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1894年中国开埠和外贸格局的变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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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1894年中国开埠和外贸格局的变化

1860－1894年中国开埠和外贸格局的变化

作者：

虞和平文章来源：

韩国《中国史研究》第44辑，2006年10月出版更新时间：

2007年08月25日

洋务运动时期，开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的1861年，终止于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的1895年，是中国经济发生本质性转变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中，除了外资在华势力开始快速膨胀，中国的资本主义性基本产业开始产生和初步发展之外，中外贸易也随之发生了重大转变，不仅在数量和价值上有较大的增长，而且在进口商品和出口商品的结构上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既显示了列强各国随着其工业的发展而不断扩大对中国的商品输出和原料需求，使中国日益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也显示出外贸与产业的某种互动关系和正常化趋向。

对于这一时期的中国外贸已不乏研究，但在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中，尚有一些问题需要商讨。

一、洋行状况变化的问题

中国近代早期的对外贸易，是完全操纵在外国洋行之手的，因此洋行的状况发生了什么变化，是外贸发生何等变化首先需要考察的一个问题。

洋行是随着通商口岸的开辟和扩展而产生发展的。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开埠口岸突破原有的东南沿海5口的格局，到1894年逐渐形成了所谓T字型格局。

对此，已有国内外学者提出过“T字形”的说法，我在这里所以把“形”字换成“型”字，不仅包含着开埠口岸的地域结构状态，而且包含着经济结构内情。

由于中国幅员广大，加之缺乏现代交通工具，原有东南沿海的5个口岸（另有1851年根据俄约开放的新疆伊犁、塔尔巴哈台、直隶张家口、松花江），其对中国的辐射区域是极其有限的。

到这一时期，新增开口岸达26个，除了广西、云南、甘肃、新疆、西藏、蒙古等南北国境和内陆地区的并没发挥多少实际作用的10个口岸外，比较重要的沿海沿江地区有：

琼州、北海、九龙、拱北、潮州、温州、烟台、天津、牛庄、镇江、江宁、芜湖、九江、汉口、宜昌、重庆，以及淡水、台湾（打狗、台南）等18口。

[1]这些新开的沿海沿江口岸加上原有的沿海5口，几乎囊括了中国整个海岸线上和长江上的主要港口城市，通过可以直接到达的外国轮船，把这些城市直接纳入通商贸易网络之中，并辐射到它们的腹地，使大半个中国被置于外贸网络之中。

与此同时，中国的外贸中心也在广州和上海之外又增加了天津和汉口，并使上海这一T字交汇点的外贸快速发展。

开埠口岸的这种结构性变化，虽然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就开始了，但中外贸易态势的变化，则要晚一些。

在战后的最初几年，因受太平天国的影响，从事中外贸易的洋行少有增设，中外贸易也很少新的发展。

到1864年清军攻下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即南京）后，从1865年起洋行和中外贸易的发展才呈现出新的扩展势头。

洋行的扩展势头，主要有如下表现：

一是洋行的数量增加和国别构成变化。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1840年代，约有洋行40家，到1864年应有所增加，但因缺乏统计资料，确切数字无可稽考，估计不会超过150家。

1872年增至343家，1894年达到552家，最多的年份1893年为580家。

[2]这些洋行的国别构成，按1872年的情况进行排序，占第一位的是英国，1872年时有221家，占当年总数的64.43%；1894年时增至350家，占63.41%；最多的1892年为363家，占总数579家的62.69%，比重略有减少。

占第二位的是美国，1872年有42家，占12.24%；1894年减至31家，比重也降至5.62%；最多的1873年为52家，占总数345家的15.07%；最少的1883年为18家，占总数354家的5.08%。

占第三位的是德国，1872年有40家，占11.66%；1894年增至85家，占15.40%；占第四位的是法国，1872年有17家，占4.96%；1894年增至32家，占5.80%，比重有所下降；最少的1875年位6家，占总数343家的1.75%。

占第五位的是俄国，1872年有9家，占2.62%；1894年有12家，占2.17%；最多的1877年有18家，占总数349家的5.16%。

其余各国的洋行数，在1872年时3家以下，并在这一时期中一直增加不多，唯有日本的情况特别。

日本在1872年时尚无洋行出现，1873～1876年均只有1家，到1877年即增至9家，接着在1879和1880两年又下降至2、3家，此后就大幅增加，最多时的1888年达到67家，占总数521家的12.86%，1893年时为42家，尚占总数的7.24%；1894年下降至9家，为不正常现象。

因此，到1893、1894年时，洋行的国别构成及其排序情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英国仍位居第一，只是比重略有下降；德国从第三位上升至第二位，比重有较大提高；日本从没有位次者跃居到第三位，来势颇猛；美国从第二位降至第四位，就1894年的情况来看，已低于法国，但总体状况尚明显好于法国；法国的洋行数量虽有较大的增加，但还是从第四位降至第五位；俄国则从第五位降至第六位。

二是大洋行的新出现和洋行分布地域的扩大。

这一时期新设的洋行以中小洋行为多，但也出现了一些著名的大洋行，尤以后来居上的日本和德国为多。

如英商太古洋行（Bullerfield&swire），于1867年在上海设立，1870年设分号于香港，1872开办太古轮船公司，先经营布匹进口和茶叶出口贸易，代理英国蓝烟囱轮船公司业务，后逐渐扩大至拖驳、船厂、糖房、油漆厂、码头、堆栈、保险等业务。

日商开设的大洋行有三，一是三菱洋行（MitsubishiCo.），于1875年在上海设立，先是经营横滨至上海的轮船航运业务，到1894年时已在汉口、香港等地设立支店或代理处；经营范围扩大到航运、工矿投资、保险及进出口贸易。

二是三井洋行（Mitsui&Co.），于1876年来中国设立，先后在天津、上海、香港、营口设立分支店所；以经营进出口贸易和航运业为主，如租船向上海输入煤炭等。

三是吉田洋行（Yoshida&Co.），于1885年在上海成立，先后在汉口、青岛、天津、芜湖、南京、镇江、无锡、杭州、松江、江阴、蚌埠、海门、扬州、高邮、泰县、仙桃、沙市、孝感、厦门设立分号；所进口的物品包括棉、毛、呢、麻、人造丝制品，五金、化工，各种粮、油、糖食品，电料、建材、化妆品、烟草、钟表、收音机、陶磁器、杂货；出口的物品有谷物、油粕、棉花、羊毛、皮革、制油原料、饲料、油脂、麻、麻制品、猪鬃、蛋类、禽毛、兽肠、蚕茧、矿物、中药材、棕榈、竹皮、生丝、绸缎、四川各种土特产；并开办有榨油、棉花加工、玻璃器皿制造、清酒酿造、面粉等工厂。

德商开设的最著名洋行有二，一是瑞记洋行（Arnhold，Karberg&Co.），于1866年在广州开办，旋迁香港，经营蚕丝及杂货贸易，1881年和1883年分别在上海和汉口设立分号；经营的范围几乎包括所有的经济领域，从化妆品到飞机大炮的贸易，也办理工厂、矿山、航运、贷款等业务。

二是鲁麟洋行（Reuter，Brockelmann&Co.），于1878年在广州创办，1880年设香港分号，1885年到上海开业，并渐转为总号，1890年后又设台湾和天津分号；经营范围极其广泛，进口品包括：

德、英、法、比、美、加、澳等国所产的纸张、玻璃、文具、呢绒、毛线、五金、面粉、食品、机器、电器、建材、化学品、铁器、橡胶、香水、石蜡、毛纱、棉纱、布匹、照相机、自行车部件及杂货；出口品包括：

纱头、生丝、茶叶、皮货、草帽、黄铜器、棉制品、葛制品、肠衣、猪鬃、古玩、蛋制品、瓷器、锡器、藤器、漆器、绣货、发网、滑石粉、北京工艺美术品、籽仁、生皮、兽脂及其他中国土特产。

[3]

就洋行的地域分布而言，则随着开埠口岸的增加和各洋行分支机构的推广而不断扩展。

据现有资料记载，这些沿海沿江新开口岸中，除琼州、宜昌、温州、北海在1894年之前尚未有洋行外，其他14个口岸已有多少不等的洋行出现。

同时，各洋行的分支机构的地域分布也渐趋扩大，纷纷进入这些新开口岸，这从上面列举的几家新增大洋行的分支机构分布状况中已可见之。

在这些新开口岸中，尤以天津和汉口的洋行为多。

在天津，1866年时有洋行15家，1879年增至26家，到1890年时已增至47家。

[4]在汉口，到1892年时有洋行45家。

[5]不过，天津和武汉的洋行多数是总部在上海、香港、广州的大洋行的分号，几乎所有著名的大洋行都在这两个城市设立了分号。

三是洋行的业务种类结构变化。

1865年之前，各洋行的主要业务，进口几乎都是鸦片和棉制品，出口几乎都是茶叶和生丝。

1865年以后，除了继续经营原有的进出口商品外，其他商品大量增加，出现了一些专门进口钟表珠宝和五金机械的洋行，更多的洋行则扩大了进出口品种，业务种类渐趋多样化。

在经营钟表珠宝进口方面的专业性洋行主要有：

1864年在上海设立的德商亨达利洋行，经营钟表的进口销售和修造，也兼营百货，并随即在天津和汉口开设分号。

此类洋行，较著名者还有：

1867年在香港开办的英商霍近拿钟表行（Falconer&Co.，G.）；1883年在上海开设的法商大昌洋行（GaillardJ.）；1891年以前开业的法商乌利文洋行（Ullmann&Co.）；1886年在上海开设的德商双龙洋行（Agthe&Ismer）；瑞士商人于1870年在上海开设的永昌洋行（Hirsbrunner&Co.）。

[6]

在经营五金机械进口方面的专业性洋行以德国洋行为突出，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德国的瑞记洋行和鲁麟洋行之外，还有礼和洋行（Carlowitz&Co.）。

它于1845年在广州发源，正式成立于1855年，1866年设香港分号，1877年上海分号成立以后迅速发展。

1886年天津分行设立以后，乘清政府兴办洋务之机大做军工生意，“曾供应数省地方政府以铸币机件作铸钱之用，还供应面粉厂、火药厂、子弹厂、枪炮厂等的机器设备”，“还供应速射炮和军火、铁路材料、钢轨、机车、客车、货车等等。

同时，该行从天津输出的羊毛、草帽缏、猪鬃等”。

1891年又在汉口开设分行，“也有与中国政府谈判的买卖，并供应火药厂、钢铁厂的器材，及附近萍乡煤矿的采矿用的机器设备、炼焦炉等等”。

从汉口输出的则有：

“植物油脂、五倍子、斑猫、棉花，特别是畜产品，如鹅毛、鸭毛、猪鬃、蛋白、蛋黄及水牛皮”。

[7]

二、外贸数量统计和进出口平衡的问题

要衡量某一时期外贸的变化程度，自然离不开对这一时期外贸数量的统计分析。

在近代中国，对中外贸易作较为系统的统计是海关总税务司署成立以后才有的，此前虽然也有一些可资参考的统计资料，但缺乏系统性和可比性。

对于海关的统计，早期的研究是直接引用的，1986年时，周广元提出了海关统计数字对研究进出口平衡的不合理之处。

在1904年以前，海关单纯从税收意义上记录进出口货值，无论进口或出口货值，都以进口和出口商品在中国通商口岸的当地市场价格为准，使进口和出口商品价格的构成因素存在差异。

合理的计算，应该把进出口货值分别换算为进口货的起岸价格和出口货的离岸价格。

1889年时，海关开始注意到这一问题，并有所修正，但仍有不仅合理之处（主要是对杂费估算过高，即进口为货值的7％，出口为货值的8％），直到1904年才采取了比较合理的修正办法（即将杂费改成进出口均为货值的4％），其计算方法是：

进口货市价中减去进口关税、鸦片厘金和进口商品在起运、货栈、订货佣金等投放市场前的一切杂费开支；出口货市价加上出口关税和从口岸市场至出口商船上的一切杂费开支；此外，还需补充未列入统计的鸦片走私进口值、1890年开始单独统计的对朝鲜贸易值。

具体的计算程序是：

修正进口值＝海关统计进口值＋从朝鲜进口值－当年进口税－（海关统计进口值＋从朝鲜进口值－当年进口税）×4%（各项杂费的比重）－对朝鲜复出口值－鸦片厘金＋鸦片走私进口值；修正出口值＝海关统计出口值＋对朝鲜出口值＋当年出口税＋（海关统计出口值＋对朝鲜出口值）×4%（各项杂费的比重）。

周广元的这一修正统计办法及其修正数字提出以后，得到了少数研究者认可和采用，但仍有不少国内外的研究者依旧直接采用海关的统计。

笔者认为，周广元所提出的这一修正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