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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英语北科版单词译文
第一单元
从“美国梦”中醒来
没有发展前途的工作和昂贵的大学学费可能阻断社会地位的提升。
阿伦﹒伯恩斯坦
[1]最近人们常常谈论美国的“沃尔玛现象”—美国就像零售巨头“沃尔玛”一样,想方设法将成本—并从而将价格—降到最低,而且乐此不疲。
但多年来,即便在经济迅速发展的20世纪90年代,企业文化盛行的美国社会早已普遍在控制劳动力成本方面引入了沃尔玛式的策略,诸如雇用临时工和兼职人员、同工会斗争、消除内部晋升机制,以及将制造环节外包给国内外人力成本较低的承包商。
[2]尽管这些策略在降低消费品价格方面成效显著,在其他方面却造成严重损失。
一本名曰《低工资的美国:
企业主如何再造岗位就业机会》的新书中提到,超过劳动力人口总数1/4的约3400万名工人因工资低、工作没有前途而陷入困境。
此外,很多中等收入的高级技术人员的工作机会也在减少,因为企业正将工作外包给分包商和临时代理机构,并将更多的白领工作转移到中国和印度。
[3]这种情况渐渐侵蚀了美国社会最受重视的价值观之一:
使国民有能力在有生之年不断提高经济地位。
以前,大多数美国人,即便技能不高也能找到薪水低的门房或工厂工作,当有了工作经验并拿到更高的工资时就逐渐上升到中产阶级。
但在20世纪70年代,二战后生产的繁荣消退之际,社会地位提高的劳动者人数开始减少。
80年代,随着全球化和科技的发展,蓝领阶层的工资大幅度下滑,向上升迁的减弱趋势更甚于以往。
[4]在生产力回升、经济蓬勃发展的20世纪90年代,许多专家曾指望上述趋势可以逆转。
诚然,那时的收益颇多。
长期以来不断下降的工资状况有所好转,人才紧缺的劳动力市场几乎使每个人的工资都在上涨。
大学入学率和房屋拥有量快速飙升,“美国梦”惠及更多的家庭。
连社会最底层的人都享受到了低利率和更高工资带来的好处。
根据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埃德华·N·沃尔夫所作的一项研究,就连当时最贫困家庭(以资产净值少于5000美元为衡量标准)的数量都略有减少。
[5]但令人惊讶的是,新的研究表明,30年中最好的经济态势都没能重振美国人一向自吹自捧的“向上升迁”的传统。
这些新的研究对一些个人和家庭进行了多年的跟踪调查,向我们展示了一幅自相矛盾的画面:
在20世纪90年代,尽管当时美国的财富急剧膨胀,靠网络起家的百万富翁数以千计,传统的企业却在砍断晋升的职业阶梯,以致那10年中能够提升经济地位的人比以前更少了。
[6]根据劳工统计局的两位经济学家乔纳森·D·费希尔和大卫·S·约翰逊对截至2001年10年间的收入趋势所做的分析,在20世纪90年代,相对的地位变迁率(即收入档次提高和下降的美国人占人口总数之百分比)下降了两个百分点,降至62%。
两个百分点听起来可能不算什么,但想想处于飞速发展的美国经济原本可以为人们提供多得多的升迁机会,那么下降两个百分点就是坏消息了。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詹姆斯·J·海克曼说,从本质上看,“近些年的一大发现就是过去美国社会有很强的上下流动性,而现在不是了。
”
[7]实际上,两位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的经济学家对30年间家庭收入的分析表明,不论收入水平高低,10年间滞留于同一个收入档次的人数在20世纪90年代有所增长。
所以,尽管经济的繁荣使门房和办事员的工资在20世纪90年代末上升了5%至10%,他们中很多人仍是门房和办事员,只有很少人争取到收入较高的位置。
拿伊梅尔达·罗曼来说,她在密尔沃基一家非营利性机构做咨询工作,年薪为3万美元,折算通货膨胀因素后,这位33岁的单身母亲所挣到的勉强达到2.7万美元的年薪只相当于十几年前的一个学校班车司机的收入水平。
罗曼希望能回到大学去进修,为前程增加砝码。
她说:
“如今很难找到可以逐步得到提升的工作,而有个文学学士学位就多些竞争力。
”
[8]罗曼所处的是一个在经济层面上渐渐出现了阶层分化的社会。
如今能否晋升越来越取决于大学学历,而取得大学学历的大多数人的父母已具备经济实力或受过文化教育。
问题是,大多数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只能对至关重要的学历文凭望洋兴叹。
虽然高收入家庭的子女进入大学的人数剧增,但越来越多的贫困家庭的子女只上得起社区大学,而这类大学通常不设学士学位。
2001年拿到学位的贫困学生比率不足5%,跟30年前没什么两样。
这一结论是托马斯·G·莫申森根据人口调查局的数据分析得出的,他在衣阿华州的俄克鲁萨出版了一份教育时事通讯。
[9]随着那些没有或不能取得学位的人滞留在社会底层,“一代更比一代强”的进步趋势——美国社会生活的主流——逐渐消逝。
去年,惠奇塔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大卫·W·莱特与其两位同事更新了1978年的一项有代表性的个案研究,此研究关注的是子辈相对于父辈在社会和经济地位方面进展如何。
综合教育、收入和职业几方面因素对社会阶层做出定义之后他们发现,社会经济地位最靠下的3个层级的家庭中,20世纪90年代的子辈较之60年代的子辈提高社会地位的可能性变小。
研究报告的作者们发现,截至1998年,其父辈社会地位处在最底层的子辈当中,只有10%的人成功地进入了上层社会。
相比之下,根据1978年的那次研究,在1973年这一数字是23%。
与此类似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在其父辈属于社会中上层的家庭中,子辈们只有51%保持了与父辈同等的经济地位或超过了其父辈。
而在60年代,这一比率是63%。
[10]麦克尔·A·迈克里曼和他的家庭就是一个例子。
迈克尔现年33岁,有两个小孩,是宾夕法尼亚州新荷兰的居民。
他过去10年里一直在诸如“达美乐”和“必胜客”这种比萨饼连锁店里工作。
他通过努力最终当上了副经理,但却发现,要是做个运输司机他能挣得更多,每小时算上小费多挣9至12美元。
他和做酒店接待员的妻子每年只挣4万美元。
这跟他做炼钢老工人的父亲大卫·I·迈克里曼每年6万美元的收入相比差得远了。
迈克尔说:
“我省吃俭用,节省每一个铜板,为孩子们积攒上大学的学费,我们夫妻俩都是因为交不起学费而没能上大学。
”
[11]恢复美国国民社会地位上升力不是“知道要做什么”的问题,而是“要设法使之实现”的问题。
多年来,专家们对学校教育弊端的谴责声不断,但整顿这些问题要作长期艰苦的努力。
同样,虽然大学越来越难进的问题屡遭警示,但即便在财务盈余的年代基金短缺也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有个激进的办法是:
给大学以中学的待遇,即由纳税人负担公益开支。
北卡罗来纳州选区总统候选人、参议员约翰·爱德华兹提出过,在所有社区和公立大学里,如果有大学生肯在一周内工作10个小时,就免除该生第一年的学费。
这也许永远不可能实现,但很显然,如果说美国在黄金年代没能摆脱悄然之中渐渐凝滞的社会流动性,它应该从现在开始有意识地做些改变,以扭转趋势。
第二单元
老大哥,移过去一点
[1]对路易十四而言,即使在卧室里生活没有隐私都不是问题。
事实上,这是这位法国君主向那些甚至是最为显赫的贵族展示自己绝对君权的一种方式。
每天早晨,这些权贵们聚集在一起观摩太阳王起床、祈祷、上厕所、挑假发等活动。
[2]过去这种生活——没有隐私的生活——会成为我们的未来吗?
许多未来学家、科幻小说作家和隐私权倡导者都确信会这样。
他们一直提醒人们“老大哥”在监视着我们。
闭路电视摄像头常常跟踪你的行动;你的手机会泄露你所在的位置;你的过境证和信用卡会留下数码痕迹。
现在公民有可能正受到监视。
[3]但是,在过去的几年中,某种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由于手机、数码相机和互联网的普及,监视技术被更为广泛地利用。
保安专家布鲁斯·施奈尔认为,监视技术的微型化、数字存储设备价格的下降以及能够处理大量信息的更为尖端的系统的出现等因素的结合,意味着“监视能力曾经只由政府掌握,现在或在不久的将来,会掌握在每个人手中。
”
[4]数字技术产品,如可拍照手机及互联网,与模拟技术同类产品大不相同。
数字图像与传统照片不同,能被迅速、便捷地复制并传遍全球。
另外一个重大不同是数码设备的使用更为广泛。
大多数人都随身携带着可拍照手机。
[5]数码照相机的快速和普及使它们能做到使用胶卷的照相机做不到的事情。
比如,10月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一宗抢劫案的受害者用可拍照手机拍下了劫匪的照片和他逃走时使用的交通工具。
警方看了这些照片后,在广播里描述了这名劫匪和他的卡车,10分钟后,此人便被抓获。
[6]然而,监视行为的大众化有利有弊。
可拍照手机导致了窥淫癖现象,从而导致了维护个人形象权的新法规的出台。
9月份,美国国会通过了“防止录像窥淫法”,该法案禁止在未经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对其裸露身体的各个部位或内衣拍照。
该法案的出台是由于可拍照手机的普及以及在卧室、公共浴室、卫生间和更衣室出现隐蔽摄像头事件的增加。
同样,德国议会也通过了一项议案,禁止XX在建筑物内拍照。
沙特阿拉伯完全禁止进口和销售可拍照手机,因为宗教权威认为可拍照手机“传播淫秽思想”而对其加以谴责。
韩国政府也命令制造商设计新型手机,拍照时能够发出“哔哔”声。
[7]人们还担心数码相机和可拍照手机用于工业间谍活动。
应公司客户需求,美国移动电话经营商斯伯林特公司推出一款没有拍照功能的热销手机。
许多客户公司都已禁止把照相机带到工作场所。
一些公司——包括最先推出可拍照手机的韩国三星公司——要求来访者和员工把可拍照手机留在研究和生产制造设施外。
[8]廉价的监视技术方便了其他犯罪活动。
比如,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一家加油站的两名雇员在读卡机上方的天花板内安装了一个隐蔽的摄像头,记录了数千人的个人身份证号码。
这两人还安装了一个仪器,当用户刷信用卡时,该仪器可以“扫描”他们账户的详细信息。
时至被捕时,两人已收集了6000多人的账户信息,伪造了1000张银行卡。
[9]但是,监视技术的广泛使用也有其益处。
特别是它能提高透明度、加强责任感。
比如,越来越多的摄像机被安装在学校里。
像ParentWatch.com和KinderCam.com这样的网络服务商与美国上百家托儿所的摄像机联网,这样家长就可以看到他们的孩子(以及那些照看他们孩子的人)在做什么。
学校也把网络摄像头设在教室里。
像google这样的科技公司把网络摄像头设在员工餐厅内,如果员工们看见打饭的队伍排得很长,就可以晚点去用餐。
[10]多伦多大学教授史蒂夫·曼把公民监视的普及称为“平视”,因为多数摄像机不再是俯瞰,而是来自眼睛的视角高度。
现在,摄像机不再被高置于楼顶并附在屋内天花板上,而是被普通人随身携带。
最广为人知的例子就是罗德尼·金遭警察殴打的录像以及令人震惊的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照片。
[11]可拍照手机可能对新闻媒体产生深刻的影响。
可拍照手机使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新闻摄影师。
旧媒体正开始欢迎这种趋势,这并不奇怪。
最近,《圣地亚哥联合论坛报》创办了一个网站,专门征集读者用可拍照手机拍摄的新闻照片。
英国广播公司也鼓励访问其网站的用户上传自拍的新闻事件图片。
[12]未来学会的保罗·塞福认为,公司和政府将不得假设照相机或麦克风有可能无时无刻无所不在。
如果工厂的危险环境或化工厂的污染情况不仅仅是被描述一下,而且还能通过图片和录像展示出来,那么厂方就很难抵赖了。
比如,动物权利保护者创办了网上多媒体档案库,人们可以在此存储并查看拍摄自养鸡场、屠宰场和皮毛加工厂的生动图像。
用金枪鱼网捕捉海豚的录像等材料会使消费者义愤填庸。
[13]去年,一位德国议员在拍摄一份机密文件时被逮个正着。
这份文件只在一次医疗保健改革的背景会议上分发了几份(而后又被收回)。
据说,一些柏林政客让记者在一次重要会议前给他们打电话,然后不挂断电话,实际上把他们的电话变成了窃听器,让记者偷听其他议员的讲话。
[14]1996年11月,塞内加尔内政部长没有注意到一个站在旁边的人拿着接通的手机,当承认地方选举有舞弊行为时被曝光。
选举宣告无效。
2000年,在该国总统选举中,电台派记者到每个计票站,并给他们配备了手机。
每个选区的结果宣布后,记者就向电台打电话报告结果,然后电台马上播报。
这就减少了选举作弊的机会,使得权力交接顺利进行,落选的总统很快承认失败。
[15]监视技术广泛使用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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