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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讽钱钟书《围城》与西方反讽诗学
反讽-钱钟书《围城》与西方反讽诗学
钱钟书《围城》与西方反讽诗学
摘 要:
钱钟书的《围城》深受西方反讽诗学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他的小说创作喜欢运用反讽的修辞技巧,而且表现在反讽成了他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总体性生命感受,无论方鸿渐人生之旅的圆圈结构、三次出现在作品中的“船”的意象,还是那只永远跟不上时间步伐的古老闹钟,都是钱钟书为人类文明的存在方式和人类生存困境所设的反讽象征。
钱钟书小说对于人生和存在的深刻思考,以及在此思考中所突出的反讽者的主观意识和个性色彩,都说明他的反讽乃是一种存在意义上的反讽。
一、人性存在的反讽微笑
钱钟书对于人性的揭露和展示,主要的关注对象是方鸿渐的情感纠葛。
《围城》中描写方鸿渐与鲍小姐、苏文纨的情感纠葛,最为精彩的片断主要集中在方鸿渐和这两位美貌女性同坐一艘轮船回国所发生的是是非非。
小说开篇展现在读者面前的鲍小姐的形象,就是一种典型的钱钟书式反讽。
钱钟书把鲍小姐赤身露体的姿态,或者形容成“熟食铺子”,或者形容成“局部的真理”,这样的联想,让我们从中发现一种丰富的、含蓄的、多层次的反讽。
也就是说,在这两个词语之中,钱钟书首先运用了两种不同的反讽修辞手法:
一种是克制陈述,一种是夸大陈述。
“克制陈述(understatement)是一种常用的反讽类型。
……故意把话说轻,但使听者知其重。
布鲁克斯和沃伦给克制陈述下的定义是:
‘在实际说出的与可能说出的之间有或大或小的差距。
’这个定义实际上包括了夸大陈述(overstatement)。
……而夸大陈述则是假情假意地夸张,暗指相反性质。
”〔1〕钱钟书把鲍小姐的赤身露体和熟食店里公开陈列的肉相提并论,是一种克制性陈述,故意把鲍小姐贬低。
钱钟书又把鲍小姐的赤身露体与局部的真理相提并论,是一种夸大性陈述,故意把鲍小姐抬高。
另外,钱钟书还运用了直接矛盾式的反讽,把“熟食铺子”和“局部的真理”两种极不协调的意象并置在一起。
正是在这种低与高,贬与扬,诙谐与严肃,形而下和形而上的两种事物的对比和对照中,用一种反讽的光芒,突显了鲍小姐的丑态和恶俗。
值得注意的是,钱钟书在叙述方鸿渐与鲍小姐的故事时不仅运用了这些修辞层面的反讽技巧,而且将这个故事提升到了生存窘境的反讽性层面。
也就是说,方鸿渐本来一直以为自己在整个事件之中是一个受益者,偷偷地为自己占了便宜而窃喜,但是等到事实的真相的揭开,他才发现自己受到了女人的诱惑和嘲弄,自己不过是一种被女人暂时利用的工具而已。
同一个事件,看起来是主体,同时也是客体,这种从享乐主体到取乐工具的巨大落差就是一种生存意义上的反讽,所以,方鸿渐在与鲍小姐的关系之中,第一次真真切切地领略了生活给予他的反讽的嘲笑。
对方鸿渐和苏文纨的感情纠葛,叙述者则通过大量的反讽话语把方鸿渐那种战战兢兢又无限清醒的心理状态进行了夸大叙述。
真正激烈的或者说真正深刻的爱情本来就是盲目的,冲动的,不会顾及后果的,而这两个人的所谓谈爱却是那样的清醒,一个一步一步地设计着情感的陷阱,另一个一点一点地为自己设防,这样的情节设计本身就是对现代人类爱情生态的一种反讽。
这两个人情感纠葛的最终结束,都是因为一个亲吻。
叙述者是这样描述这个亲吻的:
“这吻的分量很轻,范围很小,只仿佛清朝官场端茶送客时的把嘴唇抹一抹茶碗边,或者从前西洋法庭见证人宣誓时的把嘴唇碰一碰《圣经》,至多像那些信女们吻西藏活佛或罗马教皇的大脚指,一种敬而远之的亲近。
”作为反讽叙述,这段描写潜藏着多重的反讽声音,由此达到一种对于人性和存在的深度反讽。
第一重的反讽声音,主要是运用了“直接矛盾式的反讽”,把方鸿渐和苏文纨之间的这场亲吻,与清朝的官场、西洋的法庭、宗教中的信徒等所表现的嘴唇的动作并置在一起,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但正是这种矛盾和滑稽的事物的并置和摆放,突兀地表现了这场亲吻的虚假和客套。
第二重的反讽声音是运用了抑制的反讽叙述,也就是在描写这个亲吻的“分量很轻,范围很小”的时候,叙述者用了各种比喻的句子来极力表现这个亲吻在方鸿渐的心中确实是很轻,很无所谓的。
但是,叙述者越是用如此抑制的语调来形容这个吻的无关重要,我们越是感到事实的真相远非如此。
轻与小的抑制性叙述反衬了方鸿渐由此而导致的人生无奈的重和大。
第三重的反讽声音来自于方鸿渐的命运,这时的方鸿渐已成为我们在戏剧演出中所看到的那个戏剧性反讽的主角,
学生暗自爱慕。
“可是苏小姐觉得鲍小姐赤身露体,伤害及中国国体。
”这句话同样运用了夸张的反讽叙述。
鲍小姐的赤身露体,在苏小姐的眼中,竟然变成了“伤害及中国国体”,这种过于离奇的夸张反讽,尖锐地突出了苏小姐内心对于鲍小姐的嫉妒和仇恨。
三闾大学中的女人与女人之间的故事,更是演绎得精彩纷呈、波澜壮阔。
但是,小说中有这样的细节,当孙柔嘉决定和方鸿渐离开三闾大学的时候,范小姐前来相送。
小说写道:
“范小姐近视的眼睛因睡眠不足而愈加迷离,以为会碰见送行的男同事,脸上胡乱涂些胭脂,勾了孙小姐的手,从女生宿舍送她过来。
孙小姐也依依惜别,舍不下她。
”好一副离情依依的景象,但是,叙述者越是如此描绘,我们越是感觉到其中的反讽意味。
也就是说,正是表象中所展露的两个女人之间的真情实意,与真相中的两个女人之间的冷漠仇恨的两相对照,透露出了叙述者那一丝不易察觉的反讽的微笑。
在《围城》里,钱钟书还通过方鸿渐眼中的中国封建大家庭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关系来反讽人性的自私和虚伪。
钱钟书对于中国封建大家庭的反讽观照,主要通过方鸿渐所看到的孙柔嘉与她的家庭之间的关系来表现。
小说中有两段描写可以构成互文阅读。
一段是孙柔嘉和方鸿渐在三闾大学谈恋爱的时候,孙柔嘉在家信中对爸妈的称呼异常亲切甜蜜。
另一段则写方鸿渐到孙家以后,发现孙柔嘉在孙家实际上并未受到重视和宠爱。
这两段看似平静客观的叙述,透露出的是一种不为常人所察觉的反讽意味。
在中国旧式大家庭中,男尊女卑,父业子承,女儿往往得不到家族的特别关注。
所以在肖红小说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活泼调皮但又古怪精灵的小女孩,整天孤独寂寞地穿梭在家里的后花园或阁楼里,自由得让人心里发冷。
在《围城》中,孙柔嘉并不是不知道父母对自己的冷漠和放任,不是不知道在这样的大家庭中儿子和女儿的区别,但是愈是知道,愈是要把爸爸妈妈叫得甜蜜而亲热,愈是要让别人都见到自己把爸爸妈妈叫得如此甜蜜亲热,这就是反讽。
这种反讽意味,直接指向的是中国封建大家庭中的人伦情意的虚伪和冷漠。
“假如女婿阔得很,也许他们对柔嘉的兴趣会增加些”,轻轻地一句话,让人们体会到了封建家族在礼教的温情面纱之后所潜藏的世态炎凉。
二、理性与文明的质疑视角
《围城》并不仅仅满足于从人性的角度来达到反讽的目的,钱钟书在整个围城世界里也逐步深入地展开了对于知识分子群体、教育体制、现代文明状态的反讽性思考。
20世纪的中国与18世纪的欧洲在文化语境上是大不一样的。
在启蒙时代的欧洲,科技的发达带给社会和人类的福祉充分显示了知识的力量,所以知识分子充满自信,人格上也就峻洁清朗,光明磊落。
但到了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暴露了科技的两面性,人类理性的脆弱和盲目,知识分子的光环也就随之失落,卡夫卡、艾略特、萨特等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戳穿了文明、理性与知识的虚假繁荣,露出了现代文明的荒原特性:
人性的异化,价值的颠倒,情感的虚伪,知识的失效,中心的瓦解。
在这种文明的荒原中,知识者的身份首当其冲地遭到质疑与批判。
20世纪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无疑是在这两种声音的变奏中进行的,也就是说启蒙时代与荒原时代的两种话语形式同时影响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
钱钟书在《围城》中通过方鸿渐这一人物形象的眼睛,看到的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整体的文化语境中的身份的失效和理性的轰塌状态。
钱钟书以方鸿渐的佯装无知和不如他人的心态,不露声色、客观冷静地展现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自以为是、自我满足、自我得意、自我欺骗中,把自己看做是现代科学知识和理性精神的代言人和掌握者,由此表现出形形色色的荒谬可笑的生活状态、思维方式、心灵结构,并最终达到反讽的目的。
而且,我们还必须看到,这种反讽的光芒,不仅指向了方鸿渐周围的知识分子群体,同时也指向方鸿渐本人。
这种反讽不仅具有批判的功能,也具有反思的功效,由此达到对于中国文化和现实情境的思考和质疑。
中国40年代的整体文化语境,已经失去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至30年代的明晰、激情、理想主义的话语方式,取而代之的是各种畸形的、混乱的、暧昧的、错位的话语方式,比如文化保守主义,全盘西化的文化形式,封建遗老遗少的固步自封,洋奴心态的丑恶和可笑等等,它们以一锅粥、大杂烩的形式充斥在中国40年代的社会现实之中。
面对这样的现实真相,钱钟书不得不拿起反讽的武器,层层剥离各种文化价值理念的虚假表象,以此达到批判和质疑的目的。
同时,钱钟书更是把反讽的武器指向了这些文化价值理念的代表人物,即一群成天吃喝玩乐,无所事事,却又自我感觉良好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批判他们文化想象能力的缺乏,文化建构能力的缺乏,批判他们作为中华民族前进的思考者和引导者的能力的缺乏,由此抽空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身份内涵和文化符号。
钱钟书在《围城》中展现的以三闾大学为中心的文化圈,可以说是知识分子身份失效和理性轰塌的最好例证。
钱钟书对于这个文化圈的反讽嘲弄,主要采取的是一种置身其外的远距离观望姿态,也就是借助方鸿渐的视角,大多数的时刻都摆出一种客观冷静的姿态,让反讽对象自身展现其荒谬和虚伪,让荒谬者更荒谬,让虚伪者更虚伪。
但是,钱钟书自身的大学知识分子的身份,又让他无法真正置身事外。
所以我们可以体会到,在《围城》的字里行间,其实深深潜藏着作者对于这群人物以及中国整个的教育体制的反思和反省。
钱钟书在小说中通过三闾大学的校长高松年,彻底地反讽了大学教育的一整套政策和体系所具有的荒谬性和滑稽性。
钱钟书对于这个人物的反讽嘲弄,主要是运用了反讽修辞手法中的“表象与事实之间的矛盾对照”来展现的。
第一个表象与事实之间的矛盾对照的例子是高松年的创校动机和目的。
第二种表象与事实之间的矛盾对照是高松年的治校理念。
高松年的那段有名的治校的“科学定律”,其实就显现了在三闾大学的一整套教学体制之中,知识由谁传递,传递什么,这两个环节本身就出现了巨大的裂缝和偏差。
也就是说,高松年并不是本着广纳贤才想法,聘请具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教书育人,而是打着“科学治校”的幌子,满足和发泄个人的权力欲望。
也正是高松年的这条“科学定律”所存在的漏洞和裂缝,导致了众多平庸无能的知识分子有机可乘,在三闾大学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的闹剧和丑剧。
从远处的高空俯瞰三闾大学的知识传递者的时候,钱钟书往往把反讽的目光主要聚焦在他们人格的虚伪性和可笑性上。
韩学愈就是知识分子人格虚伪的代表人物。
韩学愈和方鸿渐一样,获取的都是“克莱登大学”的假文凭。
这个假文凭,在方鸿渐那里是一个心理负担,所以他只要能不提起它就绝不提到它,但在韩学愈那里,这个假文凭却被说得煞有介事,而且越说越真切似的,以至方鸿渐对自己的担心都有点惭愧起来。
在表演和欺骗上,方鸿渐的“嫩”和慌张与韩学愈的老辣和沉着构成了有趣的反讽。
当然小说中最具反讽意味的是,通过方鸿渐的眼睛所看到的这个骗取假文凭的韩学愈,却并不具备一个骗子的外在特征,但是,钱钟书通过对韩学愈的性格的描述,构建了一个充满了矛盾和冲突的反讽张力场。
也就是说,韩学愈的精明和城府就在于他不仅是一个获取假文凭的大骗子,而且也是一个摸透了社会游戏规则和人的普遍心理的大骗子。
他深知无口才,就表示有道德,所以他就刻意地少言寡语。
他也深知无口才,更显出智慧和深刻,所以他说话少而精确。
他的欺骗具有双重性,不仅在学问上进行欺骗,也能够在为人处事上进行欺骗。
他的这种双重欺骗性无疑为他的欺世盗名、沽名钓誉上了一个双重的保险。
所以,钱钟书正是在他的这种表面的木讷和实际的精明、表面的朴实和实际的虚伪之间构成一个矛盾的反讽张力场,入木三分地刻画了韩学愈人格的虚伪和可笑。
钱钟书正是通过三闾大学这个文化圈从知识的传递者到知识的接受者,以及两者之间所传递的知识内容,到最终的滑稽的效果这个环形的流程,让读者看到中国40年代的某一类知识分子已经完全丧失了知识分子的功能和内涵,看到中国当时的教育体制所存在的种种弊端和毛病。
当然,钱钟书也更多地运用自己独特的钱钟书式反讽,对中国现代文化历史进程中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文化建构能力、文化想象能力进行了尖锐的嘲讽和批判。
其中,钱钟书最为憎恶的是这群知识分子的殖民文化心理。
众所周知,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一直以来都是伴随着西方话语的强势影响而展开的,“从五四西方文化的神话,历经30年选择传统还是选择西化的二元对立斗争,到最后文化嫁接的破产,中国人的努力终于因为两种文化之间巨大的本体论差异和操作者的盲目,而只落得这种畸形的边缘对接”〔2〕。
换句话说,4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因为自身人格的懦弱,自身文化建构能力的贫乏,自身所积淀的封建意识,在把西方文化作为中国现代文化转型的主要参照体系的引进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对于西方文化的可笑的误读。
钱钟书在《围城》中通过一场导师制的闹剧维肖维妙地反讽了这群知识分子的殖民文化心理。
钱钟书主要通过双重反讽的声音来表现:
第一重反讽的声音是,英国剑桥牛津的导师制虽然被三闾大学借鉴过来,但这群知识分子并没有认真思考导师制的具体内涵,而是把导师制的外在形式如和学生一同吃饭、严于男女之防等看着头等大事,成天进行讨论研究。
导师制度本身的神圣性与三闾大学知识分子行为的无意义之间就构成了一种反讽的张力。
第二重反讽的声音是,导师制作为教育部的新方针,传达到三闾大学以后,上至校长高松年,下至李梅亭无一不把它当作一件严肃认真的事情,大张旗鼓地展开。
但是,李梅亭和经济学主任的那些看似认真,实则滑稽的话语却在不经意之间解构了导师制度的神圣性和严肃性,最终达到一种反讽的嘲弄。
三、进退两难的反讽境地
《围城》之所以有着一种不可捉摸的意义丰富性和深刻性,就在于钱钟书不仅通过反讽的修辞方法营造了自我独特的反讽氛围,以此质疑和反思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所出现的人性世态、生存境况、理性精神,同时,他更是通过方鸿渐这一人物形象的生存命运,将小说的反讽形式从修辞学的意义提升到了存在意义的诗学层次。
正如卡尔·佐尔格所断言的,真正的反讽“始自对整个世界命运的沉思”〔3〕。
《围城》中的反讽在这种诗学层面上,已经不仅是对于方鸿渐一生中某些片断、某些碎片的滑稽戏拟和深刻嘲弄,更是对于整个人类生存境况的反思和质疑。
钱钟书笔下的《围城》世界,可以说充满了整体的象征意蕴。
他的围城世界,与卡夫卡的小说《城堡》以及加缪的小说《局外人》中所建构的世界一样,具有现代人在统一的价值尺度消失以后,面对生存结构中“不协调因素的共存”状态时所出现的进退两难的反讽境地。
也就是说,钱钟书笔下的围城世界,不仅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社会情境的真实反映和历史缩影,也同样具有一种泛人类文化意义的暗喻和象征。
《围城》开篇就向人们展现了一艘大海里面航行的轮船,这艘轮船其实是有着整体性象征意蕴的,正如小说中所写的:
“这船,倚仗人的机巧,载满人的扰攘,寄满人的希望,热闹地行着,每分钟把沾污了人气的一小方水面,还给那无情、无尽、无际的大海。
”轮船意象其实在小说的三个地方都一再提到,一处是在小说的开篇,作为故事的叙述承载体,方鸿渐以及与方鸿渐有关的形形色色的人物由此登上了小说的叙述舞台。
一处是在小说的中间部分,当方鸿渐与唐晓芙分手以后,方鸿渐听到赵辛楣谈论唐晓芙的情况的时候,通过两艘交错前行的轮船来表现内心的感受。
另外的一处是在小说的结尾部分,当方鸿渐和孙柔嘉闲谈的时候,他更是通过轮船这一意象来表现自己对于存在的看法和认识。
所以,轮船意象,在小说之中,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象征体,它象征着一种人生和命运的暗示和缩影,也象征了方鸿渐人生的不同阶段的不同心境。
小说开篇所展现的法国游轮上的方鸿渐,可以说处于一种社会和文化的真空状态,所以,他在这艘生命的诺亚方舟上,在一种虚幻的自由中沉醉和纵容着自己的快乐。
但是,下船以后,方鸿渐走入现实,却感到了巨大的落空。
钱钟书正是运用了这样的情境转折,通过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情境的对照,产生了一种巨大的落差和反讽,也由此展开方鸿渐离开那艘带有诺亚方舟意味的轮船,在真真切切的国内现实生活中对于存在的感受。
方鸿渐作为一个现代文明人,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文化人,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他不可避免地要在错综复杂的人生社会现实结构中,寻找自我的位置和价值。
但是,我们通过小说故事情节的展开可以发现,钱钟书在设计方鸿渐的这种寻找的姿态的时候,让他具有了一种反讽主义的眼光来看待周围的现实。
正是他的这种反讽主义的眼光,他与周围人之间所产生的距离感和陌生感,使得他无论是在国际化的大都市上海,还是在封闭落后的中国内地,都无法找寻到真正属于他自我的位置。
因此,方鸿渐在这种不断地寻找过程中,逐渐对于这个现代社会,现代文明产生了质疑和批判的态度。
他不仅清醒理智地看到围绕在苏文纨以及苏文纨周围的那群男性知识分子的滑稽嘴脸,也看到了社会上所存在的众多盲目崇拜西方文化的洋奴心理,更是发现了人性的虚伪和自私。
所以,方鸿渐感到了一种深入骨髓的孤独感。
这种孤独感,其实就是对现代社会的一种反讽表达。
他觉得人人都是“一只只刺猬,只好保持着彼此间的距离,要亲密团结,不是你刺痛我的肉,就是我擦破你的皮”。
他感到自己就好像住在孤岛上的人一样,默默地感知着“拥挤里的孤寂,热闹里的凄凉”。
方鸿渐的感受,从一个更深的层面表现了在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孤独和冷漠,揭示了这种孤独和冷漠的无可回避和生存意义上的本质真实。
钱钟书在《围城》中,不仅通过方鸿渐一生的寻找姿态来反讽现代文明的异化特征,同时,也通过方鸿渐的悖论生存状态来展现对于生命本质的思考。
钱钟书对于方鸿渐的悖论生存状态的展现,从某种意义上,与西方浪漫主义反讽有着相似之处。
正如西方学者库勒布鲁克(Colebrook)所指出的:
“浪漫主义的反讽,从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意味着人类的生存状态或者是生存的进退两难的困境。
”〔4〕当然,这种反讽,其实也就是一种总体意义的反讽。
“也许讨论总体反讽最方便的办法,是展示那些似乎频繁透露‘基本矛盾’的人生侧面。
”〔5〕“总体反讽(gen-eralirony)的基础是那些明显不能解决的根本性矛盾,当人们思考诸如宇宙的起源和意向,死亡的必然性,所有生命之最终归于消亡,未来的不可探知性以及理性、情感与本能、自由意志与决定论、客观与主观、社会与个人、绝对与相对、人文和科学之间的冲突等问题时,就会遇到那些矛盾。
”〔6〕所以,在方鸿渐一生的寻找姿态中,钱钟书设计了一种充满了悖论性特征的意象,比如“围城”意象,“破门”意象。
所有这些意象都在泛人类文化意义上达到了对于生命本身的虚无感。
钱钟书正是通过婚姻是一座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的比喻,来展现方鸿渐一生所具有的反讽性,以及整个人类文化的整体困境。
也就是说,人的生命状态就像是钟摆的两极,人的欲望总是在希望与失望,拥有与失去,自由意志与决定论之间游离和碰撞,人们也许会在获得的一瞬间得到一种快乐和满足,但更多的时候,则是一种不可名状的失望感。
这些悖论,不是一时的,也不是一地的,不是某个人的,也不是某一类型人的,而是人类共同的,共有的,永存的,没有人能够从这种生存悖论的怪圈中脱逃出去,正是这些基本的悖论,构成了人类生存本质的反讽性特征。
而钱钟书的反讽在对于悖论性存在的揭示上,正与后现代主义的反讽精神有着暗合之处。
现代文学史上两个大反讽家鲁迅和钱钟书都爱好这种悖论式的反讽叙事,但必须指出的是,鲁迅运用悖论式的反讽,他总把自己也放在反讽中一起煎熬,所以鲁迅的作品中的反讽不仅深刻,而且有些恐怖,生出强力的震撼。
而钱钟书运用这种悖论式的反讽时则好像说的只是别人的事,叙述者高踞半空之中俯瞰人生荒谬,聪明,机智,尖锐,但却少了一点慈悲。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人们读了《围城》之后于警省、反思和恶心之外,总感觉到缺少一点心灵的感动的缘故吧!
[参考文献]
〔1〕赵毅衡.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文论〔M〕.北
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187.
〔2〕张清华.启蒙神话的坍塌和殖民文化的反讽———
《围城》主题与文化策略新论〔J〕.中国现代文学研
究丛刊,1995(4).
〔3〕〔5〕〔6〕D·C·米克.论反讽〔M〕,周发祥,译.北
京:
昆仑出版社,1992:
28.106.100.
〔4〕ClaireColebrook,Irony,London:
Routledge,2004,p.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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