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怎么处理越级上访.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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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怎么处理越级上访
乾隆怎么处理“越级上访”
乾隆面对民众上访的逻辑,在处理夏邑上访事件时得到了另一次清晰的解释。
在给夏邑人的另一篇谕旨中,乾隆如此告诫百姓:
“州县乃民之父母,以子民讦其父母,朕岂肯听一面之词,开挟制之风。
辟如祖虽爱其孙,必不使其恃恩反抗父母,此等刁风断不可长!
”
一
乾隆二十二年四月初七,皇帝的大驾行走到了江苏与山东交界的涧头集。
刚刚结束了第二次南巡北返,坐在打开轿帘的大轿里,47岁的乾隆心情不错。
初春季节往往是他诗兴大发的时候,遥望绿云笼罩的原野,他在心中酝酿着诗稿。
乾隆南巡大驾突然停下来,前面传来喧哗声。
新修好的御路旁边的散水沟里,跪着两个鸠形鹄面的人,一望而知是两个灾民。
他们高举着两张纸,显然是告御状的。
皇帝命人把他们带到轿前。
他们是河南西部夏邑县人。
他们说,河南西部遭遇了严重水灾,百姓流离失所。
夏邑县令孙默和河南巡抚图勒炳阿等官员串通起来,隐瞒灾情。
老百姓实在活不下去了,所以他们才大着胆子来告御状。
乾隆皇帝的眉头锁了起来。
怎么又是夏邑?
关于河南夏邑县的水灾,在这两个灾民告御状之前,皇帝就已经知道一二了。
他这次南巡到山东时,前江苏布政使、退休官员彭家屏在山东迎驾时就已经向他加以举报了。
彭家屏本身就是河南夏邑人,他说河南西部已经多年遭遇灾害,今年尤其严重,百姓嗷嗷待哺,地方官却无动于衷。
因此河南巡抚图勒炳阿罪无可绾。
对于彭家屏的举报,乾隆并不很相信。
因为第一,图勒炳阿因为精明而听话,一直颇为乾隆赏识。
第二,按照朝廷纲纪,退休在家的官员,应该安分守己,不得倚仗自己做过高官而干预地方公务。
彭家屏的行为有违反这条规定的嫌疑。
第三,皇帝一直很讨厌彭家屏其人。
乾隆最痛恨的是官员拉帮结伙搞朋党,而彭家屏却很喜欢搞这一套,在雍正年间,他有过投靠雍正的宠臣李卫,攻击李卫政敌鄂尔泰的不光彩历史,所以乾隆对他印象一直不佳。
乾隆后来说:
“且彭家屏乃李卫门下一走狗耳,其性情阴鸷,恩怨最为分明。
从前每当奏对时,于鄂尔泰、鄂容安无不极力诋毁,朕因此深薄其为人。
”皇帝的第一反应是用怀疑的目光深深盯了彭家屏一会儿。
他首先判断这是图勒炳阿与彭家屏二人有矛盾,彭借机夸大其辞,进行倾陷。
作为一个皇帝。
乾隆每一分钟都在提醒自己不要掉进官员们设下的圈套,成为他们斗争的工具。
现在的问题是首先查明事情真相,再做处理。
所以,他命令同到山东迎驾的图勒炳阿会同彭家屏一起,实地查勘灾情,然后共同向他汇报。
与此同时,皇帝还采取了一个极为秘密的措施。
他派自己身边的一个随侍、精明强干的员外郎观音保化装成一个商人,深入河南夏邑,实地考察灾情到底如何。
这个措施典型地反映了皇帝的行政风格。
就在观音保出发后第三天,发生了开头所述告御状事件。
二虽然“爱民如子”,但乾隆并不鼓励他的子民们告御状。
作为一个力图以权力笼罩控制一切的皇帝,乾隆最热爱的是秩序和稳定,最恐惧的是民众的自发性。
对于这些告御状的人,他一直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也许他们所说都是实话,但他们的眼睛里燃烧的却都是强颈和不驯服。
敢于向自己的父母官叫板,敢于和皇帝的眼睛对视,可见他们平日就并非安分守己之辈。
如果天下沧海横流,正是这些人会铤而走险。
对他们进行鼓励,无疑是给国家政治埋下不稳定因素。
因此,历史上有一些皇帝喜欢搞一些御前判案为民申冤的“政治秀”,乾隆却从不这样做。
这两个灾民的出现,让他确信了彭家屏的话有根据,老百姓是不可能在皇帝面前公然说谎的。
但古往今来,上访的处理原则不变。
他一纸批文,把这两个人转交河南巡抚图勒炳阿,命他认真审理。
就在第一起告御状事件发生两天之后,四月初九,皇帝一行走到山东邹县,突然路边又冒出一名告御状的人,同样是衣衫褴缕,同样是一口豫西口音。
一问之下,居然又是河南夏邑人,名叫刘元德,也来投诉自己的父母官办赈不实。
乾隆危机思维和阴谋思维乾隆皇帝脸色一下子变得冷峻起来。
连续两起夏邑人告状,触动了他的敏感神经。
联想到彭家屏同样也是夏邑人,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
在乾隆的政治生涯里,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连续两起同一目的的告御状事件。
习惯于危机思维和阴谋思维的皇帝第一时间判定,这很可能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活动。
也就是说,很有可能是退休官员彭家屏在背后策划,让这些普通百姓不断出面,利用这次旱灾,来扳倒他们不喜欢的夏邑县令孙默和河南巡抚图勒炳阿。
如果是这样,那么事情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
由一件普通的百姓告御状演变成了地方缙绅利用和勾结普通百姓,企图扳倒朝廷命官的政治阴谋。
如果真的这样,那这是帝国政治生活中一个极为不祥的新苗头,这是典型的以下犯上、颠覆帝国政治秩序。
任其发展,必然成为一种政治恶疾。
向来注意防微杜渐的皇帝决定要斩钉截铁地铲除这个苗头。
皇帝命人把这个刘元德锁起来,细细审问。
三乾隆性格向来十分自信,而与官僚系统周旋日久,他对官员们的心理也了如指掌,因此对自己的判断坚信不疑。
他决心把那个他素来不喜欢的彭家屏从这起案件背后挖出来,最好酿成一桩震动天下的大狱,杀一儆百,防止各地再出现此类事件。
大清天下需要一记有力的警告,因为皇帝预感到。
大清王朝已经危机四伏。
虽然在经济上对农民、特别是贫民慷慨大度,但是在政治权利上,乾隆却是有史以来最为吝啬严苛的皇帝。
他全力维护农民的生存权乃至温饱权,但是绝不允许农民有政治表达权。
对于安分守己的“良民”,他“视如赤子”,他能克制自己的胃口,恪守永不加赋的原则;他能殚精竭虑,为小民的生活问题操劳不已。
对于不守本分的“刁民”,他则视如仇敌,必欲除之而后快。
应该说,民众斗争的风起云涌是清王朝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表现。
经济总量的扩大,经济结构的变化,必然造成经济冲突和经济纠纷日益增多。
在经济腾飞的同时,民众的政治意识、权利意识也同步觉醒,社会上出现一些自发的维权组织,这本是一个正常的社会现象,也是政治文明发展的一个难得契机。
乾隆年间,在地主与佃户的经济冲突中,佃户们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组织性。
他们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相互联系,用演戏、赛会、歃血、结盟的方式团聚起来,有组织地和地主进行斗争。
有的地方出现了铁尺会、乌龙会、长关会等组织。
有的地方还设立会馆,推举佃长,甚至组织武装,与地主们公开对抗。
面对这种形势,乾隆的第一反应是恐惧。
他一切政治思维的出发点是保证政权世世代代在爱新觉罗手中。
而他所有政治智慧的背景都是中国数千年的专制统治。
中国政治史上有一句名言,叫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在经济上勉强能够维持温饱,同时在政治上又处于一盘散沙状态之时。
农民们是皇权最有力的支持者。
在被饥荒和剥削推到死亡边缘,同时又有人敢于振臂一呼,把他们联合起来时。
他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推翻一个王朝。
所以,乾隆皇帝治国,依靠的是两手。
一手是为了江山万代,减轻对农民的剥削:
另一手则是千方百计防止老百姓联合起来,特别是要消灭老百姓中那些胆大妄为、敢于闹事者,使老百姓知道“尊卑之分决不可逾,法度之严决不可犯”。
这两手他抓得都很硬。
因此,面对风起云涌的民间社会觉醒。
他的一贯措施是严厉镇压,把一切动乱因素消灭在萌芽之中。
在乾隆看来,“涓涓不绝,将成江河,萌芽不剪,将寻斧柯。
”在乾隆时代,一切民众聚集事件都被视为敌对事件。
为了防微杜渐,他必须在“群情汹涌之初”,“擒首恶以儆余凶”。
乾隆规定,严禁民间结盟、罢市、聚众殴官,如果至四五十人,那么“不分首从,即行正法”。
在这样的背景下,河南夏邑县多起灾民控告上司,在乾隆眼中就成了阶级斗争的新方式,是无比重大的政治事件。
四果然不出皇帝所料,在严刑拷打之下,灾民刘元德交代,他来告御状,路费不是自己拿的,自己也拿不出,是夏邑县的秀才段昌绪和武生刘东震两个人共同资助的。
这两个人鼓励他扳倒县太爷,说这是造福全县的大好事。
对这个审理结果,乾隆并不满意。
因为没有把彭家屏挖出来。
皇帝直觉彭家屏与此事逃不脱干系,而且只有把彭家屏牵系进来,这个案子才有可能做大,才能制造震动全国的效果。
就在皇帝下达了继续熬审刘元德,同时逮捕段昌绪和刘东震的命令后,到河南暗访的观音保向他证实了夏邑之灾百年不遇的消息。
灾民卖儿卖女,两个小孩才卖四百八十文钱。
皇帝陷入了尴尬。
看来,地方官确实罪不可绾。
他原来以为,夏邑所遭,是寻常灾害,没想到会重到如此程度。
图勒炳阿和孙默欺君罔上、漠视民命达到如此程度,实堪发指。
必须严肃处理,才能平民愤而肃官箴。
可是,如果因为老百姓告御状而摘了巡抚和县令的帽子,必然在大清帝国内开创一个极为不好的先例。
这一传奇性的“平民扳倒巡抚”事件必然会成为爆炸新闻,迅速传遍全国。
本来,大清帝国如今的政治形势就不稳,各地抗税抗租斗争此起彼伏。
如果这事再传开。
那么无异于火上浇油,岂不极大地助长民众的自发斗争?
深思熟虑之后,皇帝作出了这样的决断:
第一,严肃处理地方官。
图勒炳阿被革职,发往乌里雅苏台充军。
夏邑、永城两县知县也革职,等待进一步审讯处理。
第二,彭家屏被立刻勒令回家,以后不得以缙绅干预公务。
刘元德、段昌绪、刘东震三人,交山东巡抚审办,一定要查出背后有没有其他主使。
皇帝还下了一道意味深长的谕旨给河南老百姓说,这起案子的处理,是因为我洞察一切,主动发现,并不是因为彭加屏的奏报,也不是因为“一二刁民”告御状。
如果以后谁效仿这几个“刁民”,以下犯上,那么必然要受到国家的严惩。
这一道上谕,体现了皇帝在面对民间政治参与热情性时的进退两难。
五面对汹汹民情,乾隆全力以赴,高筑坝垒,将其约束在“纲纪”的河道内。
那么,在底层的民众受到冤屈,就只能等死吗?
古代击鼓鸣冤是一种上访乾隆认为,这种情况下,群众有权利上访。
但是,一定得在国家政策规定内,一级一级来,不能越级上访,更不能采取“聚集”、“闹事”等危险手段。
皇帝的理论是。
“至该处百姓,如果追比负屈难伸,应赴上司衙门控告,乃敢聚众赴署,纷纷殴闹,此风断不可长。
”“应赴上司衙门控告”,这便是皇帝所开具的对付贪官污吏的唯一办法。
就是说,你必须在体制内反映申诉,寻求解决的办法。
问题是,传统社会体制内的申诉机制常常是失效的。
底层百姓的上访,最常见的处理方法是被上级发回基层处理。
那么如果“赴上司衙门控告”遭到拒绝,被发还原县,又怎么办?
乾隆二十九年九月,湖南新宁县百姓刘周佑到知府处控告新宁县县令营私舞弊,代理知府不问青红皂白,将案子发回新宁县处理。
新宁知县利用职权,挟私报复,把刘周佑关押在监。
县民忍无可忍。
纷纷罢市以示抗议,事情被汇报给了皇帝。
这种情况下,皇帝做了如下一段批示:
“抗官之案,虽事涉有司,应行参处,亦必首惩纠众之人。
而于官员应得处分,不即汲汲究治,诚虑匪徒因此长奸,不可不防其渐也。
”就是说,对于百姓对抗官府的案子,即使百姓有理,也得受到严惩。
而对官员的处理,不可过重。
因为如果严处官员,那么百姓必然得到鼓励,以后会变本加厉,益发助长了“以下抗上”的“歪风邪气”。
用乾隆自己的话说就是“刁民闹事而即参知县,将使刁风益炽矣”,“将来愚顽之徒,必且以此挟制官长,殊非整伤刁风之道”。
乾隆的这个逻辑,在处理夏邑县事件时也得到了另一次清晰的解释。
在给夏邑人的另一篇谕旨中,乾隆如此告诫百姓:
“州县乃民之父母,以子民讦其父母,朕岂肯听一面之词,开挟制之风。
辟如祖虽爱其孙,必不使其恃恩反抗父母,此等刁风断不可长!
”官员是民之父母,那么皇帝自然是民之祖父了。
祖父当然是疼爱孙子的,但是遇到孙子和自己的父母作对,明智的祖父会怎么做呢?
显然,他绝对不会助长孙子反抗其父母的恶习。
因为,你今天反抗了父母,明天你就会反抗祖父。
这不是显然之理吗?
因此,作为孙子,即使受了父母的委屈,也只能含冤忍受,等着祖父有一天发现父母的错误加以惩治。
而不应该主动跑到祖父面前,来说父母的不是。
如果主动报告,就是孙子不守孝道,不能“子为父隐”。
本来祖父要申斥父母,一听孙子公然陈告。
也会先压下来不办,不能让孙子长脸。
同时,他还要把孙子交给自己的儿子,让他好好处理处理。
他知道,自己的儿子十分明白怎么处理孙子,才能使他记往下次不要再犯上作乱。
六果然不出乾隆所料,他的“儿子”赈灾不行,但是处理“孙子”造反事件,却极富政治天分。
乾隆命令把刘元德、段昌绪、刘东震交给山东巡抚审办。
山东巡抚当即发文给夏邑知县,也就是那个被夏邑人一再控告的孙默,命他立刻把秀才段昌绪和武生刘东震抓起来,押递到山东。
革职的命令还没有从省里传下来,但孙默已经知道自己的乌纱马上就要丢掉。
他没有像往常一样,派衙役抓人,而是亲自带领人马,前往秀才段昌绪家,命令对段家彻底搜查,特别是对书籍文章,要片纸不留,一律搜出让他检查。
清代文字狱最盛他非常清楚,皇帝对文字之狱特别有兴趣。
这些秀才积习难改,平时一定会写些日记文章之类。
如果找到一两句他们咒骂政府的证据,那么这个案子就会升级为政治案件,自己很可能就会脱身,起码也会减罪。
果不其然,衙役们在段昌绪的卧室之中搜出了几页文书,居然是吴三桂起兵反清时的檄文抄本。
乾隆对此非常重视。
一方面,他对任何政治上的反清苗头都视如大敌,另一方面,在前两天对夏邑事件各打五十大板后,他感觉十分不妥。
因为各地秘报已经传上来,说虽然皇帝各打了五十大板,但是“平民百姓扳倒巡抚”的消息仍然像长了翅膀一样,立刻传遍了大清各省,这件事已经成了全国街谈巷议的新闻,那几个敢于告御状的平民已经成了全国人心目中的英雄。
不少地方的人闻听此消息,准备要进京告状。
皇帝于是断然采取了如下措施:
第一,夏邑县知县孙默以及图勒炳阿能侦破这样的反清大案,“尚属能办事之员”,因此不必革职,仍留原任。
第二,命直隶总督方观承前往河南,与图勒炳阿一起彻查此大案。
皇帝在上谕中还莫名其妙地着重说了这么一句:
“命方观承会同图勒炳阿前往彭家屏家抄家,以检查彭家是否也有这道伪檄。
”并且立刻命令彭家屏前往北京,听候皇帝亲自问讯。
皇帝在上谕中还莫名其妙地着重说了这么一句:
“命方观承会同图勒炳阿前往彭家屏家抄家,以检查彭家是否也有这道伪檄。
”并且立刻命令彭家屏前往北京,听候皇帝亲自问讯。
显然,皇帝一定要将退休二品大员彭家屏牵连进案子中,才算罢休。
四月二十六,皇帝回到圆明园,结束了此次风波迭起的南巡。
他召来彭家屏。
在严审之下,彭家屏交代出自己家中确实存有几本明末野史,比如《潞河纪闻》、《日本乞师记》、《豫变纪略》、《酌中志》、《南迁录》等数种。
然而,方观承与图勒炳阿抄家的结果却与彭氏交待大相径庭,原来彭家屏之子彭传笏闻听抄家之信后,已经把家中所有这些“禁书”一把火烧了。
但方观承也有成果。
他说,经过审讯,刘元德交待,他的御状状子曾经给彭家屏的侄子彭型看过,这从侧面证明,彭家屏与这个告御状事件确实有关,皇帝的判断是正确的。
另,段昌绪的檄文,是从一个叫司存存的人那里抄来的,司存存又得自于司淑信。
皇帝对这个结果基本满意,他知道,一个大案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了。
七经过会商之后,大臣们认为,这个案子性质严重,必须严肃处理,所以段昌绪应该按照大逆罪,凌迟处死。
因为段昌绪并没有孩子,只能把他的妻子司氏、妾陈氏,发给功臣之家为奴。
司存存、司淑信一见逆书即行抄录,应拟斩立决。
皇帝毕竟仁慈,宣布对段氏“从宽”斩立决,妻子免于入官。
司存存、司淑信则秋后处决。
对于彭家屏,皇帝以其私藏逆书,“从宽赐令自尽”。
彭氏之子彭传笏斩监候,秋后处决。
没收家产中的房屋,衣服,器物等人官。
据河南布政使汇报,彭家屏的家产有玉玩器等一百九十余件,绸缎、毡褐衣服等七百余件,字画手卷八十余件,俱解送进京。
“至于箱内止存银一千余两,殊难凭信。
随唤伊管事家人范祥等逐加研讯。
虽据坚供实止此数,但有无隐匿寄顿,仍饬该府县再加确查严审。
”至于彭家的几千亩土地,皇帝的处理手法十分出奇:
既然你愿为贫民强出头,那么就把你的土地分给“该地贫民”,代你了了你的美好心愿吧!
皇帝通过这种方式,表达了对退休官员以及地方秀才不安分守己、替百姓强出头的愤怒,他相信,这样的处理结果足以消除“百姓扳倒抚巡”事件的不良影响。
皇帝还特别命地方官员,深入民间,了解百姓对此处理的反应。
据河南布政使汇报,在听到把彭家屏的田地赏给贫民后,老百姓一致认为,彭家屏死有余辜,皇帝无比正确。
“跪听宣扬,踊跃叩头,欢声动地,称此千古未有之鸿仁,天高地厚,无与伦比,惟有顶祝国祚亿万斯年,还祈代为转奏”等语。
直隶总督方观承等则汇报说,这个案子处理之后,老百姓都十分佩服皇帝的圣明,感激皇帝的大恩,对彭家屏等人无比痛恨,并纷纷表示,以后一定遵纪守法,绝不再越级上访。
方承观还说:
“臣等观其情词恳切,老民等皆叩头呜咽,灾系出于衷诚,并无伪饰。
”看到这里,乾隆的嘴角浮起一丝微笑。
在强硬地展示自己武的一手后,皇帝又使出了他的另一手。
他命令,夏邑县等豫西四县历年所欠的农业税一律免除,本年所有税收也一并免除。
皇帝还派出能员,深入豫西,调查此地连续多年受灾严重的原因,准备通过兴修水利等方式加以根治。
同时,立刻调图勒炳阿入京,体面地解除了他的巡抚之职。
夏邑、永城两个县令仍然被革职按问,以为其他官员之戒。
这就是乾隆皇帝处理地方矛盾的一贯方式,那就是,既处理带头闹事者,以做百姓,又全力解决百姓实际问题,以防造反。
乾隆十六年、汤溪、江山两地饥民“哄闹米铺”,他就一方面严厉处理带头闹事的饥民,另一方面,迅速从各省截漕粮一百四十六万石,发给这两个县救灾。
他通过这样的手段,明确告诫百姓。
一定要安分守己,逆来顺受,顶头上司再贪虐,也一定要在政策和法律的范围通过“正确途径”解决问题,万万不可强出头。
摘编自张宏杰《饥饿的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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