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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中国古来农具的演变
略论中国古来农具的演变*
一、最早的农具(公元前17世纪以前)
人类最早的工具显然都是依据用力的方式设计制造出来的。
向前用力就是“刺”,这一类的工具有木棒、鹿角、石刀、石铲等等。
先将工具高高举起,然后向下用力就是“斫”,或者说“劈”、“砍”,像石斧、石锛之类就是这样设计出来的。
石刀和蚌刀也可以归到这一类里。
有时需要先向前伸出再向后拉,这就是“割”,石镰、蚌镰等就是这种工具。
人类在知道了种植谷物以前,已经制作出来这些工具,用于采集食物和同野兽搏斗,后来开始从事种植时,一上来自然也是使用这些东西。
那个时期的农事操作,只有播种和收割这两项,已有的那几件工具也满够用了。
以后农业活动逐渐发展,需要更多样和更合用的工具,于是陆续制作了各种真正的农具出来,而这些特为农业生产设计的器械也还是从原有的那些工具演变出来的。
古代传说最先出现的农具是耒耜。
这耒耜究竟是一物还是二物,关于这个问题,历来一直是其说不一,而各家的说法又都是在文献方面有根有据。
看来只靠引经据典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不过无论如何,耒耜总归是刺土、掘土的工具,在这一点上没有异议。
而这样一种农具显然是从木棒、掘棒和石刀之类的东西演变出来的。
也许就是像有的学者所解释的,“耒”是曲柄,“耜”是柄下端附加的刺土的刃,正如《王祯农书》上所说的耒耜二物而一事,犹杵臼也。
”最早的耒耜大约全部是木质的。
因为是取材于大自然,其形制不会是有固定的规格,有的就是一根直棒,也有的是歧头,那就是树枝的分杈。
用来制成耒耜的木棒上,要是有个位置合格的旁枝能把脚踏在上面,可以协助手力,刺土得以较深,这就会启发人们有意识地在耒柄的适当位置上缚上一根短而牢的横木,这就提高了农具的效率。
此外在耒柄的下端缚上一个打磨过的石质的或蚌壳磨制的尖端,那就能更加提高了刺土的效果。
可以设想,最原始的耒耜是曾经过这样的不断改进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原稿撰于1973年,1974年夏修订。
用木棒之类的工具刺土,要利用前推(或下推)的劲儿。
入土自然不会很深,遇到土质比较坚硬或者过于干燥,那就要太费气力。
于是人们想到制作一种类似斧子的工具,先高举起来,再反转方向向下斫,这样力量就会更大。
可能最初就曾使用过斧头来进行开地的工作,后来把斧头的穿柄枘孔改变一下位置,使斧柄和斧刃成为垂直,这就是“钁”了。
不久前出土的有商代的铜斧,有人说是钁,钁的样子确实是像斧,区别就在于枘孔的位置。
商代是否已经有了钁,这还要今后考古方面提出新的证据。
现在只能说,单从农业发展的情况来推测,那时的劳动人民已经制作出来这种农具,这应该说是可能的。
不久以前,还有商代的铜铲出土。
这种工具未必是专用于农业生产。
不过应当指出,远古时期的器具大多不是专用的,当初制作出来铲这样的工具,也许原是用来掘土、运土的。
但考虑到黄河流域这样的自然环境,杂草的滋生是比较厉害的,种庄稼的人显然很早就发觉了杂草对庄稼的危害,因而也就比较早地考虑到了除草的问题。
用铲来除草也还算是有效的,因此可以把它看做较早的农具之一。
这里顺便提出来一个问题:
古代曾否普遍地使用过铜制或青铜制农具?
应该提出,曾否有过铜制农具是一个问题,铜制农具曾否被广泛地使用过,是另一个问题。
对农业史的研究来说,后者才是有意义的。
不能根据出土了个别的铜铲、铜钁之类的商代遗物,就可以断言那个时期已普遍地使用铜制农具了。
依理推断当时铜或青铜制农具的使用范围似乎极为有限。
这不仅仅是由于铜和青铜还不很多,首先显然是用来铸造更被重视的祭器和兵器以及贵族们的日常用具之类。
更重要的缘故是,统治阶段断然不肯或者更确切地说,不敢把这些可以当作武器用的东西普遍地大量地交与广大奴隶之手。
前面曾经提到过,原始时期的器具多半不是专用的,大致说来,时代越是往前,人类用具的种类也越少,换言之,一种器具更是往往有多种用途。
斧的形状像钁,戈的形状像镰,可以用于耕种的,也可以用于战斗。
铜的,尤其是青铜的工具,比起石质的和木质的来,要锋利得多,如果被奴隶们掌握了,这对统治阶段来说当然是十分危险的。
只是到了后来一切都有了发展,兵器和农具的用途都各趋于专一,与此同时,兵器的杀伤效果大大超过了农具,只是到了这个时候,金属农具才得推广。
在历史上,那是进入铁器时代以后的事。
在铜器和青铜器时代,不用说那全部为金属的农具不会是普遍的,就连那些仅仅前端装有金属套刃的也好像都是例外。
有人说,那个时期可能已经出现了犁,甚至于肯定已经开始了“牛耕”。
据说最初是在耒的近前端处拴上一根绳,一人刺耒入土,另一人面对面曳绳向后倒行。
二人合力,开地的效率会提高很多,这就是由耒向犁过渡,或犁的最早形式。
后来改为曳绳者转身与推耒者面对同一方向,用肩负了绳向前进,这样可以减少疲劳。
最后又用牛代替了前面拖绳的人,这就成了“牛耕”。
这种说法,虽然还有人提出证据,说清代贵州少数民族那里还有这样的耕法,但好像还不无问题。
首先是像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农业生产是否就已经需要犁,这还是需要研究的。
不久以前,内蒙古昭乌达盟阿鲁科尔沁旗德博勒庙区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石犁,使人不无怀疑。
诚然,西拉木伦河流域的自然条件,确是宜于发展种植业的。
但也很难设想,在那样远古的时代就已经有了必须使用犁的种植业。
浙江杭州水田畈遗址发现的石犁虽然比较可信,但考虑到大约一千年之后,到了西汉时代,那一带还是“火耕水如耨”的状态,它的可信程度还应该说是有限的。
再说耒和犁都是耕具,从未耕演变而为犁耕,其间总还应该是有一个过程的。
刘仙洲先生说,由使用耒耜的间歇动作发展而为连续运动就是犁耕的开始,而这是耕作方法上的一个极大的进展。
这话是很对的。
可是耒耜的前端刺土部分与地表是接近于垂直的,要说这样的耒耜一次刺人土地之后,由另一力量用绳拖着向前,就能不间歇地向前耕开土地,这是不可思议的。
由耒耜发展而为犁耕,问题主要不是在于前后两个劳动者是面对面还是共朝同一个方向,而是在于破土的器具的尖端与地表基本上是垂直的还是平行的。
只有二者成为接近于平行的状态,才能做到不问歇地或持续地本土破土前进。
清朝阮福的《耒耜考》记述贵州苗族农民用绳拖耒耕地,明说是“一人在后推耒首”,那显然是耕者大弯着腰,把持着耒的接近尖端部分,那正是为了使尖端刺土接近于与地表平行。
此外阮文并没有说这样就可以不问歇地前进。
实际上恐怕还是不免要间歇,不过那是由于使劳动者每前进一小段,就能缓一口气才行。
无论如何,要说后面一人直着身子秉耒,前面有个人用绳拖了耒柄(即便是绳子缚在耒柄的下端),这样就能产生“犁”的效果,那是必无之理,是不可想像的。
刘仙洲先生讲到一人扶耒,另一人在前面拖的耕法,就指出,“后面的一人把耜刃稍稍放平,稳定地扶持着耒柄”。
讲到犁耕时又说,“为了使原来耒耜刃部便于向前插入土壤,不能不改变方向把它平装在一个便于人扶的犁柄,……”。
所说的应该就是这个道理。
向犁耕过渡中,在耕具的使用上最重要的一点是刺土的尖端必须改为与地面平行或接近于平行。
1958年农业部编的《农具图谱》(第一卷)中的“都匀犁”,可以视为最简单而又最基本的犁的构造形式。
或者说,由“耒”变而为“犁”,在耕具的构造上主要是由原来的尖端刺土部分与柄二者大体上的一条直线变而为两条相交的直线,而主要的是“犁底”或刺土尖端与地面平行或接近于平行。
这可以说是耕具制作上的一次质的变化。
至于前面的牵引力是出自人还是"出自牲畜,那只是在耕法上才是重要的。
刘书引载R.P.HOMMEL《CHINAatWORK》一书的山东的《人犁图》,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很清楚。
扶犁的人也还是大弯着腰。
当然应当想到,远古时代的耕不过是开出一条很浅很细的沟,然后在沟里撒播种子,这实在说起来只是播,而算不上是耕。
特别是,如果是松软的沙性土或熟土,一人扶耒,前头有个力量拖着走,这也还是可以的。
意大利POHTEDISANROCCO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石刻,就有用马拖了掘棒耕地的形象。
日本人译为“牵引作条棒”,所谓“作条”,就是耕开的沟成行,恐怕那个时候还谈不上什么“行播”。
那好像只是因为牲畜比较容易得到。
畜力想来不会怎样发挥出来,仍只是把土地的表皮稍稍松动一下而已。
因为不是真正的“耕”,所以不能说它是“犁”。
一提到这样的耕法,常常是联想到后来的那种所谓镪犁(或抢犁)。
应该指出,像不久以前山西东南部还常见使用的那种耕具,虽其名称是“犁”,其实只是一种变相的耒耜,因为它的破土运动仍然是间歇的。
此外还必须想到,使用镪犁的两个力量,都是直接用到刺土反土上面,反之,犁之破土前进,则是专靠前面的那个牵引力,而后面扶犁的人只是管扶持和调节入土的深浅。
顺便一提:
镪犁的前面是一根木质的拖杆,这比绳索更为合用。
假如最早设计出来的犁是由人来拖引的,那么用来把这拖引的力量传达到犁身上的,更可能是一根木质的拖杆,而未必是绳索。
用人来拖犁,就是所谓“人耕”。
这种耕法,从古至今一直是有的,不过都像是出于不得已,正规的办法还是“牛耕”。
牛之被驯化,显然是在犁出现之前。
有人说,商代已有牛耕,看来商代是否已有牛耕,判断这个问题的依据不在于当时已否实现了“服牛”,而是在于是否存在必须用犁的客观条件。
如果耕种还处于原始“穴播”的阶段,耒耜可以完全胜任,犁是不需要的。
实行犁耕说明耕法上的一次重要的改变,那就是整块土地普遍破开翻动,而不再是仅仅松动单一的用来播种的穴。
可以相信,商代,至少是商代后期,已经是越过了这个阶段,因此,犁在商代已然出现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这还有待今后考古研究方面提出确证。
不过最早的犁好像主要还是用于开垦,因此设想,它之显示功用主要还是在那个时代以后。
如果是先已有了钁,那么犁的出现也许还要晚些,因为钁就可以担负起开垦的任务来的。
还有,犁是破土工具,功用和耒耜一样,也可以说它是耒耜的直接发展。
可是用犁是向前进,用耒耜开地,人却要逐步向后退,就这一点来说,犁和钁又是相同。
这样看来,犁也可以说是耒耜和钁二者的复合。
因此可以假定,先有的钁,然后才设计出来犁。
前面说过,那个时代的农业劳动,主要是播种和收获两项。
以上都讲的是开地的工具,至于收获,好像一直是使用的石镰和蚌镰,没有什么变化。
收获之后,自然还有个整治加工的过程,大约很早就制作出来杵臼。
简陋杵臼已有出土。
这种器具在长时期内也没有什么改变,原因显然是在这方面没有什么新的要求提出来。
二、适于旱地农作的农具之初步发展(公元前10至前4世纪)
随着周族的统治的建立,在农业方面出现了新的情况。
首先是农耕区显著地扩展了,而这一扩大了的农耕区基本上是在比较干旱的黄河中下游各地。
在这一地带,发展起来的耕种方式是一种旱地农作,而农具方面的演变自然是与之相配合的。
耒耜仍然是主要的农具。
《诗经》里面只提到“耜”而不见“耒”,却不能据以证明其时耒已绝迹,可以认为,诗人只是“耜”字来代表这个农具而已。
更重要的是这种工具的形制显然有了改变,而且像是在不断变化之中。
徐中舒氏指出,耒的演变是由木制而金制,由歧头而平刃,由平首而空首。
所谓“金制”就是入土的前端部分改为金属的。
所谓“平首”是工具的端部那块金属刃片,上边中间突出,为的是缚在木柄上面,后来这个突出部分由平片变成一个空槽,这在古书中称为“銎”,把木柄头插进里面,就比缚扎牢固得多了,这样的空槽就叫做“空首”。
所谓由木制改为金制,从发展的过程来推想,未必一上来就是前端刺土部分由原来的木质直接改为全部金属,而大约是由于金属材料还不够多,只把一个金属的套刃装在木质尖端的上面。
后来犁的演变就是有这样一个过渡阶段,那种套刃称为“犁錧”或“犁冠”,已有不少出土,可资参证。
不过有人把1950年河南辉县出土的战国时代的“V”字形铁器认作“耜冠”,却未必是。
那件东西的前端两侧线几乎是成直角,说它是“犁錧”比较更为可信些。
由一个人之力运用的耒耜,其尖端应该是个锐角,这是需要顺便一提的。
总之,经过这样加装套刃,工具的效用就提高了许多。
以后随着铁这种原料的增多,大约这种加装套刃的办法也就逐渐消失。
与此同时,耕具的柄也朝着弯度越来越合理的方向改进,就像《考工记》里所说的那个样子,刺土翻土时,人的身子不必过于弯屈,因而可以减小疲劳。
讲过耒耜,再来谈犁。
如果说,商代是否已经开始用犁,现在还不能完全肯定,那么在周族建立起统治之后,在农业生产上使用这一工具好像就有了条件。
这样说的根据是,像《考工记》里面的耒耜,柄是弯曲的,除了可以减少人的疲劳之外,也是为了使前端入土部分更向与地表平行的方向转变,这样发展下去,就会演变出犁这样一种新型的耕具来。
当年周族从关中根据地向外发展,是采用的武装开拓的方式,所凭借的经济的力量就是开发新的征服区,推广农耕事业。
扩展农耕区,不能没有有效的开垦工具,即使不是那个时候才制作出来的,至少也是得到了一个积极推广的机会。
最早的犁可能主要是一根稍粗而坚实的木棒,前端斫得像尖刃的样子,或者再装上经过打磨的石的、蚌壳的或其他锋利的犁头,另外再加上一根拖杆作为犁辕,这就大致有了个犁的形式。
这样构造极为简单的犁由牛来牵引,用于开垦荒地,在那个时代应该说是很有效率的它和钁一起,在扩大耕地面积的事业中,发挥过不小的作用。
大约到了春秋时期,犁的使用就逐渐普遍起来。
耒耜这样的耕具,从正面看,很像后来的直柄的铁锹。
前面讲到的铲,形制也有些类似。
《诗经》里面有一种名叫“钱”的另一种农具,过去对它有两种解释,有人说是铲,有的又说是“锸”,在其他古籍中也作“铫”、或“*[庣+刂]”,或“疀”,(“*[庣+刂]”或误为“*[庣+斗]”,“*[庣+斗]”是量具)也就是后世所谓的“锹”。
铲和锹的样子是有些仿佛,但功用不同,后者可以深掘入土,前者则宜于平推,考虑到今天的锹,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挖锹”,同“锸”一样,一类称为“平锹”或“撮锹”,用时平推,与铲相似,这就难怪对“钱”有那样不同的解释了。
看来《诗经》时代的“钱”,可能是样子既像铲,又像锸,而兼有锸和铲的功用,也许是比较更接近于锸。
顺便一提,从前几年湖北古矿冶遗址和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木臿来看,那时的臿的刺土部分是空而长的,显然是为了易于人土。
现在有的地方有这样的铁锹,江苏的所谓“江北铲”就是一例。
从另一个角度来思索,在各民族的历史上,几乎都有一个把主要农具当作货币使用的时期,中国通称货币为“钱”,也许就是导源于此。
杨宽氏以为,周代中原的“布币”,无论其为“空首布”、“方足布”、“圆足布”、“尖足布”,大体都作铲形。
其实如果说都作锸形,也许更恰当些,因为锸或锹作为农具当时功用比铲要大,“钱”那种农具大概是比较更像锸。
后来元代王祯作《农器图谱》,把“钱”列入《钱鎛门》归到“薅器”之列。
其实这种农具早已不见了,王祯只是揣度它“似锹非锹”,又说“钱特铲之别名”,而所绘的“钱”的图样,与“臿”(锸)也并没有本质上的出入"。
其所以如此,也可以这样来理解。
似乎可以这样设想,在《诗经》时代,“钱”已成为主要农具,并且逐渐向锸转化,表现出要取代耒耜的趋势。
而与此同时,另外一种叫“鎛”的农具主要担负起除草的任务。
《诗经》里面讲到了“鎛”,历来多认为是除草的工具,也就是锄一类的东西。
河南洛阳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汉墓出土的小铁锄,刘仙洲氏以为似即古代的“鎛”。
究竟鎛与锄二者之问是什么关系?
要说明这个问题,还得牵连上和钁。
前面讲过,钁这种工具主要是用来开土的。
近来已有战国时代的铁钁出土,就其形制而言,用它来除草也还是可以的。
在秦汉时代的各种字书里面,有“鐯”、“定”、“欘(钃)”等几个词,都像是钁一类的斫器。
例如《尔雅》上说:
“斫谓之鐯”,“斪斸谓之定”。
“斪”、“斸”二字同“斫”一样,都是从“斤”可以证明。
后人对那几个词作解释时,却把钁和后来专用于除草的锄(鉏)纠缠到了一起。
还有《孟子》里面提到过“鎡鎰”这样一种农具,后世作注解的同样有的说它是锄,又有人说它是钁。
而《说文》里面更把钁字解释为“大鉏”。
其所以如此,也许是由于各地的名称不同,但也许可以认为,这种混乱情况多少透露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古代确实有过一种农具,它兼有钁和锄二者的功用。
从斧演变出来的钁,它的柄和刃大体上是垂直的,而这种兼有二用的新的工具,柄和刃则是形成较大的锐角。
这样一种工具既可以斫,又比钁更便于向后曳,高举起来往下斫,就像钁一样能够刨地,向后曳就能够有除草的作用。
像这样的工具近似直到如今还在陕北等地匀用的“老钁”。
对于得不单不到充分的工具配备的农民来说,这样的家什是很中用的。
新疆维吾尔族农民使用的“坎头曼”也是这一类,19世纪中,法国画家MILEF的一幅画上的农具可供参考。
因为它兼有二用,所以作字书的人给予不同的解释。
解放后不久,河北省兴隆县出土的战国铁锄范,从装柄的枘孔的形式来看,就很有“老钁”的样子。
《诗经》里面的鎛,可能就是与此类似的一种农具,或者是这样一种新的工具的前身。
它的形制在各地大约多少都有些出入,或者说一直在不断变化之中,名称也自然不会一致,在齐鲁一带就叫做“鎡其”了。
此外战国时代人的著作中,常常见到“耨(槈)”这个字,也是除草用的。
王祯《农器图谱》里面,“耨”的图形就有点像今天的老钁。
虽然那也只是根据作者的想像绘出的,未足为凭,但可以相信,战国时代的耨如果不就是鎛或者鎡其,那它显然也是沿了这一条线演变出来的。
它成为专用于除草的工具,到后来就发展成为锄,或者说,就以“锄”的名称基本上定型了。
《农器图谱》里的鎛也是画成了后世的锄的样式。
锄作为除草工具,其显著不同于铲和钱的特点是,同时向后曳,而后者则都是向前推。
这应该说是一个重大的改进,因为这就更便于使用者对它的控制。
在田里除草,常常不免要损伤禾苗,加强对农具的控制,这是极有意义的,更不用说工作效率了。
看来鎛或鎡其以及耨,显然是由直柄的钱向曲项的锄演变中的过渡形式,而由鎡基又直接发展为后世的老钁。
汉代字书《方言》里面的“鲁斫”好像就是老钁。
后来字书《玉篇》里的“钁”字下面的注是“锄钁”,顾名思义应该是兼有二用,大约也是这种东西了。
说到除草,还有一个“莜”的问题。
《论语》里面记载着孔子出游“遇丈人以杖荷莜(或作蓧)”的故事,说到那个老人“植其杖而芸”。
他芸田所用的工具应该就是那个莜了。
这莜又是什么样子?
有人说,除草还要拄着根杖,显然是在水里田里,果然如此,莜就是一种专用于稻田除草的工具了。
又有人指出,“今南昌人耘田用一具,形如提梁,旁加索,纳于足下,手吃持一杖,以足踏草入泥中,名日‘脚歰’”,作为证明。
此一说也只可供参考。
那个时代种稻,并不全与后世相同,这一点也不容忽视。
看来这一问题还有待研究。
《论语》里面还提到了碎土的工具,名称是“耰”,它的开始使用自然是在春秋末年以前,并且可能是以前很久。
这样猜测的理由是黄河流域的气候干旱,耕开的土容易结成坚块,必须紧跟着使之破碎才好种植。
显然农民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需要一种专用于碎土的器具。
耰是木榔头,头和柄都是木质的,在先秦文献中也叫做“椎”。
《诗经》以及先秦著作里还提到“銍”,这是镰的较早的名称。
不久前浙江嵊县又出现了铜镰,据说是属于春秋时期。
金属镰的更广泛的使用应该是在普遍用铁以后。
镰头基本上是直的,或者略带弧形,像河北兴隆县出土的战国铁镰范所表示的那个样子。
镰柄一般说来是短的,适于割穗。
《说文》里“銍”字的注解是“获禾短镰”,显然指的是短柄镰。
还必须提到的是,至少到了春秋时期,就已出现了简单的提水工具桔槔。
在干旱的黄河流域,取水一直是一个重大问题,这种根据杠杆原理设计的、很容易设置起来的提水机械,同传统的小农经济是搭配得很合适的,所以始终没有被废弃。
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农民所使用的农具大约就是以上所讲的这些。
这一个时期的情况,现在能够了解的虽然比起前一个时期来要多,但无论考古方面提供的出土实物还是文献资料,都还不够充分,所以对许多问题的说明,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依靠推测。
大致说来,比前一个时期多出来用于除草的钱和鎛以及专用于碎土的耰,这都是适应黄河中下游的特定的自然条件开始形成的干旱农法而必然较早地制作出来的几种农具。
钱,尤其是臿,可视为耒耜的补充。
犁则是从耒耜直接发展出来的,只是受了钁的启示,改变了前进的方向。
从另一条线上演变出来的钁,和跟着出现的犁,这两种农具在一个积极扩大耕地面积的时代中得到推广,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总之,在黄河中下游这一地区发展农业的基调是适应干旱的自然环境,农具的发展也必然服从这一规定。
三、干旱农法奠定时期的农具(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2世纪)
中国的铁器时代始于何时,这不能说得很确定,无论如何可以说,到了春秋末期,铁制的工具就已经开始多了起来,进入战国之后,这种趋势更是大大加速。
为了增产粮食支持对外作战,各国都致力于发展农业,首先是扩大耕地面积。
那是一个广泛地开荒造田的时代,因此下面就从在这方面起过重大作用的犁谈起。
在这里还要解释一下,为什么讲到犁就先联系到开荒。
《管子·轻重·乙篇》说,“一农之事,必有一耜、一铫、一镰、一鎒、一推、一銍”。
同书《海王篇》说,“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
都没有提到犁,如果认为这两篇是作于战国时期,这说明当时一般田问操作还不大用它。
有人说,“犁”与“耒”是一声之转,或者说,“耒”“耜”二字连续读就成了“犁”音,这就是说,名称为“耒”或“耒耜”,其实就是“犁”。
这是一种解释。
这个问题单单从文字学或者音韵学上恐怕还不能解决。
《吕氏春秋》里面有几篇是专谈农业生产的,特别是比较深入地讲到了耕作,而且也提到了农具,可是也没有犁这个字,这多少反映出来,战国时期用于大田作业的农具当中,犁至少不是主要的。
那也许是因为农民畜牛的还不够普遍,但更主要和更可信的原因似乎是,对于开始向所谓精耕细作的方向发展的耕作制度来说,那样还不能翻地而只能开地、而且又入地还很不够深的犁,是不甚合用的,只有用之于开垦荒地还可以发挥作用。
这也就是说,要使犁这一后出的耕具真正结合到精耕细作上面去,那还要经过一番在构造上改进提高的过程。
战国时期既然犁还是主要用于开荒,是不是一般大田耕作仍然用耒耜?
上面提到的《管子》和《吕氏春秋》里面确是讲到了耒耜,可是同以前的比起来,好像实质不全相同了。
战国时期的农业已然有了显著的进步,当时各家学者的著作里面讲到农业生产,都是强调深耕。
像《考工记》里所说的那种曲柄的耒,是不容易满足这个要求的。
农民在实践中体验出来,“钱”的一个变种,本来可能主要是作为掘土工具的“锸(臿)”倒是很合用。
从那时起,这种直柄的掘土工具逐渐成为农具当中最主要的一种。
它的铁质的头部不但坚固而锋利,而且用脚踏着也很方便,比起耒耜上格外缚根横木来要有效得多。
用锸不但能进行深耕,而且又能翻土,这是当时的犁所做不到的。
何况又加上它的用途广,像挖沟、打埂、平土、碎土、施肥等等,以及房舍建筑上面,它也都是合用的。
不难想到,这样一种工具是当时开始向精耕细作的方向发展的小农经济很相适应的。
铁的广泛使用和农业经营技术的发展,使耒耜不得不让位于锸。
在后世的著述里面,虽然还常常见到“耒耜”这样的字眼,所说的实际上都是锸,那不过是出于一般文人喜好用个古雅的字眼的习惯而已。
即使不能绝对地说耒耜已是名存实亡,基本上确实是如此。
锸这种新的农具逐渐推广到了几乎所有经营种植业的地方,它的形制自然不会是一成不变的,它的名称也因地因时而不尽相同,像“梩”、“铫”、“*[庣+刂]”、“鍏”、“疀”、“喿”、“*[崇+刂]”、“杴”等等,不一而足,到后来比较最普通的要算是“锹”。
在中国传统的农业上面,它和犁二者在农具当中同样居于首要地位,而它的功用更广。
在小农经济的种植业的经营中,它比起犁来更是不可缺少的。
西汉时人通常说到农民种地,就说“蹠耒而耕”,其实应理解为“蹠锸而耕”。
那时的锸的样式,虽然目前还没有出土的实物,但可以想像和现在的锹大约相似。
最近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墓坑填土中,发现了完整的木臿,臿口镶有凹字形铁口,可供参考。
后来郑玄注《考工记》,说古代的耜只有一个尖刃,而他那时候的耜确是两个尖刃。
从他这话可以知道,在东汉的末期,至少是郑玄的家乡,即今山东武梁祠画像上面,神农、大禹等人都是手里拿着一种歧头的农具,可以与此互相印证,因为那位画家也是出在山东地方。
此外《说文》里面有个“*[艹+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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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论 中国 古来 农具 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