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心与教育教学设计.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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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与教育教学设计
爱心与教育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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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与教育教学设计
前言:
小泰温馨提醒,语文是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中的一门重点教学科目,其教学的内容是语言文化,其运行的形式也是语言文化。
语文能力是学习其他学科和科学的基础,也是一门重要的人文社会科学,是人们相互交流思想等的工具。
本教案根据语文课程标准的要求和教学对象的特点,将教学诸要素有序安排,确定合适的教学方案的设想和计划、并以启迪发展学生智力为根本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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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参加工作那几年,出于爱孩子的天性,我几乎整天都和比我小不了多少的学生泡在一起,因此,学生们喜欢我,他们的家长也很感动。
我首先得到的关怀,来自学生们的家长。
汪斌同学的父亲来学校看我,见我的单身宿舍里除了书桌、书架和床以外,唯一的炊具便是一个煤油炉子,他便对我说:
“李老师,您可要注意身体啊!
要学会照顾自己,尤其是要加强营养。
”他第二次来的时候,给我提来一筐鸡蛋,说是让我补补身子。
可我怎么能收学生家长的东西呢?
我推让了很久,但他硬要我收下,我只好收下了。
这位家长走后,我老觉得不安,便想了个处理这一筐蛋的办法。
第二天课间操时,我用煤油炉子煮了一个鸡蛋,然后,叫来汪斌,把热鸡蛋塞给他:
“这是你爸爸托我给你煮的,快趁热吃了!
”
于是,我开始每天都定时给汪斌煮一个鸡蛋,一直持续了整整一个月。
后来,有老师知道了这件事,都说我“太爱学生了”,我却不好意思地说:
“他是我表弟!
”
是的,我没有把握我对学生的赤诚能够被所有人理解,相反,那时年轻幼稚的我生怕别人说我“假得很”……
1983年,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二年。
这年春天,我因劳累过度,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常常连续几夜不能入睡,医生不得不决定让我住院治疗休养。
我本不打算告诉学生,想悄悄离开学校,以免学生们感情受到震动。
可临时代我做班主任的冯老师却在她上体育课时告诉了学生们,于是,在离校那天下午我为学生上最后一堂课的时候,教室里哭成了一片!
放学后,许多学生又含泪来到我的宿舍,韩军、李松、张红霞等几个孩子天真地问我联系好医院没有,如果没有的话他们愿意帮我找“最好的医院”。
一批学生走了,又一批学生来了,就像我永远不会再教他们似的。
天色已晚,我的头也有些昏沉沉的,便准备回我母亲家了。
可又来了几位女同学:
许艳、毛利、黄慧萍、杨红、耿梅。
她们一进屋,就“呜呜”地哭了起来,我一时真不知该怎么劝她们,但也不能让她们这么老哭下去,便用开玩笑的口吻对她们说:
“谢谢你们来参加李老师的追悼会!
”
她们并没有被我逗笑,不过哭声渐渐小些了。
过了很久,几位同学抽泣着说:
“李老师,以前我们惹您生气了,做了对不起您的事。
请您原谅!
”
我说:
“哪儿的话?
你们从来没有对不起我,别哭了!
你们都是非常非常可爱的孩子,是我最喜欢的学生!
”
谁知听了我的这句话,她们竟又哭得厉害了:
“呜呜……是我们把您……气病的……呜呜……”
于是,我装出真的很生气的样子,说:
“你们怎么不听李老师的话呢?
叫你们别哭,可你们老哭!
这才是真对不起李老师!
”
她们终于控制住了自己,只有许艳和黄慧萍还在抽抽搭搭的。
我便给她们提希望,鼓励她们在我走后要听冯老师的话,要努力学习……
天已经完全黑了,我对她们说:
“你们该回去了,不然会让爸爸妈妈在家里等得着急!
”
“李老师,让我们给您唱支歌吧!
”许艳擦擦眼泪说道。
另外几个女生也说:
“对!
李老师,让我们为您唱支歌吧!
”
“好!
”我同意了,“不过等等,我把录音机打开,把你们的歌声录下来。
”
唱什么呢?
她们讨论了好一会儿,决定唱“李老师最喜欢听的”《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
于是,在我的口琴伴奏下,简陋狭小的房间里飘出了世界上最美的歌声:
我们欢乐的笑脸,
比那春天的花朵还要鲜艳;
我们清脆的歌声,
比那百灵鸟还要婉转!
……
我在住院的整整一个月里,每天都在想念学生;学生们也随时在想念我,来看我的学生络绎不绝,使其他病友羡慕不已。
4月1日那天早晨,我偷偷地从医院溜了出来,和冯老师一起带着学生去峨眉山玩了整整一天!
虽然,晚上回病房时被护士长狠狠批评了一顿:
“还是当老师的,这么不听话!
”但那天晚上却是我住院以来睡得最好的一夜……
于是,我经常在想:
怎样才能报答学生对我的厚爱?
1987年8月31日,是高90级
(1)班的新生进校第一天报到的日子。
当天夜里,我刚上床准备入睡,忽听有人敲门。
披衣开门一看,是上午报到时才认识的宁玮。
她神情紧张而急促地对我说:
“李老师,周慧病了!
”
周慧?
我脑子里闪出一张清秀但苍白的脸,忙问:
“什么病?
”
“不知道。
她肚子疼得厉害。
”
我一看表:
已近十二点。
我没有犹豫,马上便跟宁玮来到女生宿舍楼下,几个女生已把周慧扶了出来。
看她弯着腰捂着肚子,显现出十分难受的样子,我决定立即送她到医院。
但医院离学校非常远,公共汽车早已停开,只好用自行车送她了。
我估计她要住院,决定让宁玮和我一起去,以便照顾周慧方便些,但宁玮不会骑车。
与周慧同寝室的朱建英说她会骑车,要求一起去。
我同意了。
于是,我便用自行车搭着周慧来到了医院。
医生一检查,怀疑是阑尾炎,需要住院观察。
住院部在门诊部后面的山顶上,自行车根本没法上去,而此刻的周慧好像更加疼痛难忍了,小声地呻吟着,几乎走不动路了。
怎么办?
我一蹲,弯下腰,让朱建英把周慧扶在我的背上。
周慧过意不去,想自己走,但我已憋足劲一步一步向山上走去了。
开始还不觉得累,我一边走还一边说些话来安慰周慧。
可越往上走山坡越陡,我的腿有些发颤了,大口大口地喘粗气,说话也很吃力了。
与此同时,也许是痛得太厉害了,周慧在我背上又呻吟起来。
我便和她开玩笑以分散她的注意力:
“周慧啊……你,好会……享受哟!
……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走在旁边的朱建英“咯咯”笑了起来,周慧却一言不发,依然趴在我背上,但呻吟声几乎没有了。
走了一段路,我又引用臧克家纪念鲁迅的一句诗来逗周慧:
“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他……摔垮!
……”
走了大约10分钟,我们终于来到住院部。
当天夜里,我和朱建英一直在病房里守候着周慧。
到后半夜,她昏沉沉地睡了,朱建英也趴在床沿打着盹,而我,却望着输液瓶里的点滴,一直到天明……
一周以后,在周慧出院那天,她在彭山农村的父亲赶来了。
这位朴实的汉子给我提了一只肥母鸡来,流着泪硬要我收下:
“李老师,您就是我女儿的亲生父亲啊!
……”
后来,周慧考上了xxx学院德语系。
高中毕业前,她回忆起进高中第一天就生病住院的情景,写了一篇作文《在我生病的日子里》:
……李老师背着我慢慢走着,头埋得很低,腰也给压弯了;他不停地喘着粗气,可还和我开玩笑:
“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他摔垮!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却在心里默默地接着诗句念着:
“给人民作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
”
其实,学生对我的爱才真正值得我“永远记住”。
更使我感动的,是我的学生不止一次“爱屋及乌”——因为爱我,进而爱我的家人。
1987年底,我爱人生了孩子后,当时的高90级
(1)班学生背着我每人从家里拿了一些鸡蛋来,趁我外出开会的时候,送到我爱人的床前。
类似这样的“秘密行动”已不止一次。
这里,让我全文引用一篇学生的作文。
作者潘芳奕从初一到高三毕业整整六年,我都任她的班主任。
这篇文章是1986年她读初二时写的,记叙的是那年秋天的事——
秘密行动
“给,这是鸡蛋、苹果,哦!
还有橘子……”我小心翼翼地接过一件件慰问品,按捺不住内心的高兴。
一边又回过头去瞥了瞥正站在跑道那边和同学们谈话的李老师:
他并没有发现我们的行动!
我不禁为我们这神不知鬼不觉的行动而感到得意……
前两天,我们发现李老师心情很不好,有时还对同学大动肝火。
经我们了解,原来李老师的妹妹因病住院了,病情很重,动了两次手术还不见好转。
李老师一天到晚在医院和学校之间来回奔波,还要利用休息时间为我们读小说,晚上还要家访……心情怎么会好呢?
对于李老师,同学们都十分了解和敬重。
他为我们操的心远远超过了一般班主任的职责范围。
就说最近吧,他妹妹住了院,需要营养,这使本来经济就不宽裕的李老师面临“经济危机”,但他仍然继续为班上购置图书,上周男同学买足球,他又把刚刚收到的一笔稿费捐给了他们。
想到这些,我们心里很不踏实。
于是,一个个小脑袋开始凑在了一起:
“我们自己去看李老师的妹妹,好不好?
”
“好倒是好。
可他妹妹住在哪个医院,叫什么名字,我们都不知道。
”
大家一阵叹息。
可这个难题还是被我们解决了。
我们在同李老师谈话时,有意把话题往他妹妹生病的事上扯,结果李老师无意中说出了他妹妹住在市红十字医院。
至于他妹妹的姓名,到时候再说吧!
我们班委开了一个秘密会议,一致决定:
明天学校将在市体育广场开运动会,大家从家里一人拿一个鸡蛋或苹果什么的,凑合成慰问品,然后我们中午去医院。
放学后,李老师刚离开教室,班长吴涛就对全班同学宣布了这件事。
同学们的回答都是那么响亮!
这天早上,我还有些担心:
大家可别忘了,或者出什么岔,让李老师发现了。
到了广场,一看吴涛的提兜里,早已有了二十来个鸡蛋,还有一些苹果。
一贯调皮捣蛋的谈俊彦出人意料地拿了12个鸡蛋来!
陆续来的同学一个个从身上各个部位变戏法似地掏出鸡蛋、水果。
我十分感动:
同学们对我们的李老师是多么地爱啊!
运动会开始不久,有同学来向班委报告,听说李老师中午放学后也要去医院看他妹妹。
我们当机立断:
一定要抢在李老师之前到达医院!
程桦、杨毅自告奋勇当了“先遣队”。
程桦谎称肚子不舒服,要让杨毅陪他上医院,向李老师请了假便提前离开了。
他俩一出广场便骑车飞奔去医院,打听李老师妹妹的姓名和病房……
中午李老师一宣布“解散”,同学们就行动了起来。
我和吴涛,还有谈俊彦、李毅、韩广州、喻建忠、彭可佳等十几位同学赶在李老师前面,向医院跑去。
进了医院,等候在大门口的程桦、杨毅便带领我们一路跑步进了李老师妹妹的病房。
她躺在床上,脸色苍白。
看到我们提着东西进来,很快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十分感动。
“还让你们提东西来看我,怎么感谢你们呢?
”她欠起身子不停地谢着,“我哥哥知道不?
”
我们忙说:
“不知道,你可千万别告诉李老师,不然他会批评我们的。
”
我们手忙脚乱地把鸡蛋、水果一股脑儿地放在了床前的桌子上,塞进抽屉里、脸盆里、碗里、杯子里……门口这时已站了好些其它病房的病人,他们都惊讶地看着我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可我们顾不上这些,时间对我们来说十分珍贵。
因为李老师随时都可能进来。
我们匆匆放好慰问品,向阿姨说了声“再见,好好养病”,便迎着一双双好奇的目光,一溜烟出了病房。
刚下楼,跑在前面的程桦便慌慌张张跑回来了:
“不好!
李老师已经进了医院大门!
快隐蔽!
”我们吓得马上回头躲在旁边一间小房子的后面,大家都蹲着,尽可能低地埋着头。
我们屏住呼吸,只听见自己的心在紧张地跳着,同时又是那样兴奋,一下子觉得自己真像电影里搞地下工作的情报员。
李老师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他从我们身边走过去了。
呀,他竟没有发现我们!
等他的背影远了,我们才一下站了起来舒了一口气,大家雀跃着,一阵风似地冲出了医院,像完成了一项重要使命。
这时我的心,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向那蓝蓝的天空……
我觉得我的运气好,每教一批学生,他们都对我特别好。
比起学生对我的感情,我欠他们的实在太多太多!
我应该也必须还这笔债。
在八十年代,我几乎每年春节都和学生一起度过,几乎每个暑假都和学生一起游山玩水:
近的如峨眉山、瓦屋山,远的如重庆歌乐山、云南石林、贵州黄果树瀑布……
如此和学生“泡”在一起,耗费精力不说,的确还很花钱。
一些领导和老师都很佩服我:
“李镇西简直太爱他的学生了!
”我嘴上说:
“不过就是一起玩玩嘛!
我喜欢。
”心里却说:
“我这是在还债啊!
”
接手xxx中学高95级(l)班时,我刚到成都不久,爱人和女儿还在乐山,我实际上又成了“单身汉”。
于是每到周末,我都轮流把一个小组的学生请到我家做客:
有时是包饺子,有时是煮火锅,有时也正儿八经地做饭吃……我和学生一起聊天、唱歌、打扑克,闹得天翻地覆!
有老师知道后对我说:
“你把每个学生都请到家里吃饭,得花多少钱啊!
”我只淡淡一笑,心里却说:
“我这是在还债啊!
”
据说在电话日益普及的今天,已很少有班主任家访了——除非某个学生出现了非常特殊的情况。
我每带一个班,不管是优生,还是“差生”,或是一般人说的中等生,我都坚持按学号轮流家访。
我真诚地希望通过家访把我对每一位学生的爱送到他的家里。
不止一次,学生家长感动地对我说:
“我的孩子读了这么多年的书,您是第一个来家访的老师!
”我一面对家长说:
“这是我的工作嘛!
”一面在心里对自己说:
“我这是在还债啊!
”
1993年我教高二时,学校缺老师,校长希望我能多上两个班。
我二话没说,在继续当班主任的同时,硬是承担了全年级三个班的语文教学任务,坚持了整整一年。
到了1995年,学校又安排我担任两个班(共131名学生)的班主任和语文教学工作,我仍然二话没说,咬着牙把“工作”扛在了自己的肩上。
如此超负荷工作,我并没拿相应的报酬。
不少同事在戏称我是严重的“工作中毒者”的同时,也为我鸣不平;但我虽有遗憾,却不后悔。
因为比起学生给我的,我的付出算得了什么?
只要是为学生“当长工”,我真的心甘情愿。
我仍然在心里对自己说:
“我这是在还债啊!
”
从当第一个班的班主任起,十几年来,我每送走一个毕业班,都要在他们毕业前夕,为他们编一本反映班级三年生活的“班级风采录”。
临近毕业的最后一学期,复习、写评语、模拟考试、填毕业生档案表……该有多少烦琐的事啊!
在如此紧张的情况下,我近乎玩命儿地为学生编着他们的“班级风采录”,不,为他们铸造青春里程碑!
看稿,改稿,设计栏目,跑印刷厂,校对……在那挥汗如雨的日子里,我常常在办公室一坐就是14个小时!
于是,《未来》、《花季》、《恰同学少年》、《少年》、《童心》……就这样诞生了。
一些好心的人难以理解:
这些“书”既不能作为申请职称的专著,也无助于学生高考“抓分”,何苦这样“疯狂”?
我还是在心里对自己说:
“我这是在还债啊!
”……
1993年6月“父亲节”,广东《黄金时代》杂志搞了一个代儿女们为父亲寄贺卡的活动。
我的女儿只有5岁,显然还不会为我寄贺卡。
我却意外地收到了《黄金时代》转寄来的贺卡——
亲爱的老师、朋友和父亲:
我们永远爱戴您、尊敬您、感激您!
您的高95级
(1)班全体“儿女”
1993年“父亲节”
手捧这张朴素而珍贵的贺卡,我热泪盈眶,不知道该怎样表达我激动的心情,我在心里叹息:
看来,我对学生欠下的债是永远也还不清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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