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大上海繁华背后的隐忧.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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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上海繁华背后的隐忧

2、“大上海”：

繁华背后的隐忧

 没想到，十年后，现实被我不幸言中。

现在的温州已经鸟枪换大炮，从“流氓”变成了“绅士”，从假冒伪劣的泥潭中走了出来。

它制造的产品把“日本鬼子”及许多洋品牌都挡回去了，如打火机、皮鞋，连我都不穿“老人头”，而改穿温州的皮鞋了。

但是，我们的潮汕却还在痛苦中挣扎，终日探讨的是如何确立诚信的问题。

这其中，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去深入思考。

为什么天时、地利相同，最终，却一个结出丰硕之果，一个结出苦瓜？

当然，我们绝不否认从潮汕出来的许多老板在整个中国纵横天下、叱咤风云，做得非常成功。

我们的困惑在于，为什么在潮汕本土没有产生像正泰、德力西、红蜻蜓这样的品牌？

这个问题值得我们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认真地探索。

从这点来说，我基本是“大上海”的“歌德派”。

 今年我去了十几次上海，但是去多了以后，回过头来，再结合广东进行比较，我才发现，我的观点开始改变了。

为什么呢？

1992年我与黄菊书记长谈的时候，他关于“大上海”的定位给我的震撼很大。

他说上海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终于明白过来了，上海要做长江的龙头，要做中国经济的重要马达，要向世界级城市跨越。

因此，要把上海“二、三、一”的产业结构调整为“三、二、一”的结构。

所谓的“一、二、三”，就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及第三次产业。

在计划经济时期，上海是国家的工业中心，第二产业独领风骚，要将它调整过来，优先发展第三产业，其次才是第二产业。

而所谓“第三产业”，就是五个“流”，即金融流、信息流、科技流、物流、人才流。

在当时，这个手笔非常大。

在这个政策背景下，上海“咬定青山不放松”，按照国际级都市标准进行规划、打造，基本上上海每年都是一千亿元以上的投入。

10年之后，在2001年的APEC会议上，“大上海”终于呈现在了全世界的聚光灯之下，为中国赢得了面子。

最近，我接触了国内外的很多客商，他们反馈给我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在西方，人们只知道中国的两个半城市：

香港、北京，还有半个上海，他们不知道广州，也不知道深圳。

这就涉及到城市的营销问题。

一个城市要想招商引资，要想具有魅力，其前提就是要为人所知。

但是我们的广州，国外很多人都不知道它在哪里，这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

 上海经过10年苦心孤诣的发展，的确实现了一个很大的跨越，基本实现了以现代服务业为中心的城市转型，重新树立了它在“长三角”的霸主地位。

江苏和浙江这些小兄弟一度曾看不起上海，现在也天下群星朝北斗，与上海这个老大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

在此背景下，上海开始从独霸华东的角度来进行规划，如半小时生活圈、1小时经济圈（从上海的人民广场到上海的周边城市），基本涵盖江苏、浙江和安徽。

形势比人强，“长三角”内部的多边接触、联系愈加紧密，除了每两年一次的15城市市长峰会之外，上海、江苏与浙江三地在旅游、人才资源共享及农产品标准互认、城际交通方面已达成了一系列协议。

另外，“长三角”区域创新体系建设联席会议、信息合作联席会议、经贸委主任联席会议等多边协调机制也相继建立。

从理论上说，台州、温州并不属于“长三角”，它们却也拼命地往里挤，最后，终于进去了。

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大家都非常认可、看好“长三角”这个平台，都想与上海这个老大攀亲。

 但就是在这种大好形势下，上海的经济出现了三个有趣的现象。

 其一，上海的房地产暴涨。

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上海的地价及房价大幅度上升。

其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插曲。

几个月前，在上海举行的一个世界性的论坛上，上海市某领导脱稿讲的一句话引起了轩然大波。

他说自己可以负责地告诉各位投资者，他们在上海投资房地产，肯定有高回报。

此话一出，我们就断定这位领导同志肯定会惹上麻烦，因为这跟我们对市场的判断完全不一样。

果然，这句话被新闻界和房地产商抓住了爆炒。

结果，以温州人为代表的千千万万“蝗虫”，拥进上海，爆炒上海，上海的房价便“哗哗”地往上走。

今天我看到一份报纸，该领导同志在前天的一个论坛上更正了自己的话，说针对现在的上海房地产市场，政府将会出台一系列控制措施。

 其二，目前上海的商务成本大幅度攀升。

与此相关，很多“城市病”都出现了，如交通堵塞、地价上升等，“软件”方面则更可怕。

原来我曾经说过，在中国，广东的官员是拿多少钱做多少事，上海的官员是不拿钱也做事，北京的官员是光拿钱不做事。

但现在变了，我认识的很多在上海的老板，一年前还在赞赏上海官员的廉洁和高效，现在却怒气冲冲、牢骚满腹：

现在上海人不仅不办事，而且没规矩，以前只要是项目定下来以后，一般都可以顺利推进，而现在，大的原则定下来后，后面还有很多关节需要打通，连办事员都会利用手中的小权力向你索要三套、五套的炒楼指标，简直是雁过拔毛。

再说招投标，全是假的，全是内外勾结好的，最后的结果，就是根本投不上标。

我问原因是什么，他们说，上海的房地产不是完全按价格运作的，即不是价高者得，中标与否，除了依据价格、策划方案等因素外，还要依据一项谁也说不清楚的企业实力评估，最后综合打分得出结果。

我认识的很多房地产老板在上海待了一年，居然一无所获！

他们说，在广东，10个亿的地皮拿一千万就可搞定了，上海却是一开口就先要一个亿，而且还要打到美国的银行账户。

上海这个地方非常不得了，它是同“欧美”连接到一起的，也许整个交易是在美国的曼哈顿完成的。

 廉洁和高效在很大程度上不是道德问题而是机制问题，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作为过去吸引外商投资重要原因的严谨、认真、廉洁和高效，仅短短几年，就弊端丛生了呢？

10年前，有社会学者搞过一个调查，他们用随机抽样的方法询问市民“最令人厌恶的行业和个人”，结果是公检法高居榜首，那时的民谣说“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而在“最令人尊敬的行业和个人”中，教书匠名列首位，那时的民谣说“教授教授，越教越瘦”。

我当时开玩笑说教书匠们没有腐败的条件，自然不会被人厌恶。

但现在的大学教授也今非昔比了，成了腐败分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上海的情况就是这样。

 过去上海嘲笑广东，说广东像一个大集市，乱糟糟的，广东人很土、很野、不规范。

这些话最初是对的，但经过二十多年市场经济冲击和洗礼的广东更像一所大学，基本上是无为而治的管理，大学里偷情、拍拖，甚至晚上爬窗户的事情都有，乱是乱，但他们已经年满十八岁，是成年人了，学校相信他们能够控制自己、管理自己。

这种乱，是一种市场经济的乱，是一种成熟的乱，是有规律的乱。

而上海在此之前的管理有序和不乱是幼儿园的有序和不乱，就像“小朋友排排坐，吃果果”一样，规矩是规矩，听话是听话，但毕竟年龄还小，层次还太低。

这种管理模式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初期是适用的，但是，一旦上海肩负着全中国、全世界的使命，全中国和全世界的财团都往上海涌的时候，如果我们的上层建筑、我们的管理方式还继续延续强势政府、弱势市场的那套办法的话，最后会出现很严重的问题。

这种管理方式，就像一个身高一米五、穿得漂漂亮亮的孩子，突然间长到了一米八，却还穿着过去的衣服，屁股露出来了，10个脚趾头也露出来了，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捉襟见肘、顾此失彼。

 这给我们一个什么启示呢？

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市场经济进程，是千年未遇之变局，肯定要有个痛苦的折腾过程，这个代价是必须付出的，是躲不掉的。

经过二十几年的折腾，“珠三角”终于走到了一个比较理性、比较正常的状态。

在这个过程之中，广东强势市场、弱势政府的格局绝对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我认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最可怕的就是强势政府、弱势市场。

今天，通过“长三角”与“珠三角”的比较，通过广州和上海的比较，我的一些观点开始转变了。

我认为广东的由乱到治、是小蛇变为大蛇的阵痛，是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换羽；而上海，却刚开始面临这个痛苦的问题。

 在此之前，上海具有绝对的自信，一直是以老大哥的方式，教育周边浙江、江苏的小兄弟们，而且江苏和浙江的小兄弟们也认这个大哥。

今年，上海才发现不对：

这些江浙人非常之狡猾，在台上跟上海握手叫大哥，说大哥是国际大都市，自己是乡巴佬；但在台下他们却把上海好吃的东西全偷走了。

1989年之后，上海就将自己定位为国际大都市，所以，其招商引资、迎来送往的基本上是国际化的跨国公司，像用筛子选土豆一样，大的土豆留下来，小的土豆就扔掉。

苏南人非常聪明，提出“大树底下好种碧螺春”的口号，你不要我要，纷纷把“嘴”伸到上海来，“金蛋”却下在苏南。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现在苏州、昆山的工业，已经不是小打小闹了。

去年，搞芯片的台积电，原以为非上海莫属，未曾想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居然让苏州抢走了。

未来的经济，特别是高科技，最讲究聚集效应，只要有一个大的上游企业进驻，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就会蜂拥而至，形成产业链。

正因如此，此事对上海的震动非常大。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

 江苏几乎天天在跟上海玩游击战、抢市场，江苏的效益、地价、服务等一系列的硬件、软件似乎比上海更有优势。

上海看出不对头，于是今年做了两件事：

其一，将国际货运业务从虹桥机场转移到了浦东机场，虽然此举据说能大大地缓解虹桥机场沉重的压力，但客观上，却给苏州的IT制造业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货运时间多了15小时，物流成本平均上升了20%。

江苏以此为由，一次申报了无锡、苏州、杭州等地的两三个机场。

江苏现在有很多钱！

人们就开始担心其机场的密度比广东还要高。

其二，“173计划”。

上海拿出原本和江苏连接在一起的173公里土地，包括松江、嘉定、青浦，实行完全不同于园区外的各项优惠政策，与周边的苏、锡、常比拼地价，争夺资源，对着干。

 在这些明争暗斗的背后，折射出的其实是上海人的理性反思——上海不能空心化。

在他们看来，香港市场之所以低迷多年，除了1997年的金融危机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太过于猛烈地向祖国大陆，尤其是“珠三角”地区转移自己的传统制造业，从而导致大量的人群失业，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当然，上海之所以要与周边的小兄弟们没有风度地争食，除了要缓解上海巨大的就业压力之外（对进入上海就业设置高门槛也是这个原因），还有一层考虑就是希望通过补第二产业（工业化）这堂课来夯实自己的竞争基础，抵御未来不可预测的市场风险。

 对于“长三角”的这些冲突，我不便决断谁是谁非。

在这里，我只想说明一个问题：

上海包括“长三角”的整个经济形态和经济平台，的确比广东高得多。

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如果说广州已经到了大学阶段，那么，上海则刚刚进入小学阶段。

这是我们企业家要深刻理解的问题。

 在这个背景下，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许多到上海发展的企业家朋友跟我诉苦，说上海人很难用，他们已经开始向欧美看齐了，从来不加班；不要钱，要休闲；朝九晚五，准时上班，准时下班；多的事情不干，海派得很；每天西装革履；中途休息两次，每人一杯咖啡，十分讲究情调。

我的分析是，在上海这个地方，最好是广东人或者浙江人当老板，上海人做白领，这种组合是最好的。

广东人、浙江人天生就是当老板的料，抓大放小，属于经济动物，不太拘泥于细节；上海人，抓小放大，注意细节，不太在意大的东西。

我发现很多广东特别是深圳的老板，一边创业，一边担心自己周围的人篡权。

因为在广东，每一个打工仔都在做一个伟大而辉煌的梦：

什么时候自己能成为李嘉诚。

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广东的经济既有活力，也处处潜伏着危机。

 而上海人则恰恰相反，我就做个白领，没有什么野心；我很海派，日子过得舒服就行了。

大家都知道，上海男人和女人的分工十分清楚，上海男人在家里就是做饭、洗衣、伺候老婆。

正因如此，浙江人和广东人做老板，上海人做白领，才是梦幻组合。

一旦颠倒过来，就麻烦了。

很多广东人告诉过我，在上海老板手下做事很痛苦，犹如一个大男人被一个小媳妇管理一样，上海老板最重视的就是细节。

如果面试时，你的学历、从业经验甚至相貌、外表都完全符合老板的要求，但当你正准备离开时，上海老板豁然发现你漂亮的领带上有一滴酱油污迹，那你一定会前功尽弃。

上海很多大公司，都是天字第一号的。

直到今天，上海的主要资源，还都掌控在政府下面的一些大型国有企业手里，这些国企老板跟我讲过一句非常精彩的话：

“王老师，我们是组织部管的、正式下文的干部，属于正厅级。

”我听了觉得很奇怪，怎么市场经济下还有这种思维方式？

可见，重官贱商的思想依然根深蒂固。

但凡是这种巨型的国企，收纳的或是海归，或是同济、复旦的高才生，似乎这些非常优秀的人都愿意去这种企业。

我问过一些人其原因是什么，他们说在这样的企业里工作待遇高、工作闲、有保障。

原来他们全是“圈养动物”。

 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不管我们的企业怎么折腾，属于什么所有制，我们每个人的生存方式，都无非是三种形态，我用三种动物来比喻：

 第一种动物叫做“圈养动物”。

就像猪一样，喂得好，就膘肥体壮；喂得不好，就瘦骨嶙峋，决定权在主人手里，即国有经济、计划经济。

 第二种动物叫做“放养动物”。

像《赢周刊》，就属于这一类。

在体制上，它属于国家，是党报延伸出来的一个媒体；但实际上，国家只给名号不给粮饷。

为了生存，他们只能出来“打野食”，只能按市场化的方式运作，也就是两手都要硬。

如此一来，这个“放养动物”不仅自己活得很滋润，而且给“家长”——《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争了光。

 第三种动物，是我最欣赏的，叫做“野生动物”。

珠江三角洲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是“野生动物”。

但凡是“圈养动物”、“放养动物”，最后都得变成“野生动物”，否则必死无疑。

顺德的万家乐，过去是“放养动物”，死气沉沉，改制变成“野生动物”之后，活力一下子就出来了。

整个广东特别是“珠三角”，是“放养动物”、“野生动物”满世界跑的区域。

这种生存模式，使企业愈战愈勇。

它们的生死由天，吃得饱，成为亿万富翁，成为李嘉诚，别人管不着；吃不饱，饿死了，只能怪自己没本事。

一个企业是这样，它所形成的企业文化也是这样。

所以，这些企业的职工，个个龙精虎猛。

我在广东待的时间长，看惯了“野生动物”也就浑然不觉，到上海后才发现原来还有这么多的“圈养动物”！

 在上海，我曾与几个博士讲到一个寓言故事：

有个青蛙，被人放在一盆凉水里煮，水烧到30度，它说“好舒服”；40度，它说“像桑拿一样”；50度，它说“有点烫”；60度、70度……最后，青蛙死了，这就叫做“温水效应”。

在广东，水一泼过来就是60度，青蛙一下子就蹦起来了，它越蹦越厉害，才有可能逃生。

我问他们为什么不走出去，他们的回答是，在这样实力雄厚的国有企业里，一是体面，二是有保障。

在这个背景下，企业的运营状况就很可怕了。

这也是我对上海经济最深层次的隐忧。

 上海的一个掌握两百多个亿、思想还比较新锐的董事长，给我讲过一个笑话：

有一天，他们正在开会，集团党委书记走进来郑重地对他说，某某同志占用你几分钟时间。

当时大家都停下来，静静地聆听是否有什么重大消息发布，书记将这位老总叫到旁边后，对他说：

“经党委正式讨论决定，他的手机费每个月可以报销800元。

”这不是笑话，而是活生生的事实，是发生在一个掌握着两百多亿资产的国企老板身上活生生的事实。

所以，我们才说上海的隐忧、危机，现在才刚刚开始冒出来。

经济的发展自有其内在的发展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广东在25年的改革开放中所遭遇的种种危机和冲突，上海也一定会一一经历，这是躲不开、逃不掉的。

目前上海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要迅速地改变强势政府、弱势民间的格局。

上海人的学历都不低，智商也很高，但却没有经历过从“放养”、“圈养”到“野生”的过程。

这个过程，是必须要经历的。

 其三，随着粤港一体化的迅速推进，尤其是《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的推出，上海已经感到危机了。

去年我去上海的时候，许多上海人跟我讲，上海取代香港成为亚太地区的金融中心，指日可待。

但就我对“珠三角”和香港多年的认识来说，我很清楚香港上百年的市场经济历程（而且没有因为政权的更替而中断）所形成的稳定和厚重，绝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被他人所动摇。

专家们预言，即使是最乐观地看待上海的人均GDP，它也要到2010年才会突破1万美金，而香港在2001年就已经达到24万美金了。

难道真像一句俗语所说的那样，“上帝要他灭亡，必先让他疯狂”吗？

 一个地方的优越感太强，很可怕。

但幸好上海的领导人头脑还比较清醒。

就在今年10月，上海的韩正市长与三位副市长，带领一个高级别的代表团访问了香港，韩正市长颇为感慨地说，香港像一个25岁的壮小伙子，而上海只是一个正在发育的15岁少年，所以，我们应该好好地向香港学习。

这句话的背景和潜台词是什么呢？

就是现在上海人终于明白，上海要想取代香港成为亚太地区的金融中心，二三十年之内是绝不可能的。

这不像建设一个城市，只要上千亿、上万亿元的资金投进去进行旧城改造，一下子就可以“旧貌换新颜”了。

一个城市的硬件形态只要有钱可以很快地改变，但软件的改变就不那么简单了。

作为金融中心，香港有一套非常成熟的法律体系；有自己同世界金融系统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几十万忠于职守、业务娴熟的金融和财务人才；有非常浓郁的金融氛围。

哪怕是在喝早茶的时候，你都可以看到、听到例如国际基金、恒生指数这些很国际化的东西。

所有这些就构成了一个城市的魅力、一个城市的文化、一个城市的魂，它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造就的。

上海现在终于明白这个道理了，它开始反思，但愿上海能真正地大彻大悟。

 以上是关于上海的问题。

最近因为项目的关系，我到了江浙，江苏人说上海向来就不是江苏人的上海，而是浙江人的上海，因为现在上海的主要领导人全是浙江人！

但在我看来，占便宜最大的其实是江苏，特别是苏南，而不是浙江。

 我刚从苏州回来。

据当地的领导说，今年苏州的GDP可能会超过广州，全国排名第三。

不知道这个数据是否准确，如果是真的，那就太不可思议了，因为2002年苏州的GDP是2080亿元，而广州的是3001亿元，相差921亿元。

但苏南的工业化的确不得了！

打上海牌、唱苏南戏，使苏南的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也使“长三角”形成了独特的“前院后厂”关系——上海成了全中国、全世界进入“长三角”的“客厅”，欧美人、日本人、韩国人及东南亚人，到上海的“客厅”转一圈、停一停，最后却全都跑到了苏南的“卧房”睡觉去了。

在上海，号称有40万台湾老板，其实90%是在苏州。

 苏南占了这么大的便宜，浙江不会善罢甘休的！

于是，浙江就有了两个大的动作。

第一，就是修建杭州湾大桥。

浙江的积极性比上海更高，一旦杭州湾大桥建成，整个浙江，基本上就会形成双轴城市——杭州与宁波的格局。

宁波到上海，只要一个半小时的路程，比现在减少了三个小时的路程。

如此一来，浙江就能充分利用上海作为世界级城市所吸引来的目光，获得人流、物流、财流，旺丁又旺财。

第二，浙江正在准备打造一个洋山港（属于舟山群岛的一个岛），使之成为亚太地区最大的物流中心，政府打算投资几千亿元，修一条连接大陆的高速公路。

这些举措都是大手笔的运作。

 上海现在已经开始担心了，2002年上海的人均GDP为4500美金，广州则已经达到了5000美金。

上海为了当中国经济的龙头老大，想在2010年争取人均GDP突破1万美金。

5000到1万之间的跨越是一个国家和一个社会充满风险的一个阶段，就像一个小伙子从17岁到20岁，其生理与心理都将发生重大的转变，这种青春期的骚动，充满了活力，却也桀骜不驯，这个问题确实值得上海人民深思。

 总而言之，我并不是要否定上海。

相反，我相信，在未来的中国，上海肯定会大放光彩，它注定要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它一定要过许多坎，像唐僧取经一样，要历经九九八十一难，要做很多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