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汉盐铁会议上的贤良文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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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汉盐铁会议上的贤良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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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二月，西汉政府主持召开了著名的盐铁会议。

会议的一方代表是“有司”，包括丞相田千秋和丞相府属官“丞相史”，以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和御史大夫府属官“御史”等朝廷官员。

另一方代表则是从地方各郡国举荐上来的贤良和文学。

此次会议由田千秋主持，其主题是“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民所疾苦。

议罢盐铁榷酤”。

会议陆续进行了半年之久，其结果是西汉政府罢除了酒榷政策。

　　一、会议上的贤良文学

　　参加此次会议的贤良与文学共有六十多人：

三辅和太常各推举贤良二人，他们一般是做过官的人;地方郡国各推举文学一人，一般是地方上比较有名气的儒生。

其中有名可考者仅有贤良茂陵唐生、文学鲁国万生、中山刘子推和九江祝生等少数几人。

后来汝南人桓宽根据自己的见闻，“推衍盐、铁之义，增广条目，极其论难，著数万言”，写成了流传于今的《盐铁论》一书。

在会议上，贤良文学和以桑弘羊为代表的朝廷官员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风俗、文化等各个方面。

（一）关于尚德崇义

　　尚德崇义是贤良文学的核心价值观念，会议上他们对诸如本末、王霸、匈奴和战等具体问题的辩论皆祖于此。

应该说贤良文学是十足的重义主义者，他们严厉抨击西汉政府推行的盐铁官营、平准均输和酒榷等政策，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会“与民争利”，坚持礼义仁德才是治国之本。

在他们看来，古代社会的理民之道才是最理想的模板，“古者，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

……是以夏忠、殷敬、周文，庠序之教，恭让之礼，粲然可得而观也”。

他们极力主张统治者以礼义治国，放民于利，甚至认为讲求“权利”是残损国家和人民的行为，所谓“礼义者，国之基也，而权利者，政之残也”。

贤良文学推崇唐虞三代时的治国之道，甚至近乎想象般地描绘了三代之时的治乱情景，突出礼义在治国上中流砥柱的作用。

“三代之盛无乱萌，教也;夏、商之季世无顺民，俗也。

是以王者设庠序，明教化，以防道其民，及政教之洽，性仁而喻善。

故礼义立，则耕者立于野;礼义坏，则君子争于朝。

”贤良文学的义利观由此可见一斑。

（二）关于本末之业

　　盐铁会议伊始，文学即对西汉政府的工商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他们认为盐铁官营等“兴利”政策是与民争利的行为，在这种“坏风气”的诱导下，容易使人民不务本业，其结果是很严重的，“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

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

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

因此，他们主张国家不要掌控工商业，与民争利，这样不仅可以引导社会风俗回归淳朴，而且还能使更多的百姓“就本”，以此促进农业的发展。

他们还认为，“市、商不通无用之物，工商不作无用之器。

故商所以通郁滞，工所以备器械，非治国之本业也”，主张商业在社会中仅需发挥最基本的通货职能，而工业则履行制备必须器械的职能就可以了，它们绝不是国家生活中的重要方面。

这也非常典型地体现了他们极其传统的崇本抑末、重农轻商观念。

　　而在具体实行方面，贤良文学特别推崇唐虞三代之治，主张恢复灭亡已久的井田制，“故理民之道，在于节用尚本，分土井田而已。

”只要统治者的欲望不过度膨胀，生活有度，实行井田制就足以满足其需要，也可使广大百姓富足。

“古者，制田足以养民，民足以承其上。

千乘之国，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充其求赡其欲。

……故古者分地而处之，制田亩而事之。

是以业无不食之地，国无乏作之民。

”同时，主张国家不要占据公田、苑囿等土地，将它们全部让给百姓耕作经营，国家收取租税足矣。

只有这样，才能“匹夫之力，尽于南亩，匹妇之力，尽于麻枲。

”

　　（三）关于抗匈边防

　　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不仅极力反对官营工商业的“兴利”政策，也强烈反对由之给以强力财政支持的抗匈战争。

经过武帝长达数十年的征伐，至昭帝时期，大规模的汉匈战争已经结束，汉匈双方都为此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

会议上桑弘羊指出，“匈奴背叛不臣，数为寇暴于边鄙，备之则劳中国之士，不备则侵盗不止”，“先帝睹其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怀，故广将帅，招奋击，以诛厥罪。

”从武帝时期的实际情况上看，桑弘羊的此番论述无疑是较为中肯的。

只是此时匈奴确已不能再对汉王朝构成足够的威胁，汉王朝的备胡策略有必要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

　　然而，贤良文学却并不是从这种现实层面出发的，他们根本没有正视这些历史现实，而是对武帝时期的抗匈策略和功绩进行了全盘否定。

而且他们也并没有提出什么切实可行的建议，只是一味强调以德怀远，以仁德感化匈奴，与之和平相处。

文学强调说，“古者，贵以德而贱用兵。

”贤良也说，“君子立仁修义，以绥其民，故迩者习善，远者顺之。

……故为政而以德，非独辟害而折冲也，所欲不求而自得。

”甚至不顾“匈奴数和亲，而常先犯约，贪侵盗驱，长诈之国也。

反复无信，百约百叛”的历史教训，干脆抛出了“夫两主和好，内外交通，天下安宁，世世无患”的近乎妄想的论调。

正如晋文先生指出的，“这不仅违背了历史的基本事实，而且也违背了武帝轮台诏令‘勿乏武备’的基本精神。

从他们的策略上说，也是非常愚蠢的。

”

　　二、对贤良文学的浅议

　　宣帝时期，桓宽在撰写《盐铁论》时，站在贤良文学的立场上，对他们在盐铁会议上的表现给予高度的评价，“当此之时，英俊并进，贤良茂陵唐生、文学鲁国万生之徒六十有余人咸聚阙庭，舒六艺之风，陈治平之原，知者赞其虑，仁者明其施，勇者见其断，辩者骋其辞，龂龂焉，行行焉，虽未祥备，斯可略观矣。

中山刘子推言王道，挢当世，反诸正，彬彬然弘博君子也。

九江祝生奋史鱼之节，发愤懑，讥公卿，介然直而不挠，可谓不畏强圉矣”。

但是，这样的评价与贤良文学在会议上的表现并不一致。

　　诚然，在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确实道出了武帝政策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向朝廷阐明了民间的许多疾苦。

例如，针对当时政府垄断铁器铸造，贤良即道出了其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县官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民用。

民用钝弊，割草不痛，是以农业作遽，得获者少，百姓苦之矣。

”在论及汉武帝对匈奴的连年征战时，文学也指出了战争给广大百姓带来的疾苦和灾难，“往者，军阵数起，用度不足，以訾征赋，常取给见民，田家又被其劳，故不其出于南亩也。

……是以田地日荒，城郭空虚。

”在《盐铁论·取下》中，贤良对人民严重的贫富分化情形进行了生动地阐述，描绘了一幅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真实地表现了广大人民生活的凄惨和艰难。

从这种意义上讲，盐铁会议“问民间所疾苦”的目的达到了。

但是贤良文学厚古薄今，泥古不化，认为只用仁政和礼义就可以使天下大治，具体措施只需“复诸古而已”。

这种思想落实到关于本末之业、抗匈边防等具体问题上就足以体现他们的迂腐乃至荒唐了。

　　贤良文学多为饱读诗书之人，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有严重的重义轻利倾向。

在与桑弘羊等人的辩论中，不仅称引先古圣贤，也多次称述汉儒董仲舒的说教，深受其“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工”的思想影响。

但具实到国家之“本”——农业上，即使是董仲舒本人也承认井田制废除已久，难以施行于当世，从而主张采用“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的变通方式。

而贤良文学则完全不顾现实情况，极力复古法古，推行井田制。

正如韩非所说，“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

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

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

”这正说明了贤良文学的迂腐，近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在边防问题上，他们也不考虑现实问题，妄加称引古人仁德备边的观念，认为边防“在德不在固。

诚以仁义为阻，道德为塞，贤人为兵，圣人为守，则莫能入。

”在西汉中期民族矛盾激烈的背景下，这种备边论调不仅显得苍白无力，而且显得十分荒唐迂腐。

贤良文学特别具有尚古和法古取向，这在《盐铁论·散不足》中体现得相当彻底。

全篇文学共列举了三十一项当世之“不足”，而每一项“不足”之前都必有一项“古者如何”的描述。

“可见他们确实是以古为准，已到了食古不化的地步。

”所以在与文学贤良的辩论中，桑弘羊给自己的对手们下过这样一段经典的评价：

“今文学言治则称尧、舜，道行则言孔、墨，授之政则不达，怀古道而不能行，言直而行枉，道是而情非，衣冠有以殊于乡曲，而实无以异于凡人。

”

　　由于贤良文学自身的种种局限与不足，他们在与桑弘羊的辩论中并未占据明显的上风，最终“贤良、文学不明县官事，猥以盐、铁为不便。

且请罢榷沽、关内铁官。

”而官营政策的支柱——盐与铁，最终仍然得以继续推行。

　　三、关于当时儒学之于政治的一点思考

　　对于盐铁会议的论战性质，有的学者将桑弘羊视为法家，故称其为儒家和法家的一次尖锐交锋。

有些学者认为桑弘羊在论战中多次称引儒家经典，熟谙儒家学说，将桑弘羊也视为儒家，因此认为盐铁会议是儒家内部不同派别的一次论战。

其实不管如何划分，我们应该看到这样的历史情形，即如晋文先生所言，“到西汉中期，儒学经过不断改造，已成为一种兼收并蓄、对维护统治特别有利的思想体系，而能够为统治者所采纳”，甚至西汉中期已经发端了“以经治国”。

　　然而，具体到贤良文学这种儒生群体上，他们所展现的思想形态和为政能力却是不能让人满意的。

从全国推选上来的六十余名贤良文学，固然是当时儒生中的佼佼者，其中更不乏学识渊博之士。

但就是这样一批优秀的儒生，除了在会议第一阶段结束“咸取列大夫”外，终昭宣之世基本上就没有脱颖出比较有作为的人物。

乃至我们现在只能看到唐生、万生、刘子推、祝生等少数几个名字可考，甚至还不是全名的人物。

可见，参加此次盐铁会议的贤良文学一般都缺乏突出的为政能力。

他们在思想上更是有严重的“泥古”倾向，甚至达到迂腐荒唐的境地。

　　贤良文学的这种情形固然与他们的个人特质有很大的关系，但我们认为，当时儒学之于政治固有的缺陷也是重要的因素。

儒学虽然经过了一定的改造，但还不能说其对政治就十分切合。

在这种情形下，资质不是十分突出的绝大多数儒生就很难形成较强的为政能力。

这种情形可以从汉宣帝父子的一段对话中窥见一斑。

当柔弱好儒的汉元帝还是太子时，他曾向宣帝进言宜重用儒生，宣帝即回答说：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汉宣帝可谓一语道破了当时一般儒生的巨大缺陷。

而此次盐铁会议上的文学贤良，在某种程度上也打下了当时儒学的时代烙印，体现出了很明显的从政思想和能力的局限性。

而自汉元帝开始重用儒生后，西汉国家日益衰弱，一代不如一代。

直至作为儒生领袖的王莽直接葬送了“新”朝，这就又印证了宣帝的那一声感叹：

“乱我家者，太子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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