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王朔笔下的顽主形象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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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王朔笔下的顽主形象1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和开放教育试点

毕业论文

论文题目我看王朔笔下的“顽主”形象

专业：

汉语言文学

姓名：

郝玲

学号：

0913********

学校：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2012年01月26日

目录

一、“顽主”形象概说…………………………………………1

二、“顽主”形象分析…………………………………………3

三、“顽主”形象意义…………………………………………7

注释…………………………………………………………………10

参考文献……………………………………………………………10

内容摘要

20世纪80年代,王朔用一支赋予了“别样人生”意义的笔开辟了市井平民文化中的一片新天地-----顽主文学.在这片文学的新天地中,一个个主人公以异于普通人的思维方式和独特的为人处事哲学形成一个五彩缤纷而又别具一格的顽主世界,顽主文学也成为中国当代文坛中一道新景观。

王朔现象作为当代中国独特的文学及社会现象，主要表现在其小说创造上，尤其是他在小说中塑造出的一批顽主形象。

王朔小说常被人以“痞子文学”。

一言蔽之，“顽主”形象是王朔提供给当代文学人物画廊中的一个独特的人物形象系列。

王朔笔下的顽主们看似玩世不恭，其实内心却充满烦躁与悲哀；看起来游戏人生、潇洒快意，实际上内心大多充满焦灼、苦闷与空虚。

这一形象的出现与作者、时代都有密切关系，同时对作者、文学史和文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

王朔、痞子、顽主、玩世不恭、游戏人生

王朔笔下的“顽主”形象浅析

一、“顽主”形象概说

顽主形象背后的时代背景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年代。

中国以改革开放的积极姿态代替以往的闭关自守政策，尤其是1985年前后的体制改革引发了社会结构多方位的实质性变化。

在这之中，很值得注意的就是个人利益被重新摆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

计划经济体制下被压抑多年的人欲物欲复苏，而自由被压制太久，一旦获得被释放的机会，反而以百倍的速度滋长，甚至疯狂扭曲，为了追求物质、利益、金钱而不择手段的金钱至上的观念出现了。

如《浮出水面》中的刘华玲，“过去是个胆怯、漂亮的女孩子”，现在却以结婚离婚的形式从老外那“获得一笔赡养费悠闲度日”；《橡皮人》中自称是“合资企业副经理”的李白玲，为了经济利益，能向“一脸生相、透着没文化”的老邱献上肉体；杨金丽则以卖淫为生，还说是“凭本事吃饭”。

而男的，如《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的张明、方方等也是敲诈勒索，无所不为。

为了个人利益，他们甚至不惜出卖友情。

《橡皮人》中“我”正在做着发财的美梦时，却遭到徐光涛的“暗算”，张燕生及时揭穿了徐光涛的把戏。

张燕生并非有多么高尚，只不过是为了把老蒋的公款移入自己的户头。

李白玲暗中策划，用尽手段，可谓机关算尽。

为了独自欺骗侵吞一笔公款，他们互相出卖，互相欺骗，互相争斗，犹如一群饥饿的虎狼，互相觊觎、咬噬，一副血淋淋的惨淡景象。

“贫困的生活真的能把一个看上去温文尔雅的人变得禽兽不如”⑧，杨金丽这句浅薄的调侃真是一语中的。

顽主们的这些所作所为与当时社会、时代的变迁密不可分，是这个时代精神面貌的真实反映。

顽主诞生的文化背景

王朔构建的小说世界中，形形色色的人物纷至沓来，各行各业、三教九流无所不有，他们或游戏人生，或厌倦世俗，无奇不有，大大出乎人们的想象之外。

然而，最引人注意，也是王朔写得最成功、影响最大的就是他笔下的“顽主”形象了。

王朔是靠言情小说起家的，所以顽主形象首先出现在他的言情小说中。

王朔的言情小说里总是有一个没心没肺的男主人公，直白点说就是痞子。

如《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的张明；《永失我爱》中的何雷；《浮出水面》中的石岜；《空中小姐》中的“我”。

在言情小说中，作者否定了童话中的王子公主式的爱情模式，也否定了传统小说中才子佳人式和英雄美女式的爱情模型，他开创了一种新的爱情模式，即“痞子与纯情少女”式的爱情模式。

在这种爱情模式中，女孩都是深深的爱着作品中的痞子男主人公，而痞子们又由于种种原因，抛弃了深爱着他的纯情少女，使作品出现了悲剧，悲剧出现在女孩子身上。

这时候——只有这时候，痞子才意识到自己对女孩的辜负及深爱，从而陷入了深深的罪与深深的爱中。

《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张明费尽心思地把吴迪抢到了手，而当吴迪真的爱上了自己以后，又找出种种理由，做出种种对不起吴迪的事，和吴迪分手。

分手后的吴迪自甘堕落，甚至为张明而殉情。

《永失我爱》中的何雷，知道自己身患“肌无力性疾病”，几乎无治愈的可能后，毅然隐瞒真相，使用各种手段迫使他的未婚妻石静离开自己，与别人结婚，伤透了石静的心。

《空中小姐》中优秀的女主人公死心塌地的爱着男主人公，默默忍受着他的种种无理要求和蛮横，但是男主人公还是离开了她。

王朔以这种崭新的人物形象和崭新的爱情模式吸引了众多读者的关注，也为他以后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顽主形象在王朔的调侃小说中日趋成熟。

作者在调侃小说的代表《动物凶猛》里写了一群坏孩子，他们大家斗殴、泡女孩，无恶不作，所谓血色青春。

他们不仅坏，而且坏得洋洋得意神气活现。

正如王朔所写到的，他们在交通指挥台前眉飞色舞地抽着烟，一副“豪踞街头顾盼自雄的倜傥劲儿”，“目光充满冷漠和轻蔑”，令那些在老师带领下排队经过这里的“规矩的同龄人很有些自惭和惴惴不安”。

在这里，作者用调侃的语言将“顽主”们的形象刻画得活灵活现，入木三分。

王朔调侃小说里的顽主系列中的马青、杨重、于观等他们都有许多共同点，都是一些在社会上面没有固定职业、成天游手好闲的人。

这些人往往因为其游手好闲导致无事生非，做出一些违背社会道德甚至是法律体系的事情。

在《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描写的就是一些利用色情服务的空隙进行敲诈的人；《橡皮人》中则写了一群违背法律走私倒卖的社会底层人；《浮出水面》中的石岜也是终日无正当职业，靠四处接洽空头生意过活；《空中小姐》中的男主人公也同样是无所事事，整天沉浸在对过去辉煌的回忆中。

至于后面“顽主”系列中的马青、杨重、于观、丁小鲁他们一帮人更是没事找事的。

他们成立所谓“替人解难替人解闷替人受过”的“三T”公司，从事似乎帮人、实则讽刺的“工作”，如为不知名的作家宝康颁发“三T”奖，把咸菜坛子当成奖杯发给“得奖作家”。

在《一点正经没有》中，则由原来“三T”公司老班子改组为“海马创作中心”，提出“为工农兵玩文学”的怪论。

还有《你不是一个俗人》，居然又创立一个“逮谁捧谁”、“让万相吹捧蔚然成风”的三好协会。

他们把“论文集—征订才七本”的关汉雄捧为难得一得的人才、学者之一；把没有片约的“迟暮美男”徐达非说成是连阿兰·德龙也无法媲美的大明星；甚至想方设法满足赵老师想扮装“盖世太保”的欲望……“顽主”们在一系列令人哭笑不得的“助人”行动中忙忙碌碌，甚至因操劳过度，于观“昏倒在捧人的岗位上了”。

王朔在后期的创作中开始关注一些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先前那种一味调侃、玩世不恭的风格有所收敛。

可以说他是抓住这一时期的人的精神特质从而展现了在这种精神特质下所存在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长篇小说《我是你爸爸》，通过对马林生、马锐父子间荒唐而又令人心悸的矛盾冲突的描写，引发了人们对现代生活中关于子女教育及两代人沟通问题的沉思。

中篇小说《无人喝彩》和《过把瘾就死》则通过男女主人公的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及家庭纠葛的叙述，揭示了现代都市人家庭生活中潜在的危机。

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与思考，使王朔这一时期的作品变得比较深沉起来。

二、“顽主”形象分析

“顽主”之所以被称为顽主，“痞子”之所以被称为痞子，是因为他们有许多特殊之处。

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真实和自在。

王朔的作品里没有空洞、虚伪的说教，也没有高高在上的伟大人物形象，更没有平常所谓的“榜样”或“典范”。

王朔作品里有的只是平常的甚至是社会最底层的人。

他们不谈理想，想的只是过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轻松的生活。

正像《浮出水面》中于晶对石岜说的“我喜欢你，是因为和你在一起可以不谈人生大道理，我感到轻松”①。

《顽主》中当方言被一群学生拉去作演讲时所说的要是不真诚，早跟他们谈理想了。

他们无视传统的伦理道德，任意调侃，但却从没有虚假的山盟海誓，他们追求的是最实际的东西。

石岜被车撞伤了腿时，于晶和石岜的谈话：

“‘你就是锯了那条腿，我也不在乎’。

‘你要是沦落成我这样，我就在乎。

’……‘……如果你破了相，一文不名，我就毫不犹豫地抛弃你，不管有多少道德先生站出来谴责’”②这是《浮出水面》中石岜对于晶的态度，是最好的证明。

王朔笔下的这些“顽主”们所作出的事情和他们身上所体现的，往往使人觉得他们就是社会上的地痞流氓。

因为从表面上看他们确实具有地痞流氓的一些表现和形象特征。

如在作品《顽主》中马青兴冲冲对行人挥舞拳头地叫嚷：

“谁他妈敢惹我?

”一个五大三粗穿工作服的汉子走近他，低声说：

“我敢惹你”，他一愣，然后得意洋洋地四顾大叫：

“谁他妈敢惹咱俩?

”，③这确实像是一个地痞流氓的所作所为。

在感情问题上，他们虽然也是肆无忌惮的揶揄和调侃，而骨子里却在强烈的渴望着感情。

《浮出海面》中的石岜、《过把瘾就死》中的方言，以及《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的张明，都是表面上看似玩世不恭，骨子里却情深似海的真正男子汉。

在小说《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当张明从狱中出来回到家中，想象起吴迪自杀的情景，他感到的是一种无法忍受的孤独与恐惧，握着警察的手瑟瑟地说：

“我怕，我怕……”这也说明了他们内心的痛苦、怀念与犯罪感。

《永失我爱》中何雷骗石静，都是为了石静。

何雷一直也都是深爱着石静，至死都是，在隐瞒事实、欺骗石静的过程中他比石静还要压抑，还要痛心。

当小说最后石静和董延平来医院看何雷时，何雷“面无表情地望着她——我已经无法作出任何表示了，连笑一下也是不可能的。

只有一种东西还是自由的，它从我眼中流出，淌过我毫无知觉的面颊，点点滴在那只向我伸来的美丽的手……”④这种无法掩盖的真情，与他们曾经的轰轰烈烈、洒脱的外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种真情的自然流露，也使我们不由自主地为之感动，甚至流泪。

顽主们对纯真感情的追求，其实是隐含了他们具有人性温情的世俗社会的留恋和回归。

再一点，痞子们看起来游戏人生,潇洒快意,实际上内心大多数充满焦灼,苦闷,空虚,甚至悲哀。

他们嘲弄一切,颠覆一切,为人顽出了一个无价值的世界,但价值虚无的焦虑又反过来困扰着他们使他们越顽越迷茫,越迷茫越顽。

实际上他们也是一种“多余人”。

《浮出海面》中的石岜说自己的妈妈：

“是个地道的有中国特色的妈妈。

总希望我和大家一模一样地生活,总觉得她有义务指导我向她那样过‘有意义’的生活。

大家参军时,也要我去参军;大家上大学时,也要我去上大学。

希望我入党,再娶个女党员。

什么都考虑得很周到,就是不问我想干什么”。

⑤石岜不想自己的生活被别人安排，也不想过和别人一样的千篇一律的生活，他要过自己的生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他怪“妈妈”不问他想干什么。

可是，他知道自己想干什么吗？

石岜自己很茫然，文中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还有李缅宁与肖科平分手，“我”与杜梅离婚，方言远走他乡等等都是他们不能忍受平庸乏味的世俗生活，对此生活抗争的表现。

尤其是方言，竟苦心积虑的安排关山平勾引自己的妻子周瑾，为的只是找借口结束自己的婚姻生活重获个体生活，尽管他们并没有感情问题。

关山平分析方言这样做的动机，只是想幻想某种奇遇，想过完美无缺的生活。

但是这种生活在现实中存在吗？

方言找得到吗？

这里作者又借关山平的口给出了答案，即“这世界到处都一样，他无处可去，我相信他只不过是换了个环境换了一些人，但肯定还过着和这儿同样的生活”⑥。

这种只知道自己不要什么，却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只是想要改变现实生活状态，却发现哪的生活都是一个样，陷入了价值认同的危机和无处可逃的悲哀。

这个价值认同的危机和悲哀不仅仅是他们的，同时也是作者的。

王朔笔下的顽主们一方面空虚无聊、怀疑一切，另一方面又能实实在在地面对生活，追求一些真实的、现实的东西，他们并非真正的后现代主义者。

《一点正经没有》中方言在沙龙中见到一个日本女记者就说：

“‘本来我是准备打到日本，制造一次东京大屠杀，搞点国际新闻。

罢罢罢。

’接看杨重又说，‘你是日本记者，我跟你反映一情况。

’‘请讲请讲。

’日本妇女连连哈腰。

‘我买了一台先锋音响，没有几天坏了，你是不是在日本报纸上登报批评一下厂家？

太不负责了嘛，日本货还出质量问题，这不是叫我们中国消费者毫无指望了么。

太破坏我们的亲日感情了’”。

⑦可见顽主们谈论国家大事、世界风云，只不过是茶余饭后、闲来无事的消遣，而他们真正关心的只是实实在在的物质生活。

因为青年一代对良心的淡漠和对世界的不信任普遍滋长、泛滥，只剩金钱是看得见、摸得着可以给他们带来幸福和享乐的东西。

当人们一直在得到的意义上追求目标时，王朔的主人公在不顾一切地追求放弃，文明世界所定义的一切价值体系都被他们彻底放弃，并拒绝重新寻找。

他们不要清高，只要物质享受，是信仰沦丧、注重现实的一代人。

其实，无论顽主们的嘲弄一切，还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嘲弄一切，都符合当代中国社会和新时期文坛的以自嘲为主的“冷嘲”风尚。

王朔用他的笔说出人们心底想说的话，不仅说得痛快，而且说得智慧，他把人们从文明王国的价值体系中解放出来，把人的自然本性放到了一个理直气壮的位置上，正因为如此，读者在王朔笔下看到了真诚和智慧。

王朔虽擅长写顽主，但他自己却不是一个真正的顽主，一个坏孩子。

如《动物凶猛》

中有着王朔最多投射的男主人公“我”却并不是他们当中的领袖或典型。

虽然他也参与了一些作恶，但根本上他是游离于边缘的，是从排队经过这里的队伍里“骄傲的加入进去”的，因为那使他“规矩的同龄人”面前“体会到一种高人一等和不入俗流的优越感”。

荒谬的时代和莫名其妙的青春期，一切都扭曲反常，做好孩子要在圈子里受到嘲笑，大家比着坏，本来不坏也要装坏，而且要坏得老练，否则就不入流，就要遭唾弃。

“我”一面似乎对残酷的青春毫无惧色，一面却见到民警摆弄手铐就吓哭了。

“我”看起来非常享受作恶，实际上内心十分痛苦。

所以，强行占过米兰之后，毫无得逞之后的快感，而是在游泳池里，“边游边绝望地无声饮泣”。

那是为自己的身不由己而委屈和痛哭。

那是出于某种荒谬的强迫心理，而强暴了自己心中的神圣的东西后的痛苦的毁灭感。

一个人坏，却又坏不到底，但却非常清楚自己的坏，这是最痛苦的。

“我”就是在善恶之间进退失据。

一方面被一股不知名的力量强迫自己去作恶，一方面又对自己的作为感到深深的不安和痛苦。

这一切都证明了主人公的向善性，都说明了他不是一个真正的痞子，一个无可救药的坏人。

王朔的小说大多是取材于他身边的人和事，并且在创作过程中也融入了王朔自己个人独特的生命感悟，导致了他的许多小说都是以第一人称“我”出现。

因此，作品中的“顽主”与作者也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

作者的经历直接影响到了作者的创作和作品中的人物。

八十年代的中国是一个传统价值观念受到强烈冲击的时代。

人们站在精神的废墟上显得无所适从。

王朔恰恰在这个精神断层面上出现了，他及时抓住了这一心态，塑造了反映这一代人迷茫困顿的精神状态的顽主形象。

他们以强烈的叛逆、否定和抛弃来对待传统文化，他们迥异的观念体系于价值选择同现存的传统观念和社会规范相冲突，他们撕开了自古以来蒙在性观念和性行为的神秘面纱，以及旧道德的茧衣，在社会最为敏感，也最为忌讳的问题上显得十分轻松和随意，进而射出人性和人道的亮色。

他们甚至抛弃了上代人和社会所尊崇和奉行的核心价值体系，不屑于像平常人那样上大学、参军、入党……而是辞去公职，四处漂流、放浪形骸。

这正是这一时期人们无所适从的精神状态的表现。

三、“顽主”形象意义

王朔在八九十年代文学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是因为正统的文学批评界不愿接受他，却又无法绕开他，因为他不仅是这个时期拥有读者最多的小说家，而且还是这个时期最为突出的文学现象——“大众文化现象”最有代表的作家。

对于王朔，历来都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见。

当华艺出版社在1992年为正处于毁誉交加的王朔推出他的第一部文集时，就有人认为，“王朔立异标新，雄居新生代京味小说头把交椅，理应占当代文学史一席之地”，“中国文坛享此殊荣者当属王朔”。

也有人不以为然，说王朔小说是痞气加俗气，不登纯文学大雅之堂，不能享受这等荣耀；王朔崇尚消费人生，作品玩世不恭，无助于社会风气的净化。

因此，肯定王朔的意见认为，虽然王朔的小说表现的大多是“荒诞、调侃、虚伪、暴力、色情和无耻”，但也正是由于他对生活的洞察、感受，让人们领略了转型期社会斑驳陆离的生活现象，特别是他与90年代的许多文化现象都有直接有关系，从而有着独特的认识价值。

而否定王朔的意见则认为，由于他把我们社会所提倡的一切道德观念都说得一钱不值，甚至公然向整个文学传统和人文价值挑战，具有极大的破坏性，是不能接受的。

一方面，纯文学圈子对王朔的作品不屑一顾，另一方面，王朔的作品却在市场上大获成功。

这就是我们文学史必须面对的矛盾现象。

虽然从一开始王朔就受到人们的争议，但不可否认，“顽主”形象是王朔提供给当代文学人物画廊里的一个独特的人物形象。

他们的生活方式、精神状态，展现了在特定历史时期人们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心态。

王朔笔下特殊的“痞子”式的“顽主”形象，与建国后近十年文学创作中的文学形象英雄化的倾向相比，正好走向了反方面，这形象地展现了新时期以来作家文学观念的变革与突破。

王朔通过他的作品传递给读者一种全新的生活观念与方式，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化解重负的途径。

建国以来的文学作品，人们较多比较重视自身的教化功能，作家与此同时也在竭力扮演着精神导师的角色，这无形中拉开了读者与文本之间的距离。

王朔则完全回到了市民群体之中，他以特有的自由，平常的人事，通俗的语言，无形间让读者对作家有了新的体会与感受，让人们体会到了完全放松的娱乐与消遣。

王朔“顽主”形象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还在于他的语言。

王朔在被人们称为“新京味小说”的作品中出现了大量的异彩纷呈、妙趣盎然的北京青年流行语，它独树一帜、自成一格，不能不令人驻足留连。

在作品中不同人物身份地位不同所用语言不同，相同人物在不同场合、和不同的人交谈所用语言也不同。

如《无人喝彩》中的李缅宁、肖科平、钱康、韩丽婷这些人因身份、职业、地位不同而所用语言不同。

李缅宁与肖科平虽然同属一个阶层，但是身为广播乐团的长笛演奏员，她的良好的修养和温文尔雅的举止决定了她与长期生活在基本属于从事服务性行业的李缅宁语言有很大区别。

这些不同的语言不仅与他们的身份、心态、精神面貌有机的融为一炉，而且使他们的形象更加栩栩如生，也使作者不同于其他作家，堪称独辟蹊径，自成一家。

顽主和痞子只是王朔反讽社会的一个工具，借助这个工具,王朔曲折表达了对于社会的批判，面对假模假式煞有介事的道德脸孔和正统权威，尤其是那种冠冕堂皇的政治理想主义，他不想再做一个诚惶诚恐的人了。

但直接批判是没有力量的，需要一种有效的批判媒介，顽主和痞子正是王朔找到的一个有效的批判媒介。

正是通过这种反讽，王朔有力的击中了时代道德和价值规范当中的虚假和可笑。

王朔的调侃，正是源于他对这些虚假可笑的消极的反抗，所以他所承载的本应是一种社会批判意识。

王朔文学创作的意义，最突出地表现在对正统文化的反叛，较早地迎合包括世俗在内的社会情绪和知识分子精神传统的破坏。

他的《动物凶猛》却表现出特殊性，这就是以其“超越通俗读物的审美趣味之上的个人性格的内容，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创造性的新视野和新感受”。

对于知识分子文化，王朔小说的主人公总是以“痞”的姿态进行残忍的进行残忍而巧妙的嘲弄。

如对《玩主》中赵尧舜的态度。

在《我是你爸爸》中塑造了一个“知识分子”马林生的形象，可看作是知识分子的准代表。

他在事业上，婚姻上及作爸爸上均告失败，主要原因在于他失去了幻想和目标，对生活产生了一种不知所措的焦虑、绝望和失落感。

拿他作爸爸来说，经历了三个阶段:

首先是作传统的爸爸，但在教子的过程中，古老的教育方式及教育内容无不与现实生活可笑地对立着、矛盾着。

继而马林生又吸取西方经验，与儿子建立平等的朋友关系，可儿子却不需要他这个“朋友”，即产生一种“在场失落感”。

最后索性做了一个大胆的超前的决定:

让马锐作“爸爸”，自己做“儿子”。

这在尚处于保守和传统的社会中当然也是行不通的。

尽管马林生一再努力改变自我，寻找自我在社会在家庭中的适当位置，然而现实生活却一再给他沉痛的打击，使他一次次地迷失自我。

这种尴尬的局面，与知识分子在现实生活中同样处于的一种进退维谷的矛盾境地是颇为相似的。

王朔笔下的“顽主”们的焦虑、苦闷、玩世不恭是那个时代人们精神状态的最准确的表现；他们的调侃、坦白、真实，是以前那些类似说教小说可望而不可即的；他们的洒脱、自在，让知识分子都觉得自行惭愧……总之，王朔以其独特的“顽主”形象给当代文学开创了一片新天地，拓宽了当代文学的描写领域。

注释：

①　王朔：

《浮出水面》，《过把瘾就死》，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49页。

②　王朔：

《浮出水面》，《过把瘾就死》，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62页。

③　王朔：

《顽主》，《顽主》，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5页。

④　王朔：

《永失我爱》，《橡皮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2页。

⑤　王朔：

《浮出水面》，《过把瘾就死》，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25页。

⑥　王朔：

《一点正经没有》，《顽主》，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4页。

⑦　王朔：

《给我顶住》，《橡皮人》，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28页。

⑧　王朔：

《橡皮人》，《橡皮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7页。

参考文献：

【1】金鑫：

《“王朔现象”的思考》，鞍山师专学报，1993年第2期.

【2】常清华：

《论王朔的”顽主”世界》，《郑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

【3】黄亮翔：

《王朔构筑的顽主世界》，《学术论坛》，1998年第3期.

【4】陈昌和：

《探寻者的历程—王朔作品中的”流氓”、”俗人”、”顽主”形象分析》，《龙岩师专学报》，2001年第2期.

【5】宋毅：

《生存的困境与无力的突围—论王朔小说中的顽主系列形象》，《龙岩师专学报》，1998年第2期.

【6】徐峰：

《边缘化人物的抗争—评王朔及其笔下的人物形象》，《文教资料》，2006年第3期.

【7】郭剑敏：

《论王朔的小说创作及其笔下的”顽主”形象》，《语文学刊》，2001年第5期.

【8】黄萍：

《边缘世界的裸舞者—谈王朔小说中的”顽主”形象》，《新疆职业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9】郭宝亮：

《王朔现象的思考》，《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