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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古骑士文学与中国武侠小说之异同
论中古骑士文学与中国武侠小说之异同
【摘要】 骑士文学与中国武侠,作为同时产生于封建社会的两种文学体式,在故事情节、虚构性、人物形象、语言等方面有相似之处,但他们的历时性、爱情观、本质立场以及武功展示上均不相同。
作为对整个文学产生了或者曾经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文体来说,他们是不可忽视的。
【关键词】 骑士文学 武侠小说
十一世纪后期,西欧封建制度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均进入繁盛阶段,代表封建主集团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的骑士文学应运而生。
骑士文学主要分为骑士抒情诗和骑士传奇两种体裁。
前者的中心地是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以表现骑士与贵妇之间“典雅的爱情”为主要内容。
骑士传奇较为丰富,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系统:
古代系统——如法国的《亚历山大传奇》、《特洛亚传奇》,模仿和取材于古代希腊罗马的文学,把古代的英雄改写成中世纪的骑士,实际上是由史诗向骑士传奇演变的产物;不列颠系统——如《特利斯丹和伊瑟》,主要讲述不列颠国王亚瑟和他身边12个骑士的冒险故事;拜占庭系统——如《弗卢瓦勒和布朗舍芙勒》、《奥卡森和尼科莱特》,讲述的是拜占庭的历史和传说。
骑士传奇的内容极广,涉及骑士的冒险经历、与异教徒的战争,以及骑士与贵妇人的爱情等,其影响波及整个欧洲。
中国武侠小说的源头实始自唐代。
有唐一代是我国封建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
中国小说发展到唐代是一个里程碑,唐前小说主要以记史、志人、志怪为特征,唐代的小说开启了“有意为小说”的时代。
唐传奇中的“豪侠”类作品就是中国武侠小说的正源。
中国武侠小说虚构铺陈、武功奇幻、侠气纵横,以其独具的艺术魅力吸引着上至达官鸿儒,下至贩夫走卒。
骑士文学和武侠小说这两种产生时间相近的文体在其他地方也有其相似之处。
1、精彩的故事情节
骑士传奇与武侠小说都具有传奇特点,都以体现冒险、神秘离奇的故事情节为主要职责。
正是这些精彩的、带有虚构性的故事情节,吸引了大众的趣味。
精彩的故事是每一个人都喜爱的。
一部没有精彩的故事的武侠小说,是不可能赢得读者青睐的。
同样的,在欧洲引起骑士小说热潮的骑士文学也必然有精彩的故事。
骑士传奇和武侠小说都是属于叙事文学之列。
叙事文学的基本特征就是叙述各种精彩的故事。
英国著名文学家和学者E·佛斯特说:
“故事是小说的基本面,没有故事就没有小说。
这是所以小说都具有的最高要素。
”[①]许多优秀的武侠小说和骑士传奇都是以精彩故事见长,如中国第一部长篇武侠小说《水浒传》从一百零八名好汉入手,抓住主要人物,一一讲述他们如何被逼上梁山的经过。
每一个人物都有一段精彩的故事,如武松打虎、鲁智深拳打镇关西、林冲雪夜烧林场等等,观众都是被这一个一个精彩的故事所吸引才会有兴趣和耐心看完这长达一百多回的小说。
骑士传奇更是如此,因为他本身就是抓住人们的猎奇心理,讲述骑士们的冒险经历。
他们的经历充满了诡谲,一波三折,故而称为冒险。
用文字描述出来,固然也很精彩,如《伊万,或带狮子的骑士》讲骑士伊万为了赢得爱情去丛林里冒险,救了一头与龙搏斗的狮子,从此这头狮子就跟随伊万一起冒险的故事;再如《圣杯的故事》讲述小傻瓜佩瑟瓦尔怎样寻找到传说中的圣杯的故事,很有点探宝的意味。
即便是早期的骑士抒情诗,作为诗歌体虽然不能直接讲故事,但它们大多讲述的是男女幽会的爱情场面,自然也少不了间接引出主人公之间的爱情故事,而爱情本身就是很吸引人的。
2、虚构的铺陈
文学作品作文作家个人的创作,既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是允许作家个人的想象的。
这一点在骑士文学与武侠小说中尤为明显。
在冒险行侠经历上,骑士历经风餐露宿、艰难跋涉,战胜种种艰难和险阻,而在行侠场景的描绘上,骑士的冒险一般是在虚构的环境内:
古老幽暗的森林,迷宫般的城堡,或者是妖魔鬼怪居住的山洞。
骑士冒险的对象也大多是虚构的:
会说话的狮子,吃人的妖怪,千年的怪道。
在虚构的场面和虚构的对手搏斗,骑士凭借的武器装备仍然带有虚构成分,如有魔力的指环、剑、盔,或者在仙女、魔灵的帮助下取得胜利。
中国武侠小说虽然没有像骑士文学那样太多的虚构,但仍不能改变它虚构的本质。
本来“传奇”的特点就是虚构铺陈,武功奇幻,作为传奇演变的支流——武侠小说,更是摆脱不了“虚
构”的因子。
有人说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梦的文学”,这些指的就是武侠小说的非现实性,如《红线传》中的红线“夜漏三时,往返七百里;入危邦,经五、六城”可谓轻功神行绝伦,其他的一些“草上飞”、“铁掌水上飘”等轻功的描写,还有武侠小说中常见的“剑气”等无不带有虚构成分。
至于《神雕侠侣》里
那只留下来守护主人坟墓及教会杨过武功的老雕,绝对不是现实中能找到的。
3、行侠仗义的人物形象
在中世纪,骑士生涯不仅是一种职业,也是高尚的、富有感染力的生活方式。
十二世纪的哲学家索尔兹伯里的约翰问道:
“标准的骑士之道是什么?
保护教会、讨伐叛逆、崇敬教士、保护穷人免受不公正地对待,在自己的职责内维护和平,为自己的同道流血,如果有必要,献出自己的生命。
”[②]骑士文学就是对骑士锄强扶弱、保护妇女的骑士精神的颂扬。
中国的武侠小说更是以歌颂侠客义士见义勇为、打抱不平、惩恶扬善、仗义疏财等义烈行为为主,石破天、令狐冲、胡斐等无不是侠义之士的代表。
4、精妙的语言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
骑士文学和武侠小说固然由于其精彩的故事情节、虚构的铺陈、行侠仗义的高大人物形象受广大人民的喜爱,但受人喜爱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语言的通俗易懂。
明代小说家冯梦龙说“话须通俗方传远”正是说的这个道理。
如果连读都读不懂,又何来喜爱之说呢?
另一方面,语言通俗并不代表粗制滥造,正好相反,骑士文学和优秀的武侠小说的语言都可称得上“精妙绝伦”,如《亚瑟王之死》第十八卷第十九回对少女爱莲之死的描绘和情节的叙述:
“日夜哭泣,辗转反侧,寝食俱废,即使汤水亦不下咽,口口声声地怀念着朗斯洛骑士”。
作者连用三个词表现少女的肝肠寸断,一个痴情少女的形象跃然纸上。
武侠小说亦如此,梁羽生的精致优雅、古龙的简练活泼,金庸小说的语言意识更是千锤百炼,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如《鹿鼎记》第二回韦小宝的出场“大堂旁钻出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大声骂道:
‘你敢打我妈!
你这死乌龟,烂王八。
你出门便给天打雷劈,你手背上掌上马上便生烂疔疮,烂穿你手,烂穿舌头,脓血吞下肚去,烂断你肚肠。
’”一个活脱脱的泼皮站在你的面前了。
骑士文学和武侠小说分别作为中西方文化特有产物,二者在极其相似的外形下也蕴涵着许多不同。
1、历时性的长短
骑士文学在中世纪的欧洲不仅拥有大量的读者,而且贵族们还在自己的节日里或仪式上把它们搬上舞台,它们几乎遍及了整个欧洲。
十三世纪后,随着中央集权制的加强,实际雇佣兵制度——骑士制度逐渐没落了。
骑士本身由于长期富足的生活失去了冒险征战的精神,而以骑士精神为基础的骑士文学自然也就没落了。
拜占庭系统的骑士文学已经受到市民小说的影响,对骑士的行为开始从颂扬变为讽刺。
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更是直接终结了骑士文学的寿命。
与骑士文学不同的是,中国武侠小说不但没有销声匿迹,反而不断发展。
从唐传奇开始长期以公案、说唱艺术为主要形式,到元末明初《水浒传》宣告第一部长篇武侠小说的产生,明清出现的大批侠义小说促进了武侠小说的发展。
民国时代,武侠小说空前兴盛,南派三宗“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侠传》)、顾道明(《荒江女侠》)、姚民哀(《盐枭残杀记》)”以及北派五大家:
“还珠楼主、白羽、郑证因、王度庐、朱贞木”,形成“南北辉映”,带动了整个武侠热。
八十年代,武侠又掀起一股浪潮,出现了“新武侠文学”三大宗师:
金庸、古龙、梁羽生,将武侠小说推倒了历史高峰。
历观中国武侠小说,不仅出现了《水浒传》这样的古典文学名著,像金庸的《射雕英雄传》、《鹿鼎记》这样的新派武侠小说,同样当之无愧地与那些杰出的纯文学作品一齐登上“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和“百年百部优秀中国图书”的排行榜,成为世界文学花园里的一朵奇葩。
2、对爱情的态度
表现骑士与贵妇人的典雅爱情是骑士文学中最基本的题材,骑士文学中几乎全是骑士对贵妇人的爱慕与追求。
骑士文学中骑士对爱情的追求可以说达到了一种疯狂的地步,他们可以为了爱情抛弃一切,即便是他们视为生命的荣誉。
《朗斯洛,或坐囚车的骑士》写一个神秘的骑士劫走了王后格妮埃弗尔,她的情人朗斯洛为了寻找她甘愿忍受屈辱坐上了一辆囚车,以至名誉扫地。
骑士文学中,骑士对待贵妇人的爱慕应该源于西方的“圣母崇拜”情结。
其时,在中世纪以前,妇女的地位是非常低下的,只是男人的附庸。
十字军东征时,人们看到了圣地耶路撒冷对圣母玛利亚的至诚的崇拜,当他们回到欧洲时,也带回了“圣母崇拜”这一观念。
圣母崇拜风行一时,许多歌颂圣母的诗歌流传于世,绘画圣母像也成为时尚,“对救世主母亲的迷信,提到了极高的程度,以至我们可以说上帝在十三世纪变成了女人。
”[③]骑士们把心目中的贵妇人当作圣母一样敬仰着。
法国十四世纪的骑士抒情诗所唱的“天上一个上帝,地下一个女神”,这个女神就是骑士们心目中的贵妇人。
正由于“圣母崇拜”的影响,骑士们面对心爱的贵妇人,即使她再怎么讨厌他、刁难他,他也甘之如饴。
流传甚广的浪漫骑士尤瑞奇的故事是很典型的。
他12岁时选择了一位妇人来奉献自己的爱,并设法成为她宫廷里的一名扈从。
他触摸她摸过的东西,有时甚至把她的洗脚水偷偷喝掉,换来的却是女主人斥责他放肆无礼。
当他为了表示自己对女主人的爱矢志不移而砍下自己的一个手指时,女主人也只是答应时常看一看这断指。
他一路征战,建立功勋,获得的也只是女主人允诺他扮作麻风病人和乞丐一起见她一面。
而与此相对的中国武侠小说认为儿女私情与侠士精神是有悖的。
女性在中国武侠小说中是一种陪衬品,以《水浒》为例,突出了传统侠士文学对于女性的鄙视,如潘金莲、王婆、阎婆惜等。
中国女性“红颜祸水、心肠歹毒、不守妇道”的形象在旧派武侠小说中毕露无遗。
即使有“孙二娘”、“户三娘”这样的正面形象,但是她们也是母大虫或开黑店等。
相较于骑士文学中骑士对贵妇人的追求,中国新派武侠小说体现的更多的是“侠女求偶”的主题,如《碧血剑》中的温青青、阿九等女眷均钟情于袁承志,《楚留香》中更是一大堆红颜知己,即便如此,武侠小说中所推崇的“至侠”则是那种国家利益为先、儿女私情为次的大侠。
金庸先生就借郭靖之口说“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张无忌、萧峰、陈家洛等都是如此。
3、本质立场不同
骑士是向领主宣誓效忠的战士,骑士的任务是保护领主免遭外来侵害。
骑士文学是骑士制度和基督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骑士的最高荣誉是被授予骑士的头衔。
而授予骑士头衔的正是封建领主,也就是说骑士的荣誉来自封建制度。
在宗教方面,骑士对基督教十分虔诚,对上帝充满着坚定的信仰,凡是异教徒都要清楚,而基督教正是维持欧洲封建制度的思想基础的。
所以说,骑士文学本质上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是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骑士文学最初被称为“宫廷文学”受上层贵族的喜爱。
而武侠小说中的“侠”则不是这样的。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制度下,等级森严,生活在底层的百姓就希望有一些能够出来主持正义、拯救百姓、仗义挟剑的侠义之士出现,诉诸于文学便产生了反映人民愿望的“武侠小说”。
“侠”作为江湖豪客,往往追求个性展示,追求任侠使气。
在他们心中,根本不存在“王法”,只要能代表受苦受难的百姓的利益,为人民申诉冤屈的行为就是对的,在他们心中自有他们自己的“法”,因此他们可以没有顾虑的杀人,甚至行刺官吏乃至统治者。
建立在对侠客的讴歌和侠义精神的颂扬之上的武侠小说在某种程度
上可以说是“反动文学”。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武侠小说总是被排斥在正统文学之外,不能像具有教化作用的诗歌等文学样式那样受统治者推崇。
4、武功的展示
武功是衡量英雄的必要条件。
骑士文学尽管都把武功高强作为骑士的必备素质,骑士无论是征服毒蛇猛兽、巨人英雄,还是征服贵妇人的心,都是凭其卓越的武功。
但是骑士文学本身对武功的描写简略古朴,叙述十分粗略,没有具体的动作招术,因此读者很难体会骑士的武功。
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武侠小说则是大相径庭。
《说文解字》解释:
武,从戈从止,止乃足形。
从字面上就可看出武侠小说对“武”的重视。
事实也是如此,中国武侠小说对武的阐示真可谓达到了叹为观止的地步。
十八般武艺、轻功、点穴、无所不包,尤其是新派武侠小说中,武功更是与琴棋书画等传统的文化艺术相结合,衍生出更多的武功招式,如六指琴魔弹奏的琴、曲正风的箫、楚留香的扇子等皆是他们的兵器。
中古骑士文学和中国武侠小说,作为根植于不同土壤中的两朵文化奇葩,它们之间既有相似之处,更有相互区别的地方,但是它们都是对各自文化产生了极为重要影响的文学,它们都是人们理想中的梦。
参考书目:
1、《法国小说发展史》吴岳添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
2、《法国文学简史》张彤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3、《亚瑟王之死》[英]托马斯·马洛礼著黄素封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伟大的同情——侠文学的主题史研究》王立著学林出版社1999
5、《中国俗文学七十年》吴同瑞、王文宝、段宝林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①]E·怫斯特《小说面面观》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第194页
[②]《骑士时代》侯树栋译美国时代——生活图书公司编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 第132页
[③][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2003第116页
英国骑士文学与中国武侠小说之比较
占程程
【摘要】:
武侠小说和骑士文学分别作为中西方世界所特有的文化产物,两者都是尚武精神的表现,骑士文学同样也被称为"侠士"文学,但二者的"侠"在精神内涵上具有本质的区别。
这种区别是在他们各自的历史文化背景中所产生的,在那样的背景下又产生了中西方世界不同的文化精神,继而对现在中西方人的生活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作者单位】:
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
【关键词】:
骑士文学武侠小说文化背景文化精神精神内涵骑士精神尚武精神英国西方人西方世界
【分类号】:
I106.4
【DOI】:
CNKI:
SUN:
AHWA.0.2009-09-027
【正文快照】:
西方骑士只是贵族中最低的等级,他们从小就被教育必须服从和尊重女主人,取悦和钟爱女主人,在必要的时候为她们献身。
于是他们对她们顶礼膜拜,以能够为心爱的贵妇人效忠而感到无尚荣耀,他们所演绎的是是被赋予了类似宗教的某些特征和意味。
骑士精神的核心内容:
护卫基督,效忠主
正义的美感—-金庸小说的一种读法
(1)
发布时间:
2010-7-1513:
15:
21被阅览数:
34次来源: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
文字〖大中小〗)
内容提要 :
金庸小说的意义无可置疑,但其价值确认仍有待进一步辨析。
如果以“好小说体现文学艺术的魅力,伟大作品呈现精神境界的高度”这个观点为据,那么我们应该明确承认,金庸作品不仅是通常所谓的“好小说”,而且是能与古今中外那些文学经典相提并论的“伟大小说”。
这着重在金庸的武侠叙事通过对以“侠士道”为核心的“中国精神”的艺术呈现,对“审美解放”与“诗性正义”作出了成功的文学诠释。
关键词 金庸 武侠小说 审美正义
一 经典的构成
若干年前,新武侠小说家之一的温瑞安在《析雪山飞狐与鸳鸯刀》一书里提出一个问题:
金庸的小说是不是伟大的作品?
他认为,“武侠小说只要写得好,一样可以成为伟大的小说。
”作者对金庸小说的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最终给予了“金庸的武侠小说已超越了‘好’,接近‘伟大’”的评价。
[1]自此以后,这个评价陆续得到了许多有识之士的响应。
从19世纪英国著名作家萨克雷的“小说只会描写热恋的人和作战的人”
(1)这个观点来看,中国的武侠文学无疑具有一种文体优势。
侠士们不仅是英勇的战士,往往也是热血的情人。
而在金庸小说中,这两者被演释得淋漓尽致。
熟悉金庸作品的人大都会同意这样的评论:
“金庸的武侠小说既可以当成武侠小说来看,又可以当成言情小说来看。
”[2]但显然,侠骨柔情的故事可以成为好莱坞大片的票房保证,也是金庸小说构建情节和刻画人物的特色所在,但决不是其在20世纪中国文坛独领风骚的奥秘所在。
诗人聂鲁达说:
使诗人难以忘怀并感动得柔肠寸断的,乃是体现许多人的愿望的事情,哪怕只短短的一瞬间。
[3]这无疑乃经验之谈,问题是这“许多人的愿望”究竟又是什么?
经验让我们的目光落在一个熟悉的词:
人性。
古往今来,所有优秀作品无不是经受住了人性这把尺度的评估才得以成为经典,对人性的关注无疑是优秀作家们的共同点。
从古往今来的艺术与文学杰作来看,如果我们认真对待“艺术对人类是根本性”的这一宣言,而不仅仅将其视为一种政治修辞,那就有必要将我们的注意力“放在理解过去300或者400多万年以来,由自然选择进化出来的‘人性’这个框架之中。
”[4]所以沈从文这样阐述他的创作理念:
“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
我只想造希腊小庙。
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零砌它。
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的理想的建筑。
这庙里供奉的是‘人性’。
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
(2)
不受政治学欢迎的人性,总是受到文学艺术家的青睐。
但它失之于抽象。
有个最常见的界定:
小说家所关注的人性主要是爱情。
托尔斯泰在其《安娜·卡列尼娜》里,借女主人公的口说:
人之需要爱情犹如饥饿的人需要面包。
这肯定有道理,于金庸小说当然说得通。
认为“爱情事件是金庸小说故事的根,若非爱情,则许多部金庸小说势非今日的面貌”,[5] (P. 140)这肯定言之成理。
很难想象,没有爱情故事的金庸小说会成什么样子。
但事情的“吊诡”也在这里:
金庸小说其实同时表现了爱情的动人和消解。
回顾金庸小说就不难发现,在作者笔下,真正动人的爱情故事无不以“有情人不成眷属”的不幸结局收场。
比如《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和霍青桐与喀丝丽这对草原姐妹的关系,《飞狐外传》中胡斐和袁紫衣的关系,《天龙八部》里的萧峰和阿朱,《白马啸西风》中李文秀和苏普的关系。
相反的故事在满足读者的期待的同时,也减弱了其艺术感染性。
比如《神雕侠侣》中杨过与小龙女的爱情,最让人们为之动情的是他俩的爱而不得。
当他们的爱情终于如愿以偿尘埃落定,便只有退出江湖的结果。
令狐冲和任盈盈的故事也同样如此。
否则,这两对英雄情侣的结局就会像郭靖和黄蓉那样,由一代侠侣沦为一双知名武将与主妇的故事。
所以,《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不幸遭遇催人泪下,而以一种忧伤旋律结束的《廊桥遗梦》更能让人回味。
通过人世缠绵动人的爱情,让我们窥见生命的难以承受之重。
美丽总是愁人的,我们为如此美好的缘分只有死神方能为其祝福而深感震撼。
历经人世苍桑的金庸先生无疑深悉这个奥秘,他曾说:
“茫然之感,恐怕更能贴切地传达出人生百态的讯息。
我常想着:
什么样的感触都会在时间中淡去,淡成了茫然。
”(3)在小说《飞狐外传》的结尾,我们从出家为尼的圆性口里读到这样的佛偈:
“一切恩爱会,无常难得久。
生世多畏惧,命危于晨露。
因爱故生忧,由爱故生怖。
若离于爱者,无忧亦无怖。
”咀嚼其中的意味,我们会从这对有情人的这种际遇中,领悟到更为复杂的体会。
从这个意义上看,真正伟大的爱情小说之所以伟大并不在于其歌颂爱情,而是由此及彼地触及了生命中更为深层次的东西。
由此而言,即便在爱情小说中,也存在着“言情故事”与真正优秀的“爱情小说”的不同,二者的区别就在于:
前者以爱情事件为目的,后者则以爱情事件为借花献佛的手段,呈现出更为深刻的人性奥秘。
事实上,这也就是《安娜·卡列尼娜》和《飘》这样的小说的伟大之处。
安娜的悲剧显然比“如果你深深爱着的人却深深地爱上了别人”的问题更复杂。
让安娜走上不返之路的不是渥伦斯基不再爱她,而是爱情本身的困境。
同样,郝思佳的形象之所以具有如此大的魅力,不在于她是个爱情失败者,而是她在与终身之爱错位后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品质。
爱情之于金庸小说,无疑处于相似的情形。
在某种意义上,其意义仍然在于充当了表达作者更广更深的人生体验的媒介。
新武侠作家温瑞安有句话:
金庸的武侠小说,能使不看武侠小说的人也看武侠小说。
[6]这道出了“金庸现象”的一大特点。
所谓“不看武侠小说的人”也即“不喜欢武侠小说”的读者,这些人终于“也看”起武侠小说来,这武侠小说当然除了金属作品别无其他。
这意味着,他们事实上并没有把金庸小说当作纯粹的武侠小说来读。
那么,他们究竟在看什么?
除了“人生”二字,我想不出有更好的概括。
面向中国现实,叩问人生真谛,这就是金庸小说的奥秘所在。
熟悉现代中国武侠小说史的读者不难意识到,如果说平江不肖生的小说是以江湖异闻为基础,还珠楼主的小说是以魔幻神话为特色,那么金庸小说则是以人世的悲欢离合作为基础。
读金庸小说,雅俗共赏的焦点殊途同归于一个关键词:
大悲大喜的人生。
叩开金庸小说的“门道”最终也在于体验一种巨大的生命激情。
用一位论者的话说:
“金庸之书所以凌越各家者,一言以蔽,动人也。
以其书中凡有情处,必深情也。
”[5](P. 16)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
这种激情由何来?
其源头是什么?
丹麦哲人克尔凯郭尔把它归之于上帝,认为“信仰就是激情。
”[7]这也无可置疑,从那些虔诚的善男信女身上,我们总是能够意识到一种激情。
但困惑犹在:
正所谓“回到精神并不意味着回到神学”,信仰并不是宗教的专利,精神更不只属于上帝。
事实表明,“哪怕是文艺复兴以宗教为题材的绘画中,照亮艺术的也并非圣徒头上的光圈,而是人性。
”[8]
事情似乎又回到了起点。
如何超越这种“解释的循环”?
冯其庸先生的这句话,让许多人颇有同感:
金庸笔下的那些侠义人物具有一种豪气干云、一往直前的气概,所以读他的小说总是“给人以激励,给人以一种巨大的力量,一种要竭尽全力为正义事业奋斗的崇高精神。
”[9]这说到了事情的本质,让我们看到了金庸小说的现代性、普世性和伟大。
比如在《堂吉诃德》中我们看到,这位把大风车当作魔鬼、将羊群看作来犯的敌人军队、甚至把狮子当作地狱之王而欲与之决斗的同名主人公是如此的滑稽可笑,但当我们在跟随叙事者的笔墨尽情地嘲弄他后,最终却为他留下了深深的同情。
原因就在于我们理解了他的那些不合时宜的举措背后的执着,意识到了“除此之外,堂吉诃德还要寻找正义。
”[10]这正是这部小说能够成为伟大小说的地方。
它的成功证明了一个诗学定律,“不能被对正义的激情所激发的艺术是微不足道的。
”[11]
事情当然并不能就此了断。
需要进一步追究,这种激情所归属的这个“正义事业”究竟是什么?
在政治学视野里,再没有比“正义”的范畴更暧昧的了。
就像西方史家所说:
今天被受到人们普遍赞扬的所谓“正义,在过去它的最重要任务就是确保王室的伟大。
”[12]但超越这种咬文嚼字的思路,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相通的精神品质。
诗人们对大海的体验,主要在于一种自由感。
就像俄国诗人普希金所说,“大海啊,自由的原素!
”让我把话说得明白些:
阅读金庸小说的最大愉悦就在于“体验自由”。
自由不仅意味着从专制主义政治中获得解放,也意味着对唯物是从的拜金主义束缚的超越,让自我成为欲望的主人。
自由意味着灵性的诞生和信念的复活。
造反并不总是有理的,挟持民众为人质的恐怖主义暴力不仅是对人类文明的否定,甚至连兽性都不如。
和平永远是令人向往的,安居乐业的家园总是为普天下善良的人们所珍惜。
但这一切决不能以“自由”为代价。
关心人类进步的思想家们始终强调:
“进步的惟一可靠而永久的源泉还是自由。
因为一有自由,有多少个人就可能有多少独立的进步中心。
”[13]用哈耶克的经典性表述来讲:
“自由意味着始终存在着一个人按其自己的决定和计划行事的可能性;此一状态与一人必须屈从于另一个人的意志的状态适成对照。
”[14]归根到底,只有确立“自由”的价值观,才会有“平等”与“正义”等伦理诉求,有“尊严”与“责任”等道德规范;只有在这样的诉求与规范中,才能拥有名符其实的“人”的位置。
唯其如此,才有“不自由,毋宁死”的声音。
诚然,艺术价值不取决于“政治正确”,将擅长吟风诵月的诗人与敢于抛头洒血的革命战士相提并论并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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