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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复交的动力因素
试析中日复交的动力因素
曲阜师范大学
2009级国际政治二班
董冠
学号:
2009140558
目录-------------------------------2
内容摘要-------------------------------4
关键字-------------------------------4
导论-------------------------------4
理论篇-------------------------------4
案例篇-------------------------------5
体系结构单位互动模式----------------------------5
体系----------------------------5
体系层次分析---------------------------------5
结构-----------------------------6
结构层次分析----------------------------------6
单位------------------------------6
国家------------------------------6
日本----------------------------------------6
中国----------------------------------------7
美国----------------------------------------7
团体------------------------------8
松村谦三集团和中日复交-----------------------------------------8
创价学会与中日复交-----------------------------------------9
公明党与中日复交-----------------------------------------10
个人-------------------------------10
田中角荣与中日复交------------------------------------------10
中日复交谈判中的周恩来------------------------------------------11
结语--------------------------------11
参考文献--------------------------------12
附录--------------------------------13
附录1-------------------------------------13
附录2-------------------------------------13
附录3-------------------------------------13
2012年6月于曲园
试析中日复交的动力因素
内容提要:
中日复交已是不惑之年,其间中日关系起起伏伏,几经波折。
但总体来看应当给予积极的评价。
我们在讨论中日复交带给我的诸多好处时,也不禁想起那场伟大的创举:
中日复交。
笔者试着用国际政治的相关理论、方法去浅略的探析一下中日复交的动力因素,让中日复交这一事件看起来更加明晰,读起来更像是一篇国政的文章。
关键字:
国际格局政治精英越顶外交
导论:
全文主体共分两篇章:
理论篇和案例篇,分别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各方面来探讨中日复交的动力因素,笔者更为侧重应用一种新的思维模式来分析这一问题。
在理论篇中总结了以往关于此问题研究方法上存在的一些缺陷,笔者力图提出几种国际政治理论的研究模式,用它们对一些历史事件进行理论分析,使得国际政治事件看起来更具有国际政治学的色彩。
在案例篇中正是用体系、结构、单位互动模式对中日复交这一案例进行研究分析,与以往层次分析不同的是在大的结构上侧重于一种互动研究,是一种动态发展的结构。
另外,在附录中笔者用图形的形式比较形象的描述了本文的结构。
鉴于时间篇幅,成本收益等其它模式也将在附录中有所涉及。
理论篇(主要是在宏观上介绍一种分析模式)
笔者翻阅了一些资料,发现很多的学者都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中日复交:
要么是微观上对其一个具体因素进行深刻的分析,如民间因素的推动,周恩来、田中角荣等政治精英的催化作用,美国的越顶外交对日本的冲击,以及日本自身的国家战略的使然……这种方法虽然能够在具体问题上得出较为深刻的见解,但毕竟它只是一种部分的研究方法或用肯尼斯·华尔兹的说法,是一种还原主义方法,根本无法从整体上对这一事件有一个准确全面的把握……很多很多因素都被抽象化了,比方说研究民间因素对中日关系的推动时,把国家层次及国际体系以及结构方面的要素忽略或抽化掉了,得出的结论过于片面。
并且要素与要素之间也不是均质的,它们之间也有个轻重缓急之分,所以他们在使用还原主义方法来探讨中日复交动力因素时,存在着致命的缺陷:
无法准确全面系统的去把握这一事件。
还有一部分学者试图全面系统的对这一事件进行分析,即用系统的方法对此进行分析,但其存在的缺陷是只能够静态机械的去分析其动力因素,在研究方法上过于呆板,比如老生长谈的高中式的政治、经济、文化研究方法;机械辩证法的内外因研究方法(内因永远占据主导地位);年鉴学派所倡导的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分析方法(机械式的分析方式)虽然可以从整体上比较清晰地对中日复交的动力因素有所把握,但其机械式的分析模式极大的束缚了我们的思维。
虽然历史(客体)是内容是不可变的,但在不同的时期,它的主体(人)是在不断变化的,理所当然历史所带给我们的思考在不同的阶段有着不同的侧重点。
比如以往很注重国家这一单位层次,但近年来我国学者也侧重了对民间因素推动作用的研究。
这种动态发展性无法用固化的历史思维来分析。
笔者在此推荐几种不同于以往历史分析的模式:
1.动态的系统模式(体系、结构、单位的互动模式)2,成本收益分析的经济人模式(理性主义模式)3.其他的一些模式(主要是指工具性的思维方式)如:
地缘政治视角,复合相互依存的视角等等分析一些涉及范围比较窄的问题。
【鉴于时间及篇幅,成本收益以及其它一些模式只能在附录1中加以粗略的阐释】
(注:
模式只是一种分析方式,不是一种固化的思维方式,我们在应对不同的问题应该采取不同的模式。
竭力避免僵化的路径依赖思维,保持思维的独立性与创造性。
)【附注2笔者试着在分析方法、思维方式上有所创新,而不在于内容的多寡,试着去突破原有的历史分析模式,并不在于内容的多寡,加之能力,资料,时间有限,在具体论证阐释的内容方面会引用部分学者的部分成果,那时另有标注】
案例篇(以中日复交为案例分析其动力因素)
体系、结构、单位互动模式
国际体系层次分析
1.体系是个庞大的系统,具有很强的稳定性。
按照肯尼斯·华尔兹的观点,国际体系是一个无政府状态,自人类诞生以来就从未产生过一个世界性的中央政府,现代社会从根本上说就是处于一种各自为政的区域政府状态,各个国家拥有主权平等性,这一点在国际法上有所体现。
(在当今社会,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这种平等仅仅是是一种形式平等,但它毕竟也是形式上平等权力的所有者,也是一种平等)
但这种无政府决不是静止不变的,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提到三种无政府文化:
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康德文化。
这正也体现了一种无政府社会的一种发展观。
著名的哲学家康德在其《历史批判文集》中提到人类社会发展的两种规律:
历史的合目的性与和规律性。
人作为一个共同的群体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具有共同的目的与追求,正是这种合目的性恰恰导致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合规律性。
而刚提到的三种无政府文化也正是历史和规律性的一种体现。
数百万年已过,人类社会也仅仅是从一种霍布斯文化走向洛克文化,霍布斯所预言的“利维坦”始终未有在国际社会出现,这足以看出国际社会体系变换的周期特别长,在现今社会可以被看做是一种稳态。
因此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下,安全是稀缺的,各个国家为了获取安全而竞相获取最大的权力,即决定了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必然是一种以自助方式维持的安全状态。
权力既包括硬权力又包括与此相对的软权力。
在内部权力一定的情况下,充分借助于外力,也是增加权力的一种有效方式。
中国欲想获取充足的安全环境,必须从分利用各种条件加以获得权力,以保证安全。
同样的从逻辑上来分析,日本也应充分利用各种条件以获得更多的权力。
从地缘政治的视角来看,日本四面环海,与中国一衣带水,加之全球的相互依存不断加深,日本欲想增加经济实力,政治实力以及外加政策的影响力就必然要与中国发生联系。
同样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相互依赖的加深,中国也愈来愈离不开世界,也同样的应该借助于外部一切有力的因素增加自己的实力。
(具体国家层面的因素留到下面的国家单位层次来分析)
总而言之正是当今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从大尺度上潜在的推动着中日复交。
2.结构层次分析:
由两极格局趋向多极格局:
两极多元格局
“所谓格局,是指事物的内在结构、规模和样式。
国际政治格局是指国际政治舞台上主要政治力量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结构状态。
简而言之国际政治格局就是国际政治力量对比的结构状态。
”注1
从上面的定义中就可以看出国际政治格局就是一种结构,并且是一种大尺度的结构即其中又有许多小结构。
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欧盟,日本经济获得极大的发展,在经济上与美国呈现三足鼎力之势。
在经济层面冲击了美国一家独大的地位。
而同时期的美国则深陷越战的泥潭,在军事上已呈现苏共美守的局面。
尼克松上台后便推行战略收缩的战略,基辛格也提出“世界五大力量中心”:
中美日苏欧。
在当时,世界格局整体上是从两极格局向多级格局过渡。
日本,作为潜在的一级,势必要竭力摆脱美国的控制,在国际社会中发挥其独立自主性,追求一种与其经济实力相匹配的政治大国地位。
与美国的离心倾向愈来愈重。
而此时的中国,内外环境加剧:
内部文革开展的如火如荼,在各个方面给中国带来了恶劣影响;在外部,70年代之前受美苏两大势力的威胁,周边的领土边界问题也此起彼伏,安全环境不容乐观。
中国欲改善自己的安全环境就必须与其一方和解,而此时美国处于守势,推行战略收缩,因此也迫切需要与中国改善关系。
(具体分析在后面的国家层次分析之中)中美关系改善之后在亚洲欲获得更加安全的安全环境,也必然要与亚洲大国日本和解,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中日复交。
总而言之,正是国际政治中的单位力量状况发生了明显变化,使得国际政治格局发生变化:
国际政治格局由两极格局变为两极多元化格局,这使得原有两极格局下的国家间关系发生变化,尤其是中日之间,由原来的敌对关系转为潜在的合作关系(协作伙伴关系)促使中日的复交。
3.单位层次分析:
国家、团体、个人
肯尼斯·华尔兹把单位抽化成单一的均质行为体,即不考虑其内部因素,但这种方法带有极大的局限性:
因为国家并不是国际政治的唯一行为体,国家内部也是由不同的团体、个人组成的。
人与人也是有差别的,有着不同的利益追求,这种利益追求有时是根本相悖的,因此许许多多的人构成的一个单位很难形成一个整体的意向,只能是在部分群体之间达成共识。
(阿罗不确定原理)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也相应的描述集体行动存在的困境,政治学中的官僚主义决策模式也同样的认为国家中的内部个体,团体之间不同的利益追求,使得利益必须得以协调,从而做出决策。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国家是由许许多多的个人和团体构成,它们都可作为单位。
因此分析单位层次时必须加以对国家,团体,个人层次分析。
国家
中日复交涉及的国家除了中日两个主体国之外,还包括与之有重大关系的美国因素。
1.日本
政治大国战略的需要
日本从古就一大日本帝国自居,在明治维新后更是欲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欲成为世界主导性大国,发扬其民族精神。
二战失败后,一直受美国的压制,早在鸠山一郎和岸信介时期就出现了欲摆脱美国控制,开展独立外交的“保守旁流路线”。
注2
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到1967年日本经济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经济实力的不断膨胀导致其综合国力不断上升。
学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都知道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经济对政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当经济实力不断上升后,也促使其改变政治上与其实力不相匹配的政治地位。
要求树立一个政治大国地位的倾向。
急欲摆脱在政治上受美国控制的状况,做一个独立自主的大国。
欲成为公认的政治大国,就必须得到世界上许多政治大国的认可,支持,也必须有自己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在外交政策上总是追随美国,没有自己的主见,在世界上是不被其它国家所尊重的。
因此,要想成为一个政治大国,首先就要有自己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日本必然要调整自己的外交政策。
与此大致同时
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政府积极地改善和恢复了同西方许多国家的外交关系,中国的国际威望日益提高。
1971年10月,联合国第26届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大为增强。
这对于长期拒绝承认中国,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日本政府来说,又一次受到了巨大震动,不能不正视新的现实。
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在事关和平与安全问题上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尤其是在重大问题上可以行使否决权。
因此日本成为政治大国必然要得到中国的认可,相应的也必然要调整与中国的关系,结束长期以来的敌对状态。
这也是日本推动中日复交的主要因素。
经济发展的内在推动
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已是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三大贸易国。
日本的经济结构又是外向型的进口——加工——出口模式,国内的资源能源贫乏,国内市场也有限,经济的发展必然要其寻找更大的原料产地和开拓更大的商品市场。
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日美贸易摩擦加剧,美国频频动用301条款对日本进行贸易限制和贸易制裁。
而此时的中国,仍是农业占据主导,地大物博,煤矿、石油以及其它能源,十分丰富,是一个潜在的原料产地。
中国庞大的人口,相应的也是一个潜在的巨大市场。
发展与中国的良好关系,必然会促进日本经济的持续发展。
中日复交势在必行。
经济因素也成为促进中日复交的内在根本性对立。
2.中国
国家大战略需要
中国在60年代后期就出在两大阵营威胁之下,当时中国提出“两个拳头打人,四面出击”的外交战略。
但在1969年珍宝岛事件之后,苏联成为中国的主要敌人,当时的形式对中国十分不利。
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审慎的权衡之后,作出了必须联美抗苏,改善与美国的关系的“一条线”的大战略,并确立了“先美后日”外交方针注3。
这与日本关系正常化将大大改善中国所面临的外部安全环境,不仅能使中国在对抗苏联时没有了后顾之忧,还为国内经济建设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安全稳定的环境。
3.美国
战略转变与越顶外交的反向推动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上各种力量分化、改组,新的战略态势逐渐形成。
美国由于深陷越战泥潭,实力受损,在与苏联争霸的斗争中开始处于守势,而苏联则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奉行霸权主义政策,气势咄咄逼人,对中国造成极大威胁。
1969年1月20,尼克松在就职演说中提到:
“让所有的国家都知道,在这届政府我们所有通讯线路都将是对外敞开的。
我们追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对观点开放,对物资和人员开放,在这个世界中,无论大小,将没有人民会生活在孤立之中。
”这标志着美国从杜鲁门主义开始的冷战遏制政策的结束,尼克松开始全面收缩美国全球义务,制定外交关系的新方针。
“越顶外交”及日本各界的反映:
正如基辛格第一次秘密访华时周恩来在与其会谈中所预见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将要宣布的访问中国“将震惊整个世界,世界将为之寝食难安”。
中美接近不仅改变了两国互相为敌的局面,也改变了整个冷战格局,以至于其他国家不得不调整政策来适应中美友好所产生的战略新环境。
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初的近30年间,日本的外交基本上都是以日美关系为主轴的,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问题时,日本政府必须以不影响日美关系为前提。
然而,1971年6月日美之间刚刚通过外长与国务长官会谈达成的共同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重要问题”提案,7月便发生了“尼克松冲击”事件,使整个日本朝野为之震惊。
仅在尼克松本人电视宣布访华的一个小时前,日本驻美大使牛场信彦才从罗杰斯国务长官那里得到事前通告,而这一消息传到佐藤荣作首相那里时,距尼克松访华决定的公布只有几分钟的时间。
本来已经取得冲绳返还交涉成功的佐藤内阁,因为在中国问题上对美国亦步亦趋,到头来却被美国搞了“越顶外交”,从而丧失了政治权威,进一步加快了倒台的进程。
日本各界要求恢复中日邦交的呼声也日渐高涨,并为改善中日关系作出努力。
注4:
日本在调整与中国关系问题上没有了美国的束缚,大大加速了中日复交的进程。
中美关系的改善,直接促使了中日复交的形成。
团体(主要指非政府组织团体)
松村谦三集团和中日复交
松村谦三集团主要指先后集结于松村谦三麾下,积极组织和参与对华经济及文化交流活动,在松村去世后仍然基于该集团既定的对华理念和立场致力于推动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对外活动团队,其核心力量是自民党国会议员及实业家。
本文拟将松村集团的对华活动置于东亚国际政治背景下加以考察,在此基础上探讨其在中日恢复邦交过程中的作用。
自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松村集团为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所开展的活动主要涉及两个领域:
一是面对中国方面进行的外交谈判和联系活动;一是为了形成有助于中日恢复邦交的氛围而在日本展开的舆论宣传、政治及立法活动。
注5
中日复交以前,日本自民党政治家松村谦三等为了打破对华关系僵局而结成的政策集团,通过推进对华经济文化交流活动,在两国政府及执政党间发挥了沟通政治意图的管道作用,成为日本保守政治营垒中对中日邦交正常化贡献最显著的政治势力。
松村谦三集团所主张的在坚持日美安保体制基础上构建长期稳定的对华关系、实现日本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战略意图和目标,从根本上规定了其对华政策观的特性和议程。
对中日复交起到了极大地推进作用。
创价学会与中日复交
除了松村谦三集团外,池田大作所创建的创价学会对中日复交也起到了一定的助推作用。
例如:
池田大作1968年9月8日在日本东京大学讲堂举行的创价学会第十一届学生部大会上发表了演讲。
现摘录其观点如下
1)中日问题是实现世界和平的关键
综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今天的20多年的历史,东西两大阵营在军事上正面冲突,引起悲惨战争的地区,几乎都在亚洲。
与这些战争有关的方面,资本主义阵营的首领是美国,共产主义方面的后盾与其说是苏联,不如说是中国。
如果不让这个被当作国际异端似的中国处于同其他国家一样平等、公正地交往的状态,那就永远不可能实现亚洲和世界的和平。
我对这一点是非常忧虑的。
而且我深信,这是可以使韩国、台湾、泰国、老挝等亚洲国家和地区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的绝对必要条件。
(2)让中国参加国际讨论的场所
(3)立即举行日中首脑会议
主张不如一开始就由两国的总理,最高负责人对话,确认对待和平的基本共识,从大局、基本方针路线来落实,然后才涉及细节问题。
按照这种演绎的方法来进行,我认为是解决问题的途径。
注6:
其主张强有力的促进了中日关系,为中日复交奠定了舆论基础。
公明党与中日复交
公明党作为一个左翼政党,主张中日关系正常化对中日复交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例如:
1969年1月公明党在东京举行了代表大会,会上决定的公明党的外交安保政策: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它恢复正常的邦交;积极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联合国;所谓北京和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予干涉。
为了实现这些政策,主张举行日中首脑会谈,缔结日中基本条约。
以上我们可以看出日本的在野党或人民团体基本上赞成日中建交政治三原则。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在中日建交前20多年中虽然日本政府采取对华敌视政策,但是日本人民在这些进步力量的推动下,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日本政府也正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注7
从上述三个团体可以比较清晰的了解到非政府团体在中日复交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个人(政治精英)
根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人民大众虽是历史的创造者,但历史伟人(政治精英)才是历史的引领者,他们对历史事件起到了直接的助推作用。
政治学中的帕累托和莫斯卡的精英主义理论,以及米歇尔斯的寡头政治铁律都强调了政治精英在国家统治中的巨大作用,因此在中日复交中也应该把一些关键人物在其复交中的作用单独加以分析。
田中角荣与中日复交
翻开战后中日关系史,人们不难发现,从1949年到1972年年中日复交,其间经历了23年的悠悠岁月,而从1972年7月7日田中角荣内阁成立到1972年9月29日中日发表联合声明,仅84天。
这不能不说田中内阁在中日复交方面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和贡献。
为了解中国政府的态度,田中内阁一方面继续通过在野党访华的途径,传递信息另一方面则决定通过官方途径谋求双方的直接接触。
这此,大平外相于7月20日和22日两次会见来日本积极开展复交工作的中方要员肖向前和孙平化,就两国复交间题友好地交换了意见。
后来陆续通过官方或非官方的途径了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方针有了较为准确的了解。
最终在社会各界及中国政府的帮助下顺利完成了访华的准备工作,中日复交进入了“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阶段。
注8
可见中日复交与田中角荣是分不开的,也正是由于田中角荣的不懈努力直接促使中日复交的成功。
中日复交谈判中的周恩来
在中国这一边,中日复交与周恩来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中国政府对日外交工作是在周恩来亲自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进行的。
进入70年代,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中日关系也有了新发展。
1971年6月28日,周恩来总理在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充分肯定了公明党提出的中日关系的“五点主张”,并将其中的前三点作为恢复中日邦交的基本条件。
同年9月30日,周恩来总理会见了日本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访华团。
中日复交谈判所以能够在短短4天内达成协议,是与充分的前期准备分不开的。
周恩来等人通过官方与非官方、正式与非正式的各种渠道,使已经隔绝了近半个世纪的中日政府建立了联系,消弭了误解、加深了认识、增强了互信,为《中日联合声明》的正式签订奠定了基础。
当然,中日复交谈判最终能够取得双方满意的成果,是与当年两国最高领导人敏锐的洞察力和正确的外交战略分不开的,这其中也不可低估周恩来所做的大量铺垫工作及其高超的外交技巧。
日本外相大平正芳认为:
周恩来是真正的政治家,全世界没有一个能够与之匹敌。
他特别强调:
“困难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得以实现,是因为周总理是中国方面的代表。
注9
结语:
对于于中日复交这一历史事件研究,能带给我们什么?
如果仅仅把它当做一个历史事件来研究,其本身的学术价值将大大消弱。
用时殷弘的两句话来理解研究历史的局限性及其意义:
“历史理解的局限性在于其环境、问题、人物以及所有这3者相结合的都是独特的,都与自己的特点。
历史的伟大价值在于它能够澄清往昔和理解其部分含义,来帮助我们思考当今和未来。
”注10
如果仅仅的去研究中日复交的动因及其意义,对于非专门研究学者而言,微乎其微。
研究它的价值在于让我们冲破传统的束缚,让我们获得一种新的思维模式。
历史不会重演,但历史事件却有着惊人的相识之处。
通过互动层次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到事物之间更多的是一种建构关系,非单纯的因果关系。
国际政治结构在作用于单位的同时,单位的变化也影响着结构。
历史属于过去,而我们更多的是面对现实,面向未来……
参考文献
注1:
《国际政治概论》第二版陈岳第66页
注2:
详情参见孙晓光的论文《战后日本初期保守本流路线的确立及其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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