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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解构主义翻译理论探析
德里达解构主义翻译理论探析
时间:
2009年9月23日
地点:
图书馆六楼会议室
主持人:
李龙泉博士
论题:
德里达解构主义翻译理论探析——可译性和不可译性的矛盾和调和
参加者:
副院长王鲁男教授,研部各年级各方向学生,学院中青年教师
翻译可译性和不可译性问题的关键在于意义的确定性与否,而对于意义问题的探讨又深入到哲学问题的最核心:
本原。
德里达的一系列解构主义理论正是对本原问题的分析中得出的。
因此,对可译性和不可译性问题的探讨成为理解德里达解构主义翻译思想的关键之关键。
本次讨论围绕德里达的2篇重要论文:
DesToursdeBabel和Whatisa“Relevant”Translation?
和德里达的一个重要概念:
iln’ypasdehors-texte对德里达的翻译思想进行了探讨。
本次讨论的主要内容
1.引言
2.本原中心主义
3.德里达个人成长经历简介
4.巴别塔之旅:
Babel的词源谈起
5.什么是“确切的”翻译?
(Whatisa “Relevant”Translation?
)
6.文本之外无物(Iln’yapasdehors-texte)
7.结语
8.问题及思考
引言
德里达的所有写作,不拘泥“主题”和有问题的文本,是不断围绕着附属于可译性和不可译性的问题展开的。
根据德里达,所以的哲学都紧紧关注着翻译的概念:
“哲学的概念是翻译或者说可译性的论题”。
1.DesToursdeBabel:
Babel的词源谈起
德里达于1980年发表的DesToursdeBabel,对翻译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哲学思考和解构。
德里达首先从语言的起源和分散说起,以对Babel的词源探究开始。
他用哲学词典的注释和《圣经》故事证明“Babel”不仅代表着语言的多样性,而且代表着建构或完整的不可能性,传说中未建成的巴别塔工程也成为了混乱、尤其是语言混乱的象征。
德里达引用伏尔泰的话指出“Babel”的本义是指“上帝”、“人的圣父”和“上帝之城”,但由于出现了“变乱语言”的那个事件,这个词就有了“混乱”的含义,于是“混乱”就成了对“Babel”的翻译。
这样,专名“Babel”在“巴别语言”的起源时就产生了意义和所指的混淆。
在巴别塔这个命名行动中(或者说争夺命名权的斗争中),它以双重混淆的方式被混同于实际意味“混乱”的一个普通名词。
然而专门是以命名对象的唯一性为前提的,它不表示任何意义,只能指称而不能描写它的所指,因此这混淆了指涉行为和意义概念。
德里达认为“巴别”混乱代表着语言间的混乱和言语中的混乱,其混乱之处就在于那个词超越了当初产生它的语境,在语言表达上无法实现连贯而完整的叙述。
(谢天振主编,巴别塔之旅,333-334)
于是,德里达说:
(自巴别塔后)这个语言本身就带有混乱的标记,错误地意指错误的东西(itimproperlymeanstheimproper),即Babel,混乱也。
于是翻译就成了必需而不能完成的任务,它就像是由一场关于名字占用问题的争夺战引起似的。
在两个绝对专有的名词之间,翻译任务为人所需,但却又无法完成。
(《巴别塔之旅》,陈浪译)
德里达将雅科布逊对翻译的3种划分做了分析:
语内翻译:
语内翻译,即在同一种语言里用符号解释符号。
很明显,这个定义预设了人们从根本上是知道如何去严格界定语言的整体和身份的,也就是该语言界限的确定形式。
语际翻译:
严格意义上的翻译,一般意义上的翻译。
人们用不同的语言符号来解释某个语言的符号,其前提预设和语内翻译是一样的。
符际翻译:
用非语言符号系统来解释语言符号。
在定义其中两种非“严格意义上”的翻译时,雅科布逊都建议用定义性的对应词和另一个词语,定义第一种类型时,他采用了另外的词语进行翻译:
语内翻译,或改写。
定义第三种类型也是如此:
符际翻译,或变通。
一旦涉及翻译在“严格意义上”的概念,“翻译”一词是其他用法就会变成意指语言内部的翻译或者不充分的翻译,它们就像隐喻一样,总之,就像是严格意义上的翻译的变形和特殊状态。
这样就会有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和比喻意义上的翻译的区别。
但在进行翻译时,无论是语言内部还是语言之间,无论是从比喻意义的角度还是从严格意义的角度,人们所遵循的途径将立刻显示出雅科布逊似乎可靠的三分法将导致问题重重:
就在说出“Babel”一词的那一刻,我们将无从确定这个名字是否真的属于一种语言,是否单纯地属于一种语言。
……上帝用自己可译又不可译的名字一举传达了普遍公理,同时又恰好限制了这个公理的通用性:
禁止语言清晰易懂,取缔一词一义的可能性。
于是翻译变成了法则、职责和债务,而人们又无力偿还。
这就说明:
翻译是必要的,但是绝对意义上的翻译是不可能的。
但翻译不得不为,所以任何翻译的尝试都不可能是单纯的是严格意义上的翻译或者隐喻意义上的翻译,任何翻译两者兼有之。
2.Whatisa“Relevant”Translation?
在Whatisa“Relecnat”Translation?
一文中,德里达就译者无法履行的义务和无法偿还的债务问题展开。
在文章开篇出,就其所翻译的《威尼斯商人》为例,指出翻译就像拖欠给夏洛克的债务一样,是无法履行的职责和无力偿还的债务,永不敢,永不该,永不能,永不会设法取得成功。
接着,德里达说明Whatisa“Relevant”Translation?
这个题目本身的不可译,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
首先,因为人们不能确定它所属的[releve]源语言,因此,也不知道它在什么意义上游移于hôte与hôtre、quest和host之间?
要确定源语言是不可能的,比如,“relevant”一词所属的[relève]源语言,我现在只能把它放在括号里。
也不能确定我在适应它的之恶果时刻,即在我重新抄写它的句法或语句里,它所属于的那中语言。
这个词是否在同一种语言中讲同一种语言?
同时,我们甚至不知道它是否真的是一个词,具有单一的意思的单个词,或是否本身作为同音异义词而在一个词中构成一个以上的词。
(Derrida,2001:
148)…“relevant”这个词就是其在实体中携带着一个始终在进行的翻译的过程;作为一个翻译性实体,它忍受着翻译,或把翻译展示为受难[passion]的记忆或者痕迹,或悬浮在上面,作为辉光或者晕光。
…这个词不仅在翻译之中即人们所说的作品之中,或在转换中,在旅行中,在劳作中,在分娩中。
在我建议的题目中,它通过一种增补的皱褶,来证明翻译的资格,来表明哪一个翻译是必要的,也就是说,哪一个是适当的(relevant)。
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策略:
延异、散播、踪迹和替补的概念体现出来。
随后,德里达点明了什么是人们常说的“relevant”是什么,以及什么是“Relevant”Translation。
任何使人感到正确的东西,看起来有关的、恰当的、受欢迎、合适的、适宜的、证明是正确的、非常适当的或适应的、恰好在你期待之时到来的——或必然与所谓适当的行动相关的课体相对应的东西……因此,适当的翻译简单地说就是“好的”翻译,与人们的期待相符合的翻译,简言之,履行了使命、偿付了债务、完成了任务或者职责的一种表达(version),同时又在接收语言中抄写了对原文最适当的(relevant)的等同物,最正确的、合适的、相关的、充分的、适宜的、明确的、单声的、惯用的语言。
我不会通过令人深思的挑战,而通过尝试,把翻译的经验用于尝试不可译的东西,而越过庄重或谦虚的界限。
事实上,我不相信有什么不可译的东西——也不相信有什么可译的东西。
“没有什么可译的,没有什么不可译的”这个理论看起来不可理解和矛盾,实质上包含了经济条件,这不是同一对其他,而是同一对同一或其它对其他的经济条件。
这里“经济”有2个意思:
性质和数量。
性质旨在用语言,用最可能适当的方式,最可能相关的方式,把原文里最恰当的意思搬回家来,哪怕这是一个比喻、隐喻、换喻、词语误用或不确定的不正当性的适当意义;数量是指人们总是可以谈论可计算的量。
适当的翻译就是指在这两种意义上达到最可行、最可用的、最适合的经济的翻译。
……每人和特定的翻译,无论是最好的还是最糟的,实际上都立于两者之间,在绝对适当的、最适宜的、充分的、单声的透明度与最失常的和模糊的不适当性之间。
要理解这种中间(in-betweenness)的含义,就必须要想象两个极端的假设。
同时,他指出:
首先,我从没有在自我在场的完全实现和绝对的自由或不可确定性之间提出一种“所有或者全无”的选择。
我从不相信这点,同时我也从没说过“完全的自由或不可确定性”。
当涉及自由的时候,绝不会有“完全”。
我们可以根据下图的图示理解德里达的这一观点:
绝对可译Tp
……原文本I ……
绝对不可译Tq
没有绝对的可译,也没有绝对的不可译。
任何实践的翻译都只是在两者之间寻找最佳的“relevant”。
如下图中,在Tp和Tq之间形成一个无限数的有限集合,
(Tp)T1,T2,T3…………………………………………………Tn(Tq)
T1到Tn都是这个集合里的成员。
根据本雅明的“碎片”说,单个语言只是纯语言的碎片,在两两单个语言的翻译中,它们只能依据其亲缘关系相互贴合,是对纯语言的无限靠近,但是无法达到纯语言。
在此理论上说,和德里达本质上不可译性,也就是没有绝对的可译性是相契合的。
但是德里达又说:
如果对一个至少在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之间非常称职的译者来说,你给他世界上的全部时间,以及需要解释、澄清和教授待译文本的语义内容和形式的词语,那么对他来说,没有理由在他的工作中遇到不可译或剩余的定向。
如果你给一个胜任的人整整一本书,充满了译者注,以便解释在特定形式下一个短语或两三个词的每个意思,那么在原则上他真的没有什么理由不把所谓原文的意图、意思、外延意义、内涵意义、语义上的多元决定和形式效果完全地——没有任何剩余地——翻译出来。
当然,在大学里和文学批评中每日都发生的这种运作并不是所说的翻译,名副其实的翻译,严格意义上的翻译,一部作品的翻译……要达到严格共识的意义上的翻译,翻译必须在量上等同于原文,尽管允许复述、解释、阐释、分析,等等。
……事实上,这种量的等同,在理论上和事实上都从来未曾严格地达到。
(陈永国译,Whatisa“Relevant”Translation?
:
152-3)
这就是说,待译文本的语义内容和形式,原文本的意图、意思、外延意义、内涵意义等因素,由于时间、语言之间自身的差异和其它诸多原因,虽然不能完全一一解释和澄清,也不能在量上达到完全的对等,但是其中的某些和一些都是需要翻译的,而且是能够翻译出来的。
正如Davis指出的那样:
德里达并没有说稳定性和不稳定性是相反的两极,人们可以从中寻求折中;而是说,稳定性和不稳定性(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相互构成了结构的必须两方面。
就像个性和共性的结构依赖顾及到意义,同时也防止完全的可译性和完全的不可译性,语言中稳定的成分——这些都是历史的重复,编撰和规范化等的效果——允许进入,但绝不能完全耗尽,或者关闭文本。
这也正说明了没有什么是完全可译的,也没有什么是完全不可译的。
当然,根据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意义处在不断的“延异”和“撒播”之中,原文本和译文都是意义链条中的一个环节,不知最终来自何处,也不知最终去向何方。
原文本可能有无限多的理解和阐述,表现在译文中也体现出译文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组成TT集合。
ST(X1,X2,X3……Xn)---TT﹛(X1)1’……(X1)n’,(X2)1’…(X2)n’,(X3)1’……(X3)n’……(Xn)1’……(Xn)n’)﹜
但是在这些原文和译文中,总会找到那个“relevant”。
3.iln’ypasdehors-texte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文本之外无物”,德里达后来扩大为“语境之外无物”。
意思是意义不是仅仅由符号本身决定,还与符号之间的相互关系有关。
“意义——不仅是我们说的、读的、写的意义,是所有的意义——都是语境的产物:
意义不能脱离一个特殊的语境,在这个语境之前和之外不能独立存在。
”(Davis,2004:
9)我们平时使用的各种词典,都是将每个词的不同意义从具体的语境中抽离出来独立成项,由于语言具有近乎无限的创造性,语境的变化范围无法预知,这就导致了词典义并不能成为词语意义的全部。
真正要了解其在具体语言环境中的意义,还必须通过其与其它符号之问的关系来加以判断。
(黄志旻,21)也正是这句话,充分说明了德里达对语境的关切度。
正如我们不能确定单独的词的词性或者意义,但是一旦放入文本,拥有语境,词性和意义便得以产生。
所以,无论是词语,短语或者句子,甚至篇章,脱离语境便不能确定意义。
也正是有了语境的参与,meaningeffects得以体现,无限延宕的意义在某一定点上找到自己的定位,不确定性在文本和语境中得以确定。
这似乎正阐释了“飞矢不动”。
事实上,德里达也并未说过翻译可以脱离原文,并就什么都可以的翻译做了澄清。
我们看下面德里达多卢梭EssayontheOriginofLanguage一文的讨论:
一方面,事物都是一样的,根深蒂固的传统向我们保证了这一点。
但另一方面,他们都存在巨大的差异。
要评价这两个方面以及从中获得意义,必须全副武装,必须理解和写作,甚至尽可能好地翻译法语,尽可能多的知道卢梭的语料库,包括所有决定它的语境(文学、哲学和修辞学传统、法语的历史,社会、历史,也就是说,许多诸如此类的东西)。
否则,确实可以想怎么说就这么说。
但是我从不接受,或者鼓励别人想怎么说就这么说。
我也不会以这种方式讨论不确实性。
(Derrida,1992a:
145)
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表达有某个本质的意义内核,而是意味着过渡和规范保存了意义效果的主要方式。
德里达通过延异说强调了文本外,或者说语境外意义的不确定性,但在文本和语境中意义是相对确定的,也并没有说翻译可以完全脱离原文。
翻译的是什么?
翻译的正是通过文学、哲学和修辞学的传统,语言的历史,社会和历史等等体现的文本中的意义效果。
语言不可能是前历史的:
仅仅存在语境(语境之外无物)。
意义总是情境的,并总需要翻译。
从而,语境成为对意义效果的保证。
结语
我想用德里达在OntheName对AngelusSilessius的评论作为可译性和不可译性问题的总结:
最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的,纯粹不可能的,就是可能的,或高于不可能的,超越不可能的,就是可能的。
这些译法非常不同,却又具有相同的意义,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一个是比较级,一个的最高级),它们都拐弯抹角地说,顶端的尖(峰)属于另一个秩序,不是顶峰的秩序。
因此,最高点不是它所超过的东西,或对立于它所超过的东西;它属于最高的高度:
最不可能的和多于可能的,并不是一般的不可能,因此是可能的。
同时,“可能”一词的意思,可能性这个概念的意义在不可能性的点和极限经历了一次突变——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而这突变表明了我们就翻译的不可能的可能性的反思中的要点:
在可能性与不可能性之间已经不存在任何可能的矛盾了,因为它们属于两个相异的秩序。
问题:
1.有了德里达对whatisthe“relevant”translation?
的阐述和iln’ypasdehors-texte的提出,许多人理解的解构主义支持“胡译”、“乱译”的看法是否偏颇?
2.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到底是对“飞矢不动”的背离,还是对其较好的阐述?
3.德里达是否真的不承认本原的存在?
还是对本原的去敝?
去敝之后遮蔽的又是什么?
讨论部分:
当邓璐璐讲完本原后,李老师提出大家先讨论下这个问题。
然后他发言道:
“我们讨论德里达已经不是一两次了,讨论翻译问题,特别是翻译的根本问题时,你想迈过去都迈不过去,你可以不赞同他,但只要你提到翻译的本质,必须要提到德里达。
我们在讨论德里达的翻译的可译性和不可译性的本质问题时,一定要记住德里达一生都在完成这个事业。
他就是要追求人类社会的一种公平。
在他临死前的一次采访中,他告诉记者说,我一生的使命都在做这个。
那么作为一个思想家,他怎么考虑人类的公平呢?
他为什么要花那么大的精力去拆解逻各斯中心主义呢?
只要弄明白了他对逻各斯的拆解,自然就明白了他对意义中心论的拆解,而只要明白了意义中心论的拆解,自然会顺着德里达的思路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那就是绝对意义上的、传统意义上的翻译观是不可能的。
但是不可能,德里达为什么又在谈呢?
那么他到底要传达一个什么信息?
他要传达的是:
世界的本原不在于统一性,而在于差异性。
那么这就抓住了他理论的要害,这之后再去看德里达的思想就很好理解了。
他对传统翻译观的消解,比如忠实观被消解,因为在德里达看来,原文的意义已经不是单一的、固定的,而是在不断的延异。
那么中心不在结构之内,而在结构之外,意义不在文本之内,而在文本之外,这就是他最核心的一个思想。
刚才邓璐璐讲到了巴别塔。
为什么德里达要专门抓住巴别塔来讨论呢?
因为这是一个专有名词,要说到意义的确定性和单一性,那专有名词的意义是最确定的。
通过他对圣经故事中巴别塔的解构,第一,上帝为了阻止人类建造巴别塔,他故意变乱了人类的语言。
从宗教来讲,上帝创造了一切,语言就是上帝创造的命名的形式。
那么德里达通过解构告诉我们,上帝本身就把它打乱了,就不是统一的了。
第二,从语言意义本身的流传来说,它是一个专有名词,但是在考察词源时,Babel存在希伯来语中闪族的一个语言分支中,还有另外一个意义。
所有德里达借上帝之手告诉我们,从一开始上帝创造语言的意义就不是单一的,就不是确定的。
同时,从最原始的语言符号来看,人们思想中的理解又有混乱的一面。
德里达说传达的思想就是世界的本原本来就不是统一的。
”
然后,叶友珍发言:
“从这个题目来看,我们好像是在为德里达正名。
我们平时对德里达有很多误解或误读。
前边讲到德里达在对解构做解释时,他说,他的解构是拆散而不是损毁,那么在我看到后现代哲学这块知识时,德里达作为后现代哲学的一个代表人物,他所说的拆散而不是毁掉,我觉得他是在玩文字游戏。
他用了一种很厉害的手段,即釜底抽薪。
他把两千多年来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建立起来的各种经典理论从内部给解构掉了,其结果是导致人类历史中经典文化这个大厦的倒塌。
那倒塌是什么导致的?
他确实没有毁掉,但他这种拆散,这种釜底抽薪的做法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毁掉。
从这一点可以看到,德里达对解构这一词的解释不能掩盖他导致人类文化大厦倒塌的结果。
另外,刚才李老师提到了Babel,他说这个词最初来源于圣经,而且在闪族语言中这个词还有另外一个意思,然后德里达认为Babel这个词的意义是不确定的、混乱的、多样的。
那么为什么这个词有混乱的意思?
因为Babel的故事赋予了这个词一个新的含义。
这个词在产生到时候,它的意义是确定的。
在历史的发展中,由于语境,它会被赋予新的含义。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种新的含义成为Babel的一种内在含义。
德里达是在语言历史发展的这个层面来否定历史。
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绝对翻译是不可能的。
但是这种不可能不代表翻译实践的不可能。
所以在我们为德里达正名时,我们要考虑到他的这种思想对人类文化的影响。
”
接着李老师发言:
“我也不赞成德里达的这种观点,但是我们首先得弄明白他说的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里我要提几个问题供大家深入思考。
第一,他说的不是损毁,只是拆散,他为什么不彻底的阐释下呢?
”
邓璐璐解释说:
“德里达承认本原的存在,他没有说要解构和推翻这个本原,这个本原还是存在的。
他只是从另外一种角度来看本原,因为在传统哲学中对本原有三大规定,说本原是完美的,超时间、永恒在场的。
德里达认为这只是认为的规定,和事实正好相反。
从人类传承的历史来看,逻各斯在把这种本原置于中心的同时,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就已经存在了,它们所质疑的就是这种二元对立结构中一方处于中心,另一方处于边缘的状态。
在德里达看来,完满是通过残缺体现的,至善是通过邪恶体现的。
这两者都是本原的两个方面而已。
这两者是处于平等的位置的。
而传统的观点是,本原本身就处于中心地位,没有什么和它抗衡。
他的这种消解和他的犹太人的身份有很大的关系。
第一,犹太人虽然是古老的民族,但生活处于动荡中,没有自己固定的家国。
寄居在别的国家中,犹太人处于次等公民,得不到身份认同。
第二,犹太文化悠久,但是始终处于世界文化的边缘地带,因此,这就促使他们站在边缘看中心的特点,试图来颠覆中心。
第三,犹太语言始终处于被压制的状态。
而这种处于次级地位、居于边缘位置和被压抑的根源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
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独断性是使产生犹太人的这种境遇的哲学基础。
为了求得平等和公平,就需要对逻各斯中心主义进行反思和批判。
当然发展到后来的女性主义反对男权中心主义(pallocentrism)也就很自然。
同时,解构主义的产生和当时的社会背景也有很大的联系。
”
接着李老师做了一点补充:
“德里达考察了尼采和海德格尔等的思想。
这些人都一直想消解逻各斯。
他们的方法是彻底革命式,就是以B代替A。
彻底推翻一个东西,建立新的体系。
但德里达认为这种方式不但没有消解逻各斯,反而加强了逻各斯中心主义。
于是,他承认中心的存在,只是中心不在结构之中,而在结构之外。
他将中心以他者的形式漂移起来了。
这里,他借助了索绪尔的观点。
索绪尔认为,意义在于事物的差异关系之中。
于是德里达抓住这一点,那么差异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差异总是在对比中形成的,总涉及到一个Other(他者)。
那么他者的他者是无穷无尽的。
他者和他者是无限延宕的,所以意义也就无限延宕了。
他承认意义是存在,但不在文本之内,而在文本之外,永远存在于时间和空间的无限推移之中。
德里达采用的方法是偷梁换柱、拉齐拉平。
像尼采、海德格尔等这些大家都致力于建立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
这样就得推翻一个等级制度社会。
而等级制度社会的核心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
”
然后邓璐璐接着上边的内容讲解了“什么是确切的翻译?
”。
当她讲到TT集合时,李老师做了一个补充。
他说:
“《威尼斯商人》中的安东尼奥就好比是译者。
按照德里达看来,译者背了债务,必须要做,但是呢,又做不了,因为翻译在绝对意义上是不可能的。
他这个比方还是在阐述他对翻译的认识。
还有一个文化深层的知识在里边。
犹太人有一个很经典的作品,即《圣经》,可是犹太人的身份在主流的英语国家、法语国家、德语国家却又是相当的低下。
这就好比犹太人很会赚钱,但是他们的贪婪、自私的形象在欧洲国家始终没有翻身。
所以德里达想借这个东西为犹太人说句话。
不知道大家留意没?
在整个后现代思潮中,有几个大的思想家,他们都有着犹太血统。
”然后李老师给大家展示了他自己整理的这方面的资料并做了详细的讲解及知识延伸。
随后,一名女生对李老师提问:
“刚才可译性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性质,一是数量。
德里达说在翻译过程中,绝对可译不可能,绝对不可译也是不可能。
他说一些东西能翻译,一些东西不能翻译。
那我想知道他所说的能翻译的和不能翻译的东西各是什么?
德里达所说的翻译到底是什么?
他定义的翻译是什么?
”
邓璐璐回答道:
“德里达所说的翻译是从文本本身来看的,有的有翻译的要求,有的没有。
对那些翻译要求的文本,我们才进行翻译;而有些没有翻译要求的文本,就不做文本翻译。
德里达说“意义总是情境的,并总需要翻译。
”也就是说当文本在语境中产生了意义的时候,才有被翻译的需求。
”
接着叶友珍发言道:
“德里达在这里说什么可以翻译,什么不能翻译。
其实包含两个意思,即完美的、完整的翻译是不可能的,但适当的翻译是可能的。
德里达的这种思想在文化领域的影响比在翻译中的更大。
在翻译领域,他的思想往往被后现代主义给利用了。
刚才李老师说德里达自己把自己的思想给推翻了,我不这样认为。
我觉得他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德里达说意义是不确定的、多样的,那么就因为意义的多样性使得完美的、绝对的翻译不可能。
而意义的这种不确定又使得适当的、趋同的翻译是可能的。
这就像一条抛物线,它可以无限靠近坐标轴,但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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