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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科学与大学之间关系及其历史演变
摘要
在近代欧洲史上,无论科学还是大学,更多得益于城邦经济繁荣与城市文化开明。
在很大程度上,中心城市或较大城市以其富有的有闲阶层赞助科学,整个欧洲城市之间的交流网络推动了科学文化的散播;大学因得益于宗教与王室等的扶持以及城市所具备的食宿资源条件而得以存续,科学与大学因都寄生于城市而相互之间虽有互动,但无依赖关系。
19世纪尤其20世纪之后,科学进驻大学并因其巨大的功用价值而为城市所青睐,形成大学与城市之间越来越明显的共生共荣关系。
即使如此,大学发展及其内部科学技术的创新活力依旧取决于城市经济繁荣、社会文明的开放和包容,这种历史逻辑并没有走出历史。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从一个长时段视角来审视,大凡除了变易之外没有什么为恒定之存在。
在科学史上,日本科学史家汤浅光朝曾提出世界科学中心及其转移周期的概念,被称之为“汤浅现象”一度引起国人的关注。
受其启发,姜国钧通过对《中外教育名人辞典》所载人物的数据分析,又提出了世界教育中心及其转移周期的概念,并认为教育中心是科学中心先决条件,其先于科学中心的时间分别为60—130年不等。
[1]科学中心与教育中心是否存在一种周期律,或者根据既有的历史发展特征归纳的趋势能否代表未来的走向,这是一个并不容易回答也未必属于科学的话题,但对于今天急切地期待以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来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中国人而言,回溯西方科学与高等教育曾经走过的道路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变迁,至少会有知史明鉴的启发乃至自我反省之效果。
一、城市还是国家:
关于世界科学中心的诘问
关于世界科学中心一说,最早出现于汤浅发表于1962年《日本科学史研究》中的“科学活动中心:
它在16至20世纪之间的转移”一文。
通过对西方科技史编年表中的人物背景及成就信息进行统计分析,汤浅认为,科学活动中心存在一种地理意义上的位移动态变化现象。
所谓科学活动中心,他提出了一个量化的概念,在特定阶段当某国的科学成果占世界的25%以上,则代表其所处的中心位置。
根据这一概念,汤浅又发现,该中心位置并非固定的,而是存在一种由一国到另一国的游移现象,即从最早16世纪的意大利开始,先后到达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其平均周期大约为80年。
[2]不过,自“汤浅现象”提出以来,对于这一看似颇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发现,除了我国学者对其极为关注并发表了大量中英文成果,它在西方无论科技界还是科学史领域,似乎一直都没有得到多少呼应,与之相关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
这种冷热两重天的现象颇值得玩味,它究竟是源于一种东西方不同的文化心结与情结,还是一个与李约瑟之问相类似的存疑命题,很值得进一步推敲。
如果说现代科学滥觞于欧洲还需谨慎,若说兴盛于近代欧洲应该并无问题。
因为无论从杰出人物还是贡献角度,欧洲、特别是西欧缔造了近代以来科学的辉煌,这是无可置疑的史实。
科学不仅作为一种人类认识世界的思维、方法和规范,而且作为一种精神、观念、文化和知识体系,以欧洲为中心逐渐向外围辐射并散播于全球。
在此散播过程之中,正如任剑涛所认为的,至少在三十年战争结束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之前,欧洲尚不存在一个以民族国家为政治主体的近代国际关系体系,而是一个处于帝国疲弱和逐渐解体下教权与王权相互支撑又相互争锋的混乱世界。
[3]经过宗教改革之后,整个基督教世界出现不同王朝或宗教派系之间血与火的对峙和冲突,但至少在西欧,其信仰与精神世界依旧具有相对统一性。
各个王权之间为领土与利益的相互倾轧,并没有妨碍以拉丁文为统一语言的宗教信仰与科学知识在西欧各地的流播。
流播自然有聚有散,其聚合之处容纳众流并进而汇流成源。
因此,如果说17世纪之前的欧洲存在以意大利为轴的科学中心,充其量代表欧洲的特定地域而非独立国家,何况此时的意大利大部分在神圣罗马帝国哈布斯堡王朝治下。
甚而至于,把地域性的意大利称之为科学中心也极为牵强,因为15—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主要发生在贸易往来频繁的地中海周边城市以及各个城市相互之间形成的网络。
在17世纪之前的欧洲,商业贸易发达的各城市之间的相似度远大于不同王权统治地域的相似度,城市中上层阶级包括其大学里学者对新知识的渴求,促成了近代各种知识与信息频繁流通。
斯莱西(NancyG.Siraisi)在梳理1450—1620年间欧洲的医学与科学史之后认为,该时期医学的进展得益于不同的人群,包括大学教授,王室、贵族、宗教法庭的医务人员,城市医生,有学问或无学问的外科医生,药剂师乃至江湖游医等。
这些人不仅彼此之间存在互动,而且还编撰了各种材料以印刷书籍方式流通欧洲各地。
医生与大学教授还在整个欧洲到处游走,在各地大学或片刻逗留或长久从事教学与研究,因而形成了庞大的交流网络。
“1579年,一位法国蒙特利埃的大学校长茹贝尔(LaurentJoubert)曾在演说中,对当时所形成的医学与自然哲学的学问国际共同体赞赏有加,他随口就能列举包括德国、瑞士、意大利和法国等区域超过30多位医学与自然哲学教授的名字及其所在机构。
”[4]
贸易促成了城市财富阶层的兴起,无论出于功利还是精神需求,借助于富有的王室、贵族、商人也包括教皇等各路恩主的支持和赞助,在各城市的大学以及大学之外,各有专攻的学者云集,并逐渐建立了众多学会组织。
但是,正如库克(AlanCook)所认为的,在16—17世纪的意大利城市,关于科学的母体——自然哲学研究最活跃的为佛罗伦萨、博洛尼亚、罗马、威尼斯与那不勒斯等,其他城市则各有偏长,如帕多瓦主要是解剖学研究。
[5]因为意大利拥有具有特殊宗教地位的罗马,这些城市也吸引了欧洲其他各地的旅行者甚至显赫的王公贵族,如资助了大量新思想文化研究的著名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这些旅行者也把逗留意大利期间所获得的见识带回故乡,从而在各地城市如罗马、伦敦、布拉格、柏林和巴黎等之间建立了纽带联系。
当然,不能由此就简单地推断,城市的宗教地位与贸易繁荣为其早期科学发展水平与地位的决定性因素。
它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取决于城市的管理者与权势阶层,如开明的教皇、王室和某些显赫家族等。
近年来在科学史领域,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早期科学的萌芽与发展并非遵从自足性的内在逻辑,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的恩主政治,如有人甚至认为,伽利略的研究成就更多倚重他本人与美第奇家族之间特殊的社会纽带关系,而不是他的实验方法。
[6]从15世纪开始长期统治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资助了大量科学研究与艺术创作活动,并且在自己的城市为有异端倾向的科学研究者提供了保护。
美第奇家族曾经赞助了伽利略11年,不仅让伽利略获益丰厚,而且为其在极端危险的智力环境中开展研究创造了条件。
[7]在布拉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道夫二世于1583年把官邸迁移到布拉格之后,由于他对科学与艺术的高度热情,为众多学者提供了慷慨的资助,吸纳了来自欧洲各地众多的著名博物学家、医生、新柏拉图主义者、炼金术士、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等,其中包括受助于他的最为著名的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与开普勒。
此外,他还促成了布拉格大学的快速发展,使布拉格成为当时西欧之外极有影响的科学之都。
[8]
权势阶层对科学探究与艺术创作活动的支持,在欧洲民族国家意识越来越强烈、尤其是经历科学革命洗礼的17世纪之后,更成为各个中心城市科学发展的外在驱动力。
在一向具有浓厚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色彩的普鲁士,具有卓越军事才能的腓特烈大帝又是一位对科学艺术有着狂热偏好的君主,他不仅持有宗教宽容政策,接纳了大量富有智识和教养但深受迫害的法国胡格诺教徒,而且通过重组和扩大莱布尼茨的柏林皇家科学院,广泛邀请欧洲各地著名学者加盟,试图将柏林建成一个科学艺术活动兴旺的“雅典”。
[9]卡约里(FlorianCajori)在论及腓特烈大帝与数学的不解之缘时说道,腓特烈本人其实更醉心于诗歌与哲学,对数学比较冷淡,但由于他愿意接受伏尔泰等人的推荐以及对科学院的赞助,一度让柏林数学英才云集,包括欧拉、拉格朗日、兰伯特、莫佩尔蒂、贝格兰等,这些人都可列入“18世纪精确科学编年史上最耀眼的篇章”。
[10]
如果说柏林的科学崛起还缘于君主个人的偏好,那么法国王室应属最早以体制化赞助方式支持科学的先驱。
1666年,在财政大臣科尔伯特的怂恿下,路易十四在巴黎创建了皇家科学院,科学院最初只设立两个分部,数学科学包括几何学、天文学、力学等,物理科学包括物理、化学、解剖学和植物学等。
其内部不仅设置由皇家赞助并提供薪水的研究职位,而且还作为法国各省官方学会的统筹机构,并吸纳部分国外成员。
因为有王室的稳定资助,在1666—1793年间,巴黎迅疾成为法国的科学中心,至于“法国科学院是18世纪最大、得到最好支持和最为知名科学机构,堪称欧洲大陆科学学会的典范”[11]。
这一定位虽不乏争议,但不容否认,它的确一度让巴黎成为当时举世瞩目的科学文化明珠。
作为科学交流和研究活动的协调机构和组织,各国学会的性质尽管存在差异,如英国的皇家学会(1660)为受皇家特许的民间组织,入会资质要求没有法国科学院那么严格,但相互之间始终保持学术出版物与人员之间的沟通。
即使各国之间频发一些冲突乃至战争,甚至也引发一些科学领域之争,但正如克罗斯兰(MauriceCrosland)的研究发现,战争期间英法之间的科学活动依旧有着超越国家边界的友好合作,国家边界没有妨碍人们对共同知识的探求。
[12]英法之间如是,当时的其他国家如普鲁士柏林科学院(1700)、瑞典皇家科学院(1739)、圣彼得堡科学院(1725)等相互之间也是如此。
由于学会基本设立于繁华的都市,它们也就成为科学在整个欧洲传播的枢纽。
这种遍布于欧洲文化名城的交流网络,虽然不同节点在不同时期疏密度表现程度不一,反映各城市在整个传播网络中存在一定的地位差异,但很难说反映出科学活动在欧洲内部存在国家意义上的中心与边缘特征。
至此不妨作一概括,至少在19世纪科学尚未展露其巨大的功利价值因而还没有完全纳入国家资助体制之前,它更多表现为一种在整个欧洲蔓延的总体思想文化运动。
它的发展既得益于其既有的存在各种张力的传统渊源,包括古希腊、阿拉伯文化、基督教等文明,也有其特殊的现实社会政治与经济条件,而且也是各种智识力量之间不断交织、冲突和融合的结果。
的确,历史上的欧洲分分合合,各王室与城邦之间合纵连横、战火频仍,版图不断变来变去,一个神圣罗马帝国就分裂为无数松散的邦国。
但是正因为存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敌我格局,无论被教廷视为思想的异端还是被王权看作有害的思想,才有可能多少地摆脱被迫害与被流放的颠沛流离状态,获得受庇护的恩遇。
故而,严格说来,历史上欧洲的科学人士,虽然各有自己的祖国,但他们更近似穿梭于不同城市之间的旅行者,简单地以其出生地作为不同国家科学活跃程度的依据,可能有些勉强。
这大概也是“汤浅现象”在西方不被关注的缘由所在。
二、大学与城市以及城市中的科学
如果说,近代以来科学活动主要兴起于城市,或者说城市为科学提供了安身之地,那么大学与城市以及科学之间究竟存在什么关联?
回溯中世纪大学的缘起不难发现,大学与城市似乎天然存在一种相互依存关系。
中世纪时期,大学作为一个行会组织,其行会属性本身就源于城市中的手工业组织。
无论是在早期居无定所还是后期落址渐趋固定化,师生相授需要相对稳定的教学场所,也需要能够提供寓居与餐饮服务的设施,这些都只可能由城市来提供,更何况城市还设有诸如博物馆、图书馆等各种文化资源。
大学的规模越大,它的生源越多样化、特别是生源在地理空间上分布越广,它与城市之间的关系越密切,因为唯有处于重要的交通枢纽位置的城市才能提供这种便利条件,并以其开放性和包容性接纳不同风俗和南腔北调的师生。
因此,在中世纪乃至近代欧洲,大学大都位于较为繁华的城市。
如本德尔(ThomasBender)认为:
“准确地说,大学就是一个城市机构,这不只是因为没有人想到会把大学建在乡村与山巅上的堡垒中,在前工业时代也唯有城市才能为这么多聚集的人口提供膳宿、娱乐以及如书本生产等特殊的服务。
”[13]城市史研究学者巴罗赫(PaulBairoch)认为,中世纪大学的产生本身源于城市的繁荣,而且城市人口规模越大越能吸引大学,“到公元1500年左右,欧洲人口超过2万人以上的城市,其中的一半至少拥有一所大学”。
[14]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大学必然且只能存在于较大城市,譬如,英国的牛津与剑桥就是例外,因为严格意义而言,牛津与剑桥并不是城市,而是两个小城镇(town)。
这两所古老的大学之所以能够在中世纪的小镇得以存续,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皇家以及各方的资助,进而具备足以适合其自我生存的寄宿资源和条件。
美国殖民地时期的大学承续了牛桥的办学传统,由于有着浓厚的清教情结,不少大学也选址于小镇。
曾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的伯达尔(RobertM.Berdahl)指出,美国大部分私立学院与州立大学并不在大城市,部分原因在于早期办学者如杰斐逊这样的人物对城市有着天然的厌恶,认为肮脏、堕落、拥挤和嘈杂的城市无异于“一种对年轻人的道德、身心健康与自由的瘟疫”,因此宁肯把学院设于偏僻的乡间巷闾。
19世纪末的赠地法案,因为联邦政府强调推动农工技术的发展,也鼓励州立学院尽可能地推向农乡小镇。
另外,因为乡间土地廉价以及城镇主动招揽等其他众多因素,最终促成了美国大学多远离大城市的整体格局。
[15]
然而,事实上这种带有洁癖的盎格鲁—萨克森大学远离城市的模式并不代表未来趋势,牛桥之后英国大学的发展长期处于近乎停滞状态,直到19世纪,伴随工业革命浪潮的大量城市兴起之后,英国大学在各个工业城市迅速崛起和壮大。
在20世纪下半叶,牛津与剑桥分别通过科学园与科技园建设,参与并提升了各自所在区域的城市化水准。
长期隐于乡间而刻意与城市保持距离的大多美国学府,在二战尤其是1960年代之后,一方面因为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得不卷入城市化进程,否则难以获得有效的资源而得以存续;另一方面借助其智力与科技优势,也成为周边社区城市化的推手。
对于当代美国城市与大学之间的关系,正如伯达尔所言:
美国的大学越来越发现其作为城市生态中必不可少构成部分的特殊意义,甚至认为“只有其城市欣欣向荣,大学才能得以繁荣”[16]。
吉利贝蒂(MarcoGiliberti)结合芝加哥大学校区发展史提出,今天的美国大学其实已经逐渐从传统的“象牙塔”过渡到与城市之间的水乳交融,即校区已经构成城市纤维结构的一部分,无论空间规划还是功能,不得不考虑城市生活的需要,不可能自绝于城市环境而茕茕孑立和孤芳自赏。
[17]
本文以上对大学与城市之关系由古至今的简短回溯,目的还在于回应一个今人可能存在的认识误区,即科学活动的主体似乎历来就非大学莫属。
事实上,从中世纪到18世纪末,除了医学在大学能够获得相对宽松的空间,在欧洲大多数地区,现代科学主要是在大学之外的城市得以发展起来的。
中世纪到近代大学对实验科学的抵触,不仅仅是因为它与正统宗教以及经院哲学存在抵牾而不受待见,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难以获得外部各方恩主的资助而缺乏活动得以展开的资源和条件。
无论伽利略、开普勒、第谷、波义耳还是其他大批早期科学杰出人物,他们虽然也在不同时期担任过大学的教职,但其实验室与天文台等却难以在大学中安置。
科学家相互之间交流网络的主要节点也并非大学,而是各个城市中的学会、皇家科学院、科学爱好者沙龙、学会科学期刊、报纸、书籍乃至私人之间的书信往来,即遍布于欧洲的“文人之邦”(republicofletters)。
即便身为剑桥大学数学教授的牛顿,他的研究也并非仅得益于剑桥大学,而更多来自大学之外的科学共同体。
他曾多年担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也是法国皇家科学院的外籍会员。
城市中各种学会组织甚至是以科学知识探求与人才培养为鹄的新式大学创建的推动者,也是新大学的人才储备源。
本德尔指出,1831年成立的纽约城大学(即如今的纽约大学)在创办初期,纽约城中的各种学会与民间文化组织,如纽约历史学会、自然史学会、图书馆协会、机械学会等等,都以包括规划设计、提供教学场所、教学资源乃至金钱资助等各种形式参与了大学的创建。
[18]城市中的学会荟萃了大量大学之外的科学文化精英与开明人士,因此在特定的时代,他们才是科学研究与科学文化交流的推动者。
当然,如是说并非完全否定当时大学之于科学的意义,因为至少这些科学精英都接受过大学人文教育的熏陶与自然哲学的训练,更何况在与罗马天主教正统的长期对峙与冲突中,不乏某些如苏格兰、瑞士、荷兰、德国等新教地区的大学出于对新知识的推崇而为科学提供了容身之地。
但就总体而言,在近代科学兴起乃至革命中,作为一种高贵和奢侈的学问,科学主要受益于城市的显贵与富有阶层及其活跃的文化氛围。
否则,大学就不会成为守旧与落后的象征而饱受当时人们的责难,以至于法国的传统大学于法国大革命后被全部关闭。
在英国,即使到了1892年,围绕达尔文进化论的宗教和科学之争,科学家赫胥黎对依旧持守陈规的传统大学极为不满,他在一封信中说道:
“中世纪大学是回头看,它自诩为旧知识的仓库;而现代大学需要往前看,它应是新知识的工场。
”[19]换言之,已经为信仰教条长期钳制并为宗教体制化的大学,其实已跟不上城市新文化运动的步伐。
如果没有18世纪一些新教地区如苏格兰的爱丁堡等大学、瑞士的日内瓦大学、荷兰的莱顿大学、特别是德国哈勒和哥廷根大学的新大学改造运动[20],传统大学真有可能成为过时之物。
即使如今还处于巅峰的美国高等教育,在19世纪末传统大学改造和研究型大学兴起之前,那些偏居于乡间小镇的私立学院对科学的贡献也委实乏善可陈。
历史地看,或许可以大胆做出推断,至少在19世纪初叶以前,欧洲城市的特殊政治、经济与文化环境和条件,为现代科学提供了生存与发展的机遇和空间,而科学作为一种与旧知识和宗教信仰始终存在紧张的外部力量,驱动了19世纪之后大学的全面改革。
无论在旧时代还是新时期,城市作为人口流动的汇聚地,其所具有的复杂分工与社会结构及其多样化功能需求,不仅是打破各种王朝和宗教旧体制约束的内在动力,而且也是汇入和集萃各种不同思想与文化的洼地、产生和辐射新思想与文化的高地。
传统大学参与了思想文化交流的过程,但在很长一段时期,它是城市及其文化与科学的获益者乃至依附者,因而形成了一种“城市化—科学文化形成—大学变革”这一动态演进的关系逻辑。
这一关系逻辑直到19世纪初洪堡倡导并创办柏林大学之后才多少被改变。
由于洪堡倡导以纯科学的高深学问塑造德意志民族精神,尤为重视大学的科学研究,并提出由当时的普鲁士国家聘用资深科学家担任教授,不仅给予稳定的薪资,而且提供研究资助。
正是由普鲁士开始,在小规模的科学院之外,大量卓越的科学专业研究者从此走出了居无定所的状态,国家的介入意味着它不仅成为科学最大的恩主,从而使研究活动纳入体制化并具有了相对稳定性,而且推动了大学作为科学研究主体乃至核心机构的地位。
诺尔(TimothyLenoir)认为,德国在19世纪的国家科学研究体系建构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19世纪初到中叶,大学创建了洪堡所青睐的以物理与数学学科为主的纯科学研究体系;1848—1871年,化学、生理学与解剖学等实验科学得以扩展;1871年之后,大学内部的学术科学与工业界建立关联,科学开始具有功用取向。
[21]在经历上述三个阶段之后,除了柏林大学,分布在德国其他各大城市的传统大学也逐渐成为科学重镇,如哥廷根大学、海德堡大学、慕尼黑大学、弗莱堡大学、维尔茨堡大学等。
这些大学在19世纪下半叶,与它们所在城市一并成为欧美乃至世界各国学生留学与学者游学的胜地,德国的科学、工业化与城市发展也进入巅峰期,只是遗憾这一进程在进入20世纪后不久被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两次世界大战所中断。
它的研究型大学模式与国家资助体制随后为美国创造性地借鉴与发挥,并塑造了美国在二战之后科学与技术的辉煌,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三、近代以来的城市化与科学活跃度之间关联的实证分析
如上文所述,欧洲民族国家意识形成于17世纪中叶,随后因为相互之间的争端,版图分分合合,简单以当下国家概念作为求证科学中心及其转移的依据难免有些牵强。
故而,本文倾向于将科学理解为16世纪以来通过城市网络散播的一种遍布欧洲乃至西方世界的整体文化现象。
该现象背后有着极为复杂的经济、政治、宗教、文化和地理因素,要完全缕清显然如李约瑟之问以及“为何科学出现于西方世界”这样宏大且存疑的命题一样困难,本文仅仅选择城市化这样的具体维度,尝试寻求一个并不完满但可能会有启发性的答案。
本文选取的数据有三组。
一是大约1550—1910年间欧美各国不同时代的著名科学家名录数据,该数据取自1981年由查尔斯·斯克里布纳父子出版集团(CharlesScribners'Sons)发行的《科学传记简明辞典》(ConciseDictionaryofScientificBiography),该书囊括了人类有史以来在自然科学领域有杰出成就的已故科学家(故于1981年以前)。
该数据由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的潘奇副研究员整理,包括出生时间、国别(按当今版图划分)、是否接受过大学教育、是否有跨国(按当代国别划分)流动等信息。
二是1500—1800年间欧洲不同历史时期各国的大学数量,数据主要来自希尔德·德·里德—西蒙斯(H.DERidder-Symoens)主编的《欧洲大学史》第二卷(AHistoryoftheUniversityinEurope:
UniversitiesinEarlyModernEurope,1500—1800),本文按当代国别划分对各国大学的分布数据进行整理。
三是自1500年以来欧洲的城市化历史数据,主要来自巴罗赫的专著《城市与经济发展》(CitiesandEconomicDevelopment)和相关论文以及其他学者的研究文献。
本文在此仅对上述三组数据按时序做简单的相关性分析,尝试结合其表现特征做进一步的关联性解释。
(一)1550年以来欧洲杰出科学家的国别分布与变化趋势
数据截取的是《科学传记简明辞典》中1549—1920年接受教育(本文在出生年份的基础上加20年,以其成年的年份计算)且已故去的世界杰出科学家,共4219位,考虑到亚洲、南美、非洲以及欧洲个别国家如希腊、爱沙尼亚等总体数量仅为个位数,故上述地区和国家数据删除,共获得4124个样本。
表1中为科学家出生地,出生地归属按当下国家或地区划分。
可以看到,就总体而言,在此期间德国的杰出科学家最多,其次为法国、英国英格兰地区、美国、意大利等。
就时序分布而言,在16—17世纪末两百多年间,法国与意大利最多,难分伯仲,其次为英格兰和德国等。
随后,在18—19世纪末的百年间,法国始终保持优势地位,19世纪初开始被德国超越,并在该世纪的下半叶被美国超越。
即使英格兰与苏格兰合并计算,英国在17—18世纪与法国相比也并不具有优势。
因此,若以该数据为据,17—18世纪并不存在英国与法国之间的中心转移。
人们过于高看17世纪的英国,或许是因为牛顿所产生的晕轮效应。
图1比较直观地呈现了上述主要国家的杰出科学家数量随时代变化的趋势。
为进一步求证是否存在科学中心的疑问,我们假定科学家跨区求学目的地的密集程度可以代表该地区的科学活跃程度。
为此,通过对科学家求学经历进行筛选(剔除总数仅为个位数的国家),获得1010个具有异地求学经历的样本,以每百年作为时间间隔,呈现其域外流动学习的特征。
表2数据显示,1500—1940年,已故杰出科学家赴德意志地区求学的规模最大,其次为法国、美国与英国;就时序变化趋势而言,1650年之前,到意大利与法国求学的相差无几,随后以德国和法国为主,尤其到19世纪下半叶,德国以高于其他国家数倍的优势,稳居世界杰出科学家的大学留学地首位。
结合表1数据,这的确证实了19世纪中叶之后德国在国际科学界的活跃程度,但似乎无法证明英法之间所存在的转移趋势。
(二)1500—1800年欧洲大学的国家与区域分布和变化趋势
要从数据上把中世纪到近代大学设立的情形梳理清楚实属不易,因为历史上各国版图常有变动,例如柯尼斯堡即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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