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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绪论当代学术史课程的特质内容与方法
第一讲绪论
“当代学术史”课程的特质、内容与方法
“当代学术史研究”作为一门提高性的选修课,是面向文科高年级学生开设的,是一门人文素质教育类的课程。
一、“当代学术史”的学科定位
1、“学术史”的一般界定
“所谓学术史研究,说简单点,不外‘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通过评判高下、辨别良莠、叙述师承、剖析潮流,让后学了解一代学术发展的脉络与走向,鼓励和引导其尽快进入某一学术传统,免去许多暗中摸索的工夫——此乃学术史的基本功用。
”(陈平原《“学术史丛书”总序》)
无论是追溯学科之形成,分析理论框架之建构,还是分析具体的名家名著、学派体系,都无法脱离其所处时代的思想文化潮流。
在这个意义上,学术史与思想史、文化史确实颇多牵连。
不只是外部环境的共同制约,更有内在理路的相互交织。
学术史研究关起门来,就学问谈学问,既不现实,也不可取。
“学术史丛书”入选的原则是,“不问‘家法’迥异、‘门户’对立,也淡漠‘学科’的边界与‘方法’的分歧,只要是眼界开阔且论证严密的学术以及思想史、文化史方面的著述,均可入选。
”
从陈平原的论述和“丛书”的内容可以看出,这套“学术史丛书”是从宽泛的意义上来理解“学术史”的,即包括了学术史、思想史和文化史三个方面。
近年来其他有关“学术史”的重要论述:
李学勤:
“学术有着自身的历史,同时又难免受到整个历史的影响和限制。
研究学术的历史,从历史角度看学术,这就是学术史。
”“几年前有一场学术与思想的争论。
一些论著提出,学术有别于思想,学者不同于思想家,甚至在论文的分类上都有学术与思想两途。
揣想这种看法的起源,是要强调理论性、根本性问题的重要,但强调学术、思想划分开来,是不合实际的。
我有一次提到,梁启超作《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都专门以思潮相标举。
至于后来的思想史著作,核心是哲学史,便不能涵盖全面的学术史了。
”(李学勤主编《中国学术史·总序》,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
李学勤的观点比较接近陈平原的看法,认为不能把学术与思想绝然分开,所以学术史包涵了思想史。
张立文:
“学术在传统意义上是指学说和方法,在现代意义上一般是指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诸多知识系统和方法系统,以及自然科学领域中科学学说和方法论。
中国学术史面对的不是人对宇宙、社会、人生之道的体贴和名字体系或人对宇宙、社会、人生的事件、生活、行为所思所想的解释体系,而是直面已有(已存在)的哲学家、思想家、学问家、科学家、宗教家、文学家、史学家、经济学家等的已有的学说和方法系统,并藉其文本和成果,通过考镜源流、分源别派,历史地呈现其学术延续的血脉和趋势。
这便是中国学术史。
”(《中国学术通史·总序》,(张立文主编,2004年12月)
张立文对学术史的界定更具学理色彩,在张立文这里,“学术史”的研究对象同样比较宽泛,其中包括对“已有”“思想家”的“学说和方法系统”的研究。
由靳德行主编的“当代中国思想史丛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由10种组成,其中包括《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李明山、左玉河主编),在“思想史”这个大系统内,“学术思想”与“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等相并列,《绪论》言:
“学术思想是在特定社会环境实施较为专门、系统的学问研究过程中,运用创造性思维方式获得的理性认识。
”与较为具体的“学术”比较起来,“学术思想”是更为抽象、更具理论形态的东西。
在该书著者看来,“学术”里面是包含了“思想”的,由此可见,学术史与思想史是有着紧密联系的。
比较上述各家论述可以看出,虽然对“学术史”的具体界定、阐述并非一样,但认为学术史与思想史有着紧密的联系,历史上并不存在脱离“思想”的“纯学术”,这一看法则是大致相同的。
2、“当代学术史”的内涵
首先必须追问的是:
“当代学术”能否成“史”?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研究界有过一场争论:
“当代文学”到底应不应该写“史”。
不少学术功力很深的老先生认为,当代文学仍在进行中,而且近在眼前,缺乏必要的沉淀,这样的对象,可以批评,也应该研究,但不适合撰史。
那次讨论的结果,大部分人还是认同了“当代文学”可以而且应该成“史”;但讨论中反对派的意见,同样得到了充分的重视。
以北大中文系为例,“文学批评”与“文学史”,二者的区分,还是很清晰的。
做文学批评的,比如张颐武等人,特别关注不断冒出来的新作家新作品,给予及时的抑扬褒贬;至于治文学史的,比如洪子诚等人,他们更追求长时段的眼光,其评价标准与叙述语调,跟做批评的不一样。
这样的区分,同样适应于“学术批评”和“学术史”——二者既有联系,更有区别。
这里所说的区别,在体例,在眼光、更在使用的尺度以及评价的立场。
当代人写当代史,好处是感受真切,缺点则是分寸不好把握,目前的普遍状态是:
学术门槛太低,评价标准偏宽,于是,“大师”的帽子满天飞。
谈学术史,需要长时段的考量,不能只盯着眼下最活跃的那几个人。
“批评”是短兵相接,无暇仔细分辨,偶尔说些过头话,不要紧;“撰史”可不一样,要严肃得多,一般来说,不允许出现大的偏差。
二、“当代学术史”的基本内容
“当代学术史研究”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是对当代著名学者作个案研究,个案研究是为当代学术史研究作资料积累,因为史的研究必须以个案研究作基础。
其二是对当代学术现象、学术争鸣、学术流变、学术思潮、学科发展作宏观扫描,这当然是精确意义上的当代学术史研究。
其三是对一些学术热点进行追踪,开展学术批评。
这也是对当代学术史研究作资料积累。
这三个方面互有联系,基本的主题还是当代学术史研究。
张立文在《中国学术通史·总序》中写道:
“学术史是学术的衍生,所以,有怎样的学术,就有怎样的学术史。
这可以从两方面看:
一是史的学术和学术史……这是本有的学术和学术史;二是写的学术和学术史。
既有当时人对时代学风、学说及学术成果的记录、描述、解释和评价,也有后来学者对前时代学风、学说及学术成果的再现。
这种再现是重新描述、评价、解释的过程,由于解释对象和解释者的时间差,解释者的解释必须超越时空的局限,才能贴近先前学术文本的意思和原作者的意蕴。
”我们这里说的“学术史”研究,当然是指“写的学术和学术史”,在张立文看来,学术史研究的领域和内容主要是某一时代的“学风、学说及学术成果”。
分析“学术史丛书”及北大出版社出版的其他学术史著作,可以看出学术史研究的主要领域和内容包括“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学科史研究、著名学者的个案研究等方面。
这三个方面也可以看作是学术史研究著作的几种主要体例。
1、“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
陈平原在《“当代学术”如何成“史”》中写道:
“谈论学术史研究,我倾向于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编写各种通史。
”陈平原著的《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就是“以问题为中心”的成功的、代表性的著作。
陈平原写道:
“集中讨论‘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目的是凸显论者的问题意识。
表面上只是接过章、梁的话题往下说,实则颇具自家面目。
选择清末民初三十年间的社会与文化,讨论学术转型期诸面相,揭示已实现或被压抑的各种可能性,为重新出发寻找动力乃至途径。
这就决定了本书不同于通史的面面俱到,而是以问题为中心展开论述。
”
“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是一个大问题,围绕这个大问题,陈著用9章篇幅依次论述了9个分问题(分论题),这9章的标题依次是:
“求是与致用”;“官学与私学”;“学术与政治”;“专家与通人”;“作为新范式的文学史研究”;“关于经学、子学方法之争”;“晚清志士的游侠心态”;“现代中国的‘魏晋风度’与‘六朝散文’”;“现代中国学者的自我陈述”。
其他如,《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选择女性研究作为透视晚清社会的窗口,《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研究晚清地理学,《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对中国的文学史研究、写作以及教学状况展开专题研究,《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从“思想史”角度来研究明清之际的士大夫,《北京:
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从“文化史的思路”来研究北京,等等,都表现出“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路数。
《新时期学术发展的回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收入《新时期学术发展的回瞻与展望》、《新时期学术规范讨论的历时性评述》、《近三年〈光明日报·理论周刊〉评述》等专题论文,亦可归入“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
2、学科史研究
刘曙光在《关于“当代学术史”学科建设的若干思考》(载《云梦学刊》2005年第4期)论及到当代学术史的研究对象时,把学科史研究作为其重要内容,他写道:
“各学科发展史:
对当代学术的发展分门别类,条分缕析,如:
哲学史、文学史、经济学史、法制史,等等。
目的是说明某一学科的传承和发展、理论研究方面的创新。
”
陈平原在《“当代学术”如何成“史”》中亦指出:
“谈论学术史研究,现阶段最需要也最容易取得成绩的,是学科史的梳理。
”
《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实际是一部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发展史的著作。
该书《引言:
“研究之研究”与学术视野的拓展》写道:
“‘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顾名思义,是介绍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学科的入门课,也是属于‘研究之研究’的课。
”“学习‘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就是要帮助大家在较短时间内,对现当代文学的学科史与研究现状有较全面的了解,领略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角度与多样的治学风格,由此觅得进入研究的门径,学会触发研究的问题,找到适合自己的研究方向。
”全书计20章,除第12至20章为横向的专题研究外,第1至11章是一部完整意义上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科发展史,各章的标题依次是:
“围绕初期新文学评价的不同文学史观”;“最初几种独立形态的新文学史”;“当代评论与文学史研究的张力”;“一代名家对新文学的总检阅”;“三四十年代的作家作品评论”;“40年代文学史家如何塑造‘新文学传统’”;“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与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学术生产体制化与五六十年代的现代文学史写作”;“现代文学作为80年代里的‘显学’”;“‘重写文学史’与90年代的学术进展”;“当代文学的历史叙述和学科发展”。
《中国禅思想史——从6世纪到9世纪》(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文心雕龙研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等著作都可以归入学科史研究的范围。
3、著名学者的个案研究。
陈平原在《“当代学术”如何成“史”》中指出:
“做学术史研究,从具体的学者入手——类似以前的学案,这样的撰述,表面上不够高屋建瓴,但不无可取处。
王瑶先生和我先后主持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正、续编,是以人物为中心的;这两本书对于大学生、研究生之‘亲近学问’甚至‘走进学术’,起很好的作用。
以‘学人’而不是‘学问’来展开论述,好处是让我们很容易体悟到,学问中有人生、有情怀、有趣味、有境界,而不仅仅是纯粹的技术操作。
”
张岂之在《学术史与“学案体”》(载《云梦学刊》2003年第4期)中指出:
“清朝初年黄宗羲等学者撰有《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所谓‘学案’实际就是学术史。
”
《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除《小引》外,由17篇专题论文组成,分别对梁启超、王国维、鲁迅、吴梅、陈寅恪、胡适、郭沫若、郭绍虞、孙楷第、朱自清、郑振铎、游国恩、闻一多、俞平伯、夏承焘、吴世昌、王元化等17位著名文学学者作个案研究。
《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由16篇专题论文组成,分别对刘师培、黄侃、顾颉刚、朱东润、任中敏、罗根泽、周贻白、阿英、唐圭璋、刘大杰、钱钟书、林庚、程千帆、唐弢、李长之、王瑶等16位著名学者作个案研究。
这里举出几篇专题论文的标题就可见出各自独特的研究角度和着眼点,如《梁启超的文学史研究》(夏晓虹)、《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文学的奠基人王国维》(刘烜)、《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陈平原)等等。
陈平原在为《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写的《小引》中写道:
“本书之选择研究对象,不以学术成就为唯一标准,而注重文学观念、学术思想的创新以及研究领域的开拓。
因此,不准备选择章太炎、刘师培等很有学问但治学方法比较传统的学者。
不选不等于否认其学术成就,而是为了突出我们的学术追求。
表面上一系列的个案分析,实际上贯穿着我们对这百年学术变迁的历史思考。
”“百年学术变迁的历史思考”就是研究者们的“学术追求”。
《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如书名所示,是一部典型的个案研究著作,任继愈在该书《序》中评论道:
“王永兴同志这部书稿,既讲到陈先生的史学方法,又讲到别人忽略了的忠义家风的影响,他提出的见解是深刻的。
陈先生的史学值得后代学人追踪探索的很多,最主要的一点是应当看到陈氏史学是中国现代学人对古代传统史学的总结,从陈氏起,也宣告了中国传统史学的终结。
”
《蔡元培先生年谱》(上下,王世儒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也是属于个案研究的著作。
三、当代学者个案研究的基本内容
江林昌《五千年中国学术史》(载《光明日报》2006年4月18日)指出:
“学术,指的是有系统的、较专门的学问。
任何一种学术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兴起,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而演变。
研究学术发展的历史,以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学术,就是学术史。
学术是由人创造并由人承传的,承传主要形式是论著。
学术人物与学术论著构成了某一学术的发展历史。
因此,学术史研究的第一对象便是学术人的历史和学术论著的历史。
”这段话讲得很有道理,这段话说明了学者个案研究(“学术人的历史”)是学术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学者本是从事学术研究的主体,但在“学者研究”视域里,学者自身及学者研究成果也成了学术研究的对象。
对一位具体的学者,我们可以从以下一些方面展开分析、总结和研究。
1、学者的生平经历与治学历程。
在这方面,要特别注意研究学者的人生态度、思想信念和人生境界,要注意考察学者与其所处时代、社会的关系。
蔡仲德在《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后记》中,把当代著名哲学史学者冯友兰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1885——1948),冯友兰写了《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及《新理学》等“贞元六书”,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又主持清华文学院,创立了在全国大学中独树一帜的清华学派;第二个时期(1949一1978),冯友兰“在忏悔中……开始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出版了试稿第一、二册;第三个时期(1979一1990),冯友兰抛开试稿,从头开始,写了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
蔡仲德把冯友兰的上述三个时期概括为“实现自我、失落自我、回归自我的时期”,并进而论述道:
“这种‘实现自我——失落自我——回归自我’的前后变化,就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冯友兰现象’,它既突出地显示了谱主独特的个性色彩,又典型地反映了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坎坷道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苦难历程。
”
胡绳为了时代和人民的需要而开展学术研究,必然会涉及学术与政治的关系,胡绳对此有着明确的认识和自觉的追求。
1994年6月,胡绳在《胡绳文集(1979—1994)·序》中说:
“在我77岁的时候,回顾一生的写作生涯。
我想说,我一生所写的文章,虽然有一些可以说有或多或少的学术性,但是总的来说,无一篇不是和当时政治相关的(当然这里说的政治是比较宽泛的意义上说的)。
可以说是‘纯学术性’的文章几乎没有。
对此我并不后悔。
”后来,胡绳在《光明日报》(1999年1月11日)发表的《学术和政治并不绝对矛盾》的文章中进一步指出:
“所谓‘纯学术性’是什么意思,不大容易讲清楚。
但若干年来,学术界确实存在着避开理论,避开政治,务求进入纯学术领域的风气。
当然,也有并不是为了有所逃避而致力于纯学术的。
在纯学术领域取得成就是要花很大精力的,是很可贵的。
我并不轻视、否定纯学术的研究工作,甚至我还羡慕、钦佩这种工作,但客观的环境和主观的意识使我心甘情愿地走我所已经走过的路。
”
胡绳自觉摆脱了某些学者书斋中“学究式”的研究,克服了同现实问题保持距离,仅从书本上讨生活的旧习,而把目光投射到重大的现实问题上。
胡绳的学术研究更是明显地完全不同于当前学术界中较为严重地存在的为金钱而学术。
而且胡绳与过去极“左”的为政治而学术也迥然有别,为政治而学术,使学术沦为政治的附庸和奴仆,实际上取消了学术,那些所谓的学问家实际上不过是宣传家,甚至沦为了阴谋家;胡绳则是始终保有学术的自主性,以学术去主动地关心、关注、研究政治,推动和促进政治健康地发展。
陈平原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了“人间情怀”的命题。
陈平原《学者的人间情怀》(《读书》1993年第5期)提出,学者“首先是为学术而学术,其次是保持人间情怀——前者是学者风范,后者是学人(从事学术研究的公民)本色。
两者并行不悖,又不能互相混淆”。
陈平原身上正是兼具着学者风范与学人本色。
当今时代,面对大潮,处身变革,许多人(包括一些学者)迷茫、躁动,陈平原则始终保持着他雍容的学者风度。
对他来说,治学与其说是一种职业的选择,不如说是一种人生的选择,是他作为真正学者的内在生命冲动,是他人生价值的显示。
他在《小说史:
理论与实践》的《小引》中说:
“学者一旦真能沟通‘学’与‘道’,自有一种旁人无法理解的乐趣。
这时候读书,不算什么苦差事,根本用不着‘黄金屋’或‘颜如玉’来当药引。
可这种境界,不是人人都能达到,故只能自勉,不能律人,以免弄出许多假道学。
因此,为社会安定考虑,我主张把学术作为一种职业;作为个人追求,我则欣赏将治学作为体现某种精神价值的人生选择。
”
因此,他在该书中专立一节“独上高楼”,讨论治学境界。
他冷静地指出:
“值此文化转型、学术凋蔽之际,更有必要强调学者的良知与尊严。
商品经济潮流不可阻挡,文史之学据说已成了无用的老古董;聪明之士不妨尽早改换门庭,从事各种有用的‘实学’。
倘若还有不合时宜愿意固守文史之学者,则必须做好坐冷板凳的准备。
”对于王国维治学三境界说,他认为最值得玩味的是第一境;“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其中“独上高楼”是中心意象,“昨夜西风凋碧树”是背景,而“望尽天涯路”则是画面及意义的延伸。
按照王国维本人的理解,这里表达的是“悲壮”。
陈平原认为,之所以“悲壮”,除了“凋碧树”造成的苍凉感外,更在于“独上高楼”之抵抗寂寞,极目远眺带来的刚毅与旷达。
陈平原在这一节的末尾不无“悲壮”地写道:
“既然曾经‘独上高楼’,也已经‘望尽天涯路’,明白坟场后面不一定是鲜花,还没忘记‘有声音常在前面催促我’(鲁迅《过客》),那就只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了。
选择文史研究,也就选择了寂寞与冷清,这一点将随着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而日益显示出来。
对于‘实迷途其未远’的年轻学子来说,明白这一前景,还愿意选择古老而苍凉的文史之学,确实当得上‘悲壮’二字”。
“人间情怀”是陈平原倾注了自己的思考、情感和人生体验而提出的命题。
他说“我个人更倾向于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保持一种人间情怀。
”他不谈学者的“社会责任”或“政治意识”,而是“人间情怀”,是基于如下考虑:
首先,作为专门学者,对现实政治斗争采取关注而非直接介入的态度,并非过份爱惜自己的羽毛,而是承认政治运作的复杂性。
其次,万一议政,那也只不过是保持古代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是道德自我完善的需要,而不是社会交给的“责任”。
再次,“明星学者”的专业特长在政治活动中往往毫无用处,因此读书人应学会在社会生活中作为普通人凭良知和道德“表态”,而不过分追求“发言”的姿态和效果。
陈平原对现实政治争端不直接介入,他超越于争论的各方之上,但对现实人生又是非常关注的。
他曾说:
“这也许是我学术研究的一个特点,侧重从当代现实中获得灵感,捕捉课题”(《小说史:
理论与实践》)。
他对事业的执着,对生活的挚爱,对朋友、学生的真情,等等,都显示出他作为学者的人间情怀。
正是这种人间情怀,使他既区别于政治家、舆论家,又区别于对现实麻木不仁的学究、腐儒。
在那极“左”专制的年代,学术被迫沦为政治的附庸,学者或则成为政治家的奴仆甚至帮凶,或则被剥夺了做学术的权力。
在那个时代,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和学者都失落了。
因此,我认为,陈平原今天提出为学术而学术,提出学者的良知与尊严,提出学者的人间情怀,实际上是追求真正学术的回归、真正学者的回归,是学者主体意识觉醒的表现。
2、学者的治学成就
即研究、评析、总结学者代表性的学术成果(著作、论文、学术见解、学术观点等等),要特别注意将个体学者置于宏观的学术史背景下考察、研究。
董京泉作为一位有建树的理论研究者,其学术成就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
一是,对党的指导思想的研究
1)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
2)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
3)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
4)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
二是,对重大现实问题和深层次思想问题的研究
三是,对学术性很强的问题的研究
1)关于对“结合”的理论和方法的研究
2)关于对老子《道德经》的研究
四是,对社会科学工作的规律及理论创新问题的研究
王先霈对于文学的研究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即小说技巧和小说美学研究;文学批评学研究;文艺学体系及其系列教材的构建;文艺心理学研究;古代小说理论批评史研究。
我们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看他的古代小说理论批评研究。
1927年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问世,标志着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这一研究领域的开创,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的研究逐渐走向全面和深入,但按文体批评来说,似乎集中在诗论、词论、文论和部分戏曲理论的研究,而对小说理论则很少涉及。
直到1981年出版的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和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册),才有了专章、专节(不是专著)论述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
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的专著首先出自于王先霈和他的同仁手里。
粉粹“四人帮”后不久,王先霈与他的几位同事就开始了对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系统研究,1979年冬至次年初,他与两位同事在北京收集了大量的古代小说理论资料,随后即开始了认真的整理、研究工作。
1982年8月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王先霈和曾祖荫、黄清泉、周伟民合作选注的21万多字的《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选注》,这是我国第一部经过整理、研究的中国古代小说理论资料书(黄霖、韩同文选注的《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册比该书晚出两个月)。
《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选注》从小说批评史的角度,把自晋朝至近代(主要是明、清两代)散见于众多小说中的序跋,精选出五十来篇,加上注释和说明,编为一集,为弥补我国古代小说理论研究的缺陷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1988年花城出版社出版了王先霈和周伟民合著的62万字的《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该书完稿于1985年9月)。
这是我国第一部小说理论批评史著作,是出自大手笔的重头书,很快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好评。
《文艺报》1989年7月8日发表的书评指出:
“《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一书在大量掌握、运用历史资料的基础上,一方面条分缕析地清理了明清小说理论批评的发展线索,一方面又立足于古今中外文论的比较,对富有民族特色的概念范畴如有与无、奇与正、趣与势、传神、逼真、发愤等进行了鞭辟入里的辨析。
”《文学评论》1990年第2期发表的书评评价说:
“《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上,是一种重要的贡献’,‘补充了一种新的内容’(黄海章《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代序》)。
完善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使这一领域的研究更全面、丰富,这种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更令人发生兴味的,可能将会是在研究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民族性格及至中国文化的特点时的助益。
”
张玉能的学术成就主要表现为美学基本理论研究和西方美学史研究(重点是德国美学,特别是席勒美学思想)。
3、学者的治学特点和经验
就是要从学者的治学过程和学术成果中,总结出其治学特地思念和治学经验,要揭示出其独特之处。
陈鼓应在《悲剧哲学家尼采·后记》的结尾写道: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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