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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
陶渊明田园诗的审美价值1
——小论陶渊明田园诗的个性特色
宁乡县城郊中学廖爱周
提要:
陶渊明是我国田园诗的开山鼻祖。
由于他的博学强记和丰富的人生实践,其作品深刻地反映了东晋的现实生活,表达了对理想社会的向往。
【关键词】:
现实生活;政治理想;批判性;审美情趣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凡是杰出的作家,对其时代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总应该有直接或间接、明显或曲折的反映。
也就是说,他的作品要对人类有认识作用。
那么,陶渊明的田园诗是否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呢?
如果我们说,陶渊明田园诗中那些对当时现实的田园生活进行了客观描绘的诗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某此本质方面,这是大家所公认的,但我以为,陶渊明的全部田园诗(包括那些抒情之作和幻想之作)都比较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这里仅仅以他的幻想之作《桃花源诗并记》为例,试作如下分析:
(一)植根于现实
《桃花源诗并记》尽管是用浪漫主义手法虚构出来的一个乌托邦,但实际上它是东晋社会现实的产物。
东晋王朝在失陷了中原、偏安江左后,腐朽的统治阶级不顾人民死活,仍在进行着激烈的内部夺权斗争,使人民长时期处于动乱不安之中。
兵役、劳役、旱灾,加上东晋名目繁多的赋税,真是天灾人祸,逼得人民四处逃亡。
后来,匈奴、鲜卑的统治者在攻陷中原后残酷杀戮汉族人民,这种逃亡的现象变更为严重了。
史书关于当时人民大量逃亡的记载,不胜枚举。
当时逃入深山的人大都是:
“营深险平敞地而居,躬耕以养父母”。
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说“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
”说明陶渊明并非凭空幻想,而是以一定的现实生活为基础作为创作依据的。
陶渊明早年做过彭泽令,他是由于对东晋黑暗的政治现实不满而回到田园的。
他归隐前的家境就不怎么好。
“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
”“自余为人,逢运之贫,箪瓢屡罄,谷冬陈。
”我们认为他的话是比较可信的。
陶渊明弃官归田后,生活就越来越困苦了。
“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
”后来竟穷到“饥来驱我去”乞食地步,不得不靠自己种田来维持生活。
由于与农民共同劳动,接触到农民,便了解到天灾人祸给农民生活带来的痛苦。
他不仅尝到了劳动的艰辛,也尝到了挨饿受冻的苦楚:
“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当碰到天灾而无收获时,又感到“旧谷既没,新谷未登”这青黄不接时农民挨饥饿的处境。
而农民在地主的残酷剥削下,希望减少或取消田租的心情,他也有所领会了。
这样,便产生了一种没有君王统治,没有官吏收税,人人都过着丰衣足食生活的社会理想。
这便是《桃花源诗并记》产生的政治原因。
(二)向往理想社会
陶渊明是封建社会的诗人。
衡量封建社会中的作家是否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首先就要看到他的作品是否反映了封建社会中的主要矛盾——地主阶级与农民的矛盾。
我们认为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并记》就是对当时门阀士族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的矛盾的曲折反映。
在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主要表现为:
政治上的压迫与反压迫,经济上的剥削与反剥削。
东汉魏晋之际,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都处于尖锐复杂的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某些同情下层人民疾苦的庶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产生了“无君论”的思想。
魏末晋初的阮籍就有“盖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的言论。
比陶渊明略早一点的鲍敬言又进一步发展了阮籍的理论:
“曩古之世,无君无臣,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泛然不系,恢尔自得。
”鲍敬言在这里虽然有复古倾向,但要求“无君无臣”,即排斥统治者则是旗帜鲜明的。
陶渊明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阮籍、鲍敬言的思想倾向,如果说阮籍,鲍敬言是从政治理论上宣传了“无君论”的思想;那么,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并记》则用形象表现出这样的政治理想。
《桃花源诗并记》中所描绘的理想社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概括出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政治上没有压迫,即王安石所阐明的“虽有父子无君臣”。
第二,经济上没有剥削,即所谓“秋熟靡王税”。
第三,人人劳动,男女老少,相互平等,人们过着幸福愉快的生活,“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
第四,社会风气是淳厚的,相互间友好互助,没有彼此欺诈的坏风气。
值得一提的是陶渊明设计的这个理想社会绝不是老子“小国寡民”式社会的翻版。
这因为两者有着根本的区别:
老子主张人们回到上古时代去,过着复古、倒退、苦行主义的生活,即便有较好的物质生活也不要过,如器械,舟车,甲兵等,也统统弃之而不用。
老子希望人们永远停留在原始社会极低的生产力水平上。
而陶渊明描绘的“桃花源”则是与东晋黑暗现实相对立的理想社会。
桃花源中人们只不过是不受剥削压迫而仍过着晋宋时代人的物质生活,见到外人“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
”而且每一家都盛情款待渔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
”
另外,桃花源中“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
”这与老子的“老死不相往来”的境界也是绝然不同的。
就是《礼记·礼运篇》所描绘的“大同世界”,也不能与“桃花源”混为一谈。
前者只是幻想的抽象理论,而后者则是以现实社会生活为依据,作者所设置的具体蓝图,前者是儒家为了宣传空想观点而提出的一种假设,而后者则反映了封建社会广大人民的理想要求。
陶渊明的思想性格
陶渊明熟谙儒家学说,诗文中引用儒家经典很多,仅《论语》就有37处。
他有儒家的入世精神,也像儒家那样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但不拘守儒家经典的章句,显得通脱而不拘泥。
他说:
“好读书,不求甚解。
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五柳先生传》)这与汉儒的态度很不相同。
他赞扬孔子,但又有点将孔子道家化的倾向。
他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在诗文中有70篇用了《老》、《庄》的典故,共77处之多;魏晋玄学对他也有影响。
但人并不沉溺于老庄和玄谈,他是一个很实际的、脚踏实地的人,做县吏就有劝农之举,做隐士又坚持力耕,与虚谈废务浮文妨要的玄学家很不同。
他住在庐山脚下,距离慧远的东林寺很近,他的朋友刘遗民与慧远关系密切;陶渊明的诗中偶尔也可见到类似佛教的词语,但他决非佛教徒,并且与慧远保持着距离。
佛教是对人生的一种参悟,陶渊明参悟人生而与佛教暗合的情形是有的,但他是从现实的人生中寻找乐趣,不相信来世,这与佛教迥异。
在不惧怕死亡这一点上,他和一些高僧虽然近似,但思想底蕴仍有很大的差异。
他是抱着“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形影神》)的态度对等死亡,与佛教之间向往极乐世界大相径庭。
他所思考的都是有关宇宙、历史、人生的重大问题,如什么才是真实的?
历史上的贤良为什么往往没有好的结果?
人生的价值何在?
怎样的生活才完美?
如何对待死亡?
等等。
他的思想既融会了儒道两家的思想,又来自个人的生活实践,具有独特的视点、方式和结论;而思考的结论又付诸实践身体力行。
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是陶渊明思考人生得出的两个主要结论,也是他人生的两大支柱。
“安贫乐道”是陶渊明的为人准则。
他所谓“道”,偏重于个人的品德节操方面,体现了儒家思想。
如“匪道曷依,匪善奚敦”(《荣木》)。
“好爵吾不萦,厚馈吾不酬。
……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咏贫士》其四)。
他特别推崇颜回、黔娄、袁安、荣启期等安贫乐道的贫士,要像他们那样努力保持品德节操的纯洁,决不为追求高官厚禄而玷污自己。
他并不一般地鄙视出仕,而是不肯同流合污。
他希望建功立业,又要功成身退,像疏广对疏受所说的“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他也考虑贫富的问题,安贫和求富在他心中常常发生矛盾,但是他能用“道”来求得平衡:
“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
”(《咏贫士》其五)而那些安贫乐道的古代贤人,也就成为他的榜样:
“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
”(《咏贫士》其二)他的晚年很贫穷,到了捱饿的程度,但是并没有丧失其为人的准则。
崇尚自然是陶渊明对人生的更深刻的哲学思考。
“自然”一词不见于《论语》、《孟子》,是老庄哲学特有的范畴。
老庄所谓“自然”不同于近代与人类社会相对而言的客观的物质性的“自然界”,它是一种状态,非人为的、本来如此的、自然而然的.世间万物皆按其本来的面貌而存在,依其自身固有的规律而变化,无须任何外在的条件和力量。
人应当顺应自然的状态和变化,抱朴而含真。
陶渊明希望返归和保持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异化的、天真的性情。
所谓“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序》),说明自己的质性天然如此,受不了绳墨的约束。
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表达了返回自然得到自由的喜悦。
在《形影神》里,他让“神”辨自然以释“形”、“影”之苦。
“形”指代人企求长生的愿望,“影”指代人求善立名的愿望,“神”以自然的之义化解它们的苦恼。
形影神三者,还分别代表了陶渊明自身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者的对话反映了他人生的冲突与调和。
陶渊明崇尚自然的思想以及由此引导出来的顺化、养真的思想,已形成比较完整而一贯的哲学。
总之,陶渊明的思想可以这样概括:
通过泯去后天的经过世俗熏染的“伪我”,以求返归一个“真我”。
陶渊明看到了社会的腐朽,但没有力量支改变它,只好追求自身道德的完善。
他看到了社会的危机,但找不到正确的途径去挽救它,只好求救于人性的复归。
这在他自己也许能部分地达到,特别是在他所创造的诗境里,但作为医治社会的药方却是无效的。
陶渊明是魏晋风流的一位代表。
魏晋风流是魏晋士人所追求的一种人格美,或者说是他们所追求的艺术化的人生,用自己的言行、诗文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
以世俗的眼光看来,陶渊明的一生是很“枯槁”的,但以超俗的眼光看来,他的一生却是很艺术的。
他的《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时运》等作品,都是其艺术化人生的写照。
他求为彭泽县令和辞去彭泽县令的过程,对江州刺史王弘的态度,抚弄无弦琴的故事,取头上葛巾漉酒的趣闻,也是其艺术化人生的表现。
而酒,则是其人生艺术化的一种媒介。
陶渊明可以说是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
陶渊明和他的诗
陶渊明(365-427),一名潜,字元亮,世号靖节先生。
浔阳柴桑(今九江西南)人。
我国古代杰出的文学家。
陶渊明出身于破落官僚家庭,曾祖陶侃是东晋的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
祖父、父亲均作过太守。
外祖父孟嘉曾任征西大将军桓温的长史,但到陶渊明出生时,家道已衰落。
“少而贫病,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给。
”(颜延之《陶征士大讲述诔》)“自余为人,逢运之贫。
箪瓢屡罄,希谷冬陈。
”(《自祭文》)这是他少年时代生活的真实写照。
青年时期,他曾有“大济于苍生”的雄心壮志。
《杂诗》中说: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
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
”吐露出建功立业的宏愿。
但是,他所生活的东晋时代,举贤不出士族,用法不及权贵,门阀制度极其严酷,使他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与抱负。
陶渊明二十九岁明,为谋出路,开始走上仕途。
先作江州祭酒,不久,因“不堪吏职”便辞官而归。
州府召他任主簿,他不肯就职,在家中闲居了六、七年。
三十六岁时,作荆州刺史桓玄的僚佐,不久,又辞归。
四十岁时,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后又作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
四十一岁辞归。
同年八月,在亲友的劝说下,出任彭泽令。
任职八十余天,传来了妹妹死于武昌的噩耗。
这时,又正逢郡派督邮来县巡视,县吏告诉他“应束带见之”,渊明说:
“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小儿!
”当天便解绶辞官回乡。
他终于同黑暗官场彻底决裂,抛弃功名利禄,归隐田园。
辞官之后直到逝世,诗人一直过着隐居田园的清苦生活。
四十四岁后,家中又不幸遭遇大火,生活更加贫苦。
“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
”(《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
”(《咏贫士》)这些诗句,反映了他物质生活的贫乏。
但是,诗人在精神上却恬然自适。
因为他永远摆脱了象樊笼一样的腐败庸俗的官场,回到了日夜怀念的田园。
退隐之后,他曾躬耕陇亩,和父老乡亲共话桑麻,同农民们保持着融洽亲切的关系。
尽管他还和农民有着本质的区别,但他一反地主阶级轻视劳动、鄙视劳动人民的偏见,“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却是难能可贵的。
这段时期,是他创作的丰收期,写出了大量的田园诗,艺术上也日臻成熟,终至炉火纯青。
晚年,他写出了著名的《桃花源记并诗》,阐明社会理想。
他所憧憬的桃花源社会,是没有君主,没有剥削,没有战乱,自食其力的社会。
这虽然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农民的要求,也反衬了现实社会的黑暗。
陶渊明的思想较为复杂,但主要的是儒、道两家思想的影响。
儒家思想,使他早昕具有济世之志,几次出仕,正是儒家积极用世、兼济天下的思想的体现,退隐后,儒家的安贫乐‘道、君子固穷的思想又成为他的精神支柱。
他的道家思想,继承了正始以后道家精神批判现实、否定现实的一面,但其中老庄的消极避世、清静无为、顺适自然的思想,又给予他以消极的影响。
陶渊明是我国文学史上开宗立派的重要诗人。
他所处的时代,正是形式主义风盛行之时,诗坛上充斥着谈玄悟禅、模山范水之作。
形式上刻意追求绮语浮词、铺锦列锈。
陶渊明却以崭新的内容和形式的诗作卓立于诗坛,表现出革新精神。
陶渊明流传至今的作品有诗一百二十余首,另有文、赋等十余篇。
田园诗是他文学创作的主要成就,也是我国诗歌史上的创举。
著名有田园诗有《归园田居》、《和郭主簿》、《于西获早稻》、《怀古田舍》等。
由于他以全部身心热爱着大自然把自己的真切感受注入笔端,所以他笔下的农村田园风光和谐自然,别开生面,后代的评论家、诗人曾给以很高的称誉。
陶渊明在田园诗中,还歌咏了劳动生活。
这些诗感情朴素而真挚,散发着浓厚的生活气息。
如《归园田居》之三中写道: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写出了诗人的真实感受和安贫苦节的决心。
《于西田获早稻》中写道: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
”反映了作者对劳动的意义和农民的勤苦艰辛都有了较深的体会。
陶渊明还创作了不少咏怀诗,主要有《饮酒》、《杂诗》、《咏贫士》、《读山海经》等。
这些诗中,贯穿着诗人对社会的认识和对人生的体会,表现了他对尘俗的厌恶,对腐朽的统治者的蔑视。
在一些诗篇中,他还以松菊、孤云自比,表现了孤芳自赏、守志不阿的耿介品格。
但有些诗篇,也流露出壮志未遂的苦闷无奈和乐天安命的宿命论思想。
他还有一些借咏史而咏怀的作品,如《咏荆轲》等,借对古代人物的热烈歌颂或深挚同情,抒发自己的满腔悲愤,寄托自己坚强不屈的意志,被鲁迅先生称为“金刚怒目”式的诗篇。
陶渊明的文、赋作品虽数量不多,但几乎都是历代传诵的名篇佳制。
《归去来辞》、《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感士不遇赋》等都一扫晋宋文坛雕章琢句的华靡之风,感情真挚而强烈,风格质朴而自然,使人可以洞悉诗人坦露的胸襟,听见他那诚挚而又激愤的心声。
欧阳修曾度评价他的作品,甚至说:
“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辞》而已!
”(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五引)
陶诗的艺术风格以平淡自然著称。
他的诗多采用白描手法,稍加点染勾画,便呈现出深远无涯的意境和疏淡自然的情趣。
如“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归园田居》其一)质朴无华而又诗意盎然。
陶诗的平淡自然有其显著的特色,即“凶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
”(苏轼《评韩柳诗》)以朴素的衣着妆裹着丰美的姿容,貌似枯槁而内在丰腴,这就使他的诗能寓丰采情味于平淡之中。
所以苏轼说:
“渊明诗初看若散缓,熟看有奇句。
”(惠洪《冷斋夜话》引苏轼语)这种平淡自然是耐人咀嚼回味的。
陶诗的诗一显著特色是情、景、理的交融。
诗中,往往将诗人的感受、自然的景物、人生的哲理结合在一起,构成完整的意境。
如《饮酒》之五,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通篇没有工巧的词句,而是寓理于情,融情入景,意到笔随,充满了情味、理趣。
给读者的,不仅是艺术上的满足,而且有思想上是启迪。
陶诗的语言质朴而简炼,用字不追求新奇和藻饰,而是努力寻求精当的语句,自然贴切恰到好处,同他的诗歌的题材、风格协调一致。
钟嵘《诗品》评价说:
“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典婉惬。
”钟惺的《古诗归》也说:
“其语言之妙,往往累言说不出处,数字回翔略尽。
”都恰当地评价了陶诗的语言特色。
陶渊明在文学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钟嵘《诗品》称誉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可以说,历代有成就的诗人,几乎无不爱到他的艺术熏陶,以至后世的“拟陶”、“和陶”诗不下上千首。
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等大诗人,都表示过对陶渊明其人其诗的赞美与仰慕。
沈德潜《说诗啐语》云:
“唐人祖述者,王右丞(王维)有其清腴,孟山人(孟浩然)有其闲远,储太祝(储光羲)有其朴实,韦左司(韦应物)有其冲和,柳仪曹(柳宗元)有其峻洁。
”这说明,陶诗给了后代诗人多么丰富多采的艺术营养,并且直接影响着唐代诗歌创作黄金时代的到来。
陶渊明的诗文集,历代刻印过多种,清陶澍注的《靖节先生集》,今人迩钦立注的《陶渊明集》是较好的注本。
陶渊明田园诗的审美价值2
(三)强烈的社会批判倾向
我们肯定《桃花源》,主要是肯定它的批判性。
在这里,桃花源不只是隐士的天地,也是当时千千万万农民的乐土。
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这个空想社会里,本身就职对当时晋代社会政治的彻底否定。
我们不能因为它是空想的,就否定它的主要的社会批判倾向。
陶渊明的这篇《桃花源诗并记》只是一篇短小的文章,不能与圣西门、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相提并论;但它们的最基本的思想,即幻想消灭阶级与剥削,主张人人劳动,相互平等过几点,是一致的。
事实上,陶渊明的笔下的“桃花源”对后世的影响是强烈的、积极的。
他的“秋熟靡王税”的大胆设想,对历代文人创作揭露封建剥削、赋税征徭的作品很有启发。
清初黄宗羲提出:
“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
”主张为了全体人民的福利,取消君位,这种思想和陶渊明的思想是相通的。
黄宗羲还把桃源避世与当代民族斗争联系起来,他在《两异人传》里说:
“闻丙戌间有徐姓者,莫祥其名,不肯递发,约其宗族数十间,随塞来路。
增之三十年,其亲串曾莫得其音尘,不知其生死如何也。
昔陶渊明作《桃花源记》,古今热望其高风,如之神山之不可即?
故是时之避地易,而无有真避者,今日之避地难,徐氏乃能以寓言为实事,岂可及哉!
”桃花源人反抗暴秦的顽强斗争,与黄宗羲提到的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都采取这种避地而居的方式,这当然只有在小农经济条件下才能行通。
但以上这些足以表明陶渊明的田园诗,对于我们今天的读者来就,不但能启发人们的美感,同时它的认识价值和教育作用也是不能低估的。
综上所述,陶渊明的田园诗,是诗人农村生活的真实反映。
不过,这是通过诗人思想三棱镜透视出来的农村生活,是诗人艺术心灵的外化。
陶渊明不是单纯地通过直接描写当时农民日常的痛苦生活,来鞭挞现实社会的不合理,而是通过描绘与黑暗现实相对立的幽美的田园景象乃至“桃花源”式的理想社会来否定和批判当时的黑暗社会现实。
也就是说,他不是通过描写现实中的丑来批判丑,而是通过描写理想中的美来否定现实中的丑的。
诗人这种独特的把握现实的方式,是由他的审美理想所决定的。
歌德曾经说过,艺术是胎生的,作品也是作家的“骨头中的一根骨头”。
“肉中的一块肉”,是人辽个人身上的一部分。
这就告诉我们,审美主体在艺术创造过程中的性质、地位、作用是何等的重要。
一个完整的人,总是通过自己的“视觉、听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感觉、愿望、活动、爱—总之,他的个体的一切器官……通过自己以对象的关系而占有对象。
每个作家都有他独特把握现实和反映现实的方式。
一部作品出现好比一个生命的诞生,它是有机的而不是无机的,是完整的而不是分裂的。
明白了解一点,我们就不会去责怪陶渊明没有直接去表现当时农民日常痛苦生活的。
他这样表现而不那样表现,决定于他的生活道路使他形成特定的审美理想、审美情趣。
一句话,创作方式是创作主体审美个性差异所决定的。
许多年来,我们的文艺创作中存在着简单化、公式化、概念化、定型化的弊病,而文艺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于从社会学的角度,用阶级分析法去评价和家作品,这和平共处们对文艺家的创作个性不够尊重与党的“双百“方针未能真正贯彻落实有关,更和我们对作家创作个性心理研究不够有着直接的联系。
本文从这方面入手对陶渊明的田园诗作了粗浅的探讨。
愿以此就正于大家。
参考书目:
《中国古代学》、《中国古代文学史专题》、《桃花源记》、《陶渊明作品赏析》
陶渊明移居诗研究
2009-08-0522:
32
陶渊明移居诗研究
文史科 詹益林
一、前言:
“移居”即搬家,搬家对现代人来说,是稀松平常的事,所以才会有所谓的”搬家公司”的设立,专门提供这方面的服务。
就个人而言,纵使不搬家,也都有到外地求学或工作的经验,居住的地方往往不只一处。
但在古代,由于农业社会的关系,人们安土重迁,”搬家”就不像今日一般被看做家常便饭,因此当我看到陶渊明有二首移居诗时,直觉的认为搬家有什么可写的,及至读完之后,却令我感受良多,因为处在今日,要能有像陶渊明那种搬家后的生活乐趣,可说是缘木求鱼了。
二、本文:
“移居”共二首,是陶渊明在晋安帝义熙六年(公元四一○年,时年四十六岁),迁居南村新居后不久写的。
诗人搬到新居后,对新居生活非常满意,两首诗都是写他迁居后同邻人、友好交往的愉快情形。
陶渊明隐居后的生活原本非常快乐,至于为什么要迁居,就得追溯到二年前,义熙四年的一场大火,使诗人座落在柴桑县柴桑里的老家,八、九间草屋一下子烧光,他受此严重打击,并不自怨自艾,仍努力耕作,打算重建家园,但搬家谈何容易,当时一家人只好暂时住在门前水塘的船上,住了多久,我们并不知道,只知道在二年后,陶渊明由柴桑山迁居到附近的南村,关于南村,在李善的注上说:
”即栗里也”南村就是南里,一称栗里,在庐山南金轮峰麓归宗寺西约五里,属江西星子县境(时称南康府),这也是诗人终其一生的地方。
先看第一首:
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
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
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
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
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卜卦、风水在中国自古以来即大行其道,影响层面至深且广,尤其是搬家也算人生大事,凡夫俗子莫不相信卜卦、风水之说,以其为搬家的依据,就算是处在今日科学发达的时代里,也有不少人乐好此道。
”宁可信真有,不可信其无。
”已成为中国人的普遍观念。
但陶渊明却反其道,而以”邻居”为搬家首要考虑的因素,这一点值得大家学习,”远亲不如近邻”。
所以我们要搬家,不应去卜屋宅的吉凶,而要考虑那里的邻居好不好,对自己或家人合不合适。
在<左传>昌公三年,晏子曾提到”非宅是卜,惟邻是卜”的谚语。
至于<列女传>所载孟母三迁以教孟子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
陶渊明择居,就看中了很多”素心人”的南村,希望能和这些人朝夕相处。
所谓”素心人”是指内心很干脆或很朴素的人,诗人本身便是不伪善、不矫作的”素心人。
”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一般人若遇到不幸,尤其是火灾、家破人亡,通常会怨天尤人。
但陶渊明却认为遭遇一切变故、不幸,只要能顺应自然、泰然处之,心灵就能安适,只要心志能坚定不移,隐逸的生活就可以继续维持下去,所以在第五句中说”怀此颇有年”,第六句中”今日从兹役。
”可见他是怀着期待、欢喜的心情搬来的,丝毫没有感伤或哀怨的气氛。
至于新居的情况如何?
我们看七、八二句”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
就知道新居并非豪宅、也不宽敞,可见诗人要求的并不多,认为住家并不需要很宽大,只要有睡觉和作息的地方就足够了,这种”知足常乐”的精神,特别值得处于今日台湾物欲横流,一切讲究排场、盲目的追求名利的人们所学习。
新居不宽敞没关系,但生活在此却乐趣多,这才是诗人所要的。
这种乐趣,诗的第三、四句曾经预期,诗的最后四句得到实现。
”邻曲时时来”是最主要的一句,邻居来做什么?
有时”抗言谈在昔”,有时”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陶渊明和这些人谈论的这么起劲,可见他们有共同的生活经验,往事也彼此熟悉,诗人和邻居共同欣赏奇文、分析疑义,可见这邻居也都懂诗文。
从末四句看,诗人在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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