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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巨匠巴金
文学巨匠巴金(1904—2005)
巴金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僚地主家庭,父亲李道河曾任四川省广元县知县。
巴金的第一个先生——母亲
巴金把他的母亲陈淑芬称为他的第一位先生,他自称从母亲那里学会爱:
“她很完满地体现了一个爱字。
她使我知道人间的温暖,她使我知道了爱与被爱的幸福,她常常用温和的口气对我解释种种的事情,她教我爱一切人,不管他们贫与富。
她叫我去帮助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助的人。
”“因为受到了爱,认识了爱,才知道把爱拿来分给别人,才想对自己以外的人做一点事情。
把我和这社会联系起来的也正是这个爱字,这是我的全性格的根柢。
”
巴金的第二个先生——轿夫老周
巴金家的下人中,有一个年老瘦弱的轿夫老周尤其引起巴金的注意和喜欢。
老周有悲痛的身世:
老婆跟人跑了,独儿子又当兵死在战场上。
虽然孤苦伶仃,但老周却象一个哲学家抱着一种坚定的人生信仰,经常说一些闪烁着智慧和含有哲理的话。
他告诫似地对少年巴金说:
“要好好地做人,对人要真实,不管别人待你怎样,自己总不要走错脚步。
自己不要骗人,不要亏待人,不要占别人的便宜。
”一个遭到过如许的不幸、处在这样困苦境地的人,竟然还有这样坚强的信念,这是要多么大的精神力量啊!
而这些近乎原始的正直的信仰,也深深地铭刻进了巴金的思想深处。
因为这个缘故,巴金把老周看作他的人生的第二个先生。
1914年巴金的母亲病逝,1917年父亲又病故,这两件事是巴金人生道路上的激变。
巴金说,父亲的死“使这个富裕的大家庭变成了一个专制的大王国。
在和平的、友爱的表面下我看见了仇恨的倾轧和斗争;同时在我的渴望自由发展的青年的精神上,‘压迫’象沉重的石块重重地压着”。
这些压迫主要来自陈旧的封建家庭观念以及长辈的威权。
在这虚伪的礼教的囚牢中,巴金看到了自己的兄弟姐妹在挣扎、受苦以至死亡。
于是,他心中燃起了“憎恨”的火苗。
“接着‘爱’来的就是这个‘恨’字。
”
五四运动爆发,唤醒了巴金。
各种广泛传播的“主义”与思潮,在巴金眼前展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而最先打开少年巴金心扉的是无政府主义。
1923年,巴金从家中出走,离开闭塞的四川去到上海、南京求学。
1927年1月,为了进一步对无政府主义进行“深的研究”,巴金赴法国留学。
巴金,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又一位杰出的作家。
这位作家及其作品在客观上是属于属于青年的。
v1、巴金简介1904年11月25日生于四川成都一个世代为官的封建大家庭。
2005年10月离世。
原名李尧棠,字芾甘。
名字的意思取自《诗经》中的《召南·甘棠》篇。
诗云:
“蔽芾甘,勿剪勿伐,召伯所支”。
“芾甘”,比喻小树
v2、创作概况1929年,随着《灭亡》在《小说月报》上的连载,巴金这个名字就引起了文坛的注意。
也正是从这年开始,巴金正式以小说家的身份登上文坛,开始了他漫长的创作生涯。
v从他发表第一部小说起,在20年的时间中,巴金以每年一部长篇或中篇小说的速度,加上大量的短篇小说与散文,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学宝库,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又一颗灿烂的小说明星。
到1949年止,巴金一共创作了20几部中、长篇小说,100多篇短篇小说,几十篇散文,还翻译了法国、俄国一些文学大师的作品,计20多部(篇)。
二、巴金笔名的由来
巴金这个名字,是巴金1929年发表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时使用的笔名。
这一笔名是怎样来的呢?
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巴金这一笔名取自巴金当时所尊敬与崇拜的俄国两位“无政府主义”(anarchism)的社会活动家和理论家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名字的“首”、“尾”。
另一种说法,是巴金自己的解释。
1963年和1978年,巴金曾两次谈到自己的笔名,他说,他的笔名的由来是十分偶然的。
巴金说,1929年,他在法国的沙城写作《灭亡》,曾经与一位中国同学巴恩波朝夕相处,同学之谊颇深。
第二年,这位同学投水自杀了,这件事使巴金很难过,为了纪念巴恩波,于是,在小说写好取笔名时,巴金就用巴恩波的姓“巴”,作了自己笔名的第一个字。
“金”字,则是另一个同学从巴金正在翻译的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的最后一个字信手拈来的。
两种说法都有根据,但含义却不一样。
第一种说法的含义很清楚,它鲜明、直观地显示了青年巴金当时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
第二种说法的含义确实杂乱的,既包含了对同学的悼念,又包含了巴金对无政府主义理论的认可。
哪一种说法更符合实际呢?
更重要的是,哪一种说法更能有效地说明“巴金”这一笔名的本义呢?
我认为,第一种说法更符合实际,也更能有效地解释巴金当时的思想倾向与理想追求。
其证据有三点:
①从20世纪20年代巴金所从事的工作看,当时,他正以极大的热情,在倾心地翻译、介绍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和理论著作。
从1925年——1929年,在这五年间,巴金就翻译出版了克鲁泡特金的五部重要著作:
《面包与自由》、《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我的自转》、《普鲁东的人生哲学》、《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
发表了20多篇介绍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的文章。
在巴金的意识中,巴枯宁与克鲁泡特金已成了他生活的路标和人生的偶像,因此,那像符码一样编入到巴金心灵的两个人的名字,总左右他的各种意识活动,当他为自己取笔名的时候,选中这两个人,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②巴金曾经多次重申:
我是一个有信仰的人,这个信仰就是无政府主义。
巴金开始从事文化活动的时候,首先让他激动的就是无政府主义者的著作,特别是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面包与自由》。
1927年巴金赴法国学习,其中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系统地研究无政府主义。
③巴金第一次署名“巴金”这一笔名的小说《灭亡》,不仅其内容洋溢着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和情绪,而且,其故事,也是写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灭亡”。
v综上所说,“巴金”这一笔名,是当时巴金思想倾向与人生理想的一种客观的反映,他并不是随便给自己取的一个代号。
v那么,巴金又为什么在1963年和1978年两次含蓄地否认自己的笔名来自自己当时的信仰呢?
这与巴金所处的社会环境、政治气候分不开。
因为,当时“左”的思潮泛滥,正在接受思想“改造”的巴金,当然不会,也不敢承认自己的历史。
这是可以理解的。
第二节巴金的思想构成
v1949年以前,即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巴金的思想主要由两部分构成:
一部分是他的信仰;一部分是他的社会理想。
他的信仰主要就是“安那其主义”即无政府主义;他的社会理想则是民主主义,这种民主主义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就是“爱和恨”。
v具体说来,“安那其主义”是巴金人生的支柱。
巴金在《答诬我者书》中曾说:
“安那其主义是我的生活,是我的全部。
如果我在自己的生活中还有内心的平静,我把它归功于我敬爱的安那其主义……自从民国八年(1919年)我就成为安那其主义者”了。
并且以决断的语气表示:
“过去不可能,现在不可能,将来直至我死也不可能有一瞬间不是一个安那其主义者”。
v如果说,安那其主义是巴金人生支柱的话,那么,“爱与恨”的民主主义社会理想则是巴金的人生目标。
“爱”,在巴金的思想中,外延是宽泛的,内涵也是抽象的,那就是“对人类的爱”;而“恨”,在巴金的思想中,内涵与外延都比较明确和具体:
“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碍社会的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人为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
v这种较鲜明的“恨”的指向和较为宽泛的“爱”的内容,与当时中国革命的重要目标,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思想目标——反帝反封建是一致的。
因此,巴金这种由“爱与恨”所表现出来的社会理想,也可以说就是巴金的政治理想之一,是他的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的具体内容。
v巴金的小说创作与他的思想有密切的关系。
要较为透彻地理解巴金的小说,就必须结合他当时的思想,否则很多问题和内容是不好解释的。
可以说,巴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整个创作,都直接受到了他的信仰——无政府主义和他的社会理想及其具体内容“爱和恨”的影响。
这两种思想就像两条堤坝,制约着巴金小说创作的价值取向和思想内容。
v正是在“爱与恨”的社会理想的指引下,巴金形成了自己创作的明确指向:
“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控诉’”。
几十年来,巴金从来也没有停止过讨伐这个制度,他把自己深沉的恨和卓越的智慧凝聚成战斗的檄文,无情地撕开了这个垂死制度的各种假面,把那种在阴郁、秩序面纱掩盖下的血淋淋的罪恶昭示在人们面前。
v与此同时,他把自己的“爱”,倾注给了一切不幸的人们,为他们哭诉,为他们伸冤,将正义的火种撒向每一个黑暗的角落,在一片苍茫的白色恐怖下,让青春的激流冲开旧时代的闸门,本向那虽然朦胧,却充满了欢愉色彩的未来。
同时,在“安那其主义”的支配下,巴金一方面热情地歌颂那些反抗的英雄,包括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一方面将自己创作的焦点对准社会的重大问题,关注青年的命运、祖国的命运,乃至人类的命运,从而形成了巴金创作的积极主题:
反帝反封建,歌颂叛逆的勇士。
v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自身思想的变化,巴金的民主主义思想和安那其主义的信仰对他创作的影响也是变化、发展的。
这种发展变化的基本趋向是:
民主主义思想意识在巴金创作中的积极作用更明显,而安那其主义的影响,则随着时代的发展,呈现出逐渐减弱的趋势。
第三节巴金的思想与小说创作的关系
一、巴金前期的小说创作与其思想的关系
v巴金在革命民主主义时期的创作有两次高峰,一次是20世纪30年代,一次是40年代。
这两次高峰,自然地将巴金这一阶段的创作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v从前期的作品看,思想是激进的,艺术是优美的,视野是开阔的。
他几乎是以自己整个身心面对客观世界,将人生、社会、历史一起摄入自己的艺术镜头,创作出了中长篇小说《灭亡》、《新生》、《死去的太阳》、《海的梦》、《砂丁》、《春天里的秋天》、《雪》、《爱情的三部曲》、《家》及短篇小说集《复仇集》、《沉默集》(一、二)、《电椅》、《抹布》、《将军》、《神·鬼·人》《发的故事》等。
v在这些小说中,革命者的人格,知识分子的心态,小人物的遭遇,工人阶级的苦难与反抗,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封建大家庭的罪恶……丰富多彩。
v巴金既将艺术的视线对准现实,写现实生活,如《灭亡》、《新生》、《爱情的三部曲》,也将深沉的眼光扫向历史;既回溯中国历史上的林林总总,也以极大的热情反映外国历史人物,如马拉、丹东等的遭遇;既写出了充满着激情的热血青年的人生历程,又尖锐地揭示了不合理制度的罪恶;既以写实的笔调揭示了现实与历史的真实,又以浪漫抒情的笔调,描绘出一串美丽的童话(如《海的梦》)。
这些多姿多彩的小说,各以不同的题材、思想以及艺术风貌,将巴金前期的创作辉映得灿烂闪光。
v在这些不同形态(长中篇、短篇)、不同风格的小说中,贯穿的主导思想仍是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
巴金始终将批判的矛头对准:
“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碍社会的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人为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而将自己的爱和同情,无保留地奉献给热血青年和不幸的人们。
一方面形象地揭露了帝国主义的暴行,另一方面也赞颂了人民反压迫的精神。
v同时,在这些富于革命民主主义精神的小说中,我们也可感受到“安那其主义”的影响。
姑且不说《灭亡》本身就是写“一个安那其主义者的灭亡”,即使是这一时期最优秀的小说,如《爱情的三部曲》和《家》,其中也分明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
《爱情的三部曲》中,那些以热血洒向大地,为劳苦人复仇的青年男女,如敏等,其行为,无一不是在实践安那其主义的那种以暗杀解决社会矛盾、医治民间疾苦的理想与信念。
《家》中觉慧、觉民的行为与思想,也到处可见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
v安那其主义对巴金的这些小说的作用何在呢?
v首先,从积极方面看,尽管安那其主义作为一种非科学的社会思潮,对于中国民主主义革命起了一定的破坏作用,然而,在小说家巴金这里,这种非科学的思潮所包含的那种“激情”,却成了巴金努力创作的动力。
v巴金从创作第一篇小说《灭亡》起,就宣称:
“我是一个有信仰的人”,(《灭亡》序)正是这种信仰使巴金把爱倾注于他作品中的各种小人物和“革命者”身上,正是这种信仰,使巴金几乎本能地对那些摧残爱的势力不惜以最尖锐的笔调给予批判与揭露。
v其次,从消极方面看,巴金批判旧制度入木三分,深刻而尖锐,而当歌颂青春、光明时,就不免带着盲目性,甚至错误地将安那其主义者的行为、思想作为新时代的希望来歌颂,把安那其主义作为解救劳苦大众良药来虔诚地推销、赞美,这就使巴金一些小说中所塑造的“安那其主义的英雄”有时不免显得畸形而滑稽,而这些形象畸形、滑稽的根源,就在于武装这些形象的思想——安那其主义本身就是畸形、幼稚、滑稽的。
v尽管安那其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巴金小说的成就,而巴金前期的小说,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作。
二、巴金的思想与后期创作
v巴金后期创作(从抗战开始——1949年)的小说主要有:
长篇小说《春》、《秋》、《火》三部曲、《憩园》、《第四病室》、《寒夜》;短篇小说集有《发的故事》、《小人小事》。
这些小说以鲜明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优美、成熟的艺术风格,构成了巴金创作道路上的又一座高峰。
v与前期相比,这一时期的创作有了很大的变化。
这种变化主要不在艺术技巧上,而在整个风格情调与思想倾向上。
v从风格情调上看,前期风格的特点是“外热内冷,热中带冷”,这一时期则是“外冷内热,冷中带热”(具体分析其风格时再讲。
)
v从思想倾向上看,这一时期的创作尽管仍然承续了前期对旧制度批判的主题,承续了前期追求光明的基调,但此时的批判与追求已不是一种复杂的混合状态,安那其主义的影响,已基本蜕去,批判与追求这两个极端的“意向”呈现出清晰、通透的状况。
《春》,给人以“温暖和希望”;《秋》预言“并没有一个永久的秋天”;《火》则是一本“宣传的书”;《寒夜》则“不是悲观的书,它是一本希望的作品”。
v无论是直接描写中国社会现实的小说,还是宣传抗战的作品,书中所蕴含的思想以及构造的主题,都呈现出清晰、明了的状况,前期作品中所包容的那种浓厚的忧郁气氛,在这里被明朗的心境和时代赋予的乐观精神代替了。
小说的各个画面,虽然仍渗透着作者的激情,但,这种激情已不再流向一种悲戚与无可奈何的深渊,而是穿过悲戚,流向历史发展的必然归宿,流向“黑暗就要过去,黎明就要到来”的预言。
v即使是描写旧家庭衰落的小说,如《春》、《秋》、《憩园》和小人物不幸遭遇的作品,如《寒夜》等,在尖锐地鞭挞旧势力,为旧的时代唱起挽歌,对小人物的不幸遭遇表示深切同情的时候,小说中也处处可见新的时代和民族觉醒带给作者的那种由衷的兴奋和坚定的信心。
三、巴金的思想发展与创作的发展
v首先,前期虔诚地信奉安那其主义,由于事实的教训与人民革命斗争生活的洗礼,巴金不断地对这种信仰进行了清洗。
他曾在《点滴·生命》这篇文章中说:
“我的美丽的愿望都给现实生活摧毁干净了。
同时另一种思想慢慢地在我的脑子里生长起来,甚至违背了我的意志。
”这“另一种思想”,不仅包括前期的民主主义意识,以及这种意识的具体内容“爱与恨”,而且也包括着对自己昔日信仰的清算。
正是从这种清醒的自我解剖中,巴金一方面认识到了安那其主义的非科学性和不切合中国实际的弊端,另一方面更坚定地沿着现实主义的道路向前发展,从而使他前期小说的那种浪漫情绪以及由这种浪漫情绪生发的对于旧时代宣战的盲目性和失败后的沮丧、颓唐的气氛,被后期对于黑暗的冷静解剖代替了。
v在后期的小说中,巴金冷静地解剖了旧制度留下的种种恶瘤,如《憩园》中堕落的公子;《春》和《秋》中败落家庭中的种种丑态,真实地描写了那像“寒夜”一样排遣不开的黑暗,并通过生活的逻辑,显示了黑暗社会的必然灭亡。
虽然,巴金来不及,也不愿意为黑暗褪去后的新时代描摹一幅蓝图,但是,他却也决不像前期那样把人类的希望,寄托在“安那其主义”及其代表人物身上。
v巴金已经从幼稚中走过来了,因此,他能在深刻地揭示黑暗的不合理的同时,以形象的描绘在作品的一些“新人”形象(如《第四病室》中杨大夫)身上,昭示一种历史发展的规律:
光明终会战胜黑暗。
有光明的地方,光明长一寸,黑暗就退一层。
v其次,巴金前期思想上的矛盾,到了后期,也有了明显的改观。
这个矛盾就是“爱与憎的冲突,思想和行为的冲突,理智和感情的冲突,理想和现实的冲突。
”巴金在《灵魂的呼号》中曾说,这些矛盾,曾“织成了一个网,掩盖了我的全部生活,全部作品。
”这些矛盾,在前期的代表作《家》中就有明显的表现。
巴金曾说:
“《家》表现了我个人的矛盾”。
一方面,巴金在小说中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了他的控诉,另一方面,他又十分留恋那将逝去的一切;一方面,巴金对下层人们充满了同情(如对鸣凤),另一方面,他又为那些既同情下层人,又缺乏勇气的人辩护(如觉慧)。
同时,巴金在感情上热爱的对象(如觉新),在理智上又不免怠慢他;而巴金在理智上鞭挞的对象(如高老太爷),在感情上有时又不免流露出某种歉意。
v而到了后期,巴金虽然对包括堕落公子在内的人(如《憩园》中的主人公)也给予了同情,但是,无论是在感情上,还是在理智上,巴金已毫不可惜他们的灭亡。
对于旧世界,他也不再抱什么希望,而是敲响丧钟,痛快、干脆地将其送入历史的垃圾箱。
这种思想上矛盾改观的结果,使巴金小说的情调得到了统一,从而由这种统一所形成的对于旧时代的控诉和批判,就显得更为有力。
v最后,在风格上,如果说前期的小说,由于情感过份地受到信仰——安那其主义的催化,在整体风格上更多地表现为浪漫主义的气质与形态,那么,后期的创作,则由于理智的作用,使原来汹涌的情感之流,深深地沉入于作品的意蕴之中,小说的风格也由浓郁的浪漫主义转为严谨的写实主义,笔调更扎实了,描写也更为深刻了,前期那喧嚣于作品表面的激情虽然看不见了,而鲜明的人物和深邃的意境,却通过一幅幅客观的社会生活图画、历史图画呈现出来。
v巴金在《忆·断片的记录》中曾说,抗战以后,在创作中“我停止了发散热情,却把热情向内贮藏起来,愈积愈多,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与巴金思想意识上的清晰相反,后期小说中的人物塑造反而更为复杂。
如果说,前期小说中人物(如《家》)好人、坏人还泾渭分明的话,那么,在《寒夜》里的几个人物的属性就复杂多了,对这些人物的判断也要复杂得多。
v正如美国学者贝蒂所说:
“巴金一反过去那种为激起读者对人物的同情而纯粹堆砌感情的做法,他描绘出每一位主人公内心深处的波澜,主人公们均被做为有个性的人来处理。
他们的重要性不在于他们所信奉的理想,而在于他们所感觉到的或所想、所说的东西。
他们通过言行及思维达到了自己的艺术高度。
”仅仅从人物形象的塑造看,巴金后期的小说在艺术上是更成熟了。
第四节巴金小说概述
一、个性化的艺术基点
v当时的巴金生活在一个“廉耻丧尽,良心泯灭”的社会,他的大多数小说虽然描写了黑暗,但他透视生活的角度和艺术的基点却是理想的、美好的。
正是从这角度透视生活,巴金看到,虽然大地蔓延着苦难,但是,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奔腾着“那一股青春的激流”。
这也就使他的小说虽写的多是“悲剧”,却总弥漫着对人生美好向往的激情。
这一点与鲁迅、茅盾、老舍不同。
二、独特的形象系列
v巴金在自己的小说中写得最多、最有思想和艺术韵味的形象,是“青年形象”。
v这些青年形象可以分为三类:
v一类是被损害与被侮辱的形象,如《家》中鸣凤、钱梅芬、瑞珏;《寒夜》中的汪文宣。
v第二类是革命者、叛逆者、觉醒者的形象,如《灭亡》中的杜大心;《爱情的三部曲》中的李佩珠;《家》中的觉慧、觉民。
v第三类是新旧思想集于一身的人物形象,如《爱情的三部曲》中的周如水;《家》中的觉新。
这些丰富多彩的青年形象,构成了巴金小说中特色鲜明的人物形象系列,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人物的画廊。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还没有一个作家像巴金这样塑造了如此众多而又有特点青年形象,所以说,巴金是属于青年的。
三、塑造人物的执著角度和丰富多彩的技巧
v1、执著的角度
v巴金塑造自己的人物,尤其是青年人物,有一个执著的角度,这就是“爱情”的角度。
巴金曾经强调说:
“把一个典型人物的特征表现得最清楚的并不是他每日的工作,也不是他的讲话,而是他的私人生活,尤其是他的爱情事情”。
巴金正是从这一个角度塑造人物,挖掘人物的心理的。
v从爱情的角度塑造人物,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是不乏成功的佳作的。
然而,正如歌德所说,问题不在写什么题材,而在“使得大家承认压根儿想不到会在这个题材里发现了那么多的东西。
”巴金就在这个“陈旧”的题材里发现了当时青年的各种性格,并通过他们在爱情事件中的所作所为生动地揭示出他们思想与性格的特征、长处、弱点。
如,在《爱情的三部曲》的第一部《雾》中,巴金这样写周如水:
周如水是一个受过五四新思想熏陶出国留过学的青年。
对爱情,他有过追求,他爱过好几个美丽的姑娘,也被她们爱过,可每次都由于他自己的软弱,确切地说,由于缺乏反抗封建礼教的勇气,而使爱情夭折。
v在爱情问题上,他是一个极矛盾的人,在他为失恋而痛苦的时候,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幸福的人,因为他感到,自己虽然并不爱父母为自己找的那个乡下女人,但自己到底保持了自己的清名,没有接受其他女人的爱情,没有触犯礼教的法网,没有犯“重婚”罪,所以,良心上感到欣慰;同样,在得到新的女性的爱情的时候,他又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了。
当张若兰这个美丽、温柔而又受过高等教育的少女闯进他的生活时,他的感觉是奇怪的,“是欢喜,是惊疑,是悲哀,是畏惧,是陶醉……他缺乏分析,分辨不出来。
”
从感情上讲,周如水是爱张若兰的,然而,积习难返,封建的礼教和道德观念使他不敢去追求自己应当追求的东西,在爱情的花丛中,他甚至没有勇气去采摘那朵向着他微笑、示意的玫瑰。
在张若兰明白向他表白爱情时,这个胆怯如鼠,惟恐触犯了封建礼教的懦夫,竟丢下了自己深爱的女人,到所谓的良心里去找安慰。
周如水就是这样一个“没有用的好人”。
巴金从“爱情”这个十分具有表现优势的角度,通过周如水在爱情事件上的所作所为,有效而生动地揭示了这个人物“模糊,优柔寡断的性格”特征。
v也还是在《爱情的三部曲》中,为突出李佩珠“近乎健全的女性”的性格特征,巴金也特别写了李佩珠对爱情的态度。
李佩珠认为:
“爱并不是罪过,也不是可羞耻的事情。
”当李佩珠与吴仁民相爱后,李佩珠也如是说:
“我爱他,他爱我,这样两个人的心会更快乐一点……爱情只会增加颐堑挠缕。
”李佩珠在爱情问题上这种健康、积极的态度,更突出了她“健全”的性格特征。
而在《家》中,巴金也同样利用“爱情事情”很有力地揭示了觉慧性格与思想的弱点。
一方面,觉慧能冲破封建的门第观念与侍女鸣凤相爱,但另一方面,他思想上仍存留着封建的门第观念。
他曾感叹,鸣凤为什么不是一位“小姐”,不是贵族出身。
日有所思,夜也有所梦,他在梦中终于梦见鸣凤成了一位贵族“小姐”。
这都表明在觉慧的思想上,根深蒂固地留存着浓厚的封建门第的观念,说明在反封建方面,他的不彻底性。
v同时,觉慧思想、性格中的自私——甚至可以说是虚伪性,也是通过觉慧对与鸣凤的“爱情事情”的处理揭示出来的。
当高老太爷要把鸣凤送给一个糟老头的时候,觉慧得知这一消息,起初是十分愤怒,并为之奔走。
在奔走未果的情况下,他却决定放弃鸣凤了,并为自己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应以革命工作为中,不要被儿女私情所牵扯。
在这件事情上,他本是一个无能的懦夫,却不敢面对现实,更不肯承认自己的“无能”,反而用如此的理由为自己开脱。
说得好听点是“自私”,说得不好听点是“虚伪”。
从这一方面看,他还不能算是一个真正反封建的战士。
v2、丰富多彩的技巧
vA、刻画人物,注重刻画人物的精神世界,注重心理的描写。
v巴金在《随想录》中说:
“我不大注意人的举动和服装,我注意的是他们想什么,他们有着什么样的精神世界。
”探索人物的精神世界,深入挖掘隐藏在人物灵魂深处的东西是巴金塑造人物的出发点与归宿。
v在《雾》中,巴金就抓住那些构成周如水行为的精神特征展开浓墨特写,揭示人物在爱情事情中的思想活动。
当张若兰闯进了周如水的生活,周如水的心乱了,周如水爱这个能给予自己温暖、甜蜜的新女性,这个女性“差不多要把他完全征服了。
使他几乎忘掉平日所夸耀的男性的骄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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