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拨土地上房屋买卖合同法律效力之我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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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拨土地上房屋买卖合同法律效力之我见

划拨土地上房屋买卖合同法律效力之我见

　　论文摘要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划拨土地上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甚有争论，出现“无效论”、“未生效论”与“有效论”的不同论调。

对于“无效论”、“未生效论”所援引的《房地产法》及《合同法》的有关规定，笔者以为值得商榷，不应成为认定无效或未生效的法律依据。

司法实践中，应采取“有效论”处理纠纷更为妥当。

　　论文关键词划拨土地上房屋买卖合同法律效力强制性规定社会公共利益

　　一、问题的提出

　　案例一

　　2004年2月24日，武某所在单位在划拨土地上建集资房，武某遂与小玲签订房屋购置转让协议，约定以四万元价格将其所有的集资房购置权转让给小玲，武某配合小玲办理相关手续，所产生的各类费用由小玲承担。

双方协议签定后，小玲按期一次性支付给武某4万元，同时，小玲又以武某的名义先后两次分别交纳了房款和办证费，合计10万余元。

2010年11月，武某自行交纳了该房尾款3万余元后领取了该集资房屋钥匙。

同年12月7日，小玲向法院起诉，要求武某履行房屋购置协议，并配合其办理购置房的尾款交款、房屋登记等相关手续。

武某则辩称该房屋为单位的福利集资房，属于《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禁止买卖的房产，因此房屋购置转让协议无效，请求驳回诉讼请求。

法庭审理后认为，虽然双方出于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签订了房屋购置转让协议，但集资房本身属于福利性质，且为划拨土地上所建房屋，转让协议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因此应当属于无效合同，最后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案例二

　　2011年5月，曹某与崔某签订了《房地产买卖合同》一份，约定崔某将其位于南通市花行桥新村的一处房产出售给曹某，总售价为万元，先预付定金人民币2万元，余款在交钥匙付清。

在中介见证下，约定由曹某负担将划拨土地转为出让土地。

合同签订后，曹某当日支付2万元定金。

后曹某反悔，不愿继续履行合同，遂以买卖合同无效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崔某返还定金，而崔某则要求继续履行合同。

法院审理后认为，双方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

讼争房屋的土地性质为划拨土地，并不影响合同的履行，仅是在办理过户前需要将划拨土地转为出让土地，当事人仅需缴纳相应的争议土地的出让金后即可办理过户手续，故对曹某诉称合同无效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

　　自2007年起，由于全国房价的大幅上涨，划拨土地上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日益增多，出现大量出卖人反悔的案例，但随着房产调控日益趋近且未见松动，三线城市房价出现大幅下滑，则涌现出许多买受人反悔的案例。

上述两案即为此种情况，然而，值得深思的是，同样属于划拨土地上房屋买卖合同的案例却出现截然不同的判决结果，笔者以为确有研讨之必要。

事实上，对于划拨土地上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争论在理论界与司法界从未停歇，本文就此展开。

　　二、划拨土地上房屋买卖合同“无效论”或“未生效论”

　　有诸多学者与司法界人士认为，划拨土地上房屋买卖合同应为无效合同，甚至有观点认为合同未生效，笔者归纳其主要理由如下：

　　1.《房地产法》第38条第2项的规定“以其他形式限制房地产权利的房地产，不得转让”和《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合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在领取房屋产权证书前签订的划拨土地上房屋买卖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

　　2.《房地产法》第40条的规定“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报有批準权的人民政府审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1条的规定，“土地使用权人未经有批準权的人民政府批準，与受让方订立合同转让划拨土地使用权，应当认定合同无效。

但起诉前经有批準权的人民政府批準，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因此未经审批的划拨土地上房屋买卖合同应当认定为未生效。

　　3.《房地产法》第23条的规定“划拨土地使用权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批準，在土地使用者缴纳补偿、安置等费用后将该幅土地交付其使用，或者将土地使用权无偿交付给土地使用者使用的行为”，设立划拨土地使用权主要是基于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的需要。

现若承认划拨土地上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将损害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因此根据《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为无效，划拨土地上房屋买卖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

　　4.《合同法》第79条第1款“根据合同的性质不得转让”的规定，取得划拨土地上的集资房购房资格是建立在本单位职工这一特定身份关系基础上，而非本单位职工则不具备依附性的身份关系，因此，在上述案例一中，划拨土地上单位集资房买卖合同应当认定无效。

　　三、划拨土地上房屋买卖合同“无效论”和“未生效论”的辩驳

　　笔者以为，尽管根据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划拨土地上房屋买卖合同似乎应当认定为无效，但是从法理、立法本意及司法实务上看，“无效论”和“未生效论”的诸多观点值得商榷。

　　是否违反强制性规定

　　根据《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

那幺划拨土地上房屋买卖是否违反的《房地产法》第38条、第40条的强制性规定呢？

　　对这一问题必须先要搞清何为产生无效法律后果的强制性规定。

根据最高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4条的规定，合同法第52条第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所以，合同内容若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则为无效，那幺《房地产法》第38条、第40条究其属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笔者以为该二条规定不应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理由为：

　　第一，从调整范围上看，根据《房地产法》第2条规定，本法是规范“在中国城市规划区国有土地范围内取得房地产开发用地的土地使用权，从事房地产开发、房地产交易，实施房地产管理”，所以可以认为《房地产法》调整的是城市规划区国有土地范围内对房地产开发、交易实施管理的行为，换句话说，《房地产法》是房地产公司的行为规范，并不是房地产买卖双方的行为规定，因此，第38条、第40条在强制性规范的归属上应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

　　第二，从条款设置上看，应判断条款中是否有违反后法律后果的规定，即若直接规定违反后的行为无效，则应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但是《房地产法》第38条、第40条并无此类法律后果的直接规定。

　　第三，从具体适用上看，应判断违反第38条、第40条的规定继续履行合同是否会损害国家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若是，则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然而，在前述两案例中，认定双方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继续履行合同，并不侵害国家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

相反，国家会应收到补交的土地出让金而受益，对社会而言，一定程度上增加房产的供应量，起到抑制房价的过快增长的作用。

　　第四，从立法上看，还应判断违反强制性规定是否会违背我国相关法律的立法宗旨。

《房地产法》第1条规定，本法的立法宗旨是“为了加强对城市房地产的管理，维护房地产市场秩序，保障房地产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

就目前来看，由于划拨土地房屋存量小，允许其转让不但不会扰乱房地产市场，而且可以作为商品房买卖的有效补充，这与允许农村集体土地上房屋买卖存在根本不同，后者的放开，将有可能导致房地产市场的严重混乱。

　　因此，笔者以为第38条、第40条规定应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范，对其违反并不产生一律无效的法律后果。

　　审批是否影响合同效力

　　既然《房地产法》第40条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那幺条款中“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转让房地产时，按国务院规定，报有批準权的人民政府审批”又该如何理解呢？

换言之，批準对合同效力应作何理解。

　　有观点认为，根据该条的规定，划拨土地上房屋买卖合同需经政府有关部门批準后才生效，即认为未经审批的划拨土地上房屋买卖合同为未生效合同或效力待定的合同。

笔者以为这种观点是对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认识不清所致。

《物权法》第15条的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外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

”现行法律已严格区分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两个不同的概念。

物权行为直接涉及到物权的变动，故其成立生效应以标的物之客观存在为前提；债权行为仅产生债权请求权，并不直接涉及物权的变动，故其成立无需以标的物客观存在为前提。

买卖双方签订以划拨土地上房屋转让为内容的买卖合同，毋容置疑属于债权行为。

这一转让不动产物权的合同根据《物权法》的规定自合同成立时生效。

而《房地产法》第40条规定的审批行为，并不妨碍债权行为的效力，因为审批行为虽然本身不能使得物权发生变动，但却是物权变动的必须要件，属于物权行为的范畴，因此，对于审批的理解应是“未经审批将无法办理房产的登记，房屋的所有权亦不发生转移”。

　　对此，最高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明确规定：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登记手续，但未规定登记后生效的，当事人未办理登记手续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合同标的物所有权及其他物权不能转移。

”所以，政府审批并非为划拨土地上房屋买卖合同生效的必要条件，不影响房屋买卖合同的生效，所以“未生效论”是对审批行为的误解。

　　回到案例一，若是法院认为房屋购置协议未生效，则可能做出严重有失公正的判决。

因为若将“批準”作为生效要件，判决合同不生效的话，相对人只能依据缔约过失责任主张对方赔偿信赖利益的损失，这便意味着出卖方不但保留了房屋，还将享受多年来因房价剧增而取得的巨大差价。

因此，只有将合同认定为有效成立，才能做出公正合理的判决，才能避免买卖双方肆意主张合同未生效而产生的巨大道德风险。

　　法释[2005]5号第11条是否适用

　　法释[2005]5号第11条的规定，土地使用权人未经有批準权的人民政府批準，与受让方订立合同转让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所以对于划拨土地上房屋未经批準签订转让合同的，应认定为无效合同。

笔者以为，这一观点没有正确理解司法解释。

法释[2005]5号是关于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的司法解释，换句话说其所规范的是直接以土地使用权为合同标的的买卖行为，并不涉及房屋的买卖行为。

由于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有可能改变土地使用性质，涉及规划调整和变更，且划拨土地一半为无偿取得，故必须由政府审批，否则为无效合同。

而划拨土地上房屋的买卖是将房屋与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一并的概括转让，不适用该司法解释对合同效力的规定。

　　是否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由于划拨土地的设立目的在于国家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所以有学者认为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四项关于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定，划拨土地上房屋买卖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

笔者以为，这一观点值得商榷，因为第52条第四项所规定的“社会公共利益”与划拨土地性质上所具有社会公益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第52条第四项的社会公共利益指的是我国民法中所称的“公序良俗”，即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

因为公序良俗对于维护国家、社会一般利益及社会道德具有重大意义，违反公序良俗的合同实质上是违反了社会主义的公共道德，破坏了社会经济秩序和生活秩序，因此应认定为无效合同。

　　根据学者的归纳，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十种：

危害国家公共秩序的行为，如将从事犯罪或者帮助犯罪的行为作为内容的合同，以及规避课税的合同；危害家庭关系的行为，如约定断绝亲子关系的合同、婚姻关系中的违约金的约定等；违反性道德的行为，如对婚外同居人所作出的赠与和遗赠的合同等；非法射幸，如赌博合同；违反人格或者人格尊严的行为，如以债务人的人身为抵押的约定、规定企业有权对顾客或雇员搜身检查的标準合同条款；限制经济自由的行为，如限制职业自由的条款；违反公平竞争的行为，如拍卖或招标中的串通行为、以贿赂方法诱使对方的雇员或代理人与自己订立的合同等；违反消费者保护的行为，如利用欺诈性的交易方法致消费者重大损害等；违反劳动者保护的行为，如规定“工伤概不负责”的合同，以及规定女雇员一旦结婚立即辞退的合同；暴利行为。

显而易见，划拨土地上所建房屋的买卖合同无法归类为上述十种的任何一类。

事实，法律是否禁止划拨土地上房屋的买卖更多的是出于政策因素的考量，并不涉及社会道德伦理和风俗习惯，因此，若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由而认定合同无效，这是对该项规定误读，必然得出牵强附会的结论。

　　是否属于依合同性质不得转让的合同

　　有观点认为集资房属于《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的“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的债权，因此对于划拨土地上集资房的转让应认定为无效。

笔者必须承认划拨土地的取得存在一定的资格条件，具有特定性的特征，但这不应妨碍划拨土地上房屋的自由出让，更不能成为出让方任意不履约的借口。

依合同性质不得转让的合同主要是指基于特定当事人的身份关系订立的合同，但在案例一中，单位与职工基于身份关系的买卖合同已经履行完毕，而职工与买受人间的买卖合同为另一买卖合同，并不受身份关系的约束，因此，笔者认为以人身依附性为由否定划拨土地集资房买卖合同的效力有失妥当。

　　四、结论

　　划拨土地上房屋买卖合同的争论，在有关司法解释未明确之前还将继续，但就目前而言，笔者认为无论是“无效论”的观点还是“未生效论”的观点，均值得商榷。

而在民法“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原则下，司法实践中应更采取“有效论”的观点处理相关的纠纷，可喜的是，法院已越来越多地采纳案例二的观点在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