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乡南洲遗训》的修身思想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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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乡南洲遗训》的修身思想分析
《西乡南洲遗训》的修身思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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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乡隆盛(1827年-1877年):
“维新三杰”之一,日本幕末维新时期政治家、军事家,萨摩藩士,通称吉之助,号南洲。
西乡作为明治维新时期重要的历史参与者与政治家,却因性格原因著述不多。
《遗训》是西乡思想的集大成本,其内容大致包括:
为政者作为、国家财政、外交、修身、君子养成等内容a。
其中就其文字量而言较多侧重于个人立志、尚诚、克己、警醒、气节等方面内容b。
主导思想即是通过修身的方法,形成“敬天爱人”的人生追求。
《遗训》内容洗练,文字精湛,特别是”训”,起到了自勉及劝诫世人的警示作用。
《遗训》编撰者为西乡好友,原庄内藩主酒井忠笃。
1896年佐贺人片渊琢在东京刊行,题名《西乡南洲先生遗训》,简称《遗训》。
言明“有志者传写印刷,珍爱传诵之”。
由于西乡隆盛的人格魅力及《训》的内容精要,《遗训》刊成后便在日本广为流传,影响了后世许多政、军、财、商、学界人物及大量普通民众。
许多人以西乡为榜样,以《遗训》为修为方法警戒自己。
因此,其学术价值很高,可以视作西乡的原典进行考究。
诚然,《遗训》是后人所集成,因此,阅读研究时对其准确性与价值取向应持较为谨慎的态度。
国内目前关于《遗训》的研究就笔者视力所及尚无专门论述,只有一些人物相关研究成果。
因此可以继续探讨,深度也可以继续挖掘a。
一、西乡隆盛修身思想的形成及影响因素
《遗训》中的修身意识决不是西乡头脑中的意识流,其思想来源于他的微寒出身,所受的教育及较为独特的人生经历,该三方面构成了《遗训》修身思想的情感基础、理论基础与实践基础。
西乡出生于鹿儿岛城下。
其家格是萨摩藩倒数第二级的御小姓武士。
西乡自幼家贫,虽然是城下士出身,但知行米只有47石,经常要借米度日。
据史料记载:
西乡家屋子夏天漏雨,冬天漏风。
西乡兄弟姐妹六人仅有一条被盖,非常困苦。
早年,西乡妻子因不堪忍受西乡家的贫穷,擅自回到娘家而“离缘”。
西乡家早年曾两度向水引乡的豪农板垣与三次家借债,每次100金,共200金。
该债务仅靠西乡在藩内的工作难以偿还,直到明治五年,西乡成为参议时才还清。
这种出身的微寒与生活的长期窘迫使得西乡洁身自好,不爱钱财,这是西乡修身理念的重要情感因素。
另外,西乡自幼接受了较为严格正统的“乡中教育”。
其主要内容即为主从关系的武士道精神与传统道德规范的思想灌输。
西乡从小就学习为歌颂历代藩主功业的《历代歌》及《大学》《论语》《太平记》《三国志》《忠臣传》等儒学及武士道经典著作。
此外西乡还自己组织阅读小组,研读《近思录》《传习录》等著作。
这种始于幼年的“武士养成教育”为西乡的责任感与使命感的培养奠定了基础。
即虽然生活贫困,但作为统治阶层的精英主义思想意识为武士阶层注重名誉、安贫乐道提供了有力的思想保障。
作为士族而存在的西乡总怀有一种博爱精神及担当意识。
西乡曾做诗记忆其少年时的勤学经历:
“严寒勉学坐深宵,冷面饥肠数灯挑。
私意看来炉上雪,胸中三省愧人饶”。
西乡不顾“严寒”与“饥肠”的窘境,居然有“三省”,及“愧人饶”之精神,这与范仲淹的“身无半亩,心忧天下”一样,都具有朴素而又担当的精神。
因此,西乡自小所受的朱子学与纲常伦理为主的教育及阅读构成西乡修身思想的理论基础。
此外,西乡有一段较为特别的人生低潮经历。
1858年的安政大狱引发的大弹压使得100多名大名、公卿、志士分别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
西乡隆盛与月照和尚走投无路时跳水自杀。
月照死亡,而西乡被救起后流放到日本最西南的庵美大岛,环境恶劣时几近死亡。
主人急死、事业失败、友人遭难、自杀未遂及牢狱之灾的短时期的多重打击使其开始重新思考人生意义与价值。
“朝蒙恩遇夕焚坑,人世沉浮似晦明。
纵不回光葵向日,若无开运意推城。
洛阳知己皆为鬼。
南屿俘囚独窃生,生死何疑天附与,愿留魂魄护皇城”。
西乡用数个中华典故表明自己忧心爱国的情怀。
死后余生的苦闷中,西乡对人、对天开始有了新的思想提升。
“人之命是从天而来,因此定要尊天而行。
”这也是他提出:
“凡做事须要有示天之心,不要有示人之念”之道理所在。
西乡开始形成较为成熟的“天命”感,他认为“天之本命在慈爱”,他认为要尽人事,听天命,“行道无尊卑贵贱之别”。
即,行道者,不论是居于庙堂的统治者,还是处于下层的普通民众,皆可行之。
西乡指的行道,就是体察“天命”,做应该做的事,在西乡看来,完成他主人岛津齐彬的遗愿,实现天下之治即为行天道。
而如何做,就是要修身,要克服自己身上的缺点与不足,才能成就事业与作为。
因此西乡在流放时期的特别的人生经历构成其修身思想的现实基础。
二、西乡隆盛修身思想的内容
(一)赤诚
“诚”是西乡最为推崇的精神,也是其最明显特征,是《遗训》的重要内容之一。
西乡在论述“敬天爱人”时讲:
“不以人为对手,以天为对手,由此尽己责而勿咎人,寻己诚之不足”。
西乡认为“诚”是人的立身之本,是做人的最基本条件。
因此“寻己诚之不足”成为其一生之戒。
“天下后世信仰悦服者,惟真诚二字。
自古讨父仇之人不胜枚举,独曾我兄弟a,迄今妇孺皆知,盖出类诚笃之故也。
无诚而为世所誉,侥幸也。
诚笃者,纵当下无人知,后世必有知己也”。
西乡提出只有“真诚”才可以为天下所仰服,并举了一个在日本广为流传的报仇故事,并将其视为道德典范。
应该说复仇本身与“诚”并不相干,但在西乡的观念里,曾我兄弟之所以受爱戴,就是因其兄弟之“诚”,这构成了一切个人品质的基础。
倒幕时期,禁门之变后萨摩与长州两藩间隙很深,长州藩士在木屐底写着“萨贼会奸”四字,准备伺机报复萨摩。
而西乡为了政治联合,不顾个人危险,坦诚相待,依然前往长州会晤木户孝允,由此促成萨长同盟,建立了倒幕的基础,由此可见西乡赤诚的品格。
“诚”之一字,总有一种“拙”之感觉。
实际上西乡也确实有这样的风格,有“厚重”、“拙朴”的特点。
西乡讲:
“人贵厚重,不贵迟重。
尚真率,不尚轻率”。
所谓“大巧不工,重剑无锋”也即是这个道理。
韩非子讲“巧诈不若拙诚”;《菜根谭》中:
“不工技巧,以拙为进”,都为西乡思想提供了营养元素。
西乡比起其它同时代的政治家确实很有“拙”感,穿戴又土,不善言谈。
无论外表还是行事,总给人一种“乡下人”之感,被称为“田舍武士”。
西乡听到也不在乎,他讲:
“唐虞之治,只是情一字。
极而言之,万物一体,不外于情之推”。
唐虞指古代圣帝贤君。
西乡认为唐虞时代之所以政治清明,人民安乐,就是因为统治者有“情”。
在他看来,“情”即真感情,即是“诚”,而非政治技巧与韬略。
统治者用“情”统治,对民众真心相对,则必然会政治清明。
这种厚重的“赤子情怀”也成为了西乡的一个标签。
西乡之弟吉次郎在戊辰战争中战死于越后的长冈,西乡闻讯后“号泣”,西乡身材魁梧,体格较大,其感情也大,本来对于武士而言,让别人见到眼泪是件耻辱的事,但西乡却并不掩饰其真性情。
庄子讲:
“真者,精诚之至也。
不精不诚不能动人”。
一般观念中,“真”与“诚”是不可分割的,甚至有相同的含义。
西乡的人格魅力之一即在于此。
另外,“真”也在“本心”,孟子讲: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物要有如“婴儿”般的初心,就是要不失朴素之心。
日本人认为“初心”才是本心,才是真的,并提倡“初心不忘”。
与西乡“敬天爱人”的人生追求所不同,大久保利通的人生格言是“为政清明,坚忍不拔”。
可见大久保体现了更为冷酷专断的政治家形象,而西乡总有一种孩童般的特质。
胜海舟曾讲:
“西乡就是傻瓜,像个大钟,用力敲就响大声,小劲敲就响小声”,这成为西乡最有名的评价。
西乡有一种本真的气量与勇气,因此西乡周围总能凝聚很多人。
而维新事业之所以成功,与西乡的声望与器量是有一定关系的。
“事无大小,踏正道推至诚,凡事不可使诈谋”。
他认为,“诚”要高于“谋”。
在这点上西乡与大久保利通可谓泾渭分明。
大久保出身同样很低,青年时期为了能“出世”,接近新藩主岛津久光,投其所好而苦练围棋,西乡对此甚是不屑。
在政治谋略中因“智”少“诚”并不受指责,政治家不受道德约束现被人广为信仰。
但“诚”本身是无可指责的。
西乡与大久保虽为发小,共同参与倒幕大业并领导新政府改革,功劳比肩,并称为“萨摩双雄”,所以有“肚乃西乡,智大久保”的说法。
然而二人终究因为政见不同而走向对立,引发西南战争。
虽然大久保为胜利者,西乡为失败者,但二人的民间评价却截然相反,由此可见日本人是最能不以成败论英雄的。
人们喜欢又“诚”又“拙”的西乡,不喜欢又“智”又“敏”的大久保,日本人之性格也可稍见一斑。
(二)克己
西乡认为人要觉悟“天道”就必须要体察,要反省,要克己。
他提出:
“道为天地自然之道,故讲学之道以敬天爱人为目的,而修身以克己为始终,克己之极功即为‘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西乡引用《论语》阐述做人要不臆测,不武断,不固执,不主观的论断。
在西乡看来,断除上述四种弊病即是修为克己。
“凡人皆以克己成,纵己败。
古来之成事人物看,事业初创之其事大抵十之成七八,余二三终成者稀。
盖因初能谨言慎行,故功立名显”。
在西乡看来,想要达成目标,就要克己而不能纵己,要“谨言慎行”。
“克己”思想不光为西乡所推崇,整个日本民族都有这种倾向与传统。
作为社会精英阶层的武士更是如此。
新渡户稻造在他宣扬的《武士道》中用了一章的内容讲“克己”。
“一方面,勇的锻炼要求铭记着不哼一声的忍耐;另一方面,礼的教导则要求我们不要因流露自己的悲哀或痛苦而伤害他人的快乐或宁静。
这两者结合起来便产生禁欲主义的禀性”。
新渡户还举了几个送别亲人上战场而没有哭泣的场景,用“压抑”来体现“表达”似乎更符合日本人的价值观。
因此,包括西乡在内的精英阶层,都有抑制感情的倾向。
推崇“喜怒不形于色”,“开口则见肠,其唯石榴乎”的观点。
然而,比起西乡,新渡户的“克己”观有狭隘化之感。
“克己”是一种重要的修身思想,而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抑制感情”。
西乡的“克己”是一种对自己性格的修正与改进,要“谨言慎行”,要“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其包含的内容更多,层次也更高。
《礼记正义》讲:
“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虑其所终,而行必稽其所敝,则民谨于言而慎于行”。
从日常的言行开始有所顾及,有所克制,才可以立功名。
西乡所言“克己”是成事业之自我修炼法。
任何人在任何时期,做任何事业,克己修身,自律自制都是必然前提,没有自律不可成事业也。
较为特别的是,西乡没有搬用儒家的“克己复礼”之说。
“克己”之目的在于使自己成熟成长,在于修正不足,而非要“达礼”。
就如何克己,西乡讲:
“克己,临于万事
欲克而不得。
故先修身养性而后成也”。
这里可以看出西乡并非是一个圣徒一样的禁欲主义者,他提倡“修身养性”与“克己”结合起来,甚至将“修身养性”作为克己的手段。
西乡所谓的“修身养性”是指培养调剂性格与养心的乐趣。
西乡崇尚自然,喜欢泡温泉,钓鱼打猎。
“从翁驱犬逐兔,跋涉山谷,终日狩猎。
暮,投宿田家。
浴毕,心旷神怡,悠然曰:
‘君子之心常如斯也’”。
在西乡看来,志趣不低俗,投身于山水间,即是“修身养性”。
可见西乡克己就是保持朴素勤简的低调生活且不失情趣,同时又能看出西乡自我感觉良好,特别是“君子心当如斯”,明显揭示了一种自满的心情。
西乡在新政府任职月收入是数百日元,但每月用于个人生活的只有十五元,其余有的作为对友人的接济馈赠,有的作为其事业投入。
与同时期的政治家“添家置地”“豪饮壮游”“美食华服”相比十分低调。
西乡下野后,给堂弟大山严写信要买狗项圈及萝卜种子,“订购项圈样品收到,谨谢,如有再长三寸,再寄四五个,双手合十奉谢……当年工作甚忙,外游难静闲,今少弟已是农人,只管耕读,每日安乐于田间地垅,习于菜汁芋饭,如此任性,兄见笑”。
可见其低调。
西乡的归隐式生活在他看来就是在“克己”。
至少表面上看,西乡乐于经营自己的“农民”生活,而实际更深层的含义是西乡在为下级武士寻一条出路,为其它武士做一个范例。
即武士可以养活自己,而不只是寄生于国家俸禄。
西乡似乎没有想到更好的为武士谋出路的方式,因此他按中国文人的耕读传家的传统方式生活,体现了一种较为保守的思想倾向。
(三)警醒
警醒是一种自觉心与忧患意识,对西乡而言,警醒体现于去除私爱、诫身体察、虚己乐闻、居安思危的观念。
“爱己而善离。
修业无果、诸事难成。
过难思改,伐功而骄慢生,皆因自爱起,故不可偏私爱己也”。
西乡的座右铭为“敬天爱人”,因此对于“私”之一事尤为警戒。
“爱己”指偏袒怜爱放纵自己之意,即是“自私”之意。
因此一切修行事业,改过都是“私”之戒,不可以“爱己”,而要“爱人”,强调利他主义。
“道乃天地自然之物,人以之行,应以敬天为目的。
天不分彼我,同等爱之,故以爱己之心爱人”。
西乡对己之过错,往往能省身体察,对人之过错,也多能体恤谅解,他认为有错改之即为善。
“改过时,思忖己之非,夫善也。
其事可弃而不顾,即踏一步。
思悔过,患得失,补缮同碎茶碗集其片者,于事无补也”。
所以他主张:
错即错了,思之为过,即是善念,对于已经发生的不好之结果,就不应再患得患失,纵然不幸,已然于事无补。
“自古君臣皆以己为足者,非治功之世。
知己不足,则下言入耳也。
己足,人言己非即怒,故贤人君子不助之”。
西乡认为对他人言,要保持一种谦虚的态度,提倡“虚己而乐闻”,居高位者尤甚,这样才能听进不同意见。
“志于道者,不贵伟业也。
司马温公曰,闺中私语亦无不可语人。
由此推知慎独之学。
出人意表逞一时之快,实未熟也,当戒”。
西乡指出行道不在于是否从事“大事业”,而在于是否正念诚心,精进于日常功夫。
”闺中语”指私下里说的话,即在西乡看来私下说的话应该是可以公开讲的,由此人要“慎独”。
如果人刻意地表一时之利,逞一时之口舌,是幼稚不成熟的表现,应当戒之。
西乡认为君子要有忧患心,有居安思危意识,提出平时修炼之必要。
“平日不循道,临事狼狈,处理无措也。
譬若近邻失火,平生有备者泰然,利落应对。
平日无备者,惟狼狈,何谈处置。
同理,平生未循道者,临事无策也。
予早年出阵之日,向兵士言道:
‘我整备否,不为己方之目以见,仿敌之心试探,方乃第一备也’”。
西乡这种居安思危意识为其赢得戊辰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早在他出任萨摩藩驻京都总代表时他就意识到与幕府的军事冲突不可避免,西乡因此积极筹备蕯军力量并联合各方势力,提出一旦事出,当可为用。
倒幕之所以较为顺利的实现,除西乡决心较大,指挥得当,行动统一外,与准备充分有很大关系,在这一点上西乡的贡献是卓著的。
西乡的“有备无患”“居安思危”意识在中国有悠久传统。
《左传》讲:
“《书》曰: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
敢以此规a!
”《诗经》中“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中的“未雨绸缪”思想,都是这一思想的源泉。
西乡提出:
“修身正己,具君子之体而不知应对者,同木偶人。
譬若数十人客不意来访,纵令欲款待,事前无器具调度之备,惟担心,不得应也。
平日有备,几多客来,皆从容应之。
故平日之备甚为紧要,书古语以赐:
文非铅椠也,必有处事之才。
武非剑楯也,必有料敌之智。
才智之所在一焉而已”。
西乡用客人来访来阐述准备之必要,指出只有平时多备,急时才可便宜。
学问并非仅为文笔,应有处事的能力;武功也并非仅用刀楯,必须具备应对的智慧,这就是才与智所在。
归结于一句话,在西乡看来,强大的力量不如万全的准备。
而其前提即为拥有忧患警醒心。
(四)气节
西乡的气节思想,是保持一种高尚的人格与可贵的独立精神。
“不惜命、不图名、亦不为官位、钱财之人,困于士末也。
然无困于对者共患难,国家大业不得成也。
此般人物,凡俗之眼岂能看破”。
所以他引用了孟子的名言“‘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今人仰否?
答曰:
‘然也。
非立于道之人,其心性不现也’”。
西乡特别提的“困于士末”,是指不图财,不图名,不图位之人往往其志不在小而难以应对。
然而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大业又难以完成。
另外此般人物往往又难以看出,难以显露,深不可测。
所以他引用了孟子最著名的关于气节的话,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只有符合这三方面考验的人,方为君子,才是行正道人,才为后世所敬仰。
然而西乡对孟子是有取舍、删减的。
《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原为:
“子未学礼乎?
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
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
西乡的“立于道者”与孟子讲的“大丈夫”既不同,又有相似之处。
不同在于西乡的“立于道者”往往“心性不观”,往往“困于士末”。
他认为这样的人比较难发现,难相处。
而孟子没有这层含义,孟子前面引用男子加冠时,女子出嫁礼的例子以提示“礼”的“顺从”,是屈膝服从的铺垫。
因此孟子强调这并非真正的丈夫,真正的丈夫应保持一种强烈自尊及高度自立的人格。
所以西乡对孟子的理解是有误的。
然而“不淫、不移、不屈”的表述西乡却是极为推崇。
所以他说:
“士贵独立自信矣,依热附炎之念,不可起”。
要独守节操,如果不能做到,宁死不折腰,这种气节为西乡所感染。
这既包括正面的荣耀,也包括负面的毁誉。
“毁誉得丧,真是人之云雾,一扫此云雾,则天青日白”。
所以保持独立,“毁誉不动”才能成为君子。
“行道者,举天下毁无不满,天下誉亦不自满,缘自信厚之故也。
其工夫,熟读韩文公伯夷颂a可得”。
西乡在这里有一种自豪感,因为文中暗含了他自己的做人要求,而从其一贯的作为来看此言并非完全自夸,西乡人格魅力之一也在于此。
即在事业处于困境时隐忍低头,咬牙励志,而事业成功后轻装简行,功成身退。
这种宠辱不惊,去留无意的态度彰显了西乡有关气节的理想追求。
然而如何才能拥有这样的气节呢,西乡认为除自身修为外,更来自于“教养”。
他提出人成长的必经之路在于“教”。
“性同而质异,教之所由设也。
性同,教之所由立也”。
“性”与“质”在西乡看来是要做区分的,“性”是外观,是表象,而“质”是人或事物的实际内涵,因此西乡说“教”是改变“质”的决定因素,因为“质”改变了,所以“性”就会改变,而且他强调这是教的“所由立”,即教的根本意义与存在道理。
西乡在这里说“教”实际是就是“教育”、“教化”,即人是需要“教化”的。
黑格尔讲:
“人之为人的显著特征就在于,他脱离了直接性和本能性的东西,而人之所以能脱离直接性和本能性的东西,就在于他的本质具有精神的更改的方面”。
他认为“人类教化的一般本质就是使自己成为一个普遍的精神存在”。
而“教化”之本义就在于为实现这一特征,即要求普遍性而舍弃特殊性。
西乡指出:
“节义廉耻丧失,则决无国家维持之道路,西洋各国同然。
立于上者临下争利而忘义时,下皆仿之,人心忽而趋财利,卑吝之情日长,节义廉耻之志操尽失,父子兄弟间因钱财争,以至互相警视也。
如此,国家以何维持?
德川氏灭将士之猛心以治世,然今较昔战国猛士犹勇之心若不奋起,与万国对峙不得也。
普法之战,法佣兵三十万、粮三月(指准备充足)然终降伏。
人笑曰,算盘过精之故也”。
西乡提出“节义”之重要,并将其视为国家之道。
而且他认为西洋亦是如此,具有普世性。
西乡特别强调立于上者,“上争财而下苟且,必使国家崩溃”。
会出现上行下效的恶劣影响。
因此相对利益钱财,节义操守更为重要。
西乡还提了普法战争,法国有相当的力量与准备,却“然终降伏”,就是因为“算盘过精”。
“算盘”是没有错的,但失去了节义,则必败。
法国失败自有其内政外交等诸多方面原因,但西乡却强调败于“节义廉耻”。
在西乡看来,法国输在了精神与斗志上,所以为天下笑。
西乡认为国家应该推崇“气节”、“正义”。
“行正道,以国毙之精神,方可与外国交际。
畏彼之强大,主圆滑,曲从彼意,则招轻侮,欲亲反裂,终受彼之制矣”。
西乡强调的“国毙精神”,有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精神,以“破釜沉舟”之势与外国博弈。
这样即使敌强我弱,仍能不失“气节”。
如若“圆滑”、“曲意”,则必遭辱无疑。
西乡该点论述很了不起,他提出的国家气节与个人气节是一致的,提出与西方列强相比,日本国力虽弱,但不失一个人的“精气神儿”,则国家仍可交际。
如果国家没有精神,民众没有气节意识,则“终受彼之制矣”。
所以“当国凌辱,纵令国毙,践正道、尽其义,乃政府之本务也”。
他认为当国家遇到困难时,纵令国家重创,也要“践正道”,这是政府的本义与职责,其存在的价值与道理就在于此。
而西乡认为的“本务”就是传统道德纲目,“忠孝仁爱气节”。
“忠孝仁爱教化之道,乃政事之本,亘万世通宇宙不易之要道也”。
在他看来,纲常是本,纲常定则政治通。
这实际上在强调精神的独立性与高贵性,可见西乡对于“气节”之推崇。
三、西乡隆盛修身思想的特征
西乡隆盛的《遗训》为西乡隆盛的思想精华,无论是对政治的论述还是对“敬天爱人”目标的追求,其体现的内在逻辑都是自我完善及较高人格的追求,即修身的过程。
在西乡看来,做人大于做事,修身为做人的根本。
无论是为实现人生理想,还是政治理想,要做的就是对自己日常的规范与警戒。
《遗训》中的修身思想,虽然表面上条目较多,庞杂无序,但就其内容总体而言,能体现一些较为稳定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修身思想呈现了较深的儒家文化特征。
西乡十分推崇中华文化、儒家典籍,特别是修身表述,很多都可以在中华典籍中找到原文,因此西乡在修身思想理论方面缺少独创性。
西乡甚至认为:
“尧舜文王,其所遗典谟训诰,皆可以为万世法”。
即中华文化不仅是用来学习的,而且可以直接拿来效法,指导当今生活。
然而,在体现儒家思想的同时,《遗训》也较多地体现了武士道思想,这与儒家的“仁”“爱”“义”“礼”等思想有一些“异样”存在感。
如幕末期,西乡对松平庆永、山内容堂等德川家宽大处理的意见很排斥,一定要求将军德川庆喜毙命。
西乡在给大久保的信中写道:
“庆喜退隐之叹愿,千万不可,务必使其切腹”。
西乡认为只有绝庆喜一命,才可以彻底清洗德川家之累恶。
实际上这有悖于其倡导的儒家的仁爱观点,虽然他后来改变了之前的想法,但也与其“敬天爱人”之人生主旨有所背离。
这是因为作为武士的“侍”的精神内核与作为传统“士”的精神内核有所矛盾。
即不完全的儒家因素是《遗训》修身思想的重要特征。
第二,修身思想有明显的时代滞后性特征。
修身本身没有错,“忠孝仁义”也并非要抛弃,然而日本当时面对的是效法西方,实现西化的问题。
在西方科技思想文化显示其积极影响的时代,强调“仁义道德”往往会有空谈的味道,有种抱残守缺、因循守旧之感。
明治初期最重要的时代精神即为变革,而《遗训》的修身思想没有体现出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时代精神,对推进日本的现代化进程没有产生积极影响。
相比之下,作为思想家的福泽谕吉,或作为政治家的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人则显得略高一筹。
西乡在维新初期岩仓使团出访之期,曾作为政府“领班”主政日本。
但是一年多的“西乡政府”并没有提出为国家发展有所创建的指导意见或有力的改革措施。
西乡隆盛本人也没有显示出作为改革家与实干者的政治才能。
西乡的政治作为更多在于其革命领袖之地位,而不是一个像大久保一样的大刀阔斧、锐意进取型的政治家形象。
这点在《遗训》中也有体现。
《遗训》中也有少量关于政治的论述,但少有创见性,更多的体现了较为保守的政治路线与主张。
如为政者要克俭奉公,不取钱财;治国要“广举贤能”,重用人才;财政要统筹规划,量入为出;对西洋要分清本末,不失“忠孝心”等。
因此明显有落后于时代的不足感。
特别是以西乡为代表的保守的士族阶层为自身的阶层利益不惜将国家引入混乱而发动了西南战争,更有走向保守之嫌疑。
而西南战争失败,西乡“自裁”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日本抛弃了传统道德,倒向了近代的功利主义。
《遗训》所表现的时代滞后性特征明显。
第三,《遗训》修身思想的狭隘性与相对性。
在本质上说西乡是一个国家主义者。
如《遗训》指出西洋文明的双重标准与两面性。
“闻世人所倡,何为文明、何为野蛮,全然不解。
予尝与人论,回:
‘西洋野蛮。
’彼以‘否!
文明也’争。
予连驳之:
‘非也,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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