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题报告人力资本对山区农户收入的影响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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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题报告人力资本对山区农户收入的影响分析
浙江农林大学
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表
论文题目:
人力资本对山区农户收入的影响分析
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学科专业农村与区域发展
学生姓名
学号
指导教师
研究方向农村经济发展
培养方式☑全日制□非全日制
开题日期2015年11月12日
二Ο一三年十一月制表
拟撰写学位论文的题目
人力资本对山区农户收入的影响分析
支持学位论文研究的科研项目
□国家级☑省部级□厅局级□校级□县市级□自选
学位论文
是否保密
1.不保密(√)
导师
签名
2.保密()密级:
()机密()秘密
开题报告内容:
一、立题依据(研究背景与目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中央连续多年出台一号文件和一系列惠农支农政策,使我国的农业发展风貌焕然一新。
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推进,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
但在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城乡差距、区域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农民增收难度加大等一系列问题逐渐突出,成为我国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大课题。
农业、农民、农村问题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现和我国社会主义的持续发展,一直备受政府和学者们关注,其中农民增收问题又是“三农”问题的核心,保障农民持续增收的意义重大。
我国是一个多山国家,山区面积占国土面积的69%,在全国2300多个行政县中,有1500多个山区县,山区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56%,“八七扶贫攻坚”后,我国绝大多数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分布在山区(李维长,2004)。
山区的经济总体发展严重滞后于全国平均发展水平,山区GDP仅为全国的30%左右(邓伟,2008)。
山区农民大多比较贫困,如果山区农民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提高,“三农”问题才可能真正得到解决,全面小康社会才能实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走的长远。
浙江省是一个“七山一水二分田”的省份,也是我国经济较发达的省份,2014年浙江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9400元,是当年全国平均水平的的两倍,已连续30年居全国各省(区)首位。
长期以来,浙江省对山区发展都非常重视,在山区资源保护、山区农户脱贫、山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与国内其他省份山区相比,浙江省山区发展水平走在前列。
但与本省发达的沿海平原地区相比,山区在工业化、经济总量、人均收入及基础设施等方面还存在明显差距,处于相对欠发达状态(顾益康,2014)。
与此同时,省内也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山区发展相对滞后的状况。
全省26个欠发达县全部位于山区,占53个山区县(市、区)的一半,2014年26个欠发达山区县的人均农民可支配收入为14051.44元,占浙江省2014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72.43%,其中泰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39元,仅占全省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0.51%,山区经济相对落后,部分山区县贫困状况严峻,农民生活状况堪忧。
可见,浙江省提高整体发展水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难点在山区,潜力也在山区。
增加山区农民的收入、实现收入来源多样化,对促进全省山区转型、绿色可持续发展、建设“两富两美”现代化浙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研究来看,农民收入受到政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思想观念、地理位置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而使得经济发展较为缓慢,农民收入水平偏低,但换个角度分析,农民作为“三农”问题的核心,作为山区社会的主体,农民人力资本丰裕程度对提升其素质、促进家庭增收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要提高农民自身能力,须以人为本,重视并加大对山区人力资本的投入,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2011年中共中央国
务院发布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文件中指出:
在教育方面,巩固提高九年义务教育水平,到2015年高中教育毛入学率达到80%,提高农村实用技术和劳动力转移培训;到2020年基本普及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水平进一步提高,普及高中阶段教育。
在医疗卫生方面,到2015年贫困地区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基本健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稳定在90%以上,到2020年,贫困地区群众获得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更加均等。
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提出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加快建设农业农村人才队伍,全力培养新型农村实用人才和农业科技人才,党的十八大也表明要通过教育来培养农业农村人才,建设高素质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
在我国山区建设不完善,农民队伍素质不高的情况下,依靠提升农民素质和能力来促进增收、发展山区建设显得尤为重要。
基于此,论文拟选择浙江省山区县(市)作为研究点进行分析,统计描述研究点的经济社会发展概况、农户人力资本状况和收入状况,同时构建模型分析人力资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探究人力资本与农户收入之间的关系,为提升山区农民人力资本、帮助农户增收、促进山区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二、文献综述(国内外研究动态,附参考文献)
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脚步的推进,我国农民收入水平不断提升,但与此同时,由于政策制度、思想观念、地理环境等原因,山区经济发展落后、农民收入水平低下、增收难度大等问题仍普遍存在。
农民是“三农”问题的核心,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须以人为本,因此本文从农民收入影响因素研究展开同时,也从人力资本角度出发梳理相关文献,使得农户收入研究基础更加坚实。
1人力资本相关研究
1.1人力资本概念界定
在人力资本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人力资本概念的是美国经济学家费雪,其在1906年出版的《资本的性质与收入》中,首次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
之后,舒尔茨在美国经济学年会上发表的《论人力资本投资》演讲中,以人力资本投资为议题明确提出人力资本的概念。
人力资本理论在中国发展之后,不同学者又提出了多种定义。
舒尔茨(1960)从产生经济增长余值的人力资本出发,指出“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的多”。
认为人力资本是凝结在人体的能使价值迅速增值的知识、体力和价值的总和。
李建民(1999)从个体和群体角度出发,认为,对个体而言,人力资本是存在于人体之中、后天获得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术、健康和能力等质量因素之和;对群体而言,人力资本是存在于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群体每一个人体之中,后天获得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术健康等质量因素之整合。
葛玉辉(2010)认为,人力资本是行为者通过教育、培训、干中学等途径获得的知识、经验和能力水平。
李宝元(2009)认为,人力资本是人们花费在人力保健、教育、培训等方面的开支所形成的的资本。
就实体形态来说,是活的人体所拥有的体力、健康、经验、知识和技能及其他精神存量的总称,可以在未来特定经济活动中给有关经济行为主体带来
利润收益。
另有一些学者因理解不同,对人力资本与劳动力之间关系产生了分歧。
有学者认为人力资本仅指劳动力中那些掌握一定知识、技能的专门的劳动力,人力资本仅指劳动力中的一部分(夏先良,2000;叶正茂等,2001);莫志宏(2004)则把人力资本当做特殊时代的产物,像货币转化为资本一样,只有在一定条件下发达或专门的劳动力,才是人力资本;也有学者认为社会上从事各种工作的各个层次的劳动者都是人力资本(姚先国,2003)。
本文认为经过投资形成的蕴含在人身上的各种知识、劳动与管理技能、健康素质都是人力资本。
1.2人力资本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1.2.1古典人力资本理论
人力资本理论正式提出来之前,有着丰富的人力资本论说,即古典人力资本理论。
古典人力资本理论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主要是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和阿尔弗莱德·马歇尔。
英国古典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1676)最先提出和论证了劳动决定价值的思想,提出“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他充分肯定人的价值,指出人的素质不同导致劳动能力有所不同,他认为一个人如果技艺高超,可以和许多人相抗衡,如果有技艺,能做许多没有本领的人所不能做的许多工作,把人的“技艺”提升到与土地等其他资本相同的高度。
同时他从生产成本角度估计了英国人口的货币价值。
虽然计算人的价值时没能真正反映人的生产和收入能力,但从其言语表述和思想方法中可以看出他的生命资产化与人力资本概念之间额渊源关系(葛玉辉,2010)。
亚当·斯密(1776)是第一个将人力视为资本的经济学家,其在《国富论》中写道:
“学习一种才能须受教育、须进学校、须做学徒,所费不少。
这样费去的资本好像已经实现并固定在学习者身上......学习的时候,固然要花一笔费用,但这种费用,可以得到偿还,赚取利润”。
亚当·斯密这些论述可以得到,后天的学习和工作经历是影响劳动者能力水平和收入的主要因素,耗费工夫和时间学会的才能是经过固定在人身上的,是对人的劳动和收入能力的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的萌芽。
马歇尔(1961)指出:
“在所有投资中,对人的投资是最有价值的......我们必须考察人的体力的、精神的、道德的、健康及其程度所依存的各种条件,唯有这些条件才是劳动生产率的基础,物质财富的生产是依赖于劳动生产率的,但另一方面,物质财富,重要的在于通过很好的利用才财富提高人力。
”他实际已经意识到存在人力资本,并认识到对人的教育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1.2.2现代人力资本理论
古典人力资本理论经过一段长时间的发展,对人的经济价值研究取得了丰厚的成果,在此基础上现代人力资本理论也不断发展。
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创立的三位主要创始人是西奥多·舒尔茨、加里·贝克尔、雅各布·明塞尔。
舒尔茨(1960)在长期的农业发展研究中发现推动美国农业生产产量迅猛增加和农业生产效率快速提高的主要原因已不是土地、劳动力数量的增加或资本存量的增加,而是人的知识、能力、技能、经验等的提高。
因此,舒尔茨在1960年美国经济学年会上发表了《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讲,明确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指出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必须依赖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增加是错误的,人的知识、能力、经验等人力资本的增加远比土地等资本重要的多。
舒尔茨拓展了资本的概念,认为资本存在两种形式:
物质资本形态和人力资本形态,物质资本主要是体现在物质上的能带来剩余
价值的价值,人力资本是蕴含在人身上的各种知识、劳动与管理技及健康素质能。
人力资本不是免费的,人力资本的累积是投资的结果,教育投资是提高人口素质、提升人力资本的主要途径,投资教育产生的经济收益会远高于物质资本投资带来的收益。
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
之后,贝克尔(1987)以微观经济分析为基础,对正规教育和培训投资收益率收益效益进行了研究。
贝克尔认为人们是否需要进行投资以及投资量的多少取决于投资的收益率,人力资本投资由投资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共同决定。
1987年,贝克尔把时间因素引入人力资本,指出人力资本不仅意味着知识、才干和技能,还意味着时间、健康和寿命。
同时他对家庭在人力资本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家庭人力资本投资问题进行了理论实证和应用研究。
他把父母对子女的培养当做一种投资行为,将人力资本理论从教育经济学领域拓展到家庭和人口经济学领域,认为父母养育孩子、对孩子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也是经过成本-效用分析的,他认为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在孩子或自己身上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会提高。
弥补了舒尔茨只分析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的缺陷。
明赛尔(1974)首次将人力资本投资和收入分配联系起来,建立了数学经济模型,他明确将人力资本投资区分为学校教育(年限表示)和在职培训(工作经验表示)两方面,得出在均衡条件下人力资本投资量越大者,其个人年收入的贴现值越高。
同时他还将人力资本理论和方法运用于劳动力市场行为和家庭决策行为,说明了妇女由于间断性职业生涯特点导致工作经验减少是其工资收入相对男性较低的重要原因。
舒尔茨、贝克尔、明赛尔对人力资本理论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之后学者们也都对人力资本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但从理论和方法上基本没有突破他们所构建的理论思想与研究方法的框架(周国防,2009)。
1.3人力资本的特征
学者们(刘润芳,2012;葛玉辉,2010,丁峰,2004)在进行人力资本相关研究时,也对人力资本的特征进行了分析。
人力资本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依附性。
人力资本的存在依赖于“人”,“人”是人力资本的载体,一切活动和才能依附活着的“人”而存在。
人力资本是“人”经过投资后形成的各种能力的总和,与“人”这个载体不可分割。
非依赖性。
人力资本投资不像物质资本投资那样完全依赖于物质生产过程。
它既可以与物质生产相结合,如通过在职培训或“干中学”等形式进行投资,也可以单独的表现为独立的人类智力发展与体力增长的过程,如接受正规教育和医疗保健活动等。
时效性。
“人”具有生命周期,因此人力资本的形成与使用也具有时间限制。
人力资本形成并非与生俱来,健康依靠后天的营养与锻炼,知识需要接受教育与培训,经过一定时期的积累形成。
人力资本形成时间很长,人力资本投资集中于青少年时期,之后由于“干中学”等经验积累,人力资本得到补充,到老年时期,丰富的经验阅历是一项富有的资本,但健康会明显下降,由于“人”生命时间的有限,人力资本如果不能及时有效的利用,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丧失。
无形性。
人力资本依附在“人”体内,一般难以直接观察比较,是一种无形资产,但它是区别于一般无形资产,是“人”有意识的投资,可以从成本和收益来反映它的存在和价值。
1.4人力资本测度
由于学者们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等不同,人力资本的测度在进行实证分析时并没有统一的标准。
有学者(苏群,2007;徐辉,2011;钱雪亚,2005;李建中,2007;白菊红,2003;孙春,2009;张银,2009)认为人力资本是体现在人身上的非物质性的资本,通过投资教育、培训、健康等方面形成。
也有学者(李小云,2007;杨云彦,2009)认为,人力资本对农户家庭使用其他生计资本娴熟程度具有基础性作用,从人力资本的数量、质量,即家庭整体劳动能力和家庭成年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来测度。
苏芳(2009)认为人力资本包括家庭劳动力人数、技能水平和健康状况等。
人力资本测度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受教育程度:
一般会采用全日制在校读书的年数来衡量。
培训状况:
一般指接受非正规教育的培训,主要用是否接受过培训、接受培训时间长短、培训中所占劳动力的比例等指标来衡量。
健康状况:
由于健康指标客观上难以把握,因此在实证分析中常以被调查者自我评价为依据,一般用健康(好)、基本健康(中)、不健康(差)来表示。
另外,一般来说,身体健康的医疗保健费用支出就少,身体较差的医疗保健费用支出就多,因此也有学者(王冲,2013)以家庭医疗保健费用支出来反映农户的健康状况。
劳动力人数:
一般用农户家庭成年劳动力数量表示。
家庭整体劳动能力:
指处于不同年龄层次和健康状况的家庭成员所拥有的劳动能力总和。
2农户收入现状研究
2.1农户收入概念
为改变城乡分割的居民收入统计数据状况,按照国家统计局改革部署,2014年开始,农村居民纯收入指标改为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
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是指农村住户获得的经过初次分配与再分配后的收入。
可支配收入可用于住户的最终消费、非义务必支出以及储蓄。
计算方法:
农村住户可支配收入=农村住户总收入-家庭经营费用支出-税费支出-生产性固定资产折旧-财产性去出-转移性支出-调查补贴。
按照收入来源,可支配收入可以划分为家庭经营净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和自有住房折算净租金。
家庭经营净收入指住户或住户成员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获得的净收入,是全部经营收入中扣除经营费用、生产性固定资产折旧和生产税净额(生产税减去生产补贴)之后得到的净收入。
工资性收入指就业人员通过各种途径得到的全部劳动报酬和各种福利,包括受雇于单位或个人、从事各种自由职业、兼职和零星劳动得到的全部劳动报酬和福利。
财产净收入指住户或住户成员将其所拥有的金融资产和自然资源交由其他机构单位、住户或个人支配而获得的回报并扣除相关的费用之后得到的净收入。
转移净收入=转移性收入-转移性支出。
自有住房折算净租金指现住房产权为自有住房(含自建住房、自购商品房、自购房改住房、自购保障性住房、拆迁安置房、继承或获赠住房)的住户为自身消费提供住房服务的折算价值扣除缴纳的各项税费后得到的净租金。
2.2农户收入现状
收入水平现状。
当前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主要呈现以下特征:
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地区收入差距逐步扩大,农民收入水平呈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梯度降低趋势。
张贡生(2007)对我国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进行了比较,发现东中西部地区收入在总量上虽然明显增加,但地区间差距呈扩大趋势。
翟彬(2012)指出我国经济在纵向快速“帕累托改进”同时,各地区横向发展差距呈逐步拉大趋势。
谢建华对东、中、西部农民收入水平实证研究时也发现,东部省份和西部省份的虚拟变量通过5%水平显著性检验,农民收入的区域差异十分显著(谢建华,2013)
收入结构现状。
当前中国农民收入仍以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为主,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所占份额很小。
姜长云(2008)分析了我国农民收入来源结构的趋势性变化,指出近年来农民收入的趋势性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农业对农民增收的贡献能力出现了明显的趋势性减弱;非农产业对农民增收的贡献能力出现明显的趋势性增强;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成为近年来农民增收的新亮点。
张车伟(2004)通过分地区研究农民收入结构变化,发现农民收入增长源泉发生了本质变化,由过去靠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转变为主要依赖劳动报酬性收入增长,工资性收入逐步成为农民的重要收入来源,收入增长来源出现单一化,农民增收问题的核心变成了如何解决农民非农就业问题。
万年庆(2012)采用偏离-份额法对我国1997-2009年各省区农民收入结构及演进态势进行探讨,发现东部省区农民收入结构优势高于西部省区,尤其是工资性收入结构优势对增长贡献较大,但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东中西部地区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增长。
杨灿明(2007)指出当前家庭经营纯收入、农业生产收入和家庭农业经营收入虽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的主体,但由于它们的增长速度远低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实质上对农民收入增长起抑制作用,对收入的贡献也会越来越小。
芮田生(2012)认为家庭经营收入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重要性的下降是由于家庭农业经营收入引起,工资性收入、非农业生产收入、家庭经营二三产业收入应成为我国农民家庭增收的主要来源于动力。
崔新进(2012)认为家庭经营性收入对藏富于民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当前农民持续增收难度不断加大的条件下,应将家庭经营收入置于优先地位。
3农户收入影响因素相关研究
3.1人力资本对收入的影响
教育对收入的影响。
吉哲(2012)指出解决宁夏南部山区农民收入问题的关键在于提高农民素质。
刘万霞(2011)依据明瑟收益函数估算出我国农民工教育收益率仅为1.39%,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中等职业教育程度的农民工教育收益率最高,文化与收入存在一定的倒U型关系。
马立伟(2009)运用明瑟函数实证分析了农民职业教育对收入的影响,发现职业教育对增加农民收入的作用大于农民的文化水平。
SitakantaPanda(2015)采用OLS回归模型和统计分析方法对印度人类发展调查的家庭调查数据集进行分析,发现家庭农业收入与农民教育程度的相关性最显著,女性农民教育对农民收入有放大影响,而家庭农业收入与土地种植面积呈反向关系,表明在农业现代化程度不高、农业技术落后的地区,并非种植面积越多越利于增加农民收入,而教育结果显著,表明需要提高对教育的认识并增加对教育的投资。
YasuyukiTodo(2011)对埃塞俄比亚农民研究发现,参加农民田间学校的农户在两年内,平均人均实际收入增加了约60-160美元,这相当于甚至超过农户在参加田间学校之前的平均收入,教育显著改善了农民的收入状况。
另有学者研究也表明,受教育程度对家庭收入是正向促进作用(陈传波,2001;李烨,2014;卢启程,2007;NemNeiLhing,2013)。
培训对收入的影响。
S.J.Ibitoye(2013)对尼日利亚饲养家禽农户进行研究,发现只有推广培训和正式教育对农民收入呈显著的正相关,且推广培训对农民的作用更为显著。
张双娜(2011)指出国外农民培训在资金上能获得一定保障,例如美国政府自1955年以来农民培训经费每年以8%的年率逐年递增,法国农业培训机构费用由农业部拨款解决,韩国政府也为农业者提供0.2亿-0.5亿韩元的资金援助。
储慧(2012)认为国外农民培训更多的是体现一种资格培训,更加专业化,为农业产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深入铺平了道路,而且国外很多国家都有相关的农民培训立法,比如美国1962年颁布的《人力开发培训法》,德国1969年颁布的《职业教育法》等使农民培训工作有法可依,依法开展。
相比国外农民培训,学者们研究发现中国农民培训仍存在许多不足。
潘丹(2014)对江西、河南、黑龙江、四川等7省水稻种植农户的农业技术培状况进行了研究,发现农业技术培训对农民收入提高的作用很小,与当前政府“自上而下”主导型农业技术培训考核方式有关。
赵正洲(2005)等认为,农民培训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许多不足,其中一个突出问题是忽视各类农民群体的特点和需求,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农民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降低。
赵玉霞(2006)发现农村劳动力缺乏专业技能和职业技术培训,对继续教育不够重视。
王一群(2009)认为农民对职业培训认识的意义不够,农民职业培训经费严重不足,短期培训不规范,培训教育适合农民需要。
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研究所“农民的培训需求及培训模式研究”课题组(2009)指出我国农民培训供不应求和供求错位的问题在总体上仍比较严重。
健康对收入的影响。
俞福丽(2015)从微观层面探讨了健康对种植业的影响,发现在机械化程度不高或机械难以替代劳动力的地区,健康对农民种植业有显著正向影响。
黄玉(2013)利用CHNS数据,采用明瑟半对数函数考查了健康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发现健康“很好”和“良好”的农民收入比健康“不好”的农民收入分别平均高16%和8%。
张车伟(2003)、Sahn(2014)研究发现健康对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家庭的经济状况影响尤为重要,因为农业生产活动的劳动强度更大,对健康的依赖性更强。
于大川(2013)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对营养与农民农业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结果均表明热量摄入与农民农业收入呈显著正向关系。
Huffman(2007)等人研究认为营养状况改善不仅能提高农民劳动生产率,还能增加其劳动时间,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但有学者提出相左的观点。
白菊红(2004)认为农村医疗保健条件和设施缺乏落后,农民居民享受的公共卫生医疗水平低,使得农民健康状况日趋下降。
郭志仪(2007)通过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了人力资本投资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指出健康投资对农户收入影响为负,因此农户对健康投资的积极性不高。
王冲(2013)分析了人力资本投入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发现医疗保健方面投入对农民纯收入产生了直接明显的影响,但农民对医疗保健投入不够重视,资金投入占比生活消费的比重很小。
劳动力数量与年龄:
辛岭(2009)运用四川省1006个劳动力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劳动力的数量、年龄对农村劳动力参与非农就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寇荣(2008)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了农村转移劳动力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因素,发现劳动力年龄对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呈倒“U”型关系,原因在于农村转移劳动力从事的行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对年龄要求较严,超过一定年龄的劳动力无法在工资性收入较高的行业就业。
谢秋山(2013)分析了家庭劳动力剩余对农民务农务工选择的影响,发现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农村居民选择务工可能性越大,从而务工收入比务农收入更有优势。
马九杰(2013)运用C-D生产函数分析了贫困地区农户家庭劳动力禀赋与生产经营决策,发现劳动力数量与农户家庭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呈负相关,劳动力数量越多,劳动力流出可能性越大,非农收入增加越快。
当前关于人力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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