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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叶匡政的诗集
读叶匡政的诗集《城市书》,我愿意这样来理解诗人之“城市书”的含义:
这里的“城市”不仅是典型的都市表象,而且是一种心灵状态。
诗人是将个体生命置身其中的现场,以及它对心灵的撞击并把生命对心灵的撞击作为诗歌的表现对象。
在对城市生活的呈现里,诗人的重心依然是心灵吟述、感觉吟述和智性探询的扭结。
因此,叶匡政这类诗歌的恰当称谓应是城市中的“心灵之书”。
“我躬身在一只烧焦的电闸前/它要打开/它要对着躁动的人群打开/它要移走所有漆黑的房间//远处的巷道像一支嘈杂的练习曲/在我耳边/我站在黑暗的木凳上,打着电筒/看到了自己年华的流失……//这只焦黑的电闸/它静默,从容/仿佛经历过真正的痛楚/像我不愿说话的亲爱的兄弟”(《塑像》)
正如生命冲动与死亡冲动是一张纸的两面,自我奋争与自戕也时常缠绕难辨。
烧焦的电闸是我们熟悉的事物,但是诗人却在此引出了一个奇喻。
从日常事物中揭示其不为人知的暗示性,以一个几乎是“反诗意”的形象或场景来开掘陌生而又“熟悉”的诗意,这是叶匡政诗歌最见本领的地方。
在这具烧焦的电闸上,诗人的个体生命瞬间展开并伸延到更辽远的地带,它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它不是诗人为已存的经验寻找到一个“客观对应物”,而是词与物在猝然相遇时激发出的电光石火。
因此,它无法还原为“日常事物”,但也不是空洞的形而上意念或词的“现实”,它巧妙地处于二者的临界点上,成为诗所独擅的胜场。
这是一种有着自觉的“异质混成”性质的诗歌,它在诗坛满目日常琐事营嗡的展示中显示了坚实的抽象精神,同时它又有力地纠正了那种一味在形而上的云梯上游荡的所谓“智性诗歌”。
在诗的“构架”和“肌质”两方面均令我满意。
叶匡政的诗力图综合处理生活、生存和生命,这种抱负决定了他对主观和绝对的抒情写作的警惕。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我看到他的写作从题材到技艺都日渐成熟。
在那些城市题材的诗中,他体现出一种我称之为“准客观写作”的状态,或是发现并命名存在的诗歌。
这种写作要求诗人抑制单向自我的抒情姿势和遣兴作风,忠实于成人精神世界的复杂性、矛盾性和可变性,在诗中更自觉地涉入了追问、沉思和反讽、互否等因素。
诗人将自我置于与具体生存情境对称的立足点上,冷静、细密、准确地进行体悟和命名,探究深层经验的多重内涵,呈现其各种可能性。
这类诗有着丰盈的心智成分,但却没有非此即彼的二元价值指认。
诗人捍卫了生存以“问题”的形式存在,写出了都市生活中尚不为人注意的“喜剧”(非滑稽剧)领域,表现了这一特殊生存环境中人们的生存和生命状态。
“黄昏的电梯边,打卡机静静地亮着灯/散发出人们劳作一天的气息//牧羊人的快乐/从飞驰而过的货车顶升起//日光灯嗡嗡作响/厨房里/缓缓飘来的油烟味增添着我们心中的幸福”(《反证》)
这里,“打卡机”是秩序、纪律、劳顿、僵硬的制度的转喻,它会激发我们对松弛宽厚的生活工作状况的“追悼之情”。
按照先入为主的浪漫抒情诗歌话语系谱来解读此诗,人们会自然地期待诗人对此的不适或讥诮。
然而,这里的打卡机更像嗡嗡作响的光斑,与其说它是反嘲的,莫如说它是中性的。
诗人只是真切地抓住了这个现代化管理的转喻现象,让它与牧羊人的快乐,与厨房的油烟味儿共时轻逸地飞起,使我们体味到具体生存语境与个我心灵感受的呼应。
这种诗歌启示我们,都市的人与事物同样可以是诗人想像力和经验敏识的新培养基。
不是说叶匡政的“城市诗歌”只有诗意的陌生化呈现,而不具备所谓的“价值判断”。
在许多诗里,诗人并不回避自己的立场和情感经验向度。
叶匡政的“城市诗歌”也较为集中地书写了都市文学传统中的两个问题:
欲望和厌倦。
读叶匡政城市诗中对欲望的盘诘,我们总能超越表面化的对都市文明的批判而深入到更令人忧惧不安的人性中去。
在沉静地消解“欲望化”法则的同时,又警惕与农耕文明理念“利义之辨”挂钩的诗作,在《城市书》中有许多,它们昭示了新的都市诗歌“说话人”的出现:
不再是波西米亚式的游荡者,不再是新左派愤青,也不是将对欲望的追逐视为命运颠沛流离的佐证的拉斯蒂涅中国版,而是存在的揭示者,在边缘处吟述的、自我获启的知识分子诗人。
我爱过这人造的景色,也许还包括
整个城市。
今天,我却在重新惊讶
──《冬天的环城公园》·代题记
叶匡政的作品给人以一种直指当下、直指心灵的近乎感官性的刺痛感。
那种对现实中人类灵魂深处的遭遇与情状的探究令人震撼。
这震撼也缘于叶匡政在其全部创作中所秉执的一种严肃、天真与执著的态度,因而这本《城市书》并非若干零散篇什的集缀,而是一本复调的,对位的,全景式的,整体的书。
叶匡政诗歌的显著特点之一是从近处、身边,从他日常浸濡其间的环境与个人基本经验入手,拆解、挖掘与营造诗意,而不是轻易地把我们捎向渺茫与玄远:
……
彩色纸币,把他们
从这个下午分裂出去
光在一列柱廊之间缓缓移动
──《银行》
在此,叶匡政出色地呈现出深秋的银行中那种异样的,令人压抑、警醒的寂静。
这种寂静是"具体的"寂静,因为它是我们司空见惯的、被我们反复经历的。
同时它又是抽象的,让我们感到突兀、陌生,感到其中有一种简洁、真切,而又微妙的东西,令我们的舌头发干("他干燥的舌头,又怎能说清?
"──《工程师的星期天》)。
"卧室里,他的胖,紧挨着/胸中的恼怒……"(《工程师的星期天》)被无穷无尽的数据梦靥般缠绕的工程师,与"深秋的银行"语境具有某种意义上的相谐与相仿──也是人类生存状态的抽象图景与缩影。
真实、真正的"星期天",只是在"他抬起头"的瞬间在窗外露出的一角。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那因找不到位置搁放的"一张松弛的脸"(《职业》);那"被撵过街角,撵到/马路对面……被货担压弯的背影"(《黄昏一景》);"一只递出的器皿"(《商务合作》);"一个粗糙的生物"(《登月之后》);"走过去,蹑手蹑脚,紧贴窗沿"的幻影(《九月雨夜的哲学教授》);"被机油染黑的额头"(《一个下班的工人》);"发亮的血液"(《另一个宇宙》);带着某种黄昏特征,却严肃得如同黎明的双眼(《会议,下午三点召开》)……叶匡政试图醉眼千峰顶上,立足于时代精神的制高点,来俯瞰他徘徊、混迹其间的人间世态秋毫。
他关注历史与心灵的问题,并热衷于揭示日益物质化与城市化的现实。
他着眼于深入与广泛,但总是从细微处入手,力图抽出对象的本质。
在他的笔下,有众多的人物,有律师、小贩、工程师、侍者、宇航员、哲学教授、小职员、外交家、棋手、门卫、打工仔、钢筋工、探险者、会计、商人、旅店老板、秘书、电视节目主持人等等,可以说各色人等应有尽有,他们生活、出没于"街角"、"马路"、"闹市"、"工棚"、"天桥下"、"电视"中、"圆桌"边、"月球"、"屋内"、"室外"、"水泥屋"、"公寓楼"、"工厂"、"工厂区"、"钢厂"、"纺织厂"、"环城公园"、"候机厅"、"餐厅"、"学校"、"小客栈"、"公司"、"宇宙"、"工业展览馆"、"粮食仓库"、"银行"、"火车"、"垃圾车"、"轿车"、"废品收购站"、"菜场"、"电器商厦"、"茶楼"、"机翼下"、"郊区"、"办公室"、"地铁"、"旅店"、"舞厅"、"法庭"、"工地"等包罗万象的场景中,叶匡政大胆、毫无顾忌与羁绊地让他们在他的诗行中以从未有过的自由居住、表演、穿行。
叶匡政知道"事物总被它经常出现的样子遮蔽"(《益民街漫步》),于是他总是以冷静、严实的笔触,透过杂沓、纷繁的表象来展示其内在性。
叶匡政惯常的方式是通过一事一景来展开、来言说他梦寐以求的话语。
他对现实敏锐的洞察力,使他诗中呈现的日常事物显得客观、真实、富于力度,往往在不经意间突现出复杂而独特的个人经验与体验。
一方面,叶匡政的表达是一种相当节制、精确的表达,这既是对客观事物的尊重,也合乎表达的本质。
另一方面,他所遭遇的事物,世界上无论怎样离奇、惊心或稀松、平常的事件,好像都能成为他似是精心取舍、又似信手拈来的诗歌素材。
其实真正吸引诗人寻找与确立的,是对未知的彰显和那些揭示了存在的可能性的语言事件。
在个人的心灵与历史之外,在异常丰富与准确的语词之外,诗人诗的完成,有时可能仅仅得益于一次叙述的停顿,一个视角的转移,一种语气、音调的变换,一处细节,一些具有想象与推测性质的记忆,一丝被再次听到的声音,一个节拍,一次插入性的分析,或一个结论的重复,等等。
这种写作方式,往往观照环境的同时,展示出在逾越环境的过程中语言与体验之间的强大张力,暗示与复现了一种既不同于现实、又异常真实的诗的事实。
这种写作者,由于把自身经历与无比广阔的经验联系起来,从而飞跃到一个能够更新自己的、无限的、却更加现实的幻景之中:
此刻,一定没人摸过他湿热的手心
他的双手被淹没在他的动作中
……
──《侍者之歌》
……
小镇从两边涌来,生命的空谷
他慢慢爬过。
眼前枝条寂静
──《午夜的货车司机》
……
只要他轻轻移动双唇
就会有一些幽暗的光线,落入
那些幽暗的身体
──《电视节目主持人》
一叶知秋。
我们在慨叹世界的丰富多采、自然与城市的繁杂多变时,也往往惊讶于世界上万物的惊人相似,万事的如此简单明了。
于是叶匡政的城市可以用一间办公室、一家银行或一处工地来代表,而替代城市的芸芸众生的有时只需一个秘书、一名检修工,或一位兼做小贩的哲学教授,还有些时候仅仅需要写作者反观自己,面对自己内心的图景:
……
我无处可去
请接受城市的静默吧:
有所有男孩的孤独,还有旧家具深处
那只蟋蟀的长鸣
──《深秋的诗意》
……
像胎儿喘息,这足音,使我
重新辨认自己的生命。
无边的足音
隐藏了多少世纪,多少双惊恐的眼睛
──《登月之后》
……
当我被他的谎言惊醒时
我仍把他的无耻、他的怯懦
称为生活
──《九月,另一个我》
叶匡政的诗句把我们带向的不是一个精神的乌托邦、一场白日梦,而是让我们面对人的存在及其方式,人的可能的场所。
在这里,一个人就是一座城市、一个国家,因为,在这里我们看到人具有与大地一样的生机和荒芜,城市具有与人一样的病灶,看到体制在转换中出现了断层;各种矛盾、机制与权力的真空。
经济、生态、社会、民族的矛盾;传统、法律、道德、观念与现实脱节或相互冲突,心理的失衡,行为的失范等等,此类范畴的正题、反题与合题。
而对于诗人来说,他在致力于开挖、操练自己对语言的结构、情感、含义在深层意义上的综合感悟力的同时,达到了对语言的隐含意义的一种深刻的直觉。
……
在那大厦黑暗的深处
电视咬啮人的头颅
情侣们相拥时的孤独密封在各自心中
──《城市构成》
这里不妨对大众媒介所制造的环境,即信息环境及其特质以及对信息社会的适应作一番考察与研究。
电视作为大众媒介的典型,作为日常耐久消费品,它是人们欲求的对象,但同时又是以其他消费品为对象产生欲望的媒介,因而是刺激欲望产生的东西。
这里,被电视"遥控"的人是非常感觉化的。
但同时,这样的人也有非常孤独、闭锁的特征,形同容器。
"电视咬啮人的头颅/情侣相拥时的孤独密封在各自心中"。
叶匡政如此真实、强烈、简明地告知了我们这一切,而且,是完全诗性的。
因为在这里,在这种城市里,将有可能看到宇宙与人类被语言照耀的光辉。
他是诚实而严肃的,他希望"直接说出生活的滋味,直接说出庸俗的现实所引出的一个人神奇的内心",他希望以自己的观察方法、表达方式来"记录一个人不愿屈服于生活的痛苦与快乐"(叶匡政语)。
诗人为何要把他的诗歌创作描述为"记录"?
我把这"记录"理解为叶匡政要求自己的诗歌语言始终保持独立、开放的状态。
面对语言的态度,对于诗歌写作者来说,也就是对进入了语言的世界的态度。
叶匡政希冀世界原原本本,真理性地呈现在自己面前,所以他必须独立于自己面对的一切事物。
如果结合他的诗歌来体会也就更易于了然了,那是一种置身其中的再现,以凝练而富有戏剧性的话语使我们熟悉的一切隐含了某种特殊的意味:
……
一个活了七十年的人
他要毁掉多少事物
──《事实》
……
我站住。
我仿佛第一次看见自己
也第一次被人看见
──《5月5日,因公醉酒》
他想不到一件要说的事
……不!
他想到了,又忘记了
──《接到下岗通知的农药厂老李》
我们从他的诗中可以看到主观的想象与变形,"而办公室,越来越高地漂浮在大地上/带着一张张面孔奔跑"(《奔跑的办公室》);格言体,"长寿让恶恐惧/因为你将最终说出善的微妙"(《返祖》);直接的述说,"让我像巨石,从倾斜的坡上/滚入生活/我将爱它的悲剧,爱它的饥饿/爱它沿河的茅舍/富人们丢失的垃圾……"(《愿望》);拟人,"我看见一扇门,在朝北的墙面/被风关上。
一台电视被惊醒"(《我走进电器商厦》)……对于这种开阔的、兼容的、视风格为未知的奥秘的诗歌的阅读,阅读者将是幸运的,因为他拥有着不忌讳身份的随意,他可以是诗人、批评家,可以是一个理想化的读者,也可以是一个普通的读者……总之,他大可不必担心坠入由于文本和它的意义之间的差距被人为地拉大、掘深而形成的陷阱中,这种诗歌以灵活的形式期待着读者的会心与理解。
所以,因为《城市书》,我惊讶,并喜欢上了那个"白光中的男孩":
"在蜂箱上日益浑圆的是苹果/骑车的男孩从坡上冲下/惊奇捂住了他的嘴巴"(《郊游》)。
我喜爱上了那棵渐渐冷却的老树,那昏暗的、门牙般的月亮,几只昆虫,那个鸟一样盘旋的探险者,那个要在天花板上打倒对手的老板,那个红脸乘务员,那伏在方向盘上打盹的司机,那唾沫四溅的商贩,那肥胖的乐观者,那个颅骨内有积雪的失业者,手心湿热的侍者,那枚在时光中燃烧的文革邮票,那一粒米:
光滑、洁白的米粒,在仓库中
保留着一点泥土的温暖
淡淡的米香悬垂在黑暗深处
……
──《第二粮食仓库》
因为这首诗告诉我一个人的身体与一粒光滑、洁白、散着淡淡香气的米粒没有任何区别,人或者动物,对于喂养他们的粮食怀有一样的感情。
米在颤动、麻雀在飞,生命在生长、运动,又在一种奇妙的节律中消亡。
对于诗人而言,"第二粮食仓库"就等于天堂。
"……日光灯嗡嗡作响/厨房里/缓缓飘来的油烟味增添着我们心中的幸福"(《反证》)。
我倾心于他近期对我们大家谈到的"幸福",那因为其风格特质与精神内涵相互交融而有着相当说服力的辞句。
那怒斥了生活,又置之于深刻的怀疑态度之上的明朗、可信。
在那一瞬间,施加于我们世界上的虚无、荒谬、无意义的压力似乎减轻、消除了,包括一个时代的"冷水浇背"也似乎忘记了。
"当外婆离去时/嘴里含满了茶叶/针尖使我可以忍受自己的幸福……"(《光线》)。
我赞赏,并渴望我就是那个"新的加入者","……急切地从人群中/伸出手臂,紧紧抓住摇晃的吊环/将心中的重量交给驶入黑暗的地铁(《北京地铁》)。
叶匡政说:
"诗歌的意义在于能使我获得一种自由的心智与完善的人格。
对我个人来说,诗歌所赋予的这种理想境界,甚至比诗歌本身更重要。
"
叶匡政还说过,"每一首诗都是试图打开自身生命的一把钥匙"。
而在他的宇宙,他的城市,他的生命,他的语言中,有无数个匙孔,奥妙之门太多了,使他一度成了一个全身挂满了钥匙的人。
现在,他把满身叮叮当当的披挂卸下来,亮晶晶地摆放在我们产面前,这是一次恳挚、庄严的仪式般的奉献,也有如一次蜕生般的舍弃。
"也许有一天,会出现这样一首诗,它包含了所有的诗"(叶匡政语)。
而在那一天,并非仅仅作为诗人的叶匡政,会来到我们中间,他身轻如燕目光如电,他将向我们展示一把能够打开一切的金钥匙。
眼下,不少小资作家在写中产阶级的堕落和生活目标的虚无,因而整个汉语写作弥漫着冷漠、麻木和冰凉的气息。
如果说,现代性是关于人类理性、自由和进步的宏大叙事的话,那么,这些写作就是“去中心化”和“向总体性开战”之类的后现代性了。
当今学界有一种倾向,把这种后现代性称为“一种新的现代性”或如鲍曼所说的“流动的现代性”。
我认为,这种将现代性泛化就是一种“现代迷误”(海德格尔语)。
质言之,眼下的汉诗写作绝大部分是后现代性的。
而叶匡政没有被这股强劲的时代浪潮裹挟而下,仍然标举他的“普世主义”精神,坚守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即逻各斯中心主义),写作“善恶对立寓言”(法侬语)的现代启蒙性质的诗篇。
在2000年8月20日的《衡山诗歌对话》中,他就明确地表达过这种愿望。
他说:
“我觉得赞美一件事物所需要的力量,要远远超过反对什么的力量。
从庸常的生活中发掘出一件值得赞美的事物,要比反对这种生活需要的力量大得多。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写出对生活的绝望、心中的虚无感,但是要发现这种生活中偶然闪现的幸福感,要真诚地赞美生活中那些值得我们赞美的事物,要有这种准确的感觉力,我觉得是很艰难的。
它需要我们的修炼”。
叶匡政是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寻找幸福感觉的诗人。
而且,他觉得写现代性的东西要比写后现代性的东西困难得多。
他与后现代写作是反向的。
他的写作执著地指向现代性,在反对与赞美的变奏中,力求写写日常生活中幸福,写写生活里温暖的感觉和这种感觉中光亮的东西。
在当下语境中,这种选择本身是需要勇气和睿智的。
我们讲它是艰难的选择是恰而其分的。
可贵的是,叶匡政把这种选择与艺术表达当作一种修炼。
而修炼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改变我们惯常的生活和已经有些不灵的心灵。
真正对艺术怀有宗教般情结的人,应该是时时刻刻都在怀疑一切,力求更新自我。
只不过这种更新因人而异,各有高招。
叶匡政的办法是,选取城市作为观照对象,透过城市表情来寻找城市源头,直逼城市内部的事物。
他的选择与举措是明智的。
因为,城市,尤其是中国当代城市的崛起,是考察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而可靠的窗口。
所以,在叶匡政笔下,城市与现代性几乎是二位一体的。
我也是在这样的连接点上来考察叶匡政的“城市书”以及它与中国现代汉诗的现代性关联的。
所以,在1996年11、12月合刊的《诗神》上发表的《北方诗,南方三人谈》里,叶匡政很有见地地说:
“我理想中的城市诗,应该展示诗人完全独特而厚重的生命体验,应该是对城市本质的逼近与表达。
它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类存在的奥秘,更应把这种理解提高到真理与启示的高度”。
据此,我们绝对不要把叶匡政的“城市诗”当作简单地写城市的诗。
它不仅是一种题材上的归属。
也就是说,城市只是叶匡政“城市诗”的外在身份;它自身的本质是现代性观注的诸种命题。
在现代汉诗发展史上,不乏现代性充足的诗歌。
那么,叶匡政诗歌现代性的独特贡献何在?
这才是他写作的意义,当然,也是我真正关心的课题。
叶匡政“城市诗”的第一个特性是,它不像上世纪上半叶郭沫若、徐迟等人那样一味地赞美城市的崛起。
如郭沫若的《笔立山头展望》就欢呼:
“大都会的脉搏呀!
/生底鼓动呀!
”。
他在高歌“真艺术与真科学携手进行”。
如徐迟的《都会之满月》是“明月与灯与钟兼有了”。
叶匡政“城市诗”的第二个特性是,它也不像波特莱尔、艾略特等西方现代派诗人那样一味诅咒城市文明带来的负面效应。
叶匡政的城市诉求,是要“通过自身强大的冲击力与深刻的洞察力,把我们引向熟悉的现实背后。
它将对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人类意识与处境进行真正革命性的探索与提示”(出处同上)。
因此,他把大量的符号化的城市物象、事象和心象引入诗中,使其能指和所指俱足。
叶匡政是蹲在城市内部的诗人。
他发现了《城市构成》,“在这里,天空对人群俯就/灵魂只剩下一口热气/我多么弱小,卑微、沉闷/擦着多余的手//在那大厦黑暗的深处/电视咬噬人的头颅/情侣们相拥时的孤独密封在各自心中”。
他看到它的分裂(《我听见火灾》)。
他感受到了它的隔绝,如他在《午夜警笛》里所言:
“我不知道生命隔绝/我不知道,轰响的大地/与这个肉体的联系”。
他心知肚明城市有产有势者如公司老板、市政秘书等与城市里的贫弱者如小职员、泥瓦匠、钢筋工、雇佣工人、门卫、失业者等之间的对峙。
与此同时,他也把握了城市人所共有的特点,那就是重压、虚无(《水泥屋中,想起李白》),被同一、简化(《他,一个雇佣工人》),屈辱、卑微(《黄昏一景》,石化、变异(《打工日记》)等。
我们进一步以他的《快乐的一天》为例证:
他快步走着,因为在闹市区
因为他没被解雇
也没有离婚,还没有一个借口
让他放慢速度
称它为生活吧,我说的
你一定清楚!
没有高处
没有低处,一切都握在手中
他认出一个从前的朋友
他还是没有回头
这种快乐的人,实质上,正位居生活的流畅处,就像机器一样不停运转。
可悲的是,他认识不到比眼前稍微远一点的地方,看不到生活的方向和出口之所在,他似乎拥有一切,其实什么也掌握不了。
这是多么可怕的快乐,同时,可以想见,快乐一时的他,将悲哀一辈子。
正如叶匡政所言:
“真正孤独的漫游是城市中的漫游,日常工作的单纯节奏、金钱的抽象和力量、笔直而突兀的建筑轮廓、快餐式的娱乐和消费,早已堙没了曾经与远山、炊烟、和畜群产生和谐共振的心灵。
城市追求如同为了实现一盘没有心灵只有才智的棋局。
每个人都希望住到棋盘中心。
辉煌与拥挤、向上和向四周的疯狂扩张早已成为真实的城市内在节奏”。
这也是西方现代派诗人城市诗歌里不具备的价值向度。
叶匡政写出了城市的所有人,不管是穷人或富人、惬意者或失意者,都活在城市巨大的吞噬中;如余华所言,活着的全部意义仅在于活着。
当然,叶匡政也不是主张“前现代性”,不主张回返传统生活方式及乡村田园文化。
他深知:
“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64页)。
所有这些恰好体现了叶匡政“城市诗”的审美现代性。
因为,一方面它们批判现代科技、工业、商业文明对人性的压抑与摧残,一方面它们始终又离不开现代立场,始终围绕现代这两个字来展开思考,所以,它们批判现代,也是从现代性内部来反现代性,而不是要回归前现代性与传统。
“美学现代性应该被理解成一个包含三重辨证对立的危机概念——对立于传统;对立于资产阶级文明(及其理性、功利、进步思想)的现代性;对立于它自身”(马泰·卡林内库的《现代性五副面孔》第360页)。
也许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梁小斌在叶匡政的诗集《城市书》的“序”《城市贫困化精神生活的骄儿》里就下了这样的断语:
“我不认为《城市书》里有关城市精神失落的主题,只能作为单纯的诗人痛苦状态来解释。
就像一篇爱情诀别书,如果写得很长,恰恰证明诗人还爱着她。
再幸福的生活表达不好也是痛苦,再痛苦的精神历程如果能再鉴赏学意义上得以承认,那也是诗人无尚的幸福”。
进入消费时代以来,城市文学在数量上正在超过乡土文学;并且,随着乡村城镇化、城镇工业化、工业市场化、市场信息化的进一步强化,这种趋势会越来越强劲。
也就是说,城市诉求的呼声愈来愈高。
显然,现在我们缺少的不是对城市的观注,而是缺少对它的深入挖掘。
而上文所述,这正是使得中国当代文学进一步拥有足够现代性的重要指标。
但是,在现今诗坛上,没有哪一位诗人像叶匡政那样真正专心致志地写“城市诗”,并将其结集出版为《城市书》。
如梁小斌《城市贫困化精神生活的骄儿》里所说:
“几乎所有的中国诗人都是住在城市里的,但是以城市为诗书,有意而发、自觉成‘书’者,我认为就属匡政了”。
这种选材上的革命性是显而易见的。
如上所述,叶匡政面对城市,表面上他是持批判态度的,骨子里他依然爱着它。
如果说,从上面的表述中,我们知道了叶匡政是间接触及幸福的;那么在接下来的表述里,我们将会看到叶匡政直接从正面表达这种难能可贵的幸福。
如《城市书》扉页上题写的“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外祖母”。
诗人追忆传统文化里的勤劳、坚韧、善良、质朴、慈爱。
因为这些才是我们人类最终能在城市里生存下去的安身立命之本。
他的《葡萄藤》、《益民街的槐树花》、《银河菜场》、《米饭谣》等都属于这类优秀诗作。
我尤其欣赏《葡萄藤》:
我三岁的女儿
她喊我哥哥,她喊我姐姐
她喊我宝贝
我都答应了
因为我渴望有更多的亲人
傍晚,坐在后院
我们一起仰起头
我们一起喊:
“爸爸,爸爸……”
我们喊的是邻居屋檐下
那片碧绿的葡萄藤
我们多么欣喜
我们紧紧地抱在一起
因为我们都喊对了
它是我们共同的父亲
诗中表现出的寻父意向,警示人们在发展城市现代文明时不要以牺牲传统文明和人性温暖为代价;要关注《生活》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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