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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氏文通》的修辞意识
马氏文通》的修辞意识
《马氏文通》一直被视作中国现代语法学乃至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山之作。
然而,我们还认为,《马氏文通》也是中国现代修辞学的萌芽之作,因为它通篇不仅“常常要涉及修辞”,而且往往以修辞为旨归:
“抉前人作文之奥,开后人琢句之门”。
也就是说,《马氏文通》有着自觉的修辞意识,不仅揭示汉语的结构规律,而且还揭示其动态的修辞功能。
一、句法修辞
《马氏文通》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字无定类”。
《文通》说:
“故字类者,亦类其义焉耳”,“字无定义,故无定类。
而欲知其类,当先知上下文之文义何如耳”,“夫字无定类,是惟作文者有以驱遣耳”。
对此,后来不少学者给以批评。
如何容在《中国文法论》中说:
“它既然有其‘本为'之类,还不说是有定类吗?
既说是字无定类,又按有定类来讲,这就是自相矛盾了。
”吕叔湘等也认为“马氏的字类假借说与字无定类说是矛盾的。
它在讲字类假借时,常常说某字本何类”。
等等。
然而我们认为,如果从修辞学的角度看却并无不妥。
首先,马氏明确指出字有类:
“字类凡九,举凡一切或有解,或无解,与夫有形可形、有声可声之字胥赅矣。
”这是从语法的角度说的,而“字无定类”的前提是“上下文文义”和“作文者驱遣”,这明显是从修辞的角度说的,不在同一平面,何矛盾之有?
至于“字无定类”和“字类
假借”不也是字类在语法与修辞中的不同体现么?
如果从修辞的
角度来谈,《文通》的好多认识都谈的是修辞问题。
《文通》谈字无定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一字数类”,二是“字类假借”。
第一种多属兼类和同音现象,第二种则大都是修辞上的“转类”现象。
如在“动字假借五之一”中列举了名字、代字、静字、状字假借为动字的大量例证,既有语法说明,也有修辞评价。
如引用《谷梁传?
僖公八年》之“言夫人必以其氏姓,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辞也,非正也。
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
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
”作者评曰:
“‘夫人'‘卒葬'四字,用如外动,奇创。
”这是典型的修辞分析。
而在引《庄子?
庚桑楚》之“窃窃然欲俎豆予于贤人之间”,《公羊传?
僖公三十三年》之“夷狄之也”,韩愈《原道》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史记?
魏其武安侯列传》之“何为首鼠两端”、“推毂赵绾为御大夫”、“亦欲依灌夫引绳批根生平慕之后弃之者”,《货殖列传》之“故齐冠带衣履天下”,《田单列传》之“义不北面于燕”之后分析说:
“所引‘俎豆'‘夫人'‘卒葬'‘夷狄'‘中国'‘首鼠'‘推毂',皆双名而假为外动。
至‘引绳批根'四字,乃外动与其止词,合之用如外动。
而‘冠带衣履'四名,并之亦为外动。
‘北面'则一静字一名字,合成而为内动。
古人用字之神,有味哉,有味哉!
”此处与其说是分析词类功能,不如说是对汉语语词使用作动态的修辞分析。
“用字之神”就在于“假为”、“用如”,就是语词在具体上下文中的变性使用。
因其临时变性,语义也相应变化,耐人寻味,所以作者才发出“有味哉”的感叹。
类似的表述在《文通》中还有很多,不例说。
在词类描写中,《马氏文通》还对虚词的修辞功能作了较为系统的说明。
如在“正名卷之一”界说助字时说:
“凡字句但以实字砌成者,其决断婉转,虚神未易传出,于是有‘也'‘矣'‘乎'‘哉'诸字,以之顿煞,而神情毕露矣。
所谓助字者,盖以助实字以达字句内应有之神情也。
”这里的达“神情”便说的是助字的修辞功能。
在具体的虚字分析时,也往往从修辞的角度来谈。
如分析介字“之”的用与不用,一从音节奇偶,二从语义轻重。
前者后面论及,关于语义轻重,作者分析说秦汉文中虚字运用最少的莫若《汉书》,并以其中篇幅最长的《霍光传》为例,列出“君行周公之事”、“有椒房中宫之重”所有十二处,最后得出结论:
“诸句内所间‘之'字,皆为意之所重,删之则不辞矣。
”“意之所重”就是表达的强调突出,这显然说的是修辞功能。
在《文通》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辞气”。
据袁本良考证,“辞气”在《文通》中共出现69次,加上与之相近的“词气”、“语气”、“口气”和“文气”,总共多达149次之多,加上语义与之接近的“气”、“辞”、“势”等,更是高达280多处,并且贯穿全书的所有章节。
这些概念的内涵虽然较为模糊,但可以认定的是,它们大都表示正反虚实等语义、轻重缓急等语势。
而这些方面一是借助虚字来体现,二是利用结构来完成。
在“名字二之二”中谈到公名、本名之后“叠用‘也'字为殿者,则以历陈同类之事,要皆以助词气之用耳”。
在谈“以”字时,举《史记?
滑稽列传》“以楚国堂堂之大”,分析说:
“‘楚国堂堂之大'一顿,‘以'字司之,冠于句首,文势一振。
”举《李斯列传》“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贤”,认为“文气更劲”。
举《匈奴列传》“以秦始皇之强,蒙恬之威”说“‘以'字冒起一顿,提振文势,最为得力,故史籍论事往往用之”。
在谈承接连字“而”和“则”时,也说“上下文气缓者,连以‘而'字,急则连以‘则'字”。
至于在讲“华文所独”之助字时,更是处处涉及辞气,如“字以达意,意之实处,自有动静诸字写之。
其虚处,若语气之轻重,口吻之疑似,动静之字无是也,则惟有助字传之”,“助字中惟‘也“矣'两字最习用,而为用各别。
‘也'字所以助论断之辞气,‘矣'字惟以助叙说之辞气。
故凡句意之为当然者,‘也'字结之,已然者,‘矣'字结之”。
如此等等,所论处甚多,可以说这些都是对虚词修辞功能的认识,从而揭示出实字表义、虚字表气的动态观点,这是很有见地的。
当然,实词、句法结构等也可表示辞气,这又牵涉到避重、省略和倒装等修辞手段。
《文通》多次谈到避免重复的问题,如界说代词说“事物有在当前者,不必名也,以‘尔'‘我'‘彼'‘此'诸字指之。
其不在当前而其名称已称之于前者,以后可以
‘其'‘之'‘是'‘此'诸字指之,以免重复”,“凡行文所以用代字者,免重复,求简洁耳”。
并举《孟子?
滕文公下》“曰是何伤哉,彼身织屦,妻辟鲈,以易之也”为例,说明“假使无代之者,则必字字重书,而行为累赘矣”。
这里说的是代词的修辞功能。
另外,异字同义者有时也是为了避重,如《史记?
功臣
侯年表序》“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其中“小者”即“小侯”;结构增省有时也是为了避重,如韩愈《太学生何蕃传》“司业祭酒撰次蕃之群行焯焯者数十余事”,分析说“不曰‘蕃之群行之焯焯者',避重也”。
如此等等,谈的都是修辞问题。
与避重相关的是省略,因为避重之法很多,异文异构是为了避重,有时省文也可避重。
《文通》谈省略,如果说《论句读卷之十》中说“大抵论议句读皆泛指,故无起词。
此则华文所独也”,“命诫之句,起词可省”所谈的省略还算语法分析的话,那么因避重而为的省略则就是修辞分析了。
如后来语法学中谈的承前省略,《文通》则从“文势”的角度出发,认为“文势直贯,可不重见”。
如举《论语?
乡党》一章,“惟第一句记‘孔子',以下凡记孔子之行事,皆无起词。
而一言‘君子不以绀缀饰',一言‘子退朝'而已。
不特此也,又凡句读起词,所指之字,无论其为起词,为止词,既已先见矣,则文势直下,以后起词皆可不提。
”起词可省略,在上下文语词和止词也可省略,如《文通》中指出:
“排行名读,坐动同者,一见而已,下句可省”,“比
拟句读,凡所与比者,其词可省”。
这一是说在并列句中,一是说在对比句中,这是对说话语境的重视。
另外,关于虚词的省略问题也往往是从修辞的角度来分析的,如在举《孟子?
万章上》
“子产使校人畜之池”,《文通》分析道:
“‘畜之池'者,畜鱼于池也。
‘池',指所畜之处也。
今删‘于'字,语较遒劲。
”在举《史记?
周昌列传》“陛下独宜为赵王置贵强相及吕后、太子、群臣素所敬惮乃可”时又分析曰:
“‘贵疆'偶静字,附于‘相'字单名,不衬‘之'字,词气更劲。
”而《史记?
廉颇列
传》中“退而让颇,名重泰山”之省略“于”字,韩愈《送温处士序》中“夫冀北马多天下”“皆去‘于'字,此炼句之法也”。
这里不仅指出省略可以“避重复”,而且还指出省略能够“劲辞气”,进而指出此乃“炼句之法”,应该仿效,而这些都是对句法修辞的分析与描述。
《文通》对不同的句法结构的修辞功能也给以较多的关注。
如在讲到“其”字复指它前面的名词性成分时就主要从修辞功能的角度人手。
作者举了《史记?
游侠列传》: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
i困。
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对这种结构,作者从修辞效果的角度分析:
“‘今游侠'三字单置于首,‘其'字附于名以顶指焉,叠成数读,直至‘赴士之呃困',然后续书‘既已存亡死生矣'一句,上接‘今游侠'之起词,犹复叠拖数句。
句读起伏,声调婉转,最为可法。
”又举韩愈《赠崔复州序》“幽远之小民,其足迹未尝至城邑”例,也认为这种复指性结构‘文势展宕”,“可法”。
至于对语序的常变顺逆,《文通》所论也有不少,这在助字章与句读章多有涉及。
如谈“表词”时说:
“表词后乎起词者,常也;先之者,惟咏叹之句为然。
”在“论句读卷”“彖二”中也说起词先语词后是常态,而“咏叹语词,率先起词”。
在讲“传信助字”时也举《论语?
学而》之“鲜矣仁”,认为“以其为感叹之句,故倒之”。
这是说,语序的常与变是与作者不同的情感态度紧密相关的,而这种认识显然是从修辞分析中获得的。
《文通》还谈到复句的修辞作用,如“两商之句”(选择复句)“此种句法,辨事理最为便利”,如“反正之句”(转折复句)“反正相生,文笔流动而不板滞”。
(例略)
二、语音修辞《马氏文通》谈句法结构,往往结合表达的审美追求,即语音流畅,便于诵读。
在“实字卷”讲偏次时,大部分内容都是讲偏正两次之间加“之”与否,主要考虑语音上的修辞效果。
“偏正两次之间,‘之'字参否无常。
惟语欲其偶,便于口诵,故偏正两奇,合之为偶者,则不参‘之'字。
凡正次欲求醒目者,概参‘之'字。
”“又或偏次字偶而正次字奇,与偏次字奇而正次字偶者,概参‘之'字以四之。
其或偏正两次皆偶者亦然,不参者非常例也。
”“如若偏次平列多字,字数皆偶,而正次惟一奇者,概加‘之'字以为别。
正次字偶者,则无常焉。
”在《文通》
的其他章节,也多有如此论述,如“实字卷”讲静字,有时也从音节奇偶的角度去谈:
“对待静字,如附单字之名,率参‘之'字,附于双字之名,概无参焉。
有两三静字类别而同附一名者亦然。
”马氏认为,除了考虑强调或简洁等其他修辞需要,一般情况下,“之”字是否出现在“正次与偏次”之间,主要应从音节的是否便于口诵人手。
同样论述在“虚字卷”中更为普遍,除“之”外,其他虚字的用与不用也往往考虑语音上的修辞效果,如在论及“于”字时认为:
“外动字之止词,间有介以‘于'字而先焉者。
其止词之重否,一以字之奇偶为定。
表词之偏次,若与起词有对待之义者,率介‘于'字而先之。
”如《孟子?
万章
下》“吾于子思,则师之矣。
”作者认为:
“‘师'外动字,‘子思'其止词。
今为意之所重,故介‘于'字而先之。
‘师'字奇,故加之字以偶焉。
”而《公孙丑上》中的“我于辞命,则不能也。
”因为“‘不能'二字已偶矣,止词不重”。
这是说,在以“于”引导的动宾结构中,动语后面是否加“之”,关键在于动语是否是双音节,如是单音节,则加“之”以双之,如是双音节,则不再加“之”。
上文提到,《文通》中的“辞气”说,其实也是语音问题,如在谈“而”字用以“过递动字”的结构时,就详细描写了从三音节直到数十音节的各种情况,并根据“而”字前后的音节数量,断定其文气之强弱,语势之缓急。
可见,《文通》不仅把音节作为语法手段,而且也作为修辞手段。
三、辞格修辞
《马氏文通》没有专门谈辞格的文字,但从语法的角度涉及到不少辞格的问题,好多方面是修辞学界很少涉及的。
1、“论比”:
比喻和比较。
《文通》在“实字卷”之三专列一节“论比”,这是从“静字”引申出来的。
《文通》指出:
“凡色相之丽于体也,至不齐也。
同一静字,以所肖者浅深不能一律,而律其不一,所谓比也。
”这是说,不同事物具有同一属性,其程度往往不同,要用表示这一属性的形容词(静字)来描写就很难准确,于是就产生了“比”的表现方式。
马氏所说的“比”,主要是指比喻修辞方式,同时也指非喻式比较。
作者根据两物“相等”程度(“象静为比”)把“比”分为三个类型:
平比、差比和极比。
“平比者,凡象静字以比两端无轩轾而适相等者也。
等之之者,为‘如'‘若'‘犹'‘由'诸字,参诸所比两端以准其平。
”这里说的是修辞学中的明喻及其比喻词。
值得注意的是,马氏这里强调的是由象静字表示的具有可比性的事物的属性,即两物的相似点,这在现在来看,仍然有积极意义。
作者举了《庄子?
山木》“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指出:
“‘淡'‘甘'两象静也,附诸名后,所以比也。
其所比之两端,一则‘君子之交'与‘水',一则‘小人之交'与‘醴'也。
今以‘淡若'二字参诸‘君子之交'与‘水'之间,犹云‘君子相交之淡与水之淡无轩轾'也。
又以‘甘若'二字参于‘小人之交'与‘醴'之间,犹云‘小人相交之甘与醴之甘适相等'也。
”作者指出,表示属性的象静字不仅可以出现在喻词之前,还可出现在喻词之后,如韩愈《上郑相公启》中“顾失大君子纤芥意如丘山重”,所比之性质“重”置于“如”后。
作者不仅指出象静字“所比之情”(象静字所示)显在的情况,还指出其隐藏的情况,如《庄子?
逍遥游》“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分析说:
“‘肌肤'‘冰雪',‘淖约'‘处子',各为两端,等以‘若'字,犹云‘肌肤之白若冰雪,淖约之态若处子'也。
不言‘白'与‘态'者,盖‘肌肤'尚‘白'而‘冰雪'为最,‘淖约'言‘态'而处子独多。
故‘白'与‘态'隐寓于所比之端,不待显言而自明之矣。
”可以看出,这里虽用了语法术语,如象静字等,但阐释的却是单纯的修辞问题,并且见地独到,对比喻和比较的运行机制分析得十分科学。
“差比者,两端相较有差也”。
这说的是属性有程度差异的比喻或比较,如《论语?
先进》之“季氏富于周公”,《孟子?
公孙丑上》之“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前者是比较,后者是比喻,但一个共同点是相较者之间有“富”与“速”的程度差异。
这自然说的比较修辞法。
“极比者,言将所以比之象推至于其极也”。
所谈都是非喻式比较,《文通》分为两类,一类是“所比之中而见为极者”,如《史记?
酷吏列传》“然由居二千石中,最为暴酷骄恣”;一类是“泛称夫极者”,如《论语?
泰伯》“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
从引例与分析来看,这部分也主要是谈比较之法,显然也是修辞分析。
2、借代。
《文通》在“实字卷”描写“名、字”时,就谈到了修辞的借代问题。
(1)“用本名为公名”,如《孟子?
滕文公下》“在于王所者,长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谁与为不善?
”作
者分析:
“‘薛居州'本名也,而此则公用矣,犹云‘皆如薛居州之善士'也。
”这里的公用,说的就是借代中的个别代一般。
(2)“用地之公名指人者”,如《孟子?
滕文公下》“四海之内皆日非富天下也”,“四海之内”代指四海内之人。
(3)“以地之本名指人者”,如韩愈《送杨支使序》“知其客可以信其主者,宣州也;知其主可以信其客者,湖南也”。
马氏指出,“‘宣州'‘湖南'两地本名也,今用以指宦于斯地之人。
”在“论句读卷”讲到起词隐显的问题,其中也有“有不用起词本字,而以公共之名代之者”。
如借所处代本体:
《史记?
平准书》“河南
上富人助贫人者籍”,以“河南”代河南之吏;借标记代本体:
《汉书?
梅福传》“是以天下布衣,各厉志竭精以赴阙廷”,以“布衣”代穿布衣之人;借材料曲代本体:
如前文又云“庙堂之议,非草茅所当言也”,“庙堂”代居住之人,这是处所代本体,而“草茅”代人则多一曲折,首先是“草茅”代由草茅所建之屋,与“庙堂”对应,再由“草茅之屋”代所居之人。
另外所处代本体中还有时代代本体的,如《史记?
伯夷列传》中“若到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其中
“近世”、“累世”则是由时间代替所在之人。
这里作者在谈“起词”的隐显,其实谈的是起词的彼此,即借代的类型。
3、排叠:
排比、对偶与层递。
《马氏文通》在句读卷把排比和广义对偶放在一起来论述,称为“排句而意无轩轾者”,其定义是“凡有数句,其字数略同,而句意又相类,或排两句,或叠数句,经籍中最习用也”。
接着,引用《论语》、《孟子》、《春秋》、《左传》等典籍,描写其“两排”、“三排”、多排各种类型,并在承接连字一节和句读卷“彖七”特别指出“在状字连字为呼应”的排句。
并举《谷梁传》僖公二年“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国之后”、《左传》昭公四年“或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或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宇”等十多例,然后分析说:
“诸引排句,各有‘且'‘或'‘亦'‘而'‘又'‘既'‘则'诸连字,与状字相为承接,则叠句便觉灵动矣。
”可以看出,这里说的是排比和对偶的类型及其修辞作用。
《文通》把层递称为“叠句而意别浅深者”,以与排比等“句意并无浅深之别”相对待。
作者指出:
“叠句有似排句,其格式相似,其字数略等。
所谓意别浅深者,先后句意,或判轻重,或相比较之谓也。
”这个定义与后来修辞学为层递下的定义是一致的。
不过,马氏说的叠句,既包括语法中的递进复句,也包括修辞学中的层递辞格。
如引《汉书?
贾谊传》之“非宣倒悬而已,又类辟,且病痱”等就说的是递进复句,“或不相类,而各有连
字呼应,故皆有浅深之别”。
而所引《庄子?
天运》之“故曰,
以敬孝易,以爱孝难;以爱孝易,以忘亲难;忘亲易,使亲忘我难;使亲忘我易,兼忘天下难;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难”等,“虽各有读交错其间,而句意则层层递进,可取法焉”。
此例说的又是层递辞格,且分析是较为到位的。
另外,《文通》还讲到反复辞格,如实字卷讲同次有“叠言以为警叹也”之说。
并举《庄子?
大宗师》之“吾师乎,吾师乎!
”说“两呼‘吾师',所以叹美之也”;《谷梁传》僖公十年之“天乎天乎”是“明其无告也”;《史记?
李斯列传》之“时乎,时乎”是“以发深省也”;《论语?
先进》之“天丧予,天丧予!
”是“以自叹也”;《公羊传》哀公十四年之“孔子曰:
‘孰为来哉,孰为来哉?
”'是“警辞也”。
凡此种种,《文通》都指出其“叠言”的作用“皆有警叹之意”,“皆发其警醒”。
这自然是在论说反复的修辞作用。
四、语体风格:
论证、叙事、经史等
《马氏文通》在谈虚词的用法时多谈及文体风格,马氏认为,因为虚词大都与“辞气”有关,而不同的文体对辞气的要求不尽相同,故而虚词有其不同的文体适应性。
如在“虚字卷”讲提起连字时举了《左传》隐公四年连用“夫”字的例子,指出“连用三‘夫'者,皆顶承上文,特指其人、其事以为推论耳。
故‘夫'字必用于论事之文者,此也。
”在谈传信助字“矣”时引用了诸多典籍用例后归纳说:
“诸引皆象静字,煞以‘矣'字为绝句,而其起词则无一之非读也。
此种句法,凡以为论议也”,“又论议之文,‘矣'字往往上连‘而已'两字者,所以重言也”,如《孟子?
梁惠王上》之“善推其所为而已矣”。
《文通》还对叙记之文与论议之文加以比较,指出其在遣词造句中的不同面貌。
如在“实字卷”说:
“凡记事之文,概以‘及'为连,故《左传》《史》《汉》辄用之;而论事之文,概用‘与'字。
”这是比较两种文体中在连词使用上的不同。
“论句读卷”指出:
“叙记之文,所以记事,事万变而不齐,文必屈曲而适如其事,故其句读长短不一。
有一字者,有长至数十字者。
又往往句胜于读,迥不若论议者之句读错落相间者也。
”这是比较两种文体在句式选用上的差异。
《文通》不仅“识其大体”,而且对其分体也多涉及,一部《文通》有关“经史习见”、“时见于书”等表述所在多有,虽然这种分类并不科学,但作者认识到了各种分体之间如史传与经文体的区别特征。
如分析“者”字前加静字:
“经史内类此者所在皆有,盖皆习用之静字耳。
”分析“可”“以”连用:
“诸所引句,‘可'后‘以'字,其司词非其起语,即其前文,故不重书电。
‘可以'两字,经籍习用有如此者。
”“‘得'字为外动字,经书习见,不胜引也。
”而在举状字假借为内动字之例后说:
“诸所引状字,或双声,或叠韵,今皆假为内动。
文选古赋,类此者比比也。
”谈“以”字司顿时说:
“以'字冒起一顿,提振文势,最为得力,故史籍论事往往用之。
”而“以”起顿后联
“而”“此种句法,经史所在皆是也”。
“史籍中以动字用如介字者,所在而有,学者可自得之。
”“经籍中’纵’字不多见,
'虽’字则所在而有。
”“’是’字与’是则’同一用法。
此种
句法,经史习见。
”如此等等,都是在谈某词某语在某一分文体中的存在情况,可以说这是在谈语体标记。
《文通》还谈风格。
有时谈时代风格,如“汉文最浑厚,其名字多用双字”。
这是指《史记》、《汉书》等的共同时代特征;有时谈个人风格,如“’初’者,原始之辞,今置句首以为记事推原之例,左氏文习用之”。
这是说左丘明的用词特点。
在引用了《公羊传》把“地”、“日”、“氏”、“国”用如外动字后说:
“所以称其地,记其曰,记其氏与名其国了。
此公羊之特笔也。
”“秦汉文虚字最少者莫若《汉书》”这方面,《文通》谈孟子的文字较多,如“《孟子》内’彼’字多用于宾次,皆有轻视口气,他书则不概见”。
而谈到“哉”字助句时说“韩文往往用之,学者可检阅也”。
这是就整体而言的,在具体分析时,《文通》对《孟子》、《庄子》等都作了具有风格意义的分析,如孟子常用“也”字提顿,庄子叠用“邪”字煞句,都对形成各自的风格起到了重要作用。
另外,《马氏文通》还多处提到语境问题,除了那个倍受争议的“字无定义,故无定类。
而欲知其类,当先知上下之文义何如耳”、“欲知文,当识旬”的表述外,还有多处相同论述,在
“论句读卷”中,作者谈到“读先乎句,而有起词为联者”时说:
“夫句者,乃以达所说之正义也。
欲明正义,应将前后左右之隋境先述焉,而正义乃明。
故凡读之先乎句者,皆所以述正义之情境也。
”
总之,《马氏文通》结合修辞讲语法,根据语法讲修辞遍书皆是,不过,大都散见在各章各节,并无系统,所以只能说是有较强的修辞意识,还不能说是系统的修辞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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