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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与经营谋略战略篇
三国演义与经营谋略战略篇
郭济兴安李世俊著
不谋万世,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不足谋一域
——高度重视战略经营
三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段极为动乱纷争的年代。
当时东汉政权没落,农民起义蜂起,政权迭相更替,群雄逐鹿天下,专门是逐步强大的曹操、孙权和刘备之间,展开了尖锐复杂的政治较量,进行了此起彼伏的军事斗争。
这些政治、军事集团之间,时或朋比勾结,时或互相攻讦;时或刀戎相见,时或杯酒言欢;彼此存在着多方面、多层次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和矛盾。
在惊心动魄的政治风云和你死我活的战争中,任何不求进取、因循守旧、优柔寡断、模棱两可,都会坐失良机;任何心中许多、粗枝大叶、考虑欠周、仓促决断,都会招致惨重缺失。
能够讲,举手投足之间,决定荣辱成败,关系着身家性命。
因此,重视决策,善于决策,是“三国”中许多人的共同特点。
《三国演义》中,明确地提出了“决策”的概念。
这要比“决策”概念在西方正式提出,早了数百年之久。
专门是“三国”中的一些杰出人物,胸怀全局,目光远大,能够从全局上、长远上摸索咨询题,善于处理大的方面的关系,能够在变动中把握局势进展的大方向,争取战略上的主动和优势,因而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做成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一部《三国演义》,描写了许多战略决策成功的壮举。
刘备在没有得到诸葛亮之前,落魄不遇,屡遭挫折,不得已投奔荆州刘表,后经水镜先生司马徽和徐庶的举荐,三顾茅庐,邀请诸葛亮出山相助。
诸葛亮在与刘备首次会面时。
第一精辟地分析了天下大势,指出曹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
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此可用为援而不可图也”;接着,简明扼要地讲明了荆州和益州的重要战略地位,最后告诉刘备,欲成霸业,应该“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先取荆州为家,后即取西川建基业,以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
这便是为古今称道不绝的隆中决策。
在那个闻名决策中,既有战略目标,又有战略措施,还有实现目标的几个战略时期。
刘备闻言,茅塞顿开。
正是逐步实施了这一正确决策,刘备集团才得以绝处逢生,立稳脚根,日益进展,与先期建立的魏、吴政权鼎立天下,存在和连续了四十余年。
谈到赤壁大战前后的东吴将领,人们往往第一想到雄姿英发的周郎。
事实上,在东吴孙权的阵营中,战略意图最清醒的当属鲁肃。
历史记载,鲁肃年轻时就抱有大志,并对当时群雄逐鹿的形势,有清醒的认识。
他尽管生长在袁术治下的临淮东城,但当他看出袁术尽管临时强大,但终难长久时,便拒绝了袁术让他当东城长的邀请,毅然过江投奔了孙权。
《三国演义》按照史实记叙了鲁肃过江后为孙权谋划的重大战略决策。
他对孙权讲:
“肃窃料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
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变化)”,目前要乘北方混战多事的良机,“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而据守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
能够讲,东吴政权的建立和扩大,正是执行了这一正确的战略决策的结果。
后来,在刘表新死,曹操大军南下的重要时刻,又是他审时度势,及时向孙权提出与刘备“同心一意,共破曹操”的正确决策。
为此,他主动奔跑于孙,刘之间:
先是以吊丧为名,来到荆州,向刘备陈述孙刘结盟的重要性、迫切性,旋即又陪同诸葛亮过江,共商抗曹大计,力排众议,终于促成了孙刘联盟的形成,为赤壁之战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外交基础。
东吴政权得以在危险中生存,依旧是同意了鲁肃的正确决策方案的结果。
之后,他为了“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使曹操多一个敌人,而东吴多一个朋友,想方设法缓和孙权、刘备以及周瑜、诸葛亮之间的矛盾,专门是在极为敏锐的荆州咨询题上,从中斡旋,坚持了孙、刘之间的联盟。
貌似苯伯事实上知识杰出的鲁肃,比起急功近利的周瑜,要计高一筹。
设想一下,如果没有鲁肃为东吴制定的正确的战略决策并尽力推行,诸葛亮三分天下的战略设想必定痛遭挫折,赤壁大战的历史将会重写,差不多建立的东吴政权怕早已向曹操递交了降表。
《三国演义》中的成功事例,有力地揭示了战略关于一个政治、军事集团,既是必须解决的咨询题,又是举足轻重的大事。
它能够转危为安,易强弱,变多少,化喜悲,为成功者高唱胜利的凯歌,为失误者奏起呜咽的哀乐。
这些犹如晨钟暮鼓,永久值得后人警醒。
战略的重要,同样存在于企业的经营活动之中。
现代企业处在科技、经济、社会迅猛进展的时代,处在广泛分工、紧密协作、社会联系空前复杂的时代。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我国的企业治理差不多由生产型转变为生产经营型,由执行型转变为决策型,由封闭型转变为开放型,企业再也不能等待和依靠上级而必须能动地去适应时代的变迁,自觉地去符合市场的需要,勇敢地去迎接竞争的挑战。
作为一个企业领导,必须把自己的目光从内部扩大到外部,从眼前延伸到长远,系统地、进展地进行摸索。
也确实是讲必须解决战略咨询题。
经营战略确定以后,就将规定一个企业的经营目标和经营方针,确定一个企业经营范畴和规模,选择企业的组织结构、治理体制等,从而从全然上阻碍全体职工的主动性,从整体上阻碍企业的工作秩序,从长远上阻碍企业的进展方向和盛衰存亡。
因此能够讲,经营战略是时代和商品经济进展的必定,是企业自身生存和进展的必要。
通观中外,重视经营战略差不多成为各国企业的趋势。
为了制定和实施经营战略,企业必须搞好战略经营。
所谓战略经营,不仅仅是讲企业各个部门的治理者和一样职工都要自觉地围绕着战略目标,进行开拓性的工作,而不能停留在坚持日常的经营治理和生产上;专门是要求企业高层次治理者把自己的要紧精力用于摸索战略,制定战略,推行战略之上。
应该明白,这正是一个高层次治理者工作中最为光辉辉煌的一部分。
战略经营的差不多因素有如下两个方面:
谋全局
现代企业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和对外的开系统。
从内部看,其经营要素有人、财、物、技术、信息等,其经营环节包括供应、生产、销售;从外部看,它要服从于市场需求,考虑竞争对手,而这些又要受政治、经济、技术、文化、自然等众多因素的制约和阻碍。
因此,现代企业的整体综合性加大,“辐射半径”延长。
这就要求战略经营必须体现整体意识,宏观意识,甚至全球意识;既要有全局性,又要有层次性;既要高屋建瓴,统筹兼顾,全方位进行摸索,防止顾此失彼,显现遗漏;又要分清不同层次,区不轻重缓急。
《孙子兵法》中提出“经五事”、“校七计”,确实是全面地看待咨询题;而“五事”“七计”以“道”为首,又体现了战略摸索的层次性。
诸葛亮在隆中决策中,既分析了敌、我、友,考虑了天时、地利、人和;又区分了优势和劣势因素,规划了整体战略目标和分时期的目标。
那个地点有个如何认识和处理全局和局部的关系咨询题。
全局是由一个个不同层次的局部所组成。
全局制约局部,而局部又阻碍全局。
在局部和全局发生冲突时,要能果断地舍弃局部,以抓住重点,保证全局;在局部可能导致全局失败时,又要高度重视局部,步步落实。
据守荆州虽是局部,但却是带全局性的战略咨询题。
关羽后来丢了荆州,对诸葛亮的战略造成重大打击。
谋长远
现实是以后的基础,而来来是现实的进展;现实是立足点和动身点,而以后是着眼点和目标点。
一个企业在制定自已的战略方案时,只有立足现实,着眼以后,才能有所创新,才能适应内外环境的变化和进展,从而长期保持主动和领先,把握和赢得以后。
因此,战略经营要体现出以后意识和超越意识,树立“改日即今天”的观念。
诸葛亮的隆中决策,创下了后蜀数十年江山,因此,人们赞扬是“一对足千秋”。
谋长远第一要长远观看咨询题
春秋时期的商人计然。
曾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待乏原则,确实是强调不要只看眼前,而是看得远一些。
可见,“谋长远”是贯穿古今的经营原则。
谋长远必须作出长期安排
战略经营还必须遵循两条差不多原则:
理性原则
从认识论的角度讲,经营战略是一种主观范畴。
所谓理性,确实是使主观自觉地、能动地与客观相统一。
一个企业的高层次治理者,在战略经营的过程中,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使战略制订和执行达到那个境地。
战略经营符合这条原则者胜,违抗这条原则者败。
许多经营事例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一个企业的客观实际,包括如下一些方面:
宏观的方针政策;社会的要求,专门是市场的需求;竞争对手的情形;资源供应者的情形;自身的条件和素养等。
战略经营中遵循理性原则,就要考虑符合不符合国家的要求、利益和进展;符合不符合消费者的需求、意愿和爱好;适应不适应自身的条件和素养;能不能在竞争中领先和取胜等。
还应该注意,客观情形是变化进展的,战略方案要具有一定的弹性,并适时进行调整,才能适应形势的变化。
概言之,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要顺应国家、社会和消费者的需要,有利于企业自身的生存和进展。
趋利原则
所谓趋利,确实是要求本着“趋利避害”的思想,努力取得最好的经济效益。
遵循趋利原则,就要在战略经营中力求投入最少,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同时所冒风险最小;争取最大的成效,圆满实现战略目标;力求用最短的时刻取得最多的成效,也确实是讲效率要高。
理性原则和趋利原则是缺一不可的有机整体。
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条件,后者是前者的具体和深入。
违抗了前者,战略就失去了科学的依据;违抗了后者,战略就失去了价值和意义。
“三分割据纡筹策”,“先取荆州后取川”
——谈战略目标
目标是行动的永恒主题。
无目标,就无所谓决策,无所谓行动。
决策确实是在外部环境、内部条件和行动目标之间求得动态的平稳,行动确实是为了达到目标而做出的主观努力。
唯有对期望目标有所奉献的决策和行动才具有价值。
目标是指挥曲,能够从方向上引导一个系统的行为,在实际中指导一个系统的行为;目标是和谐曲,能够沟通系统内部各部门、各环节的关系,保证内部各种力量的良好配合,达到上下左右的和谐平稳,实现系统的整体优化;目标是进行曲,能够鼓舞组织成员的士气,调动他们的主动性和主动性,激发他们在各种状态下为实现共同的目标进行制造性的思维和活动,因此,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确定战略决策的目标。
是至关重要的环节。
确定决策目标要体现如下一些原则:
—是进取可行原则。
二是结构合理原则。
三是目标压缩原则。
四是目标具体原则。
五是目标调整原则。
《三国演义》中的一些决策目标,具有了高质量目标的要紧品质。
先成鼎足之势,然后再图中原,是诸葛亮在隆中为刘备制定的两个时期战略目标,前者是近期的、低层的,后者是长期的、最高的。
两者之间层次清晰,结构合理。
这两个目标的提出,是建立在恰当地分析了曹操不可争、孙权不可图、刘表不能守、刘璋专门暗弱的天下大势以及刘备“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若渴”的自身条件等基础上的。
兴汉室、图中原是隆中决策的最高目标,提出那个目标,充分表现了诸葛亮高瞻远瞩的目光,不畏天命的胆略,披荆斩棘的进取精神。
在诸葛亮出山之前,他的几个好朋友都明确指出,诸葛亮“虽得其主,不得其时”,要“斡旋天地,补掇天地,恐不易为,徒费心力耳”。
高超之至的诸葛亮,可不能看不到这种形势。
然而,为了实现光复汉室的大目标,他依旧知难而进地出山了。
当实现了鼎足而立的第一时期目标后,面对着强大的曹魏而偏安一方的蜀汉,需要支撑精神的柱石,需要争取政治上主动的大纛,需要以攻为守的谋略。
因而诸葛亮提出了进取中原这一高难度的决策目标。
他的《后出师表》,以苍凉而坚决的笔调,道出了他内心深处的痛楚和矛盾;他的六出祁山,以百折不挠的意志,实施和推行他的既定目标和谋略。
人们为他的出师未捷而落泪,更为他的知难而进而动容。
人们可不能批判他的“逆天而行”,只会尊仰他的进取精神。
在目标的缩减上,诸葛亮把“先取荆州为家”化为手段,从而将本来的三个目标,即取荆州、夺西川、图中原合并为两大目标。
由于进取中原的艰巨性,三国鼎立的形势必将长期存在,因此在鼎足天下和进取中原之间具有长期的时刻间隔和段落差不,进一步合并它们两者,就失去了目标的明确性和可行性。
此外,在目标的表达上,“鼎足之势”,形象明确;“图中原”,简明概括,是高度凝练的思维结晶。
在现实的企业治理中,许多企业以振兴中华,实现四个现代化为己任,在确定战略目标时给自己提出专门高的要求。
他们有的立志于填补国内的某项空白,有的立足于给国家多积存资金,也有的敢同大厂和名优产品争高下,更有的放眼全球,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凡事当以利害较之”
——谈决策方案的选优
选优,是决策的另一个重要概念。
从那个意义上讲,决策确实是从拟定的诸多方案中选择一最优方案而进行的分析、判定过程。
选优的前提是多方案,选优的过程是利害相较,对不同方案进行评判。
如果只有一个方案,那就失去了比较和选择的余地;如果没有对每个方案的论证和评估,决策就失去了依据,决策的趋利原则就得不到保证。
《三国演义》第62回描写了如此一段情节:
刘备应刘璋之请,进驻葭萌关,抗拒汉中张鲁的入侵,后来因为向刘璋借军马钞票粮,受到刁难,因此“毁书发怒,前情尽弃”,两人翻脸。
这时,刘备咨询计庞统:
“如此,当若何?
”庞统回答:
“某有三条计策,请主公自择而行。
”刘备又咨询:
“哪三条计?
”庞统讲:
“只今便选精兵,昼夜兼道径袭成都,此为上计。
杨怀、高沛乃蜀中名将,各仗强兵拒守关隘,今主公佯以回荆州为名,二将闻知,必来相送;就送行处,擒而杀之,夺了关隘,先取涪城然后却向成都,此中计也。
退还白帝,连夜回荆州,徐图进取,此为下计。
若沉吟不去,将至大困,不可救矣。
”刘备评判比较认为:
“上计太促,下计太缓;中计不迟不疾,能够行之。
”因此,依中计而行,轻而易举夺了涪水关,然后下雒城,取绵竹,直捣成都;在此,庞统提出的是三个行动计策,加上“沉吟不去”,实际上是可供选择的四个方案,庞统可谓多谋,刘备堪称善断,两者的最佳结合,选定了良好的方案,取得了最好的成效。
赤壁大战前夕,东吴统治集团内部形成和战两派,双方争辩不休,在孙权没有明确表态时,鲁肃给他分析:
“众人皆可降曹操,惟将军不可降曹操。
”孙权向:
“何以言之?
”鲁肃回答:
“如肃等降操,当以肃还乡党,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降操,欲安所归乎?
位只是封侯,车只是一乘,骑只是一匹,随从只是数人,岂得南面称孤哉!
众人之意,各自为己,不可听也。
将军宜早定大计”这一席话,是从孙权的切身利害动身,对投降方案的正确评估,它恰好触到了孙权的痛处,清晰地告诉孙权,抗曹是他应该选择的唯独正确出路。
《三国演义》启发人们,必须对方案进行评估和优选,这是专门有价值的。
然而,它所反映的单凭领导和个不智囊人物的个人体会进行选优的方法,在今天却具有极大的局限性。
现代治理科学差不多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方案评估技术,在此不作赘述。
然而不论何种评估技术,最差不多的是建立评判准则和评判指标体系,然后依此来辨不方案的优劣。
如果评判指标和评判准则不同,目标即使名义不变,而实质却能够大相径庭。
例如某个企业把满足市场的需要作为目标,但却把“产值”作为要紧衡量指标,结果必定是南辕北辙,货不对路。
作为现代中国的一个企业,应该把全面经济效益作为评判方案的价值准则,自觉的把微观经济效益和宏观经济效益,把临时经济效益和长远经济效益,把经济效益和社会综合效益结合起来,同时努力使评判指标定量化。
同时又要规定权衡指标的原则,以便在指标冲突时有所取舍。
环环紧扣,逐浪推进
——谈决策的实施
战略方案的实施,是达到战略目标、取得预期成效的重要时期。
为了做好这一时期的工作,第一要围绕着差不多确定的大目标,进一步提出各时期的小目标,一步一个脚印前进,积小胜为大胜,积跬步致千里,逐步逼进大目标;其次,在每个战略时期都要制定具体可行的措施,做到人员落实,物资落实,时刻落实,方法落实,并要拟定种种应急方案;同时,要注意信息反馈,按照新矛盾,新情形,及时地调整、修改、补充原有的决策方案。
曹操和袁绍官渡决战之前,袁绍各方面占据优势,其中一条是后方比较安定,除了困守易京的公孙瓒外,境内没有异己的政治、军事集团。
他还和关外的乌桓贵族相勾结,彼此相安无事。
相形之下,曹操的东边先后有吕布、刘备为患,南边有刘表、张绣相胁,常有后顾之忧。
为了改变这一劣势,曹操抓住战机,采取不同措施,实施一个个子方案。
他先是采纳郭嘉的建议,利用袁绍北征公孙瓒之机,挥兵东南,攻取下邳,擒杀吕布;接着,又采纳孔融的建议,招安张绣和刘表。
他以政治家的胸怀和战略家的眼光,与张绣尽弃前嫌,握手言欢。
张绣率部投降,刘表也保持了中立,这就粉碎了袁绍拉拢刘表,妄图孤立和夹击曹操的阴谋;最后在袁绍差不多屯兵官渡的情形下,他又采纳了郭嘉的建议,利用袁绍“性迟而多疑,其谋土各相嫉妒”的弱点,乘刘备新整军马,众心未服,亲率大军20万,兵分五路,东征徐州,击败了刘备,纳降关羽,从此,差不多靖平长江以北的大片疆土,为官渡胜利赢得了可靠的后方。
在赤壁大战中,通过外交上的折冲和政治上的审时度势,孙权、刘备两家实现了抗曹联盟。
然而面对着绝对优势的曹军,必须一点一点地削弱。
为此,周瑜和诸葛亮在密锣紧鼓的气氛中迭出奇谋,给曹军一次又一次打击,逐步地改变战场上的形势,终于造成可乘之机,迎来了转守为攻的生活。
战争一开始,“三江口曹操折兵”,周瑜就打了一个胜仗,先挫曹军锐气,接着,又在“群英会”上运用反间计,除掉了曹军“深得水军之妙”的水军督都蔡瑁、张允,进一步突出了自己的长处和对方的弱点,在取胜的道路上搬掉了一块绊脚石。
随后,诸葛亮草船借箭,再一次削弱了曹军,加大了吴军。
按照“曹操水寨,极其严整有法,非等闲可攻”的情形,周瑜和诸葛亮英雄所见略同,决定实施火攻。
但此计急切之间也难实行,必须做好一系列预备工作。
因此,赤胆忠心的黄盖暗献“苦肉计”,诈降曹操,以便就中取事,火烧曹军。
然而仅有“苦肉计”,没有人到曹营献诈降书,黄盖的挨打,也是白白受苦一场。
因而,又有机智大胆的阚泽独往曹营,终于骗取了曹操的信任。
最后,足智多谋的庞统又献“连环计”,把曹军的战船锁在一起。
至此,实施火攻的条件才初步成熟,在这一系列行动中,周瑜用人得当,计策周密,环环紧扣,计计得中,充分显示了自己杰出的指挥才能。
当东风乍起,赤壁的大火燃烧在即,周瑜调兵遣将,采取一个个有力措施。
他兵分六路,有的去烧曹营粮草,有的去烧曹军营寨,有的阻击曹操接应之兵,有的作为各路接应。
再看诸葛亮,下得七星坛,乘赵云接应的小船直奔夏口,刘备接着后,诸葛亮“无暇告诉不事”,便升帐坐定,调兵遣将:
令赵云到乌林之西埋伏,张飞去葫芦谷口埋伏,关羽到华容道埋伏,糜竺、糜芳、刘封三人各驾船只绕江剿擒败军,夺取器械,刘琦回武昌,陈兵岸口,捉拿曹操逃兵。
能够讲,他们是处处堵截,层层设伏,各种情形都在预料之中,时时事事皆有缜密安排,为曹军布下了天罗地网,尽可能地扩大了胜利的战果。
提起”空城计”,人们一样认为,那只是诸葛亮的应急之作,是心理战的胜利,没有什么缜密的安排和保证措施。
事实上不然。
在诸葛亮布置“焚香弹琴”、“开门洒扫”之前,他差不多把当时周围仅有的三千精兵,让关兴、张苞带去埋伏在山后,等司马懿退兵时,故作疑兵,鼓噪而出,以坚决司马懿“必有埋伏”的疑心,扩大神经战的成效,使敌人跑得更远,自己能更安全地撤退。
否则,仅仅靠“焚香弹琴”,即使临时骗过对方,安全撤退还谈不上。
如果没有事先设伏的疑兵,足智多谋的司马懿可能会赶忙醒悟回兵,完全来得及把包括诸葛亮在内的两千多人捉拿过去。
此外,诸葛亮事先还派张翼去修剑阁,以备归路;令马岱、姜维断后,以防追兵;又派人分路报于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官吏军民,撤退到汉中。
连居住在冀县的姜维的老母,也派遣心腹之人送入汉中。
可见,诸葛亮的退兵部署是周到而精细的。
“空城计”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是意料之中的意外,是弄险之中的保险。
在《三国演义》里,也有因遗漏某些环节,而几乎导致整个方案前功尽弃的警示。
在具有战略意义的赤壁大战中,曾有如此一个情节:
正当火攻的预备工作差不多完成,周瑜带领诸将立于山顶,指点曹营,哈哈大笑时,突然一阵风吹,旗角从周瑜脸上掠过,使他猛然想起一件事来,吓得口吐鲜血,大叫一声,往后便倒。
原先,他在制定“火攻”方案时,忽略了隆冬季节没有东风那个天时情形,事到临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如何是好?
正如唐朝诗人杜牧写下的千古绝唱所讲的: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如果没有“七星坛诸葛祭风”,哪能有“三江口周瑜纵火”?
周郎的惨淡苦心,可能会因一着遗落而全盘皆输。
按照事物的新进展和情形的新变化,适时调整甚至改变原定的决策方案,是实施决策过程中应该注意的另一个重要咨询题。
官渡战争初期,曹操本来同意荀攸的分析:
“绍军虽多,不足惧也。
我军俱精锐之士,无不一以当十”,如果“迁延日月,粮草不敷”,因此“利在急战”。
因此,刚刚到达前线,曹操便“传令军将鼓噪而进”,结果首战大败。
事实教育了曹操,袁军尽管有种种弱点和劣势,但袁绍的70万大军也确确实实是能吃人的真老虎,强弱悬殊,“急战”求胜的决策必须舍弃。
因此,曹操就后退一步,把兵力集中在官渡,坚守营垒。
袁军堆筑土山,在土山上向曹军营中发射乱箭,曹军造了一种能发射石头的“霹雳车”还击;袁军挖地道攻击,曹军掘堑壕抵御。
双方“自八月起,至九月终”,相持多日。
此间,曹操“军力渐乏,粮草不继”,一度想“弃官渡退回许昌”,但留守许昌的荀彧报书给他打气,曹操便咬紧牙关,坚持下去,令将士“效力死守”,以便查找战机,出奇制胜。
不久,袁军从后方运来几千车给养到官渡。
曹操得讯,抓住战机,派大将徐晃、史涣出击,烧掉袁军的粮草。
接着,又采纳了袁绍的降士许攸的建议,亲自出马,夜袭乌巢,烧掉了袁军的全部屯粮。
至此,袁绍军心大为坚决,反攻时机成熟,曹操乘机奋力出战,全线击败袁军。
由此可见,没有“急战”到“死守”的方案改变,就不可能有曹操在官渡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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