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才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历史经验研究》导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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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才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历史经验研究》导论
宋才发: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历史经验研究》导论
宋才发: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历史经验研究》导论
80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探索,为人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包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经验,这些都需要我们做扎实深入、科学求是的研究,尤其需要我们把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结合起来。
研究当代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方法论,探讨社会主义是怎样遭受到严重挫折的,又怎样经过各种曲折而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前进的。
尤其要在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中,加深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和历史根据的了解。
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我认为第一,在研究视角上,不能就某个国家本身去孤立地研究,而要把它放到整个世界历史的长跨度、大背景中去研究,要在整体的联系上,特别是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相联系中去认识社会主义所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困境与挑战。
第二,在指导思想上,要用邓小平发展了的社会主义观点去研究和总结历史经验,而不能从旧的观点出发去观察问题,更不能先入为主,同时还要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及各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
第三,在态度上,必须实事求是。
既要从历史条件出发,又不能从现在一时需要出发去评判过去几十年的是非得失,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用经典作家个别提法去剪裁现实,不唯书、不唯上、只唯真理;要努力从无数事实中找出原因、引出教训,得出经验。
(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没有固定的模式
马克思、恩格斯限于他们当时所处的历史时代和客观条件,不可能从理论上解决经济不发达国家能否先于发达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他们曾认为:
“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
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工业较发达,财富积累较多,以及生产力较高而定。
”即是说,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速度和实际进程,取决于大工业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只有大工业的高度发展,才能导致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的必然胜利,经济不发达国家是不可能先于发达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的。
直到晚年,当他们通过对俄国社会状况的细密分析研究之后,才认识到经济落后并不一定是俄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障碍。
他们在《共产党宣言》的俄文版序言中指出:
“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当时虽然对俄国农村公社的估计过高,但他们一般地预见到了经济落后国家有可能绕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
然而,他们仍然坚信这些国家的革命只有同发达国家的革命融为一体,才能有胜利的希望,并没有预见到经济落后国家有可能先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对经济不发达国家能否先于发达国家进入社会主义作出正确回答的是列宁。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尖锐化,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的加剧,使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空前激化。
列宁依据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作出了新的结论:
社会主义不能像马克思恩格斯曾设想的那样,在所有或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并获得胜利,而将从帝国主义战线的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首先突破,“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
”他认为,一定发展程度的社会化大生产是造成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和阶级力量的前提,但这个一定程度并没有具体的数量界限的规定,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和胜利,也决不是单纯的经济过程,而是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思想以及国际条件等各种因素融合为“一个总的合力”的结果,经济发展进程不可能始终都同革命发展进程成正比。
如果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在具备一定的发展程度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前提下,政治、军事、文化、思想等诸多因素以及国际条件又造成了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势和时机,那末完全可以先于发达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在这个指导思想的支配下,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和具体组织下,俄国无产阶级行动起来,终于取得了十月革命的成功。
这个在落后国家取得的胜利,也没有如预期的那样很快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引起连锁反应,而恰恰在像中国这样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获得成功。
这一点不仅没有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而恰好证明了列宁的一个科学论断:
“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
”当俄国的这种革命转向东方国家的时候,“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的革命带来更多的特色。
”这个理论突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胜利和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带有极大的开拓性、探索性。
本世纪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肇始于苏俄。
不发达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十革命胜利后提出的崭新课题。
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率领苏俄人民,自1918年初春,破天荒地开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探索性实践。
从1921年开始,列宁放弃了多国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张,产生并逐步形成了俄国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绝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主义预言那样的简单结论,而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反复实践的过程。
列宁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内容是实在的,他认为当时国际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和国内的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就是俄国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采取新经济政策发展经济建设事业,使俄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俄国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俄国一国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是对俄国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前途预测。
这个理论犹如茫茫大海上的一座灯塔,它给俄国社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从根本上激发了俄国无产阶级及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勇气,同时也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
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探索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因而它往往是“开头容易,继续困难”,势必加大探索的复杂程度和难度。
社会主义建设不应存在固定的模式。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曾有这样一种简单的想法:
以为按着某个固定的模式就可以使社会主义达到完美无瑕的理想境界。
其实,这是十分幼稚可笑的。
社会主义的最终建成,只能依靠各国人民群众创造性的实践去实现,而绝对不可能靠“引进”什么模式,或者“输出”什么模式去实现。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历来就不承认有固定的模式。
恩格斯曾批判过自视为社会主义行家兼社会主义改革家的杜林的“世界模式论”,说杜林的社会主义“模式”是一种“先验的模式”。
列宁则更明确地说过:
“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各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
”他还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不断修正和完善自己的理论。
譬如,1921年联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改行新经济政策后,列宁便慎重地指出:
“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
”世界上根本不存在适用于一切社会的“模式”,各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反复证明,“模式化”是行不通的。
在社会主义建设史上曾经出现过“苏联模式”。
在列宁领导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开头的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期间,纯处于一种开拓性的探索。
1927年以后,由于国际形势日趋紧张,加之苏联国内落后的经济条件、思想文化传统等等原因,以斯大林为首的领导人在工业化的道路上逐渐放弃了“新经济政策”,形成了一种稳定性较强的建设与发展的模式,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苏联模式”,有时亦称为“社会主义建设传统模式”。
它定型于斯大林时期(以1936年宣布苏联基本建成社会主义为标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被推广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一个具有完整形态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
它的弊端是随着社会主义在多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不断深入,才逐步显露出来的。
这种高度集中化和高度行政化的社会主义模式,具有这样一些基本特征:
以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存与巩固为前提,追求以重工业(包括国防工业)优先发展为核心的高速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并以排斥商品经济属性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相保障。
具体地说,在经济上它实行单一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建立了以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农业集体所有制为基本结构的经济制度,国家高度集中了从宏观经济到微观经济的决策权限,一切经济领域均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计划由国家计划机关统一规定,一经最高苏维埃通过,就成为指令性计划乃至法律。
同时,国家财政统收统支,价格实行高度的集中管理。
在政治上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发展苏维埃民主,建立了高度集中的党政领导体制,领导干部实行委任制和实质上的终身制。
在思想文化上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注意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和弘扬民族文化传统,但它倡导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迷信和推崇个人崇拜。
这种模式的历史作用自50年代中期开始走向衰竭,到1991年苏联解体,标志这个僵硬的模式走进了死胡同,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对苏联模式应该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我认为宜把它放到世界社会主义事业中作为一种最早的探索加以总结和研究。
苏联在30年代向全世界宣布建成社会主义(尽管过早了一些),但在当时的整个世界所引起的震动,不亚于十月革命对资本主义的威慑力,因为它向全世界初步显示了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
它仅用了两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就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从无到有的建立和发展了一系列对国民经济技术改造和国防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重工业部门;基本上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农业的机械化程度在主要农业劳动上也高达80—90%以上。
这就从根本上摆脱了对外经济的依赖,使苏联成为社会主义的坚强堡垒,在取得反法西斯主义的卫国战争胜利之后,在一定程度上吸引和促进了战后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
苏联模式在社会主义各国建立初期,还曾促进了工农政权的巩固,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推动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建设。
1956年毛泽东就曾对此作过评析:
“任何一个民族,不可能不犯错误,何况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又那么长久,不发生错误是不可能的。
苏联发生的错误,像斯大林的错误,它的位置是什么呢?
是部分性质的,暂时性质的”;“对斯大林要三七开。
他们的主要的、大量的东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东西是错误的。
”我认为毛泽东的这个评析,在今天仍不失为我们研究和评价“苏联模式”的一个方法论原则。
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建设过程中都程度不同地发生了诸多失误,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照抄照搬苏联模式却是共同的。
苏联模式之所以在国际上造成广泛的影响,当时世界上公认为共产党执政的15个社会主义国家,除了因缺乏自己独立的建设经验而自然要学习苏联的经验外,与斯大林挟共产国际权威向各国共产党强制推行苏联模式不无关系。
譬如,斯大林在苏共十九大上的讲话中就认为:
外国大多数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需要向苏共学习,要在自己国家利用苏联的经验。
反映在党与党的关系上,也非平等的、同志式的关系。
斯大林长期把苏联党同其他党的关系,看作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甚至是父子党的关系,要求处处以苏联为核心、为中心,各国党的事务经常受到干涉。
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实践框架”在各国广为推行,确实暴露出了诸多缺陷:
第一,在发展战略上,因过于偏重重工业和国民经济的超速发展,往往导致农轻重之间产业结构的比例失调、经济总量失衡和市场短缺;第二,在经济体制上,因实行大一统的计划经济、排斥商品经济,往往导致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僵硬化、政企职能同一化,无法协调处理好国家、地方、企业以及行业之间的利益矛盾,企业失去压力和动力;第三,与此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因高度集权而造成党政职能不分、以党代政、行政事务中的官僚主义等问题长期无法得到解决,往往弱化了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积极性和参与水平,制约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易于产生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
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化、凝固化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可以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正是这种“模式”的必然结果,根本原因不在外部而在内部。
譬如,在波兰人民共和国,以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报告为直接导火索,引发了波兹南事件。
在骚乱中有54人死亡,200多人受伤,几百人被捕。
在匈牙利如出一辙,人民群众对以拉科西·马加什为首的党和政府违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搞个人崇拜的做法极为不满,最终酿成了1956年震惊世界的“匈牙利事件”,2.5万人葬身于动乱中,经济损失达220亿福林(相当于当时匈牙利全年国民收入的1/4)。
所以,邓小平在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的经验教训后指出:
“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
苏联搞社会主义,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算起,已经六十三年了,但是怎么搞社会主义,它也吹不起牛皮。
我们确实还缺乏经验,也许现在我们才认真地探索一条比较好的道路。
”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用于一切社会的模式,各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反复证明,“模式化”是行不通的。
不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不成熟性的特点。
“不发达”状态是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一条共同的基线。
实事求是地剖析和研究不发达国家中社会主义的不成熟性,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探索这些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规律。
在不发达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任务更艰巨、更困难,需要的时间更长。
一般说来,不论任何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在内,建成社会主义都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列宁说过:
“怎样想像出一个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也不困难。
这个任务也已经解决了。
但是,怎样具体地从旧的、习惯了的、大家都熟悉的资本主义过渡到新的、还没有长出来的、还没有稳固基础的社会主义,却是一个最困难的任务。
”因此,不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最根本的问题之一,就是要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结合本国“不发达”状态的实际情况,探索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路子。
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初稿》(速记记录)中说过,由于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时所处的条件不同,后来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必然反映出各自不同的特点。
列宁的这一观点在后来“共产国际纲领”中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他指出:
“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加剧,因而产生了资本主义的不同类型和它在不同国家成熟程度的差别以及各种各样的特殊的革命条件。
这就决定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道路与速度多种多样是历史的必然;决定了一些国家必然经历几个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阶段;同样也决定了一些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
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具有共性与个性的新生事物。
概括地说,社会主义建设的共性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其个性(或称特殊性)则是指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及具体方法。
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内在固有的,以示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区别所在,并且是普遍地、自始至终地存在于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之中的东西。
至于具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不同国家、甚至同一国家不同历史时期应当怎样具体地开展社会主义建设?
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个性和特殊性,它存在于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具体实现形式之中。
任何一个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它的共性与个性总是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
任何借口某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性而否定社会主义的共同本质,这在理论上表现为修正主义,在实践上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化;任何强调社会主义的共性而否定在不同国家在具体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应该有不同的方法和道路,这在理论上表现为教条主义,在实践上必然是照搬别国的模式或固守原有模式。
研究和探讨社会主义的共性与个性,目的在于寻找和探求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的规律。
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事业是千百万群众的自觉创造,而广大群众的有目的的自觉活动,又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的许许多多的规律之上的。
因此可以说,是否善于利用社会主义客观规律,是能否实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决定性因素,也是社会主义建设否顺利发展的关键。
(二)列宁对苏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列宁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经历了一段艰难曲折的过程。
即从1917年10月革命胜利后到1921年春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1921年春到列宁逝世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先后两个时期实行了两种不同的政策,反映了两条不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即前者是“直接过渡”的道路,后者为“迂回过渡”的道路。
列宁坦率地承认,他们在探索的过程中“做了够多的蠢事”,“这样试试,那样试试”。
之所以如此,就因为在俄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就如同“攀登一座还没有探测过的非常险峻的高山”,“在这里既没有车辆,也没有道路,什么也没有,根本没有什么预先试用过的东西!
”
由于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列宁于1918年3—4月间提出的“工作重点转移”的设想未能实现,苏俄从1918年春到1920年底,被迫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措施概括地说就是:
第一,由国家按严格的集中制管理一切工业生产,并把大中型工业以及一部分小型工业收归国有;第二,实行余粮收集制,要求农民把全部剩余产品交纳给国家;第三,禁止私人买卖粮食和工业品;第四,取消货币流通而代之以实物交换;第五,实行普遍的义务劳动制,使劳动军事化;等等。
如何评价“战时共产主义”呢?
这是一个需要继续认真探讨的问题。
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曾极力歪曲“战时共产主义”的实质和作用。
他们说“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马克思主义者有计划地推行“共产主义经济制度”,把由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所造成的灾祸、经济混乱和饥荒,统统归罪为“共产主义的后果”。
在当时的苏联理论界也有人另执一端,把它理想化,说“战时共产主义”是“对未来的预见,未来闯到现在来了。
”我认为,所有这些偏激的看法既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又是违背列宁本来思想的。
列宁认为,在经济困难和“大难临头”的情况下,为了保证战争的胜利,“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起过积极而巨大作用的。
列宁后来曾风趣地说:
“在战争结束的时候,俄国就像是一个被打得半死的人,他在七年中被打得遍体鳞伤,而现在,谢天谢地,他居然能够拄着拐杖走动了!
”之所以能够拄拐杖走动,这就是“战时共产主义”的最大功劳。
但是,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角度看,它的确有错误,特别是后期这一错误的危害性是相当严重的。
他明确指出:
“‘战时共产主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
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适应无产阶级的经济任务的政策。
这是一种临时的办法。
”在他的著作中不下20多处,讲到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战时共产主义”是错误的。
因此,“战时共产主义”在实践中的效应是正负两方面兼而有之的。
列宁给“战时共产主义”加上引号,就是表明这个迫不得已而为之的政策并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
列宁的“直接过渡”思想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
马克思在考察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之后,预见到生产资料一旦社会占有,整个社会生产将是有计划的。
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按照这个设想在俄国进行试验。
“直接过渡”时期又可分为从十月革命胜利到1918年春的第一阶段,以及“战时共产主义”的第二阶段。
在第一阶段列宁对俄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设想,概括地说,就是经过全民对产品生产和分配的计算与监督走向社会主义。
这个思想是这段时间里贯穿于列宁的所有讲话和文章的一条主线。
应该承认,决定执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不仅有战争环境这个客观因素,同时还内蕴着列宁“直接过渡”思想的主观因素。
由于这阶段的时间较短,因而这种“直接过渡”的思想基本上只是一些设想而并未付诸实施,所以它的弊端和困难程度也没有充分暴露出来。
第二阶段可以说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直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验,尽管它不是按照事先拟好的计划实行的。
但根据国防和战时供应的需要,加速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顺势”过渡的目的本身,再加上战争环境所呈现的“超常”现象,就使得1918年春形成的“直接过渡”的思想,在其第二阶段付诸全面实施成为历史的必然。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施,实质上加速了“直接过渡”的实际进程。
作为“直接过渡”的尝试,“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失败的。
诚如列宁所说:
“由于我们企图过渡到共产主义,到1921年春天我们就在经济战线上遭受了严重的失败,这次失败比高尔察克、邓尼金或皮尔苏茨基使我们遭受的任何失败都要严重得多、危险得多。
这次失败表现在:
我们上层制定的经济政策是同下层脱离的,这一政策没有造成生产力的提高”。
试验的结果证明,“直接过渡”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列宁指出:
“直接过渡到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和纯社会主义的分配,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果我们不能实行退却,只去完成一些比较容易的任务,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
”列宁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善于向实践请教,勇于承认“犯了错误”,并重新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
迂回过渡道路的开辟以1921年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为标志。
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基本依据是小生产占有优势的俄国国情,切入点是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即“不但要从保证国家方面着眼,而且要从保证小农经济方面着眼。
”社会主义建设总政策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建立一定的关系”。
迂回过渡道路的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利用商品生产和市场机制,全力抓住商业这个基本环节促进生产发展;第二,实行自由贸易的原则,国家在客观上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第三,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吸引外国的资金、先进技术和设备来充实社会主义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第四,通过合作社方式逐步实现农业集体化。
改行迂回过渡的办法,是对“直接过渡”办法的纠正,在苏俄社会主义建设史上,是一个伟大的方针政策的转变,列宁曾形像地称它为“换过一次车”。
列宁在《论粮食税》、《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论合作社》等著作中,全面系统地提出和创立了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学说。
新经济政策学说的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关于在农业建设中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政策;第二,关于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来恢复工业建设和振兴国民经济的政策;第三,关于社会主义在过渡时期利用商品货币关系、自由贸易和市场机制发展国民经济的理论;第四,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间接过渡的学说,等等。
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是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开端。
新经济政策的真正意义在于,它找到了一个在小农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诚如列宁所说:
“我们现在正用‘新经济政策’来改正我们的许多错误,我们正在学习怎样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大厦而不犯这些错误。
”他甚至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还这样的高度评价实施新经济政策的意义:
“采取新的途径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已经绝对必要了。
”“我们现在还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真正途径,而探寻这一途径的唯一方法,就是实行新经济政策。
”新经济政策也是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史上的第一次体制改革的尝试,它使经济机制的内在力量得到了解放,市场的力量也获得了解放,从根本上解放了生产力。
实践证明,以粮食税为标志的新经济政策不只是经济领域的一些具体改革措施,它还是列宁建设社会主义完整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的深远历史意义就在于:
在一个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里,提出与实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廓清了前进的道路,积累了成功的经验。
新经济政策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基本政策。
列宁在1922年曾指出:
“新经济政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充分保证我们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
”他认为在俄国新经济政策最少要实行25年,1922年他提出的“停止退却”,丝毫不意味着可以放弃实行新经济政策。
斯大林在列宁逝世后,虽然于1925年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给新经济政策下了著名的定义:
“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国家所采取的一种特殊政策,它预计到在经济命脉掌握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的条件下容许资本主义存在,预计到资本主义成分同社会主义成分的斗争,预计到社会主义成分的作用日益增长而资本主义成分的作用日益削弱,预计到社会主义成分战胜资本主义成分,预计到消灭阶级和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但是,斯大林并没有把新经济政策作为一项长期的基本政策贯彻下去,仅看成为一种临时的措施,是一种“暂时的退却”。
他并于1927年12月在联共(布)第十五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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