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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文学史教案
《明清文学史》教案
第一讲明代文学概述
明代文学的时间,是从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洪武元年(1368)到思宗朱由检崇祯十七年(1644)自缢,前后共计277年。
明代文学,从总体来说,具有以下特点:
1、各种文体具备,并达到了成熟。
通俗文学——小说、戏曲创作勃兴,形成空前繁荣的局,代表明代文学最高成就。
2、整个明代文学的发展轨迹,可以嘉靖元年(1522)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明代中后期兴起的心学,促使人们在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上发生变革,开始用批判的精神去对待传统、人生和自我,为明代掀起复苏人性、张扬个性的思潮提供了理论武器。
这一思潮对于在文学创作中强化主体意识具有重要作用,使明代文学呈现出一种新气象。
明代中期开始,手工作和城市商业不断繁荣,市民阶层不断扩大,表现市民的生活、思想情趣的文学作品越来越多,人们的艺术趣味也趋向世俗化,其基本特点就是题材重日常琐事,表现多率真自然,语言尚俚俗明白。
明代是一个通俗文学的繁荣时期。
首先是从理论上比明确地肯定了俗文学的价值。
章回小说也是在明代发展和定型的。
以昆腔为主导的传奇,也是在明代达到繁荣。
在明代,人们对文学特性的认识,也进一步得到深化,表现为重视文学的情感性特征;理解文学的虚实关系;开始注意人物的性格刻画。
明代文学的另一特色是出现了众多的文学群体和文学论争,如诗文领域的前后七子、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等;戏曲领域的临川派和吴江派为主的论争等。
明代的文学群体及文学论争既是现实创作的反映,也反过来推动了文学创作的发展。
第二讲明代前期、中期的诗文创作
明初诗文的代表作家是宋濂、刘基、高启等人,他们都是由元入明的作家,经历过元末明初的大动荡,写出了一些反映社会、表达心声的作品。
明前期诗文,从永乐至成化年间,文坛风行的是“台阁体”的创作。
内容大多为应制、颂圣或应酬、题赠之作。
形式上工丽华贵,缺乏实际内容。
成化至弘治年间,以李东阳为领袖的茶陵派,较强调对诗文独立审美精神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台阁体”及其末流浅弱的诗风。
明代中叶以后的文坛,流派甚多,著名的有前七子、后七子、唐宋派等。
前七子的活动时期,主要是弘治年间至嘉靖初年。
前七子的作家,一方面反对台阁体空洞冗沓的文风,强调诗歌的情感特征,反映重大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希望通过对古法的学习,来恢复古典诗歌的审美理想和审美特征。
嘉靖年间的后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是对前七子文学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后七子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审美特征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在表达真实的思想感情和遵循古典诗歌法度的问题上,他们更加严格地强调法度要求,因此遵法与创新之间的矛盾也表现得更加突出。
嘉靖年间,文坛上又有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为代表的唐宋派。
唐宋派从学秦汉转为学唐宋,是要借与当时距离不远的唐宋名家比较通顺的文风,写出自己的个性,因此,他们的创作中也较多表现作者真实的生活感受,富有感情色彩的篇章。
第三讲晚明的诗文创作
晚明是指从万历到明亡(1573-1644)的70余年。
这一时期的文坛,出现了反复古主义、提倡文学真实地表现人的个性化情感与欲望的文学潮流。
李贽是晚明文学的重要人物。
在文学思想上,他提出了“童心说”,“童心”就是真心,就是真情的自然流露。
和文学观念相一致,李贽的文学作品也均能直抒胸臆,流畅自然,具有强烈的个性色彩。
公安派是晚明文学的重要派别,其首要人物袁宏道明确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
他们的作品也能打破传统诗文的陈规陋习,注重有感而发,清新流畅。
继公安派之后,是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
他们针对公安派末流粗疏浅率之病,追求一种幽深奇僻的审美情趣。
但他们将求幽求深当作文学的全部内容,这就缩小了文学表现的视野,显示出晚明文学思潮中激进活跃精神的衰落。
晚明小品文代表了晚明散文所具有的时代特色。
代表人物除公安派、竟陵派而外,还有张岱、王思任等人。
晚明小品文内容题材上的显著特点是趋于生活化、个人化,在文章中反映自己日常生活状貌及趣味,渗透着晚明文人特有的生活情调。
明末文坛上影响比较大的文学团体,是太仓人张溥等发起的带有政治团体性质的复社和松江人陈子龙等创建的几社,他们试图从文化上复兴传统精神,挽救明朝政府的危亡。
在创作上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就的则是陈子龙和夏完淳。
第四讲《三国演义》的作者及思想倾向
《三国演义》是我国第一部章回小说,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
《三国演义》是一部在长期的群众传说与民间艺术创作的基础上,由作家加工整理完成的。
罗贯中的生平资料保存得很少,他生活在元末明初。
《三国演义》现存最早的版本是嘉靖本。
最流行的版本则是毛评本,其正统道德色彩更加浓厚,但在艺术上也有较大提高。
《三国演义》描写了起自黄巾起义、终于西晋统一的近百年历史。
作者以儒家的政治道德观念为核心,同时也糅合着千百年来广大民众的心理,表现了对导致天下大乱的昏君贼臣的痛恨,对明君良臣的渴慕。
《三国演义》这部书,着力宣扬了仁政思想。
这在刘备这一仁君形象身上得到了典型的体现。
与刘备相对照的是,作者又塑造了一个残暴的奸雄曹操。
两人的鲜明对比,寄托了作者的政治理想。
《三国演义》还着力描写了人与人之间的义气,描写了主要人物刘备、关羽、张飞之间的异姓兄弟关系。
这种忠义虽然是封建性质的,但在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帮助、回报和温情方面,与江湖上流行的道德精神是息息相通的。
《三国演义》把蜀国的刘备、诸葛亮、关羽等君臣作为理想中的政治道德观念的化身,把魏国的曹操等作为暴政的代表,形成了全书明显的拥刘反曹的倾向,这表现了当时人们对统治者的伦理要求,符合广大民众的愿望。
作品的悲剧结局,则体现了作者对于理想幻灭的困惑与痛苦。
第五讲《三国演义》的人物形象和艺术特色
《三国演义》叙述了前后九十七年的事件,事多人多,头绪纷繁,却组织得脉络清楚、主次分明。
使全书成为一个波澜壮阔又严密精巧的艺术整体。
《三国演义》塑造人物的显著特点,是突出甚至夸大历史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舍弃性格中的次要方面,使人物具有鲜明的倾向性。
《三国演义》一书也成为我国古代塑造特征化艺术典型的范本。
《三国演义》刻画的人物中,曹操是最成功的形象。
作品虽着重突出了他奸诈的一面,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写出了他的复杂性格。
这一形象的出色刻画,使之成为一个不朽的反面典型。
《三国演义》以描写战争为主。
全书共写了大大小小四十多次战役,都描绘得生动具体、惊心动魄,各有特色,充分表现出战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对于战争的描写,其着眼点是通过战争反映不同人物的思想、性格、意志。
能把人物,特别是双方主帅的思想作风、性格特征,作为决定胜负的重要条件来表现。
在具体描写中,又把斗智、斗勇和战斗过程结合起来,着重表现双方战略战术的运用、力量的对比、地位的转化等。
第六讲《水浒传》的作者及思想倾向
《水浒传》是以北宋末年宋江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从南宋起,宋江的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这些民间传说、话本、戏剧为《水浒传》的成书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关于《水浒传》的作者,历来众说纷纭。
近世学者,多断为施耐庵所作。
施耐庵的生平,现在尚无确切资料,有待进一步查考。
《水浒传》的版本很多,大致可以分为繁本和简本两个系统。
简本文字简单粗糙,细节描写少。
繁本具体描写多,文字也多润色加工。
明末金圣叹将120回本砍为70回本,由于它保存了原书的精华部分,在文字上也作了修饰,且附有精彩评语,遂成为清300间最流行的本子。
《水浒传》描写的中心事件,是官逼民反。
上自朝廷、下至地方的一批批贪官污吏、恶霸豪绅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把整个社会弄得暗无天日,民不聊生,老百姓不得不起来造反。
《水浒传》着力歌颂了梁山英雄们的“全忠仗义”。
接受招安前,他们惩恶除暴、救困扶危;他们在事业最辉煌的时候,争取招安;招安以后,又走上破辽国、征方腊的战场。
在作者看来,这些都是梁山英雄们全忠仗义的体现。
而梁山英雄最终的悲剧结局,则表现了作者对天下无道的社会现实的极度不平与迷惘。
“忠”与“义”本是中国古代儒家伦理观念中的重要范畴,《水浒传》中梁山英雄浓厚的“忠义”色彩,也融合了包括城市居民和江湖游民在内的广大百姓的愿望和意志。
宋江作为小说中的第一主角,就是忠义的化身。
由于他的仗义,他赢得了广泛的拥戴与信任。
同时,他又竭力倡导“忠”,即使上了梁山,仍然不忘“归顺朝廷”,最终导致了悲剧结局。
宋江的形象,深刻揭示了“忠”与“义”这一对伦理信条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揭示了“全忠仗义”并不是拯救现实的良方。
第七讲《水浒传》的人物形象与艺术特色
《水浒传》成功塑造了一系列英雄人物形象。
它善于从人物身份、经历去描写人物性格;善于通过一系列故事情节来塑造人物性格,在类似事件的对比中显示出人物性格的显著不同。
体现了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在塑造人物时,从类型化写法走向初步个性化写法。
在语言风格方面,《水浒传》能娴熟地运用白话来写景、叙事、传神,明快简洁,表现力强。
人物语言,也多符合各自身份性格。
这标志着我国古代运用白话语体创作小说的成熟,对整个白话文学的发展也具有深远意义。
《水浒传》对环境的描写也比较成功。
它生动描绘了城镇市井的风俗人情。
自然环境的描写,简洁洗炼,能合人物的行动有机地结合起来,不仅推动了情节发展,还有助于表现人物性格。
《水浒传》的结构很有特色。
前七十回,以聚义梁山为线索将一个个英雄人物串联起来。
七十一回之后,就以时间为顺序,写两赢童贯、三败高俅、受招安、征辽国、平方腊,将故事贯串始终。
前半部的列记体结构,使一些主要英雄人物的形象得以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第八讲明代戏曲创作概述
“传奇”一词,本是唐人小说的概称,后人借用它当作戏曲的名称。
它是在宋元南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不同于杂剧的戏剧体制。
明初的传奇带有浓厚的伦理教化意味。
这与统治集团对程朱理学的大力推行有关。
弘治年间的文渊阁大学士邱濬创作了《伍伦全备忠孝记》,剧中情节全系图解伦理概念,毫无生活气息。
稍后宜兴生员邵璨作《香囊记》,也是一部宣讲封建礼教之作。
明代传奇的演变是在嘉靖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几部比较有影响力的作品。
李开先的《宝剑记》取材于小说《水浒传》,但与小说相比,该剧强化了忠奸斗争的力度。
《鸣凤记》是古代戏曲中第一部政治时事剧,对后来的传奇创作有较大影响。
梁辰鱼的《浣纱记》是第一部用昆腔曲调写作的剧本,对昆曲的发展和传播起了很大作用,剧本借生旦爱情抒发兴亡之感的写法,对后世传奇也有明显影响。
明代后期是传奇创作最为繁荣的时期,除了数百种传奇作品的涌现而外,戏曲创作流派的形成和戏曲理论的论争,都促进了传奇的繁荣。
这一时期的主要戏曲流派是重视内容词采的临川派和强调格律的吴江派,分别以汤显祖和沈璟为代表。
两派分歧物焦点在于:
沈璟是从曲乐的角度要求文词服从声律,而汤显祖是从曲文的角度要求声律服从文词。
沈汤之争,反映了明代戏曲家对戏曲规律的探索和认识。
明后期的传奇作品,最为突出的创作倾向是批评封建专制,张扬个性。
如宣扬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剧作,除《牡丹亭》外,还有《娇红记》、《玉簪记》、《红梅记》等优秀作品,具备较高的文学品位。
第九讲汤显祖的生平和思想
汤显祖出生在读书世家,但在科考上却一再受挫,直到万历十一年才中了进士。
又因为不愿结交权贵,一直身居闲职。
万历十九年,汤显祖因上《论辅臣科臣疏》,被贬为广东徐闻县典史,两年后,改派浙江遂昌知县,虽然政声极佳,但对时事的失望,使他于万历二十六年毅官,归隐于临川玉茗堂中,专心于戏曲创作。
在汤显祖的思想中,最重要的是他的“至情”论。
泰州学派弟子罗汝芳是汤显祖的老师,王学左派的代表人物李贽以及禅宗佛学家达观和尚都对汤显祖的思想大有启发。
汤显祖认为,世界是有情世界,人生是有情人生;情是戏剧发生的重要因素,只是饱含了情的作品,才能感染读者与听众。
在归隐临川期间,汤显祖先后创作了《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连同以前所写的《紫钗记》,合称为“临川四梦”或“玉茗堂四梦”,并在剧作中完整地展示了他的“至情”论。
《紫钗记》以唐传奇《霍小玉传》为本事,表达了真情能够战胜外在势力的阻挠。
《南柯记》和《邯郸记》两个剧本主要表现了作者对恶情的批判,在主人公淳于棼和卢生梦魇般的生涯中,汤显祖传达了恶情会如何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而导致人格的消失和人性的堕落。
第十讲《牡丹亭》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
《牡丹亭》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
明代理学格外盛行,当时妇女所受的礼教束缚,是相当严酷的。
《牡丹亭》里,杜丽娘所处的压抑、郁闷的环境,正是当时时代的反映,具有高度的典型性和概括性。
《牡丹亭》在表现戏剧矛盾方面,独具匠心。
剧中的正反面人物并没有进行过面对面的激烈斗争。
汤显祖抓住杜丽娘所处的社会环境,写出了人与环境的矛盾,也就是人的生而有情与无情的环境之间的博斗,这就比一般的剧本更能深入人心。
杜丽娘的形象,充分地体现了至情的人生境界。
她认为《关雎》是一首恋歌,她第一次步入春意盎然的后花园,便触发了天性中对美与爱的强烈追求。
她的怀春之梦、梦醒之后的寻梦、死后的魂游幽会、最终的起死回生,使《牡丹亭》充满了为争取自由幸福而抗争不息的精神力量,达到了前所未
有的至情境界。
《牡丹亭》对至情的呼唤,是与明中叶以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整个巨大变化密切相关的。
《牡丹亭》触及的人的自然本性的满足与被扼杀之间的冲突、美好的梦想与严酷的现实之间的冲突,昭示了划时代的新主题、新观念。
《牡丹亭》全剧都贯穿着一种浪漫主义精神。
作者采用梦境、魂游、人鬼相恋、还魂复生等超实的幻想情节来表现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牡丹亭》也是一部优美的诗剧,作者善于运用抒情的手法,细致地表现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变化。
第十一讲:
《西游记》的作者及思想倾向
《西游记》的成书也以经历了一个长期积累与演化的过程。
西游故事起因于唐代高僧玄奘到印度取经这一历史目的真实事件。
由于玄奘取经的事迹本身具有的传奇色彩,他的故事在唐代就广泛流传开来,并在流传过程中不断传奇化、神话化。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西游记平话》、杂剧《西游记》等,都为后来的长篇通俗小说《西游记》的成书打下了坚实基础。
《西游记》的最后写定者是谁?
这是一个争议较多的问题。
本世纪20年代,经鲁迅、胡适等人认定,《西游记》的作者为吴承恩,并得到普遍首肯。
但国内外的一些学者也不断提出质疑。
但在未发现确凿证据之前,我们还是将吴承恩暂定为《西游记》的作者。
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居士,淮安山阳(今江苏淮安)人,虽然文才很好,但屡试不第,四十余岁才补了岁贡生。
除做过两年长兴县丞外,一直过着放浪诗酒的生活。
有《射阳先生存稿》4卷。
《西游记》现存最早的刊本是万历二十年金陵世德堂刊本,但没有唐玄奘出身故事,直到清初最早刻本《西游证道书》才补入这一节,成为第九回。
《西游记》作为一部神魔小说,在它神幻奇异的故事之外,它的最主要和最有特征性的精神,就是要通过孙悟空的形象来宣扬明代中叶思想界凸现的心学思想,即如何使受外物迷惑而放纵不羁的心,回归到良知的自觉境界。
由于心学本身在发展中又有张扬个性和道德完善的不同倾向,就使《西游记》在具体描绘中,突破了预设的理性框架,向着肯定自我价值和追求人性完美倾斜。
当然,《西游记》作为一部累积型的长篇小说,其整体内涵是十分丰富的。
其中的不少小故事都折射出现实的光芒,这说明《西游记》这部神魔小说与明代中后期的现实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十二讲:
《西游记》的艺术特色及影响
《西游记》在艺术上的最大特色,就是以诡异的想象、极度的夸张,创造了一个光怪陆离、神异奇幻的境界。
《西游记》塑造人物形象的特色,是能做物性、神性与人性的统一;又注意把人物放在日常生活,刻画他们的复杂性格,使人物形象有着较强的丰富性和立体感,体现了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的进步。
《西游记》在艺术表现上的另一个特点,是全书充满了喜剧色彩和诙谐气氛,使小说有很强的趣味性。
有的游戏笔墨还成为讽刺世态的武器。
《西游记》之后,至明末短短几十年间,出现了近三十部内容各异、长短不同的神魔小说。
其中较有特色的有《西游补》、《三宝太监西洋记》、《三遂平妖传》等,影响最大的则是《封神演义》。
《封神演义》是据旧有话本及民间传说改编而成的。
它以商周易代为历史背景,写纣王的荒淫和暴虐。
在神怪的故事中,蕴含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这部书在民间影响非常大,许多民间信仰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影子。
人物塑造注重其神奇性而忽略其人性,不够鲜明。
第十三讲:
明代白话短篇小说的作者和主要内容
现知最早的话本小说总集是嘉靖年间的《清平山堂话本》,多为宋元旧篇。
明代中叶以后,一些文人在整理宋元旧篇的同时,也开始有意识地独立创作一些新的小说,即“拟话本”,其中成就最高的则是冯梦龙的“三言”和凌濛初的“二拍”。
冯梦龙毕生致力于通俗文学的搜集、整理和编辑工作,而在通俗文学方面最大的成就则是“三言”的编著。
“三言”的出现,标志着古代白话短篇小说整理和创作高潮的到来,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了白话短篇小说的发展。
在“三言”的影响下,凌濛初编著了“二拍”。
“二拍”基本上都是个人创作。
它的问世,标志着中国短篇小说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言”和“二拍”的主要思想意义,在于比较及时地反映出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些新变化,通过对新兴市民阶层的生活、愿望和思想感情的细致描写,表现出他们新的道德原则。
它们首先表现了明中叶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冲击,人们的社会心理和价值取向的变化。
“三言”“二拍”中大量关于婚姻、爱情的题材,则不同程度地批判了封建婚姻,肯定了自主婚姻,从中透露了有别于封建礼教的新思想。
第十四讲:
明代白话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和影响
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明代白话短篇小说的价值,在于走出中国文学历来专注于传统的庙堂文化以及属于士大夫阶层的山林隐逸文化的传统,开始关注百姓日用、关注下层社会场景、关注社会底层人物的命运遭际、喜怒哀乐。
在“三言”“二拍”的推动下,明末清初白话短篇小说的创作繁盛一时。
如天然痴叟的《石点头》、东鲁古狂生的《醉醒石》、周清源的《西湖二集》、陆人龙的《型世言》等。
这些作品随着明末政治形势的严峻,人文思潮的变化,大都从侧重于主情到重理,强调文学要有益于世道人心。
向着“劝善惩恶”的方向倾斜。
“三言”“二拍”善于在日常题材、平凡故事中显示出小说的传奇性。
其大量篇章都具有一个情节离奇的特点,在组织故事情节时,较多地运用偶然巧合的手法,使小说情节的发展常波澜迭起。
“三言”“二拍”在故事情节的发展过程中,很擅长小道具的运用,这些小道具在作品中,起了体现主题思想,表达思想感情,结构故事情节,推动情节发展等作用,这是我国古典小说和戏剧常用的一种艺术手法。
在人物塑造方面,这两部小说运用了传统的白描手法,塑造了许多血肉饱满、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
在具体表现手法上,这两部作品比以前的话本小说显得更为细腻,环境、动作、对话、细节以及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都受到人们的重视。
第十五讲:
《金瓶梅》的作者及思想倾向
关于《金瓶梅》的作者问题,现在还是一个谜,还没有一种说法为国内外研究者普遍认可。
《金瓶梅》的成书年代,则主要有嘉靖说和万历说两种说法。
《金瓶梅》成书后最初以抄本流传。
今见最早的刊本是万历四十五年(1617)的《金瓶梅词话》,称“词话本”或“万历本”,这是最接近原作的本子;崇祯年间有《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称“崇祯本”;康熙年间,张竹坡对崇祯本加以评点,刻为《第一奇书金瓶梅》。
《金瓶梅》借《水浒传》中“武松杀嫂”一节演化而来,全书的背景在北宋末年,但它所描绘的世俗人情,都是立足于现实的。
它以历来不为人们重视的市井社会为描写重点,展示了晚明社会的众生相,广泛暴露了晚明社会的黑暗。
首先就是晚明的政治黑暗,暴露晚明的吏治腐败、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已渗透到晚明政治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小说主人公西门庆的发迹史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金瓶梅》作为一部取材于家庭生活的小说,占据整部小说中心的,无疑是西门庆一家的家庭生活描写。
在占有钱财的基础上,西门庆的家庭生活也是放纵荒淫的。
而金、瓶、梅等诸多女性的勾心斗角,则是在封闭的家庭、单调的生活挤压之下的扭曲人性的反映。
《金瓶梅》的悲剧意义,不仅在于它接触了当时社会的基本矛盾,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也在于它客观地表明了晚明涌动着的人性思潮,当还没有找到新的思想武器去冲击传统禁欲主义的时候,人的觉醒往往以人欲放纵的丑陋形式出现,而人欲的放纵和人性的压抑一样,都在毁灭着人的自身价值。
《金瓶梅》作为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白话长篇小说,在许多方面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首先,小说将视角转向普普通通的社会、琐琐碎碎的家事、平平凡凡的人物,标志着我国小说艺术进入了一个更加贴近现实、面向人生的新阶段。
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小说也迈进了新的一步,开始注意多色调、立体化地刻画人物性格。
第十六讲:
清代文学概述
明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陷北京,明亡。
这年五月,满洲贵族所建立的清王朝,大举向关内进攻,宣布定都北京,成立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为了维护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清王朝实行严厉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
文字狱案件之繁多,株连之广,惩治之残酷,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大规模类书、丛书的纂修,不仅成为束缚知识分子的手段,清政府也借机查禁、销毁了一大批古代文献。
明末清初的思想界,目睹明王朝的败亡,他们痛定思痛,批判宋明理学空谈心性的学风,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
在学术思想、社会思潮的转变中,文学思想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清初的文学创作都较为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
随着清王朝文化专制的加强,学者们吸收继承了清初学者所强调的通经服古,重视实证的治学方法,而丢掉了其积极的思想内容,走向由文字音韵入手研治经书的考据一途,形成了乾嘉考据学派。
桐城派古文及其正宗地位的确立,诗歌中肌理说的提出,都体现了乾嘉学风的影响。
在清中叶的文学领域,也呈现出类似晚明的反传统、尊情求变的思潮。
如诗歌领域的袁枚、小说领域的《儒林外史》、《红楼梦》的出现,都富有思想解放精神。
清代文学的发展呈现出一种集大成的景象,除了元明以来新兴的小说、戏曲的蓬勃发展外,诗、词、古文等的创作也蔚为大观。
虽然其成就不一,却包罗万象而兼有以前各代的特点。
第十七讲:
清代诗文创作
清初最富有时代精神的诗歌是遗民的作品。
遗民诗人包括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屈大均等人,他们的诗歌都有着抒发家国之悲和同情民生疾苦的共同主题,体验深切,感情真挚。
清初钱谦益的诗歌有着鲜明的艺术个性和创作特色。
除了悲悼明朝、反对清廷和恢复故国的主调外,还弥漫着哀感沉郁的情调。
钱谦益自觉地致力于清诗建设,对明代复古派和反复古派既各有批判,也各有吸收,在广泛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出奇,成为清诗的开山宗匠。
在清初诗坛上,吴伟业也取得了较高成就。
他的诗歌主要写山河易主的哀痛和痛失名节的悲伤。
他最大的贡献在七言歌行,称为“梅村体”,它能以人物命运为线索,叙写实事,映照兴衰,极尽俯仰变化,对当时和后来的叙事诗创作起了很大影响。
《圆圆曲》是“梅村体”的代表作。
王士祯论诗以神韵为宗,所谓神韵,就是要求诗歌具有含蓄深蕴、言尽意不尽的特点,他的《秋柳四首》、《秦淮杂诗》等典型的体现了这一特点。
乾嘉诗坛,人才辈出。
沈德潜倡格调说,力图使诗歌归于雅正。
翁方纲倡肌理说,其诗歌理论受到考据学风的影响,强调以考据、训诂增强诗歌的内容,融词章、义理、考据为一。
在诗坛上独树一帜的是袁枚,他标举性灵说,强调诗歌创作中情的作用,诗歌要表现性情,表现诗人的独特个性。
袁枚的诗歌也大都不受传统思想束缚和正宗格调限制,信手拈来,具有议论新颖、笔调活泼、语言晓畅等特点。
乾嘉诗坛上较有个人特色的还有郑燮和黄景仁等。
郑燮为“扬州八怪”之一,作诗能反映民生疾苦,抒发才情之作也较多。
黄景仁的诗反映了则揭开了“盛世”的虚幻面纱,表现了对现实的清醒认识,写出了封建时代寒士的心声。
第十八讲:
清代的词与散文
清代是一个词的中兴期。
清初的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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