值功能，如设计、营销和品牌；交叉产业部门升级是指将应用于甲种产业的资源转换到乙种产业实现升级。

本文指的产业升级是重新组合价值链中的环节来获取竞争优势，包括设计、生产、品牌、市场营销等价值链的四个环节及其许多独立的分支环节的升级；融入国际产业链，并在全球价值链上攀登。

二、文献综述

从世界各国的工业化程度看，商会是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和社会分工在市场领域细化的必然产物，是市场经济体系成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

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化进程，由于市场、政府在一定程度的失灵，必然伴随着商会等非政府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同时，商会等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又反映着国家、地区的市场化水平和经济规模。

商会作为一类中介组织，它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不仅沟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需求与供给，承担起行业中微观事务性的工作，弥补着政府与市场的不足，而且发挥着它独特的主体作用，代表行业共同利益，满足行业发展需要，解决矛盾与缓和冲突，确保市场经济秩序与社会秩序的有效运行。

作为一种十分重要的社会中介组织，商会对于市场经济发展和市民社会的形成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不同学科从不同角度对在产业集群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商会、行业协会进行了分析。

郑风田等（2006）从全球化竞争、行业协会治理和中小企业集群发展分析得出：

行业协会能在产业集群危机治理、升级、参与国际竞争中发挥重要作用。

与政府不同的是，行业协会由企业家组成,对行业实施自我管理，能够更迅速、准确地捕捉行业信息，更了解行业需求，采取快速、准确的反应措施。

比起松散的非正式网络，行业协会又拥有代表本行业的正式权威，利于采取统一的行动。

这些优势在行业协会代理政府行使行业管理职能、代表产业集群处理国际贸易纠纷时显得非常重要。

产业集群应对国际竞争，需要政府、行业协会、企业的沟通与合作。

一方面，政府可以采取产业政策和贸易措施，鼓励本国某些产业发展或限制来自出口国的竞争（这些可以由行业协会建议、提案）。

另一方面,行业协会可以代表本行业整体利益，为企业提供信息，联合企业采取统一行动。

张旭昆和秦诗立（2003）应用集体行动理论并引入青木昌彦的“关联博弈”产业集群中的行业协会:

组织化私序和合作平台概念，对商会的激励约束条件进行了分析。

他们认为，商会提供的不同性质的产品（公共产品和俱乐部产品）是相互关联的，这种关联将改变在单独一个领域中的博弈行为，形成一个综合的博弈策略，而这种综合的博弈策略将放松激励约束条件，使参与人在不同领域中的博弈行为可以实现均衡，从而保证组织的激励约束机制、自我实施和自我维系。

陈剩勇（2003）在对温州民间商会发展实践进行调查的基础上，认为温州民间商会的制度供给是政府和商会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基于群体自发形成的内在制度在商会的治理实践中起着主导性作用，这实际上已经涉及到对温州行业协会产生原因的分析。

陈剩勇还分析了商会的制度供给、激励和监督机制，认为商会激励机制包括物质性激励、团结性激励和目的性激励，商会组织在治理实践中为不同层面的参与者提供各自所需的“选择性激励”；商会监督机制的优势在于具有制度化与道德驱动相结合的自律特征，网络式的组织结构为会员建构了一个低成本的参与网络。

在我们看来，商会所具有的物质性激励、团结性激励和目的性激励，是有助于克服人们普遍存在的“搭便车”动机和行为的，有助于促使人们的采取共同行动以增大共同利益。

徐家良（2003）认为，中国的行业协会是企业赋权与政府赋权相结合，它凭借利益表达机制，兼用正式的制度安排与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督促政府调整和采取相关政策，达到利益表达的效果，使公共政策趋于合理化。

余晖（2002）认为,协会实际上是一种组织化的“私序（privateorder）”——社会个体基于自动形成的个人关系资源或自愿加入的组织化团体，在长期交往博弈中达成的自我约束机制，也可以说是一种组织化的关系合约。

戈登·怀特（GordonWhite）（1993）从市民社会理论的视角考察了浙江萧山的民间社团，指出，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经济领域的变化，在政治国家与经济行动者之间，一种非官方的、非正式的民间经济和组织正在出现，它们与国家体制的界限日益明显，活动空间日益扩大。

社会结构出现了新空间，出现了连接国家和社会的协调性经济组织，这类组织拥有较多的自主权力，能够利用体制提供的方便促进民间的沟通，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增进社团自身的利益。

怀特甚至断言，这些社团的出现是基层向公民社会过渡的标志。

Nadvi和Schmitz（1994）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的集群中游说政府是行业协会最为重要的功能之一。

通过游说行为，影响政府的决策，协会可以保护成员的整体利益，同时也产生了在政府与当地生产者之间的协调机制。

游说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寻租行为，通过游说政府可以为其成员得到税收和贸易上的利益。

如在贸易保护问题上，游说政府以加强对当地生产者的贸易保护。

Porter（1998），认为行业协会可以“提高集群竞争力和制度化的集体联系”，“除了提供一个中立性的论坛识别共同需求、共同的约束和机会外，协会可以集中共同的努力来解决这些问题”。

还有一些学者从产业集群发展的案例中分析行业协会的作用，如Brusco（1992）强调指出，在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意大利产业区中由本地行业协会提供集体服务的重要性。

Best（1990）也从意大利的实践中突出了协会如CAN（NationalConfederationofArtisans）在提供节理、金融、商业和技术服务上的重要性、而Schmitz（1992）以德国巴登--弗腾堡为例，说明了协会在对本地的中小企业提供技术、法律服务以及市场信息方面的重要性。

Albaladejo（1998）以西班牙的瓦伦西亚为例说明了商业协会和技术协会所起的积极作用。

当然，行业协会也有其负外部性。

如Moore和Hamalai（1993）提醒对商业协会应持审慎的态度，认为行业协会作为一种网络组织，形成了一种进入壁垒，限制了新企业的进入，降低了竞争的压力，也削弱了企业升级和发展的动力。

网络组织所具有的路径依赖特征，也会使企业陷入锁定状态。

同时，由于行业协会存在着排他性竞争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如联合定价、产量限制等也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造成总体经济效益低下。

这对全面理解行业协会的功能也是有警示意义的。

Meyer-Stamer和SileneSeibel（2002）考察了巴西SantaCatarina纺织品产业集群的例子，指出行业协会领导的联合行动可能会因为产业集群内组织环境恶化、领导人无奉献精神、政治斗争等原因而衰落。

作为一种十分重要的社会中介组织，商会对于市场经济发展和市民社会的形成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从不同角度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商会进行了深刻分析。

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来源和理论基础，有较大的有启示意义。

第二章中国轻纺城地方商会的产生与发展

一、中国轻纺城的发展历程

中国轻纺城始建于1988年10月，其前身为绍兴轻纺市场，1992年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批准正式更名为“中国轻纺城”，是全国首家冠名“中国”的专业市场。

1999年被浙江省工商局命名为浙江省三星级文明规范市场。

目前中国轻纺城总占地面积77.8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达326万平方米，商行1.6万余家，营业用房1.9万间。

场内经营人员5万余人，经营面料3万余种，日客流量10万人次，日成交额1.8亿元，市场区金融网点76个，日存款额20多亿元。

市场交易持续兴旺，年成交额从1989年的3.11亿元跃升到2010年的793.6亿元，是目前全国规模最大，设施齐备，经营品种最多的纺织品集散中心，也是亚洲最大的轻纺专业市场，市场成交额连续名列全国百强市场前茅，多年被评为全国文明市场。

特别是2001年以来，市场重在提高整体水平，转变管理方式，努力推进市场形态职能转换，实现市场管理创新，功能创新、机制创新。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积极探索发展电子商务，建设“网上轻纺城”。

全面导入品牌经营理念，提高交易商品品位，一些经营大户纷纷注册商标，创立品牌。

为中国轻纺城这个亚洲最大的纺织品集散中心提供了巨大的商机。

2003年，中国轻纺城积极稳妥推进以市场布局调整和功能创新为中心的国际化建设以公司化、国际化、信息化为导向，打造国际纺织品贸易中心。

稳步推进轻纺城市场的改造升级和拓展工作。

改造传统交易区，加快建设现货交易区。

市场格局、经营形式改“摊位式”为“前店后司式”，形成公司化经营新模式，支持经营户对人才、资本、技术纽带走联合经营之路，以扩大和提高经营面、档次及规模。

加快完善市场配套建设，促进电子商务发展，接轨现代物流。

市场加速启动“全球纺织网”、“网上轻纺城”、“市场管理信息系统”三大网络平台建设，同时建立集培训、客户服务为一体的“轻纺城市场信息化服务中心”，为市场经营户提供计算机和网络应用基础知识培训、技术维护等系列服务。

目前轻纺城东区、北区及老市场（西交易区）共6000余家经营户网上虚拟市场已基本建成，东区数据库已全部上网。

为接轨现代物流，中国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还投资2.5亿余元，建设了总面积20余万平方米的中国轻纺城国际物流中心，为市场提供了一个现代化物流站场基础设施平台。

二、中国轻纺城地方商会的产生与发展

上世纪90年代初，浙江出现一种新的现象：

外出经商，这种跨区域的、跨商业的大规模转移所采用的迁移方式即所谓“接龙式”或曰“连锁式的迁移”，就是先前外出的有商业意识的人向后来者提供商业信息，使后来者跟随先行者到其迁移的区域，并给后来者提供产品买卖等实际帮助。

这种迁移方式就像一条龙，一节接一节，像一根锁链，一环套一环。

正是这种连环套式的互助方式，才形成蔚为壮观和持续不断的外出经商潮。

这一条龙，这连环套，亦正是社会关系网络在起着巨大的作用。

具体分析可以看到，同乡社会网络是通过面对面的微观层次，及信息传播的宏观层次两个层面来发挥作用的。

从微观层次来看，本村庄彼此相熟的乡邻外出经商，他们当然成为村里人心目中的“英雄”，出去过的人信息反馈回来，而没有出去过的那些乡里乡邻或朋友亲戚，则带着家人的期待，跟随这些先行者上路了。

这样一带一，一带二，连环交错，亲朋好友，乡里乡亲，一波接一波，一茬接一茬，可以网罗带出一个村子或邻近几个村子的人外出经商，这是同乡社会网络在可以直接了解接触到的范围内，所引发的外出经商大潮。

在一个地区的专业市场聚集了大量同乡经商人员，是地方商会形成的基础。

温州乐清的经商人员1989年进入中国轻纺城，是最早进入中国轻纺城的非绍兴籍人员，主要以虹桥等镇的人为主，而1988年中国轻纺城刚刚建立，到1990年才初步形成一个市场雏形。

温州人天生的经商意识和经商头脑，在此地发现了商机，马上将信息反馈到家乡。

传统的经商模式：

亲帮亲，邻帮邻，带来了资金、产品、销售网络和信息。

乐清人温州模式的市场观念和经营方式，注入到这个苏南模式（集体所有制经济主导的经济）影响较深的市场中。

原先，绍兴的产品并不十分符合市场的需求，专业市场以销售广东货为主，绍兴的纺织企业渐渐嗅出了其中的商机，开始生产市场所需要的产品。

1989年，乐清人进入中国轻纺城的意义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乐清经营户将绍兴的纺织品推销给全国各地，其经济实力在轻纺城中举足轻重。

至2003年，在中国轻纺城的黄金地段东交易区中的一楼黄金区域，乐清人占据了其中80%的摊位。

1993年，中国轻纺城中第一个外地人商会，乐清商会的前身乐清个体劳动者协会轻纺城分会成立。

（2）浙江各地的工业化进程大体可分为两种模式：

民营经济主导的温州模式和受苏南模式影响的集体所有制经济主导的模式。

1989年，绍兴尚属集体所有制经济主导模式，乐清人进入中国轻纺城，带来了温州模式的市场观念和经营方式，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地促进了绍兴从集体所有制经济主导模式向民营经济主导模式转变。

这也是温州模式向浙江省乃至全国扩展的最有效方式。

在这样的历程中，乐清商会，于1993年8月在乐清市个私协会中国轻纺城分会的基础上更名成立。

以四川商会的历程为例，四川省宜宾市筠连县的商贸比较发达，人们经商意识强。

改革开放后，大量经商人员外出经商，当地仅有的30余万人中有8万人经商，形成了令人震撼的经商大军。

如今四川人在轻纺城有近400个摊位，其中筠连县就有200余个。

筠连商会成立于1993年，并一步步在业内树立了威望。

随着中国轻纺城的快速发展，四川商人也越来越多，但他们多数各自为战，势单力薄，整体力量难以发挥，合法权益难以保障，并且还给所在地的政府在社会治安、计划生育等方面的管理带来一定压力。

考虑到轻纺城四川籍商人强烈愿望和迫切入会要求，四川省委考察后，建议将筠连商会扩展为四川商会，于1999年成立了中国轻纺城四川商会。

在实际调研中，我们不难发现，绍兴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中国轻纺城地方商会的兴起奠定了活动空间和经济基础，但这并不必然导致组织的出现。

作为由理性经济人----民营企业家或个体经营户自发组建的商会，它在中国轻纺城的出现并且得到发展，还必须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一是民间商会的涌现，是为了满足随着中国轻纺城民营经济快速发展而崛起的经商阶层（民营企业家或个体经营户）的利益聚合、利益协调和利益表达的需要，从而以组织的力量扩大和保护本阶层或群体的利益。

二是克服部分经商人员在经营中的“搭便车”问题。

根据奥尔森的研究，组织共同利益的共享性，使得组织成员期望“搭便车”而坐享其成。

组织规模越大，分享利益的人就越多，任何大型组织的理性成员，就不会为组织的共同利益采取行动，自动、自愿的集体行动就根本不可能发生。

在调查中，发现一个很好的现象，大多数都是行业龙头或较大企业主，往往成为商会成立的发起人或商会的核心成员，一方面，作为行业的主体部分，他们既是行业混乱无序的最大受害者，也是行业繁荣的最大收益者，因此他们有足够的动力去规范市场秩序。

三是民间商会组建、运作的预期成本小于预期收益，其合法性得到普遍的认可。

科斯认为，组织的存在可以有效地节约交易成本，当组织存在时，契约不会被取消，但却大大减少了，固定的、长期化的组织关系大大强化了人际关系的确定性，减少了交易的数量和每次交易时的变量，从而有效地节约了交易成本。

而作为由理性经济人----民营企业家或个体经营户自发组建的商会，如果其产生的制度净收益小于所付出的成本的话，他们是没有动力去进行这样的制度创新的。

在调研走访过程中，很多企业家或经营户对商会组织比较认同，并自愿加入。

四是地方政府支持商会，为地方民间商会提供了萌生和发展的空间。

绍兴地方政府积极支持商会的建立，在中国轻纺城地方商会成立的大会上，都能找到绍兴政府领导的影子，并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鼓励发展。

商会既非政府的下级，也非会员的上级，而是在现代社会的两大系统，即国家和市场之间逐渐生成的一个社会中间层，代表了一种不同于系统整合的社会整合，由此在个体和更大的社会机构之间建立起富有意义的联系，标志着现代市场社会中，政府—商会—企业三元格局的形成。

因此，中国轻纺城地方商会的角色定位非常清楚：

将有组织地推动会员企业集体行动为己任，代表会员企业、维护会员企业的合法权益，它通过非权力性权威引导企业发展，坚持自我决策、自我管理与自我行动的自治之道。

具体地说一方面，代表经商阶层（民营企业家或个体经营户）的利益，沟通企业与政府的联系，向政府反映本行业的利益诉求，从而以组织化的力量拓展行业发展的制度空间。

另一方面，商会依靠会员企业自愿授予的社会性权威，积极进行行业自律、规范市场秩序、保护会员企业的权益，参与当地公共事务治理。

如图1所示：

图3-1商会角色定位

在采访部分商会会长过程中，他们认为商会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从生活事务（如计划生育）到经济纠纷，采用“三自方式”（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协调商会内部事务。

宣传国家的方针政策，采取优质服务、信誉至上方针；提倡货真价实，不搞短尺少码；反对欺行霸市、维护市场秩序，以提高商会的知名度。

四川商会的执委会，不仅按职能进行分工，而且按四川籍经营户摊位位置，进行分段负责，提高了了工作效率。

（2）为商会成员排忧解难，处理同当地厂商、外地商会间的经济纠纷。

（3）与当地政府进行配合、协调。

当地政府的一些经济政策，都通过商会进行贯彻协调。

这些都是由目前商会的角色定位所决定，与国外发达国家的商会和中国发达地区的商会相比较，其功能少之又少，这正是体现了中国轻纺城地方商会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

三、地方商会快速发展的原因分析

商会在初期为什么能够实现快速发展，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

从企业自身来看，企业要追求更多的利润，靠单打独斗无法实现时，企业就会抱成团，部分企业主渴望权力，这都可能促进商会的产生与发展；从宏观层面来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改革的深入，政府完全靠行政命令无法实现时，迫切需要第三方来协调关系。

我们借鉴企业成长相关理论，可以把商会发展的推动力量主要概括为三个方面：

既商会会长、产业与市场和组织资源。

如图2：

图2：

商会期初发展的三大推动力量

（一）商会会长的成长欲望和能力促进商会的快速发展

商会会长具有强烈的成长欲望和对商会工作充满激情、勇于向环境挑战的能力，识别和把握机会的能力。

正是这些能力使得会长能够把会员企业从小带到大，从弱做到强。

这些能力是商会实现快速成长最关键和最基本的因素。

商会会长具有强烈的成长欲望，在自己企业赢得一定利润之后，会长一般不以达到个人满意的生活水平和享受利润所带来的好处为目标，而是怎样带领会员企业共同盈利，实现商会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会长更愿意帮助会员企业，实现信息共享、资源共用。

这为进一步扩张奠定了基础。

会长的工作激情使会员企业在实现企业目标时更加坚决、乐观和持之以恒，这不仅深深激发了参会热情和忠诚度，而且使其他不入会的企业认为不能实现的事情在商会中得以实现。

商会会长勇于向环境挑战而不是被动地适应环境，他们面对激烈动荡的环境，更加关注的是机遇而不是威胁。

会长感到有做事情的责任和主动权，不是让情况决定他们的行动，更多地为改变商会的现状而行动。

会长擅长识别和追求机会使商会具有创新的优势，创新使商会能够赢得快速成长的机会。

由于会长勇于向环境挑战，所以能更多地接触到机会。

一个构想对于一个机会极为重要，但不是所有的构想都有机会，会长深知其中的不同。

会长不仅能识别机会，而且是利用有限资源实现机会的专家。

（二）产业的发展与市场的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