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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之水编辑实践的问与思
扬之水编辑实践的问与思
[摘要]文章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第一,有一种编辑,他们于组稿方面别有专长,能同出版社的“源头活水”――作者建立极为融洽和谐的关系,为出版社源源不断地组到质量上乘的稿件。
扬之水,这位被称为“《读书》四大金钗”之一的资深出版人,就是其中的翘楚。
第二,出版的本质,经济是手段,文化是目的。
出版是服务于文化的,这就决定它不能像一般行业那样随潮流、看风向。
做编辑者,既要接受新思想、新技术,也要“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南西北风”,保持自身文化上的根性与定力,坚守编辑行业的优良传统。
第三,编辑扮演的是文化人的角色,是文化成果的探寻者、文化产品的设计师、作者原稿的美容师、文化传播的守门人,所以,编辑应将读书作为自己基本的生活方式。
[关键词]扬之水《读书》编辑实践
[中图分类号]G2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853(2014)03-0029-04
[Abstract]Thisarticlediscussesthethreefoldaspectsasfollows:
Someeditorshavegreatskillsatcommunicatingwithauthors.YangZhishuidistinguishedherselfbyestablishinggoodrelationshipswithmanyauthorssuchasQianZhongshu,JinKemu,XuFancheng.Themainaimofdevelopingpublishingindustryistoservetheculture.Aneditoractsastheexplorerofculturalaccomplishments,thechiefdesignerofculturalproducts,andthegatekeeperoftheculturalcommunication.Withacertaintimeinaspecificregion,wecandistributehighqualityproducts,establishabrandandourownbase,layagoodfoundationforthefuturedevelopment.
[Keywords]YangZhishuiReadingEditorialpractices
近年来,编辑方面的著作出版不少。
其中,给笔者留下难忘印象的,一为俞晓群的《前辈:
从张元济到陈原》,二为扬之水的《〈读书〉十年》。
前者,胪举十数位出版史上的风云人物,有张元济、王云五、叶圣陶、邹韬奋、胡愈之、吕叔湘、巴金、张中行、周振甫、陈翰伯、陈原,记述其嘉言懿行,勾勒其奇勋异采,捧读一遍,令人顿生“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之感。
个中人物,或为出版巨子,或为编辑大家,或为学界宗师,一一数来,庶几皆可列入“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畛域。
不过,在一般编辑的心目中,这些人物要么年代绵邈,要么堂庑特大、高居庙堂,未免使人可望而不可即。
而扬之水的《〈读书〉十年》,以其草根化和原生态的特点,展示了这位资深出版人“不惟传奇,简直算是离奇”(张中行语)的人生履历。
这不仅成为本书的一大看点,对当下的出版人也深具警示意义。
阅毕全书,返观现今出版界的某些情形,笔者想就三个方面的问题略加探讨,以就教于业界各位有识之士。
1应建立怎样的编创关系?
好编辑有很多种。
有的精于策划,能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中抓住重点要害,高屋建瓴,立意深远,为出版社擘画出一套套双效益俱佳的图书;有的善于审稿,朱笔在手,点铁成金,化腐朽为神奇,使得图书质量经得起读者与时间的双重检验;有的专擅营销,纵横商场,长袖善舞,广积人脉,为出版社带来不菲的收益和利润。
还有一种编辑,他们于组稿方面特具心得,能同出版社的“源头活水”――作者建立极为融洽和谐的关系,为出版社源源不断地组到质量上乘的稿件。
扬之水,这位被称为“《读书》四大金钗”之一的资深出版人,就是其中的翘楚。
翻开《〈读书〉十年》,同各类作者交往的记载占了绝大篇幅。
除了《读书》杂志所派公干之外,作者与不少学界名流如金克木、徐梵澄、张中行、赵萝蕤都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关系。
譬如,徐梵澄先生是著名的东方学家、翻译家,扬之水同他交情极厚。
据日记记载,仅1993年,就有3月16日、4月2日、5月7日、6月4日、7月6日、8月26日、9月25日、11月4日、12月28日记录她与徐先生的交往。
扬之水几乎每月都要趋谒徐先生,所谈内容是天马行空,无话不说。
如6月4日所记:
“访梵澄先生(送去诗稿与烟丝)。
辞别之际,先生送到门外,说:
‘你要常来才好,最近我常感觉很空虚。
’看先生一天到晚总有做不完的事情,似乎生活得很充实,怎么会有这样的感觉?
”又5月31日所记[1]:
按照26日的约定,前往梵澄先生处,往新世纪餐厅共进午餐。
先生戴一顶礼帽式的旧草帽(告诉我此七毛钱一顶),穿一件黄白色的绸衫,着一条灰色长裤,足蹬一双黑皮鞋,手提一根“文明棍”,望过去,真像是上一个世纪的人。
(先生说,当年在上海的时候,曾同一位外国朋友一起吃饭;事后这位朋友对人说:
“他是一个贵族啊。
”――“外国朋友”,即史沫特莱。
)……从公园出来,到先生处取书包,又留我喝了一盏茶,辞别已是午后三点钟。
这是自与先生相识以来,晤谈最久的一天。
编辑与作者的交往竟能到如此忻合无间的程度!
如果不是读了以上文字,着实令人难以想象。
正如周国平所言,此时的扬之水与徐梵澄,已然不是一般的编创关系,她实际上已充当了徐先生学术助手的角色,介入到他的学术生命中去了。
由此,我们再观诸出版史,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事实:
但凡成功的出版社背后,都有着非常融洽的编创关系。
鲁迅先生与北新书局的关系,也是这方面一个经典的例证。
鲁迅曾经说过,他的著作,不会交于北新书局之外的出版社。
他解释道:
“我以为我与北新的关系,并非‘势力之交’……我并非北新门面大而送稿去,北新也不是因为我的书销场好而来要稿的。
”要知道,在诸强林立的民国出版界,北新书局顶多算个“小舢板”,若无鲁迅先生的鼎力支持,恐怕生存都有问题。
如斯融洽密切之编创关系,确实令我们这些如今为编辑者深为歆羡。
相形之下,当前的编创关系状况又如何呢?
毋庸讳言,目前的编创关系实难说乐观。
归结起来,突出表现为两大问题。
一是个别编辑改稿,喜欢滥施刀斧。
这是出版界的老生常谈,不过现在有加重之势。
二是出版人的诚信。
这是伴随出版商业化与资本化衍生出来的新问题。
先谈第一点。
来新夏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2]:
改稿是编辑的中心工作,我对此不持绝对态度,不像张中老那样决绝――“宁退毋改”。
张中老说的“毋改”,是毋乱改。
编辑有时由于缺乏某些领域的专业知识,或时代相隔度较大,互不理解,把作者原意改反了。
我喜欢编辑能用心审稿,做好改稿工作,不要只停留在改“的地得底”上,不要不核对就信手“批改”引文,不要不尊重老作者的行文习惯,而随意改用时尚语言,更不要把作者的某些思想火花视作非主流而大肆斧削。
来先生是从作者的角度来谈的,因他做过出版,故所说颇能切中肯綮。
令人深为忧虑的是,这一问题现在有愈演愈烈之势。
再说第二点。
出版人的诚信是久为作者诟病的另一个问题。
其最可怕之处在于,它有时是以单位与组织的名义进行的,这让作者尤其感到无奈与失助。
笔者曾多次在报刊上看到,有人就此写文章大倒苦水:
“在眼下追逐利润的出版环境下,作者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变得越来越难。
在我个人与出版社打交道的经历中,虽然合同白纸黑字写得一清二楚,但长期拖欠稿费的出版社已经见识了不止一家,说白了就是一赖到底,我是流氓我怕谁。
”[3]很难想象,“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出版社,会同赖账、失信这样负面的词语联系在一起,真是斯文扫地,让人情何以堪!
尽管此类出版社尚属少数,但至少说明,出版人的诚信问题,确已成为影响编创关系的一大诱因。
编辑擅改稿件,与出版社的失信,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前者反映的是对人――作者的轻慢与无视,后者是对物――经济利益的过度追求。
恩格斯说过:
“利益被升格为人类的纽带――只要利益仍然正好是主体的和纯粹利己的――就必然会造成普遍的分散状态,必然会使人们只管自己,使人类彼此隔绝,变成一堆互相排斥的原子。
”[4]在出版系统中,出版社与作者之关系,正如鸟之双翼、?
b之双轮,合则两利,分则两伤。
了然扬之水与各位名家水乳交融般的编创关系之后,对上世纪90年代《读书》杂志臻于鼎盛的原因,也就不需笔者置喙饶舌了。
2编辑的手工时代完结了吗?
知名出版人陆灏在《怀念动手动脚的时代》一文中说:
“那时的编辑工作,是动手动脚的时代……我那时每回去北京,故友吴方借我一辆自行车,赵丽雅陪着从东单一直骑到北大,拜访金克木、张中行、周一良,去清华拜访王佐良,去双榆树拜访柳苏,去皂君庙拜访舒芜,往往一天要走访好几家。
她说要不是陪我去,她往往都没时间坐下聊天,取了稿、说完事就匆匆告辞了。
她到上海组稿,也是一家一家拜访老先生和青年作者”[5]。
打开《〈读书〉十年》,我们会发现,陆灏的话都可以得到印证。
在当年的《读书》杂志社,扬之水的“脚勤”确乎是很突出的。
让我们看一下她1993年3月19日在上海出差一天的情况[6]:
预报今日有雨。
清晨醒来,果然听得窗外淅淅沥沥雨声一片,也只得冒雨出行。
乘21路往石门二路,访王勉先生。
……告辞出来,仍乘21路车,至陕西北路,下车至北京西路,寻访到金宅。
……辞出后,往文汇报社。
路上买了两方蛋糕,预备做午餐的。
……饭后,乘19路车往新建路。
下车后走错了方向,转了一个大圈,才找到东长治路吴岩先生的家。
……辞别后,回到旅舍。
给报社打电话问情况。
……于是立即往赴,乘17路至汉口路换64路(上海的车,无时无刻不管什么车,都挤,挤成透不过气的一团)。
……回到东风,已是十点,却不料又被人占了床位,好一阵纠纷,才勉强就寝。
奔波一日,鞋早已浸透,双脚水湿着,其苦万状,一夜也不曾暖过来。
1993年上海的交通状况,论快捷便利与现在委实无法相比。
扬之水走访作者,靠的主要是公交车与两条腿。
加之,作为生于长于京华的北人,上海3月间阴冷潮湿的天气对她也是一大考验。
所以,日记中所说“其苦万状”,信非虚言。
今天的新生代编辑,读了上面文字,或许会有恍若隔世之感。
毕竟,生活在高铁、地铁、轻轨交通高度发达的今天,很难想象当年扬之水走访作者是靠这种方式来完成的。
但是,恰恰是在这些流水账般、娓娓道来的叙述中,我们真切感受到了编辑这一职业的无言之美,体悟到了如何做一名真正的编辑。
一支笔、一把剪刀加糨糊,是以前对编辑工作一个含有戏谑意味的概括。
不过,它却道出了一个事实,编辑不仅是一种高级智力活动,也是一项艰苦的手工劳动。
以前做编辑,审稿,校对,发稿,约谈作者,跑印刷厂,搞图书宣传,哪样不需要动手动脚?
那么,身处交通、通讯极为便利发达的当下,编辑还有必要“动手动脚”吗?
换言之,编辑“动手动脚”的时代完结了吗?
诚然,现今出版业已经告别手工时代进入自动化时代。
毋庸置疑,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但,我们的世界就是这样充满二律背反。
通讯的发达,并未使人们的情感比原先贴近多少,有时反倒显得更为疏离隔膜。
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遥,在现实生活中并不鲜见。
科技的昌明,随之而来的有时是人类某些机能的退化。
现在各种富贵病的流行与肆虐,便是明证。
照理,计算机排版取代铅字排印,应该能极大地优化书籍的制作,但颇为吊诡的是,图书质量并未因此有根本性的提高。
只消看一下每年新闻出版管理机构公布的编校质量报告,便可说明问题。
环顾出版界,这些年又出现了几个能比肩张元济、陈原、范用、周振甫的出版家、编辑家?
这些,都在警示我们:
任何外在的所谓先进技术,如果失去“人”这一根本因素,如果不以“人”的同步发展为前提的话,那只是空具躯壳而已。
具体到编辑工作而言,日趋浓厚的工具理性思维与商业色彩,对出版这一天然与人文精神有纽带关系的行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毫不夸张地说,这种冲击已经深刻影响甚至扭曲了它的基本价值观和行业心态。
近些年,弥漫于出版业的悲观、焦虑、无助、困惑等种种情绪,均与此密切相关。
陈昕在一篇文章中,对此有剀切入理的分析[7]:
但是,今天的出版工作中也存在一种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倾向,那就是,过度娱乐化和商业化所导致的传统编辑观的失重。
“文本为王”在与“营销为王”“包装为王”的博弈中不断被嘲弄,以至有人竟然宣称,“只要营销到位、包装到位,卫生纸都可以当书发行出去”。
畅销书崇拜与畅销书的快餐化、低俗化让书业的是非、高下标准迷乱起来,也让一些青年编辑浮躁、迷茫起来,甚至出现价值错位,他们将大量的时间投入无谓的营销肉搏之中,而对文本的完善几乎不费工夫,根本无法进入作者的精神世界和学术天地,更谈不上精致、从容的文本提升。
结果是,出书品种越来越多,品质越来越“水”,图书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能成为长销书的品种越来越少。
的确,当今出版界,“技术化”“资本化”风潮盛行。
打开报刊网络,充斥满目的都是“数字转型”“资本运营”,传统的出版理念、手段似乎一下子成了不行时的老古董、老怪物,人人弃之唯恐不及。
如扬之水那般做编辑,难免会被视为迂腐、不合时宜。
但是,正所谓大道周行,物极必反。
洵如刘杲所言,出版的本质,经济是手段,文化是目的。
出版是服务于文化的,这就决定它不能像一般行业那样随潮流、看风向。
做编辑者,既要接受新思想、新技术,也要“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南西北风”,保持自身文化上的根性与定力,坚守编辑行业的优良传统。
这,或许就是扬之水的“动手动脚”带给我们的启示吧?
3编辑尚需读书否?
扬之水如今是中国古典文学领域的知名学者,她的诗文名物研究,尤为独树一帜。
扬之水的著述,见解透辟,考证谨严,文笔典雅,可谓融义理、考据、词章于一炉。
自1996年到社科院文学所工作的十数年间,她出版专著多种,均产生了较大影响。
正如她的老同事沈昌文先生所言,她现今在文化大道上驶行不休,畅通无已。
人们在慨叹扬之水取得的成就之余,不禁要问,她是如何从“为他人做嫁”的编辑,华丽转身为“为自己缝制衣裳”的专业学者的?
这些,在《〈读书〉十年》中都可以觅得答案。
翻开《〈读书〉十年》,我们不禁惊讶于作者聚书之多,读书之勤,积学之富。
购书,读书,写书,几乎成为她业余生活的全部内容。
周国平说:
“扬之水是天生读书胚子,爱书纯粹,不管她以前什么经历,她都会必然走到今天的这一步,迟早会找到这个方向。
我刚认识她时,她只是文艺青年。
但她水平提高非常显著,取得现在的成就是有道理的。
”[8]如1991年日记所载,一月四日“连日所读皆为训诂之作”,一月廿日“读《诗书成词考释》”,二月十六日“读《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
1993年日记,一月一日“读杨绛《杂忆与杂写》”。
作者连春节也是在读书中度过的,如一月廿三日(癸酉年初一)所记:
“两日家居读书(《东周列国志》)”。
有时,作者书读到会心处,妙论迭出,精彩纷呈。
如1993年2月5日所记[9]:
昔读《国史大纲》,对钱氏所云“春秋时代,实可说是中国古代贵族文化已发展到一种极优美极高尚极细腻雅致的时代”,留下印象,但却未作具体的印证。
今于《左传》逐字逐句细细研读,方觉此言之“信”。
真的,纵观后世两千年,除沿袭这早已奠定的传统之外,大约更多的,便是禁锢了。
这也是“大一统”所必须。
中国古代历史中,真正成功的革命,也许可以说只有一次,即秦始皇一统中国。
这种文字,在正襟危坐的学术文章中是很难读到的,但却能见出作者的真性情,真思想,真学问。
进而言之,能写出如此文字者,若无日夕涵泳、经年累月的积学储备是决无可能的。
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出版社转企改制,经济指标压倒一切的时代,编辑尚需读书否?
要回答此问题,还得回到编辑的职业定位这一逻辑起点上去。
先说编辑的主体性。
何为编辑?
还是叶圣陶老人讲得精辟:
编辑扮演的是文化人的角色,即文化成果的探寻者、文化产品的设计师、作者原稿的美容师、文化传播的守门人、作者与读者的桥梁和纽带。
编辑从主体上说是文化人,是编辑这一职业质的规定性,从根本上将它同其他社会职业区分开来。
既然以文化为职业底色,读书就应是编辑最基本的生活方式。
编辑不仅要读书,而且要科学合理地读,以期具备完善的知识结构,这是能否做好编辑的先决条件。
俞晓群说[10]:
编辑的知识结构很重要,这决定了他会成为什么样的编辑。
但成为好编辑的一个最基本条件,就是懂书爱书要超过常人。
他详细地诠释了这个“懂书爱书”的内涵――这种懂书爱书不等同于一般读者,读者更感性,而编辑是理性的;不等同于学者,学者把书当成获取知识的工具,而编辑是拥有书籍专业知识的人;更不等同于商人,商人会把书视同于电视机、冰箱一类商品,而好编辑始终对书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这种懂书爱书,是成为好编辑的一个前提条件。
再说编辑的客体性。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主体是具有意识性、自觉能动性和社会历史性的现实的人,客体是主体活动所指的对象。
毫无疑问,编辑的客体对象是书籍;而书籍是传播知识和思想,积累人类文化成果的重要载体。
作为编辑客体的书籍,具有无限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是编辑开展工作的现实基础与存在依据。
很难想象,编辑不读书,何以知书,何以做书?
因之,这从逻辑上有力地证明了编辑读书的必然性与紧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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