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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的想象力
社会学的想象力之宏大理论
所有这些都触及一个痛处,即可理解性。
宏大理论家们如此深入地卷入该问题,以致我们恐怕真的要问:
宏大理论不过是混乱不堪的繁文冗词还是其中终究还有一些东西?
我认为,答案是:
是有些东西,当然隐埋得很深,不过总是说了点东西。
因而问题变成:
当从宏大理论中排除掉所有妨碍理解其意义的东西,能够看到可以理解的内容之后,那么,它说了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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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估计,用类似方式,你可以把555页的《社会系统》转述为150页左右的简明英语。
这个转述本不会给人很深刻的印象。
但是,在这个转述中,原书中的关键问题以及原书所提出的对问题的解答得到了非常清晰的陈述。
任何思想,任何书当然都是既可以用一句话,也可以用20卷书表达出来。
这是一个说明某个东西需要用多么全面的陈述,以及这个东西显得有多么重要的问题:
它能让我们理解多少经历,它能让我们解决,或至少是陈述的问题范围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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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大理论的基本起因是开始思考的层次太一般化,以致它的实践者们无法合乎逻辑的或落到观察上来。
作为宏大理论家,他们从来没有从更高的一般性回落到在他们所处的历史的、结构性的情境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对真正的问题缺乏踏实感受,他们的文章的不现实性非常显著。
这样所产生的一个特征是:
在我们看来,对细节进行随意的、无休止的修饰,它既不能增进我们的理解,也不能使我们的体验更易于感受。
从而,这种情况暴露为他们在描述和解释人类行为和社会时,有时故意规避明白晓畅的行文。
当我们考虑一个词语代表什么时,我们涉及的是它的语义学的一面;当我们在它与其他词的关系中考虑它时,我们涉及的是它的句法学的一面。
宏大理论在句法学上浑浑噩噩,对语义学也茫然无知。
它的实践者们并不真正理解:
当我们定义一个词语时,我们只是欢迎其他人以我们所喜欢的它被运用的方式来运用它;定义的目的是让争论能集中于事实上,好的定义的应有结果是把对术语的争论转变为对事实的不同看法,从而掀起进一步研究所需的争论。
社会学的想象力之抽象经验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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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实践中,抽象经验主义似乎更关注科学哲学,而非社会研究本身。
简单的说,他们所作的,就是将他们目前所假定的那种科学哲学信封为唯一的科学方法。
这一研究模式主要是在构建认识论;在社会科学中,它最具决定性的结果是造成了方法论的抑制。
科学方法严格限定了人们所选择研究的问题和表述问题的方式。
简言之,方法论似乎决定了问题;不过,这些上只是预期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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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是人们用来理解或解释事物时所运用的程序。
方法论是对方法的研究;它提供关于人们在从事研究是会做些什么的理论。
由于存在多种方法,方法论的性质必然是一般性的,于是,方法论通常不给研究人员提供具体的步骤。
认识论比起方法论来就更为一般化,因为它的践行者主要探讨“知识”构成根据及其限制,简言之,即知识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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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扎斯菲尔德将“社会学”界定为一个专门领域,不是因为它专有的方法,而是因为它的方法论的特殊性。
以这一观点看来,社会学家成为一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学家。
因而,社会学作为一些列专业化“社会科学”的助产士,处于还未成为“方法”研究对象的某个领域与“充分发展的社会科学”之间。
但是什么是“充分发展的社会科学”还很不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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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学术而言,这些流派代表了古典社会科学的退却。
它们退却的手段是对“方法”和“理论”进行过渡渲染;而其主要原因则是他们与实质性问题没有紧密联系。
如果交易与方法的兴起和衰落都是由于存于其中的学术争鸣(更完整、更富成果者兴盛,否则便消匿),那么宏大理论和抽象经验主义就不会取得像现在这样的势力。
宏大理论将成为哲学家的一个次要的研究取向,也许会使年轻学者将要经历的学术历程;抽象经验主义则将成为科学哲学家的一个理论,以及社会研究方法中的有用附属。
假如果真只存在宏大理论和抽象经验主义,高高在上,并肩站立,那我们的情况则真的是遭透了;就实践而言,由于宏大理论表现出的形式的、含糊的蒙昧主义,以及抽象经验主义所表现的形式的、空洞的精巧,使得人们确信,对于人类和社会,我们知之甚少。
社会学的想象力之形形色色的实用主义
如果说历来含糊不清的美国社会科学还存在一个指向的话,那它一定是对分散研究,对事实调查的癖好,以及与此相伴的对多元主义含混的因果关系的信仰。
这是自由主义的实用性作为一种社会研究风格所具有的本质特征。
如果任何事件都是有不可计数的“因素”促成,那么我们在采取实际行动是最好万分谨慎。
我们必须处理许多细枝末节,所以在改进某一细节前得先改进另一细节,看看结果,这才是明智的。
毫无疑问,我们最好不去信封某一教条,并且不执行过于庞大的行动计划;我们必须在接入全面互动时,十分清楚自己还不知道并且永远不可能知道发生影响的全部因素。
作为研究具体环境的社会科学家,我们必须洞察许多微小的原因;为了像务实的人一样明智地采取行动,我们必须是一定情境中零碎的改革者,一会忙这,一会改那。
且慢,一定有人曾经说过,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如果我们将社会分割成微小的“因素”,很自然,为了阐述某一时间,就必须借助于相当多的“因素”,而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确定我们是否全部掌握了它们。
由于单纯在形式上强调“有机整体”,加上不能想出充分原因——通常是结构性的——以及一次只能调查一种情景,这些思想确实是我们难以了解当前状况下的结构。
为了平衡起见,我们也许都必要提醒自己参考一下其他的观点:
首先,“原则化的多元主义”与“原则化的意愿论”一样,都是教条的,这不是很明显吗?
其次,在研究原因是不被淹没,难道这不可能吗?
事实上,这不正是社会科学家在考察社会结构时应当作的吗?
进行这类研究时,我们当然要尽力弄清事件的充分原因,阐明这些战略要素作为政治和管理行为的目标,给与人类一个机会,使理性得以在人类事务中发挥作用。
但是在自由主义实用性的“有机”的形而上学中,无论什么有利和谐均衡的因素,都会被强调。
在将所有事务都看作“持续性运动”的观点中,突变的步伐和革命的混乱——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如此鲜明的特征——被忽略了,或者,即使没有忽略,也仅仅当做“病态”,“失范”的象征。
由单纯的短语如“多数”或“社会”所暗含的常态和假想的统一,降低了观察现代社会结构全貌的可能性。
社会学的想象力之科层制气质
如果社会科学不是独立自主的,它就不可能成为对公众负责的行业。
由于研究手段更浩大,费用更高,它们将会遭到“剥夺”;因此,只有社会科学家以集体性方式对这些研究手段实行全面的控制时,这种风格的社会科学才会真正实现自主。
如果社会科学家的个人研究依赖于科层组织,它会丧失其个人自主性。
如果社会科学包含科层式的研究,它会丧失其社会和政治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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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形形色色的社会科学学派所使用的口号中,没有哪一条比这条更常用:
“社会科学的目标是预测与控制人类行为”。
目前在一些学术圈子中我们还听到许多有关“人类工程”的讨论——它还是个未被定义的术语,但往往被误认为是一个明确而清晰可见的目标。
人们所以相信他明确且清晰可见,是因为它以“控制自然”和“控制社会”之间不容辩驳的类比为基础。
习惯使用这些术语的人很可能存在于那些非常热情地关注“把社会研究转变为真正的科学”的人之中,他们认为自己的工作是政治上中立的,与道德无关的。
而且通常其基本思想被表述为社会科学“滞后”于自然科学,因而需要弥补二者间的差距。
这些的政治哲学的代言物。
他们设想要努力接触社会,就像物理学家接触自然一样。
他们的政治哲学包含于如下简单的观点中:
要是科学的方法,如今人们通过它们已能控制原子,被应用于“控制社会行为”,人类的问题将迅速得到解决,将确保所有人的安宁与富足。
这些表述之后隐含着令人奇怪的关于权力、理性和历史的观念——这些观念都很不明确,处于可悲的混乱状态。
对这些表述的运用暴露了一种唯理主义者空洞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来源于茫然不知理性在人类事务中可能扮演的角色,不知权力的本质及其与之时间的关系,不知合乎道德的行动的意义和知识在这一行动中所处的地位,不知历史的本质和如下事实:
人们不仅是历史所造就之物,而且在许多时候是历史中的甚至是历史本身的创造者。
社会学的想象力之科学哲学
一流的社会分析家会避免僵化的程序;在著作中他尽力发展并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
他排斥对概念的组合与分解,只有在有充分理由相信使用更精细的术语能拓宽理解的范围,提高引文的精确度,深化其推理时,它才应用这些术语。
他不受方法和技巧的制约;经典的研究途径就是这些学术巧匠们的研究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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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要掌握“方法”和“理论”,就得变为一个自觉的思想者,一名了解在自己研究中所运用的假设和隐含意义的研究者。
而他若是为“方法”和“理论”所控制,则无法进行研究,也就是说不能竭力洞察世事。
如果你对治学知道没有深刻认识,那研究的结果就不可靠;如果你不能确定某一研究能否得到重要结果,那所有的方法无非是伪饰而已。
对一流的社会科学家来说,方法和理论都不是独立的王国;方法是针对一定问题的方法;理论是针对一定现象的理论,它们好比是你所生活的国家的语言。
你会说它,这并不值得夸耀,但要是你不会说,那么这是件憾事,还会带来很多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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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著作家本能地以正确方式着手解决这些问题。
但当他们学过方法论之后,知道了有无数陷阱和其他危险正等着他们。
结果,他们放弃了原先已确定的尝试,迷失了方向,或是选择了自己难以驾驭的研究方向。
应该提醒这种类型的学者不要接触方法论。
我们所应该喊出的口号当然应该是:
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方法论学家!
是(自己的)方法论学家!
我们(现在就)开始工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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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主义的证明问题是“怎样抓取事实”而不是为事实所淹没;怎样使思想和事实紧密联系在一块而不是使思想脱离事实。
问题乃是首先要证明“什么”,然后才是“如何”证明。
在宏大理论中,证明是满怀希望的演绎法,但直到现在,似乎证明什么和如何证明都还不是很确定的问题。
社会学的想象力之人类的多样性
从学术上讲,当前的中心事实是学科分界线的流动性日益增强;概念在学科间的流动也更加容易。
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事例,精通一个领域中的词汇,并将其灵活的应用于另一个传统领域。
无论当前还是将来,专业化将一直存在,但它不应当采取我们所知的多少有些偶然发展起来的学科形式来进行。
它应当与问题同步——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运用传统上属于这几门学科的学术工具——依循问题的界限进行专业化。
类似的概念和方法已逐渐为所有的社会科学家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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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分强调社会科学系科化的危险在于与之相随的假设,即经济、政治及其他社会制度都是一个独立存在的系统。
事实上,历史地看,经济学和政治学作为专业,在某种程度上必须根据现代西方的历史发展阶段——其中每一制度层次都宣称是独立的领域——进行解释。
但是,一个有独立的制度层次构成的关于社会的模型,当然不是社会科学研究所运用的唯一模型,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不能以这类模型作为划分整个学术活动的适当基础。
认识到这一点,正是导致人们企图整合社会科学各分支的动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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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社会学家都认识到,更为明确地确认社会科学共同导向的任务,将使他们更好地实现“他们自己的学科”的目标。
现在,那些个体实践者,完全有可能忽略系科的“偶然”发展,选择和决定他自己的专业,而不受系科性质限制。
当他对重要问题渐渐有了真实感受并且满怀热情地准备解决时,他往往不得不掌握碰巧从某类学科中冒出来的思想和方法。
任何一个社会科学专业在任何学术意义上来说,都不再是一个封闭的世界。
他还渐渐体会到他就在实践着整个社会科学,而不再仅仅是其中的一支,无论他在研究中极为关注的是哪一具体的社会生活领域,情况都是如此。
社会学的想象力之对历史的运用
社会科学探讨的是个人生活历程、历史和它们在社会结构中交织的问题。
这三这是方向正确的人的研究的坐标点,当代一些社会学流派的实践者放弃了这一经典传统,在我批判这些流派时,它们构成我的一个基本立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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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与社会学之间存在密切关系,有几个原因:
在我们对将被解释的内容的陈述之中,我们需要范围更为全面的东西,而它们只能由人类社会历史多样性的知识提供。
对于一个给定的问题,当问及不同的社会和时期时,往往必须给出不同的答案,这意味着问题本身往往需要重新进行表述。
我们要正确地提出社会学的问题,都甚至需要有历史学提供的多样性,更不同说去回答它们了。
非历史研究通常易成为对优先环境的静态或短期性的研究。
但这只是一种期望而已,因为在更宏大的结构发生变迁时,我们会更容易认识这些结构,而只有在我们拓宽视野,使它包括在一个恰当的历史阶段时,我们才有可能了解这些变迁。
要想理解小环境大结构之间如何相互作用,理解在这些有限环境中起重要影响的大事,我们就得处理历史资料。
对经济学家、政治学家或社会学家来说,一旦离开发达的工业化祖国去考察其它不同社会结构,有关该社会历史的知识显然是理解该社会所不可或缺的。
即使我们的研究部具有很明确的比较性,即使我们只关注一个民族的社会结构中的某个有限区域,我们也需要历史资料。
只有经过不违背社会现实的抽象,我们才能设法“冻结”某个紧要时刻。
社会学的想象力之论理性和自由
有些人身上体现了如下现象:
在社会中,合理化的不断增长,合理性与理性之间出现矛盾,理性与自由之间假设的和谐一致正在丧失;这些人具有合理性但却没有理性,在不断地自我合理化,可同时也越来越焦虑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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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的道德与政治承诺是自由与理性仍将是人们珍视的价值,人们将坚持严肃并充满想象力的运用它们来阐明问题。
这也是含义宽泛的所谓“西方文化”的政治承诺。
在社会科学领域,当代的政治危机与学术危机彼此交织,两方面的严肃工作互相渗透。
经典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政治传统共同穷尽了我们主要的政治传统。
这些意识形态传统的衰微一定是与在人类事务中理性及自由的个性退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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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不仅仅是有机会依自己喜好行事,也不仅仅是有机会在给定的两者中做出选择。
自由首先是阐明实际可行的选择并对直进行辩论,然后再作出选择的机会。
所以,自由不能脱离在人类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作用的理性而存在。
在个人生活历程和社会历史中,理性所承担的社会任务是阐明各种选择,拓展在构建历史过程中人类决策可影响的范围。
人类事务的未来并不只是一套可被预测的变量。
未来一定是在历史可能性的限制下,由人类来决定的。
但这种可能性不是固定的,在我们的时代,这些限制确实显得非常粗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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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问题的终极是快乐的机器人的问题,现在之所以以此方式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现在我们都已明白:
并非所有人都自然而然地乞求自由,也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尽全力或能够尽全力获得自由所必需的理性的。
社会学的想象力之论政治
我认为有三种主导的政治思想渊源于社会科学的传统,并且也毫无疑问地包含于其前景之中。
首先是事实的价值。
社会科学由于对事实的重大影响而具有政治意义。
在一个胡言流播的世界里,对事实的任何陈述都带有政治和道德色彩。
所有的社会科学家也由于他们的存在,而卷入了启蒙与愚昧之间的漩涡。
在我们所处的这样一个世界中从事社会科学,首先就要秉持事实的原则。
但事实原则并非对所有指导社会科学的价值的充分陈述。
从其所处的社会背景看,我们的研究结果的真相、调查的精确性与人类事务之间的相关性还晦涩不明。
是否相关,以及如何相关,这本身就是第二位的价值,简要地说,即理性在人类事务中所办角色的价值。
相应的,第三个价值就是:
人类的自由,不论其意义多么暧昧。
我已经讨论过,自由和理性是西方世界文明的核心;两者都被轻易地当作理想。
但它们在应用时,无论是作为标准还是目标,都导致许多争议。
这就是为什么作为社会科学家,阐释自由和理性的理想乃是我们的一项学术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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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确实是我们切身处境中似是而非的矛盾说法:
创造历史的新方式标志着人类不必再处于命运的掌握之中,人类现在可以创造历史。
但是,这一事实由于更深入的事实的出现,即那些给人们以创造历史希望的意识形态一在西方社会中式微,并且正处于崩溃之中,而具有讽刺意味。
这一崩溃也导致启蒙运动的期望,即理性和自由会在人类历史上以至高无上之力大行其道的期望的崩溃。
而这一现象背后,是学术共同体学术和政治上的疏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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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家作为文科教育者,他的政治职责就是不断地将个人困扰转换为公共论题,并将公共论题转换为它们对各种类型个体的人文上的意义。
他的职责就是在研究中,并且作为教育者,还要在生活中展示这种社会学想象力,促使公众中受教于他们的人得以养成这样的思维习惯,这就是他们的目的。
要捍卫这些目的,就要捍卫理性和个体性,使它们成为民主社会的主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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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持简单的民主观,认为人们感兴趣的东西就是我们须涉及的所有内容,那么我们就接受了被既得利益者有意无意反复灌输的价值。
而这些价值往往就是人类有机会发展的唯一价值。
与其说它们是选择而得,不如说是无意识养成的习惯。
如果我们持教条的观点,认为头和人们利益的东西,无论他们感兴趣与否,就是我们在道德上需要关心的所有内容,那么我们会有违背民主价值的风险。
那么,在一个人们努力共同坚持理性,并将理性价值置于崇高地位的社会,我们可能会成为操纵者或压制者,或二者兼而有之,而不是说服者。
社会学的想象力之论治学之道
那些最有名望的思想家并不把研究工作与日常生活相割裂。
他们舍不得冷落任何一方面,以至于不能容忍这样的分裂,并且要力图使两者相得益彰。
作为学者,你有特别的机会来设计一种生活方式,它将促成良好的研究习惯。
选择做一名学者,既是选择了职业,同时也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无论是否认识到这一点,在努力使治学臻于完美的历程中,治学者也塑造了自我;为了挖掘潜力,抓住任何邂逅相遇的机会,它陶冶成了以优秀的研究者必备的多种素质为核心的品格。
你必须在学术工作中融入个人的生活体验:
持续不断地审视它,解释它。
从这个意义上说,治学之道就是你的核心,并且在你可能从事的每一项学术成果中纳入个人的体验,进而影响到对未来经验的获取。
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家,你必须控制着相当微妙的交互影响,捕捉你所体验到的东西,然后整理地条理分明:
只有如此,你才有希望利用它们来引导、检验你的思考,并在这个过程中,把自己训练成治学有方的学者。
你务必建立一个学术档案,用社会学家的话说,即记日记。
许多富有创新精神的著作者笃行与此;而社会学家需要进行系统的思考,也得如此。
那些卓有成就的思想家是如何审慎地对待他们的思想,密切的关注它们的发展,并组织起自己的体验。
对于哪怕是最微末的体验,他们也敝帚自珍,因为现代人在一生中获得的个人体验是如此之少,而作为原创性学术研究工作的源泉,这些体验又显得如此重要。
我渐渐认识到,能够信任自己的体验同时又不盲从,这是一位成熟的治学者的标志。
这种富于弹性的自信心对于任何思想追求中的创新都是必需的。
而学术档案就是使你能够自已发展和维护自信心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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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新安排学术档案系统时,你经常会发现想象力被不断激发出来。
显然这是你通过将各种想法和不同主题的笔记融合而促成的。
这是一种组合逻辑,在这个过程中,“运气”有时扮演着一个重要而奇异的角色。
你尝试以一种轻松的方式把在学术档案中作为例子的学术资源归拢在新的主题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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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你不可能获得足够的资金从事许多正设计中的经验研究,但继续设计这些研究依然是必要的。
一旦展开了一项经验研究,即使没有能够坚持到底,也仍然促使你以一种新的方式收集材料,而这常常被证明会与你正研究的问题有着无可置疑的相关。
在将它们的著作转化成合适的经验研究——这仅意味着将之转化为事实问题——之前,就认为自己已穷尽书中道理,这与解答本可以在图书馆中获得,却偏要去做田野调查一样,都是愚不可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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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的想象力相当程度上体现为从一个视角转换到另一个视角的能力。
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起对整个社会及其组成部分的充分认识。
当然,正是这种想象力使得社会科学家不再局限于单纯的技术专家。
几年时间就可以训练出合格的技术专家。
社会学家的想象力是可以培养的,但如果没有大量的常规研究,则这种情况一定很少发生。
社会研究方法之人类研究与科学
在谈到社会规律性时,有三种论点值得探讨。
第一,有些规律过于微不足道,譬如共和党人投工合党的票,每个人都知道。
第二,反例的存在说明,“规律性”不是百分之百的规律。
第三,在规律性中的人只要愿意,就可以颠覆整个规律。
社会学家可以运用个案式和通则式两种解释类型。
就像物理学家有时把光看作一个质点,有时把光看作波,社会科学家可以今天寻找相对表面的通则,明天则严密地探究个案。
从一开始,社会科学家就展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动机:
理解和应用。
一方面,他们着迷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并被驱使去解释它,透过喧嚣的表象去发现其中的意义。
在所有科学领域的纯粹研究,有时就是以寻求“纯粹的指示”而获得正当性的。
与此同时,社会科学家也可能因为受到他们的研究主旨的激发,而想要展现一下他们所学到的知识,想将他们有关社会的知识付诸行动。
有时候,他们努力将事情变得更加完善。
比如,当我们研究偏见的时候,我希望我的发现能够导向一个更为容忍的社会。
这跟艾滋病研究者试图击败这种病毒的心愿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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