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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化研究范例
篇一:
质化研究范例
定性研究
虽然定量和定性研究都可用于探究事物,但定量法多用于验证解释,而定性法则在建构解释时有独特的作用。
在下面的研究中你将会看到这一点。
Hoffmann-Riem(1986)研究了在领养了孩子的家族中如何建立起一种在有生物联系的家族中所具有的“正常的纽带感”。
虽然,对报告进行了删减但其基本内容仍然完整无缺。
领养
ChristaHoffmann-Riem汉堡大学
摘要:
本文关注的是领养子女家庭中“正常纽带感”的建立。
首先我们说明了与亲生子女家族相比,领养家庭如何建立这种情感。
第二,通过对领养家庭生活特点的考察,我们提出在理解非领养家庭时采用一种全新的方法。
在领养子女家庭建立的初期,对正常家庭关系的设想占统治地位。
主人公认为“情感的正常化”是成功的领养家庭的一个关键指标。
文章概述了非自愿性无子女的夫妻在申请领养时,如何努力使之正常化,以及在领养后如何实现象非领养家庭一样的正常。
叙述性访谈方法的设定以及技巧
1.通常亲属和父母这些基础性关系的建立是隐性的。
但考察一特殊的案例(如领养家庭)可使我们了解,运用恰当的方法也可以实现这一过程。
遗憾的是从有关领养方面的社会学文章可看出现在只有一些以方法论为导向的原则,一些在假设的基础上进行的数据收集和用标准访谈进行的操作。
对事先建构好的进行操作,研究者只能发现事先设想过的内容。
但在这样的大趋势下,有一个特例,这便是Davidkirk(1964)的工作,他从自己作为领养子女父亲的亲身经历中得出一些经验。
2.我们的研究方法的前提就是要给信息提供者以机会,让他们以一种我们称之为“自治”的态度来表达他们的经历,只有这样才能揭示家庭生活的基本结构。
我们的工作同SoroskyBarron和Pannor(1979)基于家书信这样的自传档案进行的研究或对领养家的详细案例进行的研究(Huth,1983)有些相近。
3.我们采用的“叙述访谈法”源自于FritzSchuetze(1977,1967年Labor和Waletzky,及1977年Kallmeyer和Schuetze),他建议把访谈严格地分为两部分,其第一部分十分重要,它让叙述者不受研究者打扰地叙述故事,第二部分才是回答研究者基于被访者提供的信息而编制的问题。
4.我们的导语主要是基于领养过程保密这一希望之上的,从中领养直到建立家庭生活所有的这些都会保密。
告知领养父母他们可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讲述他们的故事,之后寻问:
“你能记得当时申请领养孩子时的情况吗?
”我们没有从一系列的领养过程中选取一个特定事件作为开始,比如并非自愿的没有子女;而是让夫妻从他们的视角(如没孩子)开始对领养过程进行叙述,有可能从申请开始,然后再转到他们觉得缺少点什么。
这样可以促使他们回到“缺少联绪”这一主线(即没孩子)上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他们的事情。
我们访谈夫妻两人,一般领养孩子的父母的访谈是一起进行而不是分开单独进行的。
平均来说,每一个人叙述要花费二个小时,而且所有的访谈都录制了下来,还用文字记录了下来。
取样
5.在选择信息提供者时,我的指导思想是优先考虑交流的能力而不是典型性。
实际上只要到汉堡的领养办事处就可以获取典型的样本,但是我否定了这种做法。
因为这样一来我就得同国家机构相联合,而且还会带来一些或消极(如依赖性和控制性)或积极(如,领养一孩子)情况。
我们选中了按惯例参加小组讨论会的15对领养孩子的父母。
参加讨论会的多是
中产阶级,这一状况同申请领养的情况相符,有关阶层的确定和选取的样本与近一年内的申请者的阶层比较,会在其它地方做详述的阐述(Hoffmann-Riem,1984),接下来的几个月,我参与了小组讨论会,从而对现实中的领养父母有了一些了解。
我根据自己对一个小组的看法设计了研究方案,并将方案给另一小组的成员看,了解他们对方案的看法。
为了使研究更合理,我需要了解更多有关实际目的,申请过程和领养家庭现状的信息,几乎所有的成员都参与进来,以此引起公众和领养机构对领养家庭的生活给予关注。
剖析资料
6.我关注的不是单个案例的个性,而是所有案例的共性。
首先,我对于叙述故事中反映出的事件列出了时间表:
①夫妻的领养动机;②申请的过程;③父母——孩子关系的形成发展。
由于每一类都含有大量的信息,因此就得把它们分别区分出来。
首先,对所有的案例进行特征分类,然后使用访谈中的详细资料解释它们之间的不同。
例如,在分析“动机过程”时,首先要探讨对孩子的渴望是如何进入“正常成年人”这一概念中的。
接着详细考究无子女夫妻要做父母采用的替代方法,还有对孩子的渴望是如何加入男性和女性的角色定义中去的,以及未来的孩子又是如何让成人角色发挥作用的。
7.从比较两个差异很大的案例(策略性地扩大差异)入手,找出类型的两极。
然后,对叙述进行分析,用两者的相似之处填充两极之间的部分。
8.分析的资料被严格地定在被试机构的亲身经历的框架内。
虽然主人公并非在每句话中都清楚的表明了他的观点,但本文试图尽量反映他的看法。
对孩子的渴望
9.从大量对领养故事的描述中,会逐渐发现,其中大量的资料可以旧入“建立正常关系”这一类中(这是在研究开始时,未意识到的一观点)。
在对领养父母努力建立正常的父母——子女关系进行仔细描述之前,我们先看一下领养中正常化过程链条上的起点——对孩子的渴望。
10.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拥有世界上最高的出生率。
撇开这一点不谈,对领养父母的访谈显示,孩子在许多西德成人的自我计划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所有领养故事的开始都是“我们想要一个孩子”,对于这一愿望会产生的后果,我们对它就不再进行解释了,而且在叙述者看来,也没有必要对这句话作什么解释。
11.可以把导致领养的动机分为几类:
因为它“婚姻的开始”,他们“与众不同”他们要“建立正常的关系”。
对于这些夫妻来说,结婚的目的就是组建家庭。
同其它夫妻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直到已经建立起来的家属关系之后,他们要孩子的愿望还未实现,这一愿望被延迟了。
如果夫妻是实行了生育控制,那么他们就会转平和的看待现有的制度化的家庭模式。
只是在别人看来,他们无可怀疑(或只有一点疑问)的生育能力,似乎生个孩子更适合他们的婚姻生活。
这种认识会使得有些家庭产生危机,因为在西德有百分之十到十五的已婚家庭是非自愿性的无子女。
12.由于在建立家庭后要向建立家庭意识过渡,这便使得夫妻感到他们偏离了“正常感”。
自我的不正常使得夫妻开始产生疑惑。
当这种恐惧达到一定程度时,他们便会寻求医疗帮助以实现他们原来以为自己就可以实现的组建家庭的愿望。
许多叙述者都表达了他们在接受药物治疗过程中所承受的痛苦。
他们为了实现最初的计划而转向求助于医疗,而正是这一过程使他们意识到他们不可能实现这一计划。
叙述者还用断断续续的语言描述了当他们拜访一个又一个医生,努力排斥无法生孩子的恐惧时,他们是多么窘迫。
领养母亲:
我们原以为我们能自己生孩子。
领养父亲:
尽管我们做了努力——我妻子接受药物治疗,我去看医生——但还是不行。
我们不太可能有自己的孩子了,于是我们想到领养?
?
但开始的时候,我们在一家大学附属诊所接受了很长时间的治疗,还有一位很好很负责的医生负责治疗我们。
我们为有自己的孩子做了很大的牺牲,都快疯了。
你想想看,每次治疗都加大荷尔蒙的剂量,最后加大到如果可能怀孕的话,有十分之一的机率是双胞胎,百分之一的机率是三胞胎,已经达到极限
了?
?
我妻子每天都得去诊所做检查,看有无负作用。
而且我们得根据疗程定时去诊所,象周日晚上10点或是周日早上9点。
领养母亲:
没错,在任何可能排卵的时候。
领养父亲:
还有医生也得赶到诊所等待那个时刻。
相信我,在医院发生的事,我都能写一本书了。
领养母亲:
我们得到了相当好的治疗,最后我们问自己:
噢,天呀,我们是在干什么呀,怎么这样麻烦呀?
13.他们所经受的令人崩溃的技术性生育的治疗,使他们觉得家庭就是一群生活在一起有着血缘关系的人。
这对夫妻用了很长时间才接受“亲骨肉”并不是组成家庭的唯一途径这一思想,领养父母的叙述访谈提示了血亲的重要性,也就是要建立血缘上的家庭的愿望。
父母自主性的丧失及其由此带来的痛苦说明了在成人正常的自我计划中一个基本部分便是要建立生物意义上的家庭。
14.当药物治疗也无法实现夫妻生育的愿望时,他们便会对原先的正常模型进行修正。
访谈中便反映出,夫妻由一次次的窘迫直到产生了新的动向:
“于是我们考虑:
领养一个孩子吧。
”
领养孩子:
从陌生到熟悉
15.领养并不符合主人公对“正常”家庭的定义。
因为即使领养了,也无法正常地充当父母的角色。
可以通过情愿的纽带建立“正常”的父母——子女关系,而且父母们认为这是一项必做的工作。
申请人在等待一个孩子时,对于他们未来的父母角色有高度的不安全感。
准领养父母之所以产生这种体验是由于他们对“正常”状况做了假设。
例如,在不少访谈中都出现了象“我会把这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爱它吗?
”这样不安的提问,这个问题表明准父母很担心他们将来家庭生活的质量。
由于没有生物上的亲子联系,所以父母担心家庭生活的质量保证——情感纽带——也会受此影响。
准领养父母对情感纽带会如此关注表明人们对父母一子女之间的情感关系深信不疑。
在具有生物上的亲子关系时,这种情感上的纽带几乎是与生俱来的。
16.当实现了从申请人到父母的转变后,父母一子女间的情感程度就成为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这一点在每个访谈中都有叙述。
人们建立情感纽带的情况有很大差异:
有的人只需要几刻钟或几个小时就会被婴儿吸引住;而对于有的比较大的孩子,则需要几年的时间去克服生疏感,而且家庭生活的初期难免会充满突发事件或不安。
虽说,有这种种的不同,但在每个叙述访谈中都提到了纽带关第建立的程度。
于是我和孩子之间建立了一种亲密的关系(或快或慢)。
17.对于领养父母来说,这一过程标志着目标的实现,它意味着已经符合了正常家庭生活的核心内容。
但是要注意父母的叙述都反映出这种状况并不是纽带关系的最终程度。
下面一关键性的言语揭示了,领养父母在同“正常”情况相比时,产生的体验。
在多数访谈中,接下来都有这样的表述:
“它好像就是我们自己的孩子”。
18.在访谈者未进行引导的情况下,多数领养父母都重复地使用此话作为结束,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出这是与他们家庭生活的体验高度相关的。
我认为“关系的实现”把领养父母带到了“正常”状况的主线上。
领养父母用血亲家庭的“主要构架”来评价自己的体验,来确认他们没曲解这种的新关系。
“它就象是自己的孩子”——这句话是领养父母在向自己和他人暗示,他们已经建立起了正常的家庭生活。
19.几乎每个叙述都反映了一点,即领养父母不再把他们的儿子或女儿当作“领养”的孩子来看待,虽然在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里,父母能注意到由于领养关系而使他们和孩子之间产生的情感距离,但最终他们都确认体验到了这一情感。
这是与孩子交往中的一个标志性转折点——从领养的孩子到孩子,也可以把这一转折点视为情感正常化的时刻。
情感正常化意味着克服了“这将是我的孩子”这一生疏感,领养中,“陌生的人”和“回家的人”于巧合遇在了一起(Schuetz,1972)。
这是每个初到新地的陌生者都会遇到的问题,在领养中出现是因为“领养的陌生人要成为熟悉的人”,将陌生人做为一个以前未来过的回家的人——这作为
分析访谈内容的一个框架,下面的部分要讨论由于儿童的年龄不同,因此在克服生疏感上的有很大的差别。
若回家的人是婴儿,生疏感会很小,而大点的孩子则会有较强的生疏感,最后我们还要描述几个使情感正常化的方法。
领养婴儿的情感正常化
20.“我很快就喜欢上了这孩子”,这句话在领养小于七个月的孩子的21对父母的访谈中经常出现,他们同孩子情感纽带的建立,没有受到“前历史”的影响。
自然也形成了亲密感,而且似乎是“自动”产生的。
领养母亲:
他这么弱小,这么?
?
这么需要你,以至于你会不由自主地去爱他,这发生在?
?
瞬间?
?
因为这一情感关系的建立似乎是自动发生的,所以在叙述中很少有对这一结果的反映。
这种父母——子女关系的新高度被视作是关系的正常化,而且父母不再从反映我的距离感上对它进行分析(我没再想过)。
对于家庭中特殊地位关注的减弱被认为是归属确立的证据。
用Atfred和ThomasLuckmann(1979)的话说,这一进展是一种“新建自然态度”。
21.婴儿身体上的依赖性使他们同父母有机会进行许多紧密互动。
父母的这种参与使得生活依赖性很强的孩子成了父母熟悉的小家伙。
他或她的身体成长和语言交流都印记下了父母的成果。
近期的发展心理学试图对父母——子女关系的出现进行详细描述。
这些调查发现一个几个星期大的婴儿能够激发并保存大量令人惊奇的互动行为的记录、微笑、眼睛、手、嘴巴的活动,头的转动及发出的第一个言语声音——这些传出的媒介都使父母自动同孩子产生积极的纽带。
这就是Stern所说的“婴儿诱发性行为”,在父母的照料中,孩子展现了这种交流能力并散发出这个小伴侣的迷人魅力。
22.领养婴儿的父母很快就认为生物亲子律是几乎同情感联系无关的。
下面即为一例:
领养母亲:
到底是什么建立起了这种关系?
我不敢确定这种关系是否建立,因为孩子已经/嗯/已经出生九个月了。
这样还会建立起关系/嗯/当它很小的时候,你一天喂它六次,为它换尿片,照顾它?
?
你得和它一起玩,观察它对?
?
对你的/嗯/言语和状态的反应?
?
我认为/嗯/这些比怀它九个月要更重要?
?
。
23.根据这一描述,领养父母如果能很好地利用孩子在成长最快的时期的脆弱性,用社会熟悉覆盖生物性,那么他们可以不需要怀孕和出生时的那种情感,纽带体验。
这样从领养的孩子到孩子的转折是可以出现的,几乎在每个领养了年龄较小的儿童的父母访谈中都有对情感正常化的反映。
领养父亲:
我们认为有这种感觉是理所应当的。
领养母亲:
是啊,它是你自己的孩子嘛,自己的呀。
领养父母:
你为了适应它对自己进行调整,它是自己的孩子。
领养母亲:
它是自己的孩子,没错,它?
?
/嗯/现在已经忘了它是领养的,真难以置信,你竟把这忘了。
领养后期
24.对领养后期的叙述表明情感正常化的途径是一个自我交流的过程,特别是在领养母亲这一方,得要几个月或几年的时间,她才能意识到这种所谓的对孩子的母性情感,因为注意力开始时都集中在处理突发性问题上了。
对家庭生活开始比较晚的父母的访谈,表明了情感通常不是在互动的过程中,而是在反思中被觉察到的。
有例为佐:
一个领养母亲,因为女儿得病必须留在医院里,她因此感到很伤心,从这一事件中,她才发现她们之间的情感纽带远超出了她的想象。
而且女儿表现出的对她的依恋也出乎她的意料,这一事实又再次强化了她们新建立的归属情感。
另一位领养母亲发展她对孩子的依恋超出了对家庭外其它成员的依赖,同领养刚开始相比,现在当孩子生病或受伤时,她会表现出更多的怜惜。
用几个月或几年的时间,领养母亲会察觉到她的态度已同亲生父母不相上下了。
结论
25.在讨论父母一子女关系的情感作用时,已经探讨过了领养家庭的结构。
从领养的孩子到孩子这一转折的出现是轻松和快乐的源泉,是家庭真实性的标志。
但它同时也是一关节点,由于领养父母沉浸在正常情感中,所以会忽视家庭结构在认识上的特征差异的处理。
他们的行为同生物性家庭几乎一样,而且他们拒绝一切非生物家庭的观点。
26.领养家庭的生活是有双重父母的生活。
情感的正常化只是部分解决了领养家庭的由于结构差异产生的问题。
在建立情感纽带之后,还应当对孩子、亲戚、朋友及陌生人建构一个“意识上的背景”(Glaster&Strauss,1965)。
27.情感正常化是领养父母为了缩小他们的家庭类型与“正常”家族之间的差异所努力的过程,这一克服领养家庭中生疏感的过程,可以为家庭的建构提供一些思路。
在没有亲子情感,也没有正常的早期社会史的情况下建立家庭时,所遇到的困难说明,必须得在具体的家庭类型中理解Erikson提出的“健康”人格,孩子要建立起熟悉感,得通过特定的互动,你母也要努力激发保持这种互动。
孩子在建立领养家庭的正常史之前,经历过的发展阶段越多,领养父母与孩子之间关系的分歧就越多。
因此,在很长时间都难建立起正常情感,有的甚至根本无法使情感正常化。
28.本研究对于领养父母,申请领养的夫妻及为领养家庭服务的机构都有所裨益。
可以使他们明白地意识到领养一个婴儿或一个五岁大的孩子,对于父母的负担是不同的。
本文除了在领养领域中有意义外,对于同样需要建立熟悉感的日趋增多的继父母——子女关系也有所帮助。
最后一点,情感正常化不但有助于理解父母——子女关系,同样有助于理解家庭中其它关系之间的互动。
注解
1.详细的描述见Hoffmann-Riem的“领养儿童:
以重父母的家庭生活”。
2.23对领养父母领养了一个孩子,其中有4对是已有一个亲生子的,另外有2对各已有2个和3个亲生子,7对领养父母领养了二个孩子,其中有2对已经各有1个和2个亲生子,在这对亲生子与领养子混合的家庭中,有两个是先领养的,关于年龄的相关详细资料见。
HoffmannRiem(1984),327页。
3.应用GoHmann的分析语,把生物性家庭作为判定领养家庭关系质量的主要参照。
4.访谈资料由作者从德文译来。
5.AlfredPortmann对依赖做了描述,他认为婴儿期的头一年做为一个关键期,它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依赖性。
6.DavidKirk在他颇有影响的研究“分享命运”中提出一些与领养家庭相关的概念,如“拒绝差异”、“承认差异”等。
这两种研究方法有明显的区别,各有所长,各有所短。
这一章的练习就是要找出定性研究的优缺点。
本书每章末都有练习,它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引导。
即使老师没有要求你完成它们,最好还是做一做。
你会发现其中的一些重要信息你忽略或没有注意到的,做完后,可以同后面的参考答案比较一下,头四章的答案都是直接附在问题后面的,但是不要在做题之前看,这样会降低你的学习质量。
篇二:
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对立及其超越
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
对立及其超越
来源:
《自然辨证法研究》201X年第9期作者:
叶浩生
质化研究(qualitativeresearch,也译定性研究)作为社会科学领域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近年来引起了各个学科领域的重视。
心理学领域同样为质化研究的新颖模式所吸引。
临床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等学科领域的专家出版了大量的论文和著作,论述传统量化研究(quantitativere-search,也译定量研究)的弊端和质化研究的优势,其势头之猛,以至有许多学者称质化研究的兴起是心理学的,范式革命或地壳的巨变。
在本文中,我们从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的对立特征开始谈起,分析这两种研究范式的哲学根基,并就超越和整合这两种对立的范式提出我们的见解。
1量化与质化研究的对立
科学心理学建立以来,一直以经验自然科学为楷模,强调客观、量化的研究方法。
事实上,实验心理学的建立者、德国心理学家冯特就是利用了心理物理学的实验和量化的方法,奠定了科学心理学的方法论基础,使得心理学摆脱了哲学的母体,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因此,科学心理学建立之日起,就表现了对量化方法的偏爱。
非量化的方法,如现象学的方法、释义学的方法因其主观色彩一直受到心理学家的排斥,“在大多数条件下,质化方法被看作是同量化方法竞争的、另类的范式……量化研究倾向于使用严格的、可靠的数据,视社会世界外在于观察者;而与此相对照的是,质化方法使用更为丰富的数据,把社会世界视为观察者的建构”。
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在诸多方面展现出截然对立的品质:
在科学观方面,量化研究更贴近了经验自然科学,力图以使用量化方法的物理学、化学为理想的模型。
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曾经主张心理学不能成为科学,究其根源在于心理现象不能量化,因此心理学永远无法成为物理学那样的精确科学。
冯特从实验生理学和心理物理学的数量化方法中获得启发,突破康德的预言,改造了传统的哲学心理学,使之成为实验心理学。
在冯特的心目中,实验心理学就是一门自然科学,使用的方法是客观和数量化的方法,同其他自然科学别无二致。
在心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心理学家之所以坚持量化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要贴近自然科学,实现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理想。
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的自然科学倾向相反,它体现的是人文科学的精神,“旨在为以人为本的科学研究提供内在的思想依据……”质化研究所体现的科学观是狄尔泰的精神科学。
狄尔泰曾经指出,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没有内在体验的“物质”,人文科学研究的是具有内在体验、有血有肉、感情丰富的人。
两者的研究对象不同。
所以自然科学研究采取的是客观、量化的方法,排除研究者个人的价值和体验,而人文科学由于研究的是经验中的主体,无法剥离主体的体验,因此只能采取定性的描述。
“我们说明自然,但我们理解心灵”。
这种研究模式曾经影响了布伦塔诺的意动心理学和其他人文倾向的心理学家。
虽然在心理学的自然科学化浪潮中这种研究方式只能处在边缘和支流的地位,但是其体现的人文科学精神却一直伴随着心理学的发展。
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看,量化研究采取的客观、超然的态度,假定了心理现象是独立于研究者的客观存在。
换言之,量化研究者把心理现象视为同物质世界具有同样性质的经验实体。
然而,质化研究则从建构的角度理解心理现象,把心理现象视为人的主观生活体验。
生活体验的主观性质使得客观、量化的方法失去了意义,只能采取理解和描述的方式进行把握。
从认识论方面来看,量化研究假定了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主客体关系,认为研究者可以置身于研究过程之外,不带任何感情色彩,保持“价值中立”的态度。
但是,大部分质化研究的主张者反对主客两元论,强调“价值理性”的作用,认为知识不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而是一种社会建构,任何一种知识都承载着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没有“价值中立”的知识。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量化研究体现了“方法中心”的要求,而质化研究体现了“问题中心”的原则。
“从选择量化方法的那些人的角度来看,他们是以自然科学使用的方法为楷模,并力图使自己的方法与自然科学的方法保持和谐。
对于他们来说,使用质化方法意味着贬低了作为`科学'的心理学。
但是对于偏爱质化方法的那些人来说,他们以人文科学的方法为楷模,力图与人文科学的方法保持和谐。
对于这些人来说,坚持量化方法贬低了人的存在,而这恰恰应该是心理学学科关注的中心”。
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对立还表现在:
第一,元素主义对整体主义。
量化研究由于强调了客观、精确,因而在面对认知、人格、态度等心理现象时,倾向于采取元素分析的方式,将复杂的现象归结为简单的组分,以便于进行量化的操纵。
但是“质的研究方法认为将社会环境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系统探究提供工具,避免将社会环境肢解成孤立的、不完整的、不联贯的变量”。
质化研究从自然主义的研究态度出发,反对将完整的心理现象分析成相互割裂的碎片,因而表现出整体主义的研究取向。
表现在研究的设计上,问题的设计、资料的搜集和分析都倾向于从整体的框架出发。
第二,客位(etic)研究策略对主位(emic)研究策略。
量化研究追求的是超越文化和社会、可应用于所有人的普适性规律,因而属于客位策略。
心理学中的客位策略指的是从泛文化的角度,或者从文化系统的外部对心理和行为进行分析,试图总结和概括不受社会历史、文化地域影响的心理规律。
质化研究从属于主位研究策略。
它追求的是理解个体或社会特有的心理现象与行为。
这种研究策略倾向于从特定的文化系统出发,在文化的内部理解文化与行为的关系。
第三,一般规律(nomothetic)的研究对特质论(idiographic)的研究。
量化研究在普适性、科学性的理想指导下,力图揭示行为的一般模式和共同的心理特性,以便于实现预测和控制行为的最终目标。
质化研究从特质论的观点出发,把个体看作是复杂的、独特的实体,具有其他个体所不具有的品性。
特质论的研究不是去预测和控制行为,而是理解行为,描述行为者的独特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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