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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新宇《三国演义》批判
李新宇:
《三国演义》批判
引言
在中国古代小说中,《三国演义》毫无疑问具有最为广泛的影响。
在文人中,它得到了很高的评价,甚至被称作“第一才子书”;在民间,它几乎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无论是否认识字,都能讲上一段三国故事。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能不承认《三国演义》的成功之处:
无论故事的叙述还是人物的刻画,无论结构布局还是气氛的渲染,它的表现都是第一流的,足以吸引和征服一般读者。
那些比较生动的篇章,如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草船借箭,周公瑾赤壁用兵、关云长单刀赴会……都已长久地留在人们的印象之中,并且因其生动性而得以广泛传播。
无论哪一个民族,也无论哪一个时代,广泛流传的经典都会以它特有的形式参与着民族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的铸造,因而对国民性的生成、巩固、承传和发扬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文学艺术,因为其形象的生动性,往往更容易使人在潜移默化中受其影响,在不知不觉的审美过程中接受其人格理想和价值观念。
所谓传统的形成并非只是思想经典传授和灌输的结果,文学经典的作用同样不可低估。
尤其对于下层民众来说,他们可能因为受教育的程度而无法阅读高深的思想著作,却有可能通过民间艺人的说唱而接受小说的熏陶。
中国的事实正是如此。
至少在明清以降的几百年间,《三国演义》这样的小说在民间的影响的确不亚于经书和史书。
在民间,人们大都熟知三国的历史。
然而,民众所知道的三国历史并非来自史家的著述,而是主要来自《三国演义》这部小说。
人们读“三国”或者听“三国”,从中接受历史知识,也从中接受道德观念与价值标准,并且从中找到崇拜的偶像和人生楷模。
小说人物成为大众崇拜的偶像,甚至成为香火越来越旺的神,大概也只有《三国演义》创造了如此辉煌的奇迹!
《三国演义》的确影响深远,然而,它的影响带给人们的究竟是什么?
在我们努力挣脱前现代重负而走向现代社会之际,这种影响的继续将意味着什么?
这些问题必须思考。
九十年代以来,一些学者从人才学、管理学、领导艺术、外交策略等不同的角度观照《三国演义》,努力发掘遗产,推陈出新,出版了不少旨在为当下提供“参考”或“借鉴”的专著。
这些著作当然也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但是,面对一些人的津津乐道,我却无法摆脱一个疑问:
今日中国,真的需要《三国演义》中的管理方式或领导艺术吗?
毫无疑问,在当下的中国,对于传统的经典,首先需要的是审视和批判。
无论它多么受人喜爱,无论它地位多么重要,都没有理由逃避审视和批判。
也许,正因为它受人喜爱,更应该对其进行揭示;正因为它影响深远,更必须接受价值的重估。
因此,以现代意识重新审视《三国演义》这样的经典著作,以人类健康文明所赋予的目光和尺度对其进行再评判,已经是当代学人无法逃避的责任。
当然,这种批判不是扫荡一切。
历史就是历史,它已经发生了。
经典就是经典,它是历史的存在。
就像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一样,历史的存在无法改变。
但是,即使我们承认它的历史合理性,也不应该简单地认可它的现实合法性。
我们的历史并不是一部值得骄傲的历史,我们的传统也不是值得信赖的传统,面对一部至今影响甚大的文学名著,我们必须对其抱有清醒的认识,对其承载的价值观念和提供的人格理想抱有足够的警惕。
第一章以文乱史的文本
虽三爵之后,其有阙误。
瑜必知之,知之必顾,故时人谣曰:
“曲有误,周郎顾”。
——《三国志》
第一课歪曲历史的始作俑者
一种相当普遍的观点认为,《三国演义》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在广大读者中普及了历史知识,使三国的历史在民间得以家喻户晓。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事实,小说的确依靠艺术的力量传播了历史知识。
但是,一个问题却不能不引起高度的重视:
它所传播的不是一部真实的历史,而是一部被歪曲的历史。
它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了大规模的篡改和虚构,而且常常偷梁换柱,张冠李戴,以假乱真,颠倒黑白,因而严重地模糊了历史的真相,扰乱了人们的历史视听。
就文学和历史的关系而言,这是中国文学“以文乱史”的一个恶例,不仅不足为训,而且遗患无穷。
当然,这并不奇怪。
《三国演义》是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民间传说本来就极不可靠,在流传和不断加工的过程中,常常成为一锅大杂烩。
如果最后整理者具有严肃的态度,当然会去伪存真,给予订正。
但是,这需要渊博的历史知识和较高的思想水平,而《三国演义》在成书的过程中一直没有遇到这样的整理者。
罗贯中虽然为小说作出了一些贡献,但非常明显,因为知识准备的严重不足和思想认识的严重局限而没有能够订正其中的错讹,甚至由于他本人的思想倾向而在整理过程中进一步歪曲了历史。
毛宗岗的整理和删改情况也是如此。
小说与历史很不相同,小说的叙述可以虚构,而历史的著述必须真实。
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史家很早就形成了可贵的传统:
严肃考证,辩析真伪,以求真实地纪录历史。
小说家没有这种意识,特别是民间说书艺人,往往是兴之所至,信口开河,捕风捉影,胡编乱造,甚至是听众愿意听什么,他们就即兴编什么,听众对什么内容感兴趣,他们就在什么内容上大做文章。
他们追求故事的生动性和吸引力,因而往往凭着想像而海阔天空地展开描写。
在一般情况下,这种创作方法无可指责,因为离开了想像和虚构,就没有文学艺术,想像和虚构正是文学的特质之所在。
但是,这里有一个界线,文学的想像和虚构不能构成对历史事实的侵犯。
可惜的是,中国古代的小说家和民间艺人没有意识到小说与历史的界线,缺少对历史事实的尊重,因而往往对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重要的历史人物也随意进行篡改,并且根据自己在有限的认识基础上形成的主观好恶而进行美化或丑化。
这是中国古代历史演义小说共有的不幸,而《三国演义》不仅是始作俑者,而且是影响最为深远的代表。
为了清楚认识小说对历史的歪曲,我们不妨把历史的事实与小说的表现进行一些对比。
尽管一部二十四史都未必完全真实可靠,但正史的记载总比小说可靠得多。
要了解《三国演义》的虚假性,有必要读一读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搜集各地逸文而做成的注疏,读一读《后汉书》和《晋书》中的部分篇章。
第二课 尊刘贬曹
谈到小说《三国演义》,人们首先会想到刘备、曹操、孙权、诸葛亮、周瑜、关羽、张飞等一系列人物。
这些人物形象的确刻画得生动传神,栩栩如生,因而能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然而,这些形象虽然借用了历史上的真名实姓,却没有忠实于人物的本来面目,而是从主观好恶出发进行了大量的虚构和歪曲。
可以说,小说中越是生动形象的人物,虚构的成份就越大,歪曲就越为严重。
我们在此暂且不谈诸葛亮与关羽等形象的描写,先从刘备、曹操等人的描写入手,简单看一看其虚假性的一斑——
甲、对刘备的美化
根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所载,刘备并非一个仁慈的理想君主:
“先主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
身长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顾自见其耳。
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
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
中山大商张世平、苏双等赀累千金,贩马周旋于涿郡,见而异之,乃多与之金财。
先主是由得用合徒众。
”陈寿对他的评价是:
“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
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二,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
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
”他的特点是“折而不挠,终不为下”,所以终于在于乱世争夺中占得西南一隅。
在东汉末年群雄逐鹿的历史上,刘备的地位并不十分重要。
作为一个后起者,他迟迟没有建立自己的基业,甚至没有立足之地。
因此,在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中,他的存在并不影响大局。
但是,在小说《三国演义》中,刘备却似乎成了三国时代历史的中心,一切都在围绕着他而运行。
好像他一开始就是一个大人物,任何人都无法忽视他的存在。
其实,刘备的发迹在于参与了周瑜指挥的赤壁之战,以及战后鲁肃说服孙权借了荆州给他立足。
在他从刘璋手中夺得西川之后,才真成为割据一方并且举足轻重的人物。
当然,小人物也有自己的历史,小说完全可以以小人物为故事的中心。
但是,历史是不可伪造的。
而《三国演义》却处处伪造历史,甚至为此而改用史籍中的语言。
在《三国志》中,当曹操南下而东吴诸将纷纷主降,鲁肃请孙权急召周瑜,而周瑜见权即力主抗曹之际,孙权说过这样一段话:
“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陡忌二袁、吕布、刘表与孤耳。
今数雄已灭,惟孤尚存,孤与老贼,势不两立。
君言当击,甚与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
”这里没有提到刘备。
到了《三国演义》中,这段话却被改成了这样“:
曹操平生所恶者,吕布、刘表、袁绍、袁术、豫州与孤耳。
今数雄已灭,独豫州与孤尚存。
孤不能以全吴之地,受制于人。
吾计决矣。
非刘豫州莫与当曹操者;然豫州新败之后,安能抗此难乎?
”凭空多出一个刘豫州,而且生发出“非刘豫州莫以当曹操者”之论。
借孙权的话突出刘备,好像在当时的天下大势之中刘备已经举足轻重。
考察当时的情况,并非是孙权特别忽略了刘备,而是事实使任何人都不可能特别把刘备计算在内。
“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只是曹操私下之论,并非天下共识。
人们的言论只能从当时的现实出发。
而当时的情况是,刘备早晨在公孙瓒门下,晚上在陶谦门下,今天投吕布,明天投曹操,后天却成了袁绍的战将。
最后终于投在刘表门下,却也只让他守一个小小的新野。
曹军南下,他连新野也弄丢了。
战将不过几员,兵马不过几千,没有立足之地,在群雄逐鹿的战局中,的确还数不到这粒棋子。
小说为了显示刘备的重要地位,却篡改孙权的话,让人感觉赤壁战前的刘备似乎已与孙权同样重要,而且只有他可以与孙权一起抵抗曹操了。
类似的表现在对刘备的描写中比比皆是。
在《三国演义》中,不仅不顾历史真实而努力突出刘备的重要性,而且不顾历史事实而努力美化刘备作为理想君主的形象。
他不仅是汉室正统惟一合法的继承者,而且是“仁”和“义”的代表,作者对其宽厚仁爱、谦恭慈悲和知人善任的明主特征进行了刻意的渲染,反复刻画,并且极尽夸张和想像。
但是,历史上的刘备与理想的君主形象却相距甚远,比如,不好读书,喜欢狗马,就已经不是罗贯中时代理想君主的性格特点,再比如,暴虐和匪气也不再是君主身上的美德。
那么,要美化刘备的形象,就只有采用文过饰非偷梁换柱的手法,把一切能够表现宽厚仁慈的行为都加到刘备的身上,而把一切有损于宽厚仁慈的理想君主的行为统统隐去或者干脆置于他人头上。
在历史上,督邮是刘备亲自鞭打的。
《三国志》中有如此记载:
“先主率其属从校尉邹靖讨黄巾贼有功,除安喜尉,督邮以公事到县,先主求谒,不通,直入缚督邮,杖二百,解绶系其颈着马柳,弃官亡命。
”仅仅因为求见不许,就如此鞭挞上司,其流氓匪性昭然若揭。
此事还有裴松之所引《典略》作为旁证:
“其后州郡被诏书,其有军功为长吏者,当沙汰之。
备疑在遣中。
督邮至县,当遣备,备素知之。
闻督邮在传舍,备欲求见督邮,督邮称疾,不肯见备。
备恨之,因还治,将吏卒更还传舍,突入门,言‘我被府君密教收督邮。
’遂就床缚之,将出到界,自解其绶,以系督邮颈,缚之著树,鞭挞百余下,欲杀之。
督邮哀求,乃释去之。
”这种行为表现着一种血气之勇,但是,显然不是仁厚君主的气度。
小说为了把刘备塑造成一位宽厚仁慈的君主,把鞭打督邮的事加到了张飞身上,而使故事成为这样一番情景:
到县未及四月,朝廷降诏,凡有军功为长吏者当沙汰。
玄德疑在遣中。
适督邮行部至县,玄德出郭迎接,见督邮施礼。
督邮坐于马上,惟微以鞭指回答。
关张二公俱怒。
及到馆驿,督邮南面高坐,玄德侍立阶下。
良久,督邮问曰“:
刘县尉是何出身?
”玄德曰“:
备乃中山靖王之后,自汲郡剿戮黄巾,大小三十余战,颇有微功,因得除今职。
”
督邮大喝曰:
“汝诈称皇亲,虚报功绩!
目今朝廷降诏,正要沙汰这等滥官汗吏!
”玄德诺诺连声而退。
归到县中,与县吏商议。
吏曰:
“督邮作威,无非要贿赂耳。
”玄德曰“:
我与民秋毫无犯,哪得财物与他?
”次日,督邮先提县吏去,勒令指称县尉害民。
玄德几番自往求免,俱被门役阻住,不肯放参。
却说张飞饮了数杯闷酒,乘马从馆驿前过,见五六十个老人,皆在门前痛哭。
飞问其故。
众老人答曰“:
督邮逼勒县吏,欲害刘公;我等皆来苦告,不得放入,反遭把门人赶打!
”张飞大怒,睁圆环眼,咬碎钢牙,滚鞍下马,径入馆驿,把门人那里阻挡得住,直奔后堂,见督邮正坐厅上,将县吏绑倒在地。
飞大喝“:
害民贼,认得我么?
”督邮未及开言,早被张飞揪住头发,扯出馆驿,直到县前马桩上缚住,攀下柳条,去督邮两腿上着力鞭打,一连打断了柳条十数枝。
玄德正纳闷间,听得县前喧闹,问左右,答曰“:
张将军缚一人在县前痛打。
”玄德忙去观之,见绑缚者乃督邮也。
玄德惊问其故。
飞曰:
“此等害民贼,不打死等甚!
”督邮告曰:
“玄德公救我性命!
”玄德终是仁慈之人,急喝张飞住手。
旁边转过关公来,曰:
“兄长建许多大功,仅得县尉,今反被督邮侮辱。
吾思枳棘丛中,非栖鸾凤之所;不如杀督邮,弃官归乡,别图远大之计。
”玄德乃取印绶,挂于督邮之颈,责之曰:
“据汝害民,本当杀却,今姑饶汝命。
吾缴还印绶,从此去矣。
(”第二回)
经过这样一番改造,刘备成了谦恭有礼宽厚仁慈的君子,而且清正廉洁,深受百姓爱戴。
而张飞鞭挞督邮,也成了他疾恶如仇的性格表现:
教训“害民贼”,不过是伸张正义;即使杀了督邮,也不过是“为民除害”。
把“民”拉扯进来,是小说为刘备、张飞等人贴金的有效方法。
如果单纯从艺术上看,这种改动是成功的,但是,这种成功的艺术却是用于伪造历史,把一个匪气十足的流氓头子打扮成了仁慈君主。
在小说中,关于刘备的描写类似的情况很多,如陶恭祖三让徐州,而刘备固辞不受,小说写“徐卅百姓,拥挤府前,哭拜曰:
‘刘使君若不领此郡,我等皆不能安生矣。
”(,十二回)徐庶建议将他乘坐的“必妨一主”的千里马先赐与有仇怨之人,而刘备“闻言变色曰:
‘公初至此,不教吾以正道,便教作利己妨人之事,备不敢闻教。
”(三十五回)曹操挟持徐母计赚徐庶,孙乾力劝刘备羁留之以促使曹操杀死徐母,坚定徐庶效忠刘备的信念。
刘备严词拒绝说:
“使人杀其母,而吾用其子,不仁也,留之不使去,以绝其子母之道,不义也。
吾宁死,不为不仁不义之事。
”(三十六回)博望坡战役之后,诸葛亮劝他乘刘表病危之机,取荆州以拒曹兵,刘备说:
“备受景升之恩,安忍图之!
“”吾宁死,不妨做负义之事。
(”四十四回)在曹军进逼之下,刘备携民渡江,百姓“扶老携幼,将男带女,滚滚渡河,两岸哭声不绝。
玄德于船上望见,大恸曰:
‘为吾一人而使首姓遭此大难,吾何生哉!
’欲投江而死”..这一切,都在努力表现刘备的大仁大义,但不是历史事实。
乙、对曹操的丑化
在三国时期的历史上,曹操毫无疑问是一个卓有建树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
凡严肃的历史叙述对曹操多有肯定。
陈寿认为:
“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
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魏书·武帝纪》)。
鲁迅说过:
“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曹操御军三十余年,但手不释卷,登高必赋,而且高谈阔论,谈笑风生,并长于草书和围棋。
他生活节俭,不好华服,赏罚分明,“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
作为中国传统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当然有弄权、奸诈和残忍的一面,但他的性格是复杂的,决非无善可陈。
小说却隐善扬恶,把曹操生平中的功德和善行都统统遮蔽,或者解释为奸诈和权术的表现,而把他残忍和奸诈的一面作了无限的夸大,创造了一个为人唾骂的奸雄。
小说赋于他的性格特征是奸诈、残暴、阴险、狡猾、虚情假义、反复无常,一切与刘备都恰恰相反。
为了充分丑化曹操的形象,小说极写曹操的恶行。
比如,因多疑而错杀吕伯奢一家,报父仇滥杀无辜,许田围猎冒承群臣恭贺,杀王垢、杀华陀,杀杨修、杀贵妃、杀皇后,借刀杀祢衡……
这些情节有的史书有所记载,小说对其进行改造和加工,望风捕影,添枝加叶,着力突出曹操的丑恶;有的史书中没有记载,完全是小说作者的编造。
无论如何夸张和编造,目的都非常明显,就是充分表现曹操的奸诈和残忍。
杀吕伯奢的情节描写是有代表性的。
在第四回中,小说写曹操刺杀董卓失败逃走之后,与陈宫一起来到曹父的结义兄弟吕伯奢家,吕伯奢为了招待他们,到临村买酒去了——
操与宫坐久,忽闻庄后有磨刀之声。
操曰:
“吕伯奢非吾至亲,此去可疑,当窃听之。
”二人潜步入草堂后,但闻人语曰“:
缚而杀之,何如?
”操曰“:
是矣!
今若不先下手,必遭擒获。
”遂与宫拔剑直入,不问男女,皆杀之,一连杀死八口。
搜至厨下,却见缚一猪欲杀。
宫曰:
“孟德多心,误杀好人矣!
”急出庄上马而行。
行不到二里,只见伯奢驴鞍前鞒悬酒二瓶,手携果菜而来,叫曰:
“贤侄与使君何故便去?
”操曰“:
被罪之人,不敢久住。
”伯奢曰“:
吾已吩咐家人宰一猪相款,贤侄、使君何憎一宿?
速请转骑。
”操不顾,策马便行。
行不数步,忽拔剑复回,叫伯奢曰:
“此来者何人?
”伯奢回头看时,操挥剑砍伯奢于驴下。
宫大惊曰:
“适才误耳,今何为也?
”操曰:
“伯奢到家,见杀死多人,安肯干休?
若率众来追,必遭其祸矣。
”宫曰“:
知而故杀,大不义也!
”
操曰:
“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
”陈宫默然。
(第四回)
情节写得很生动,而且点题性地写出了曹操“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性格特征。
然而,史实并非如此。
关于这个情节,《三国志》对此没有记载,裴松之注引当时另一部《魏书》说:
“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
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
”由此可见,曹操虽然杀人,却没有杀吕伯奢。
在裴松之引用的另外两部书《世语》、《杂记》中,也有关于这一情节的记载,同样没有写他明知错杀而一错再错地杀掉吕伯奢。
有一些情节在史书中完全没有记载。
如第十七回中的“杀王垢”——
管粮官任峻部下仓官王垢入秉操曰:
“兵多粮少,当如之何?
”操曰:
“可将小斛散之,权且救一时之急。
”垢曰“:
兵士尚怨,如何?
”操曰“:
吾自有策。
”垢依命,以小斛分散。
操暗使人各寨探听,无不嗟怨。
皆言丞相欺众。
操乃密召王垢入曰:
“吾欲问汝借一物,以压众心,汝勿吝。
”垢曰:
丞相欲用何物?
”操曰“:
欲借汝头以示众耳。
”
垢大惊曰“:
垢实无罪!
”操曰“:
吾亦知汝无罪,但不杀汝,军心变矣。
汝死后,汝妻子吾自养之,汝勿虑也。
”垢再欲言时,操早呼刀斧手推出门外,一刀斩讫,悬头高竿,出榜晓示曰:
“王垢故行小斛,盗窃官粮,谨按军法。
”于是,众怨始解。
这一情节的确很能表现人物的狡诈和残忍,而且也的确是中国官场中并不鲜见的手段。
但是,正史中没有关于此事的记载。
这里涉及一个原则问题:
如果所写人物只是一个虚构的传统官僚,当然可以根据“可能性”而进行描写,但对于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却不能如此不负责任地随意栽赃。
然而,小说《三国演义》却正是通过一系列这样的描写,而把曹操写成了一个不仁不义的奸雄。
又由于小说的影响,使曹操在中国民间成为一个奸诈、残忍的“反面人物”。
为了丑化曹操的形象,小说还不惜歪曲史实,千方百计利用一切机会,让他狼狈不堪,出尽洋相。
例如,赤壁之战是一场遭遇战,《三国志》的《武帝纪》、《周瑜传》等写的都是两军相遇于赤壁,虽然周瑜和黄盖的火攻策略的确精彩,但对曹军的打击未必很大,曹军退兵的主要原因大概的确在于兵士因水土不服而多病死。
既然初战不利,曹操就率军撤回了。
《三国演义》则将它无限夸大,演义出若干回的故事,使曹操输得非常狼狈,而且凭空编造出关羽“义释华容”的故事,使人感觉似乎是曹操几十万大军一败涂地。
再如,潼关大战确实非常激烈,但是,战争的胜利者不是马超,而是以曹操的胜利告终。
《三国演义》却依靠想像的力量,演义出曹操“割须弃袍”的情节,极写其战败逃跑的狼狈相。
第三课以假乱真,颠倒黑白
考察《三国演义》对人物的描写,不尊重历史真实的情况比比皆是。
有人说《三国演义》三分是虚,七分是实。
其实,真实之处大概不足五分。
在一系列人物形象的刻画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小说对历史的歪曲和篡改。
甲、对周瑜、鲁肃、吕蒙等人的歪曲
历史上的周瑜足智多谋而又“雅量高致”。
刘备称他“文武筹略,万人之英”。
孙权说他有“王佐之资”。
根据陈寿《三国志》记载,他不仅是东吴立国的元勋,风流儒雅,气度恢宏,而且是才情具备,精于音乐。
“虽三爵之后,其有阙误。
瑜必知之,知之必顾,故时人谣曰:
‘曲有误,周郎顾。
”
但在《三国演义》中,周瑜成了诸葛亮的陪衬人物。
对周瑜的描写都成了神化诸葛亮的手段,即使大写周瑜在赤壁之战中的风采,也在以“水涨船高”的方式烘托诸葛亮。
小说完全不顾历史的事实,把周瑜写成了一个气量狭小的人物,时时处处加害诸葛亮,而智谋总是略逊诸葛亮一筹,因而最后只能被诸葛亮气死。
“三气周瑜”完全是小说的虚构,极大地丑化了周瑜的形象。
不仅如此,小说还对周瑜进行了一种“愚蠢化”的处理。
考察历史人物的真实情况,“江东多才俊”,周瑜又是江东才俊中的英杰,知识与才情都不在诸葛亮之下。
抗曹本是周瑜、鲁肃与孙权一致的主张,在小说中却成了诸葛亮“激将”的结果。
而且所用的方法又是那样的可笑:
诸葛亮故意把《铜雀台赋》中的“二桥”读为“二乔”,并解释了曹操南下的目的之一就是得到周瑜和孙策的妻子“二乔”,于是便激起了周瑜对曹操的愤恨,坚定了抗曹的决心。
把周瑜想像得如此愚蠢,就像“舌战群儒”的描写把东吴名士和诸葛亮本人都表现得非常愚蠢一样,只能证明小说作者的智商低下。
然而,这种低智商的篡改几乎处处都是:
比如,赤壁大战之所以获胜,到底关键何在?
《三国志》写得清楚:
“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
瑜等在南岸。
瑜部将黄盖曰:
‘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
然观操军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
’乃取蒙冲斗舰数十艘,实以薪草,膏油灌其中。
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书报曹公,欺以欲降。
又豫备走舸,各系大船后,因引次俱前。
曹公军吏士皆延颈观望,指言盖降。
盖放诸船,同时发火。
时风盛猛,悉延烧岸上营落。
顷之。
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军遂败退,还保南郡。
”小说却一定要把诸葛亮处理为关键人物:
用火攻,是他与周瑜“英雄所见略同”;决胜的关键,是诸葛亮借来了东风。
小说让诸葛亮装神弄鬼,歪曲历史,欺骗读者,而且还要“后人有诗为证”:
“七星坛上卧龙登,一夜东风江水腾。
不是孔明施妙计,周郎安得逞才能?
”。
如果说《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刘备、诸葛亮、关羽等人的形象虽被扭曲,却还多少有点儿根据的话,鲁肃的形象则除了名字之外几乎全是杜撰。
根据《三国志》等史书的记载,历史上的鲁肃“虽在军阵,手不释卷”“,思度宏远”“,有过人之明”。
他初见孙权就提出了发展吴国的战略:
立足江东,北拒曹操,待机剿除黄祖,进发刘表,竟长江而有之,然后建号称帝以图天下。
其宏略不亚于诸葛亮的《隆中对》。
可以说,在东吴的历史上,鲁肃是诸葛亮式的人物。
吴国的建立和发展基本上是按照他提出的战略进行的。
曹操南征荆州,孙权部属大多主降,惟鲁肃坚决反对投降,并劝孙权召回周瑜,共商战守大计。
赤壁大战之后,他又力主扶刘抗曹,并劝说孙权借荆州给刘备作为立足之地。
当刘备言而无信反复无常之时,鲁肃并非一酬莫展。
陈寿写下了这样的情节:
“及羽与肃邻界,数生狐疑,疆场纷错,肃常以欢好抚之。
备既定益州,权求长沙、零、桂,备不承旨,权遣吕蒙率众近取。
备闻,自还公安,遣羽争三郡。
肃住益阳,与羽相拒。
肃邀羽相见,各驻兵马百步上,但诸将军单刀俱会。
肃因责数羽曰:
‘国家区区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军败远来,无以为资故也。
今已得益州,既无奉还之意,但求三郡,又不从命。
’语未究竟,坐有一人曰:
‘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
’肃厉声呵之,辞色甚切。
羽操刀起谓曰:
‘此自国家事,是人何知!
’目使之去。
备遂割湘水为界,于是罢军。
”由此可见,“单刀会”的胜利者不是关羽,而是鲁肃;在“单刀会”上大展雄风的也是鲁肃。
但是,在《三国演义》中,鲁肃却成了诸葛亮与周瑜两人智斗的牺牲品,而且成了一个时时被诸葛亮愚弄的无能之辈。
与鲁肃相比,吕蒙在小说中的命运就更糟。
他不仅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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