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捞中国大学的魂灵.docx

打捞中国大学的魂灵.docx

《打捞中国大学的魂灵.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打捞中国大学的魂灵.docx（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打捞中国大学的魂灵

[荐]朱清时：

打捞中国大学魂灵

清时的“理想国”

闵云霄/文

   中国科技大学的前校长朱清时要建一所“去行政化”的大学，实现“教授治校、学术至上”的理念。

他一手创办的南方科技大学自授学位，叫板教育部，首批40余名“实验班”新生报到……在一系列“新动作”频出之后的5月中旬，一条消息让方科技大学再度遭“围观”：

深圳市发布启示，公开选拔两名具有“正局级”行政级别的副校长。

   南科大的起步陷入行政化的考验，无疑也让筹建之初意在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理念大打了折扣，也让南科大前景存疑:

这是否意味着被誉为高教改革“试验田”的南科大将会向旧体制妥协和低头，还是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暧昧关系？

到底是改革先驱还是理想主义的乌托邦？

南科大之前的努力全将打水漂？

  这一次，朱清时没有太多的回应，这位从全球200多名候选人中遴选出来的校长，突然刻意低调，开始进入一种令人琢磨不定的缄默期。

理想:

建中国的“加洲理工”

   作为中国最受关注的“超男校长”之一，南方科技大学朱清时的微博虽然没有发布过一条内容，但吸引3余名网友成为他的“粉丝”，实属少见。

作为一位著名化学家，也身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之列。

他在担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时，以致力推进教育改革闻名于学界。

而今，他筹建南方科技大学。

这所学校因他而名动天下。

   朱清时出生在四川成都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朱清时因为崇拜华罗庚（当时是中国科技大学的副校长、数学系主任），而考进中科大。

在这里，他学习到一生受用无穷的各种知识和训练，亲耳聆听到了像严济慈、钱学森、华罗庚等著名科学家的教诲。

1979年，朱清时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出国留学人员中的一员。

1982年回国时，他返回了青海盐湖所，两年后被调往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1988年6月，朱清时在剑桥大学成功证明了长寿命的局域模振动态，由此成为选键化学领域的主要科学家之一，被称为“给分子做手术的人”。

   3年后（1991年），45岁的朱清时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他是当时新中国培养的最年轻学部委员（1993年后，学部委员改成院士）。

1998年，朱清时以一个普通科研和教学人员的身份回到母校中科大。

两年后，成为副校长，又两年成为校长。

1998-2008年，朱清时连任两届校长。

   “非常开朗，很有想法，也不官僚，不像国内有些大学校长摆架子，他对学生的基本课非常重视。

彬彬君子，很平和，相处得相当好。

”国际著名数学家、费尔兹奖获得者丘成桐对朱清时如此评价。

  就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朱清时致力于规划和组织学校面向21世纪建设一流大学，卓有成效地推进了学校教学、科研、管理和后勤服务等一系列的改革。

在这10年中，中科大的实力和影响力显著增强。

然而，朱清时的很多做法却显得“与众不同”，他坚持不扩招、不贷款建新园区、不做假“原生态”迎接教育部评估。

他公开批评学术造假成风、公开反对高校无限制地扩招、公开呼吁改革高考制度、公开批评流行的教学评估……

  上述做法争议不断，但朱清时却坚持己见。

  2009年9月，63岁的朱清时在退休一年多后重出江湖，只身从合肥来到深圳。

经过全球范围的严格遴选，他成为南方科大的当家人，协调批文、招揽人才、校园建设……朱清时以历史使命，管理体制，经费来源，薪酬制度，学科建设，师资建设，书院管理，自主招生，自授文凭等作了设想。

概括之，南科大的定位是小规模高质量科研型大学，以加州理工［Caltech］为摸板，关键词为：

“去行政化”，“学术主导”，“追求真理，学生为本”。

   南方科技大学的创建，向来被视为是以香港科技大学为模板。

朱清时明确表示，他要建一所中国的加州理工———因为这所学校，培养出了钱学森。

    早年前，科学泰斗钱学森就曾提出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在教育界引起广泛讨论，被称为“钱学森之问”？

钱老自己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朱清时说，“钱学森之问”也是他一直想搞清楚的。

  朱清时为榜样加州理工学院，被誉为美国乃至世界顶尖的科技理工类学院，他同时效仿的普林斯顿大学，也是美国著名的研究型大学。

以这两所著名高校目标，南科大“志当存高远”。

   在朱清时眼中，“行政化”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严重弊病，为了“去行政化”，他在法律层面进行最大可能的努力，利用特区立法权，以现代大学管理思路，与深圳方面制定《南方科技大学章程》、《南方科技大学管理暂行办法》、《南方科技大学条例》等。

其后者，报深圳市人大审议，通过后成特区法律。

　　 所谓“去行政化”,南方科技大学的做法是,实行理事会治理、教授治校、学术自治，明确界定政府、学校、行政、学术的权界，管理工作岗位不设行政级别。

    按照朱清时的构想，南方科技大学的目标是：

立足国内，辐射东南亚，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科技大学，拟全日制在校生规模达1.5万人左右，面向全国招生。

其创新之处在于“高起点”：

本科生与硕士生比例为1∶1；师资近半以上引进海外力量；以理、工和管理学为三大支柱学科。

    南科大引用牛津大学的书院制，学生培养目标以研究院和项目为导向选修课程，目的是培养专才和实用人才。

有评论认为，“南科大的模式，不会成为一个国家高等教育普及的摸板，却可以是孵育大师的摇篮。

究根到底，大师不是一个比例，而是特例，所以，南科大的模式成功的可能性极高”。

发现：

“海龟”在蜕变

  朱清认为，现在大学最大的毛病，就是现在都追求官位了，官位就是地位，因为在大学里你只要是官位高了什么东西都有了。

这十多年我就知道大学里的领导都很容易评成教授。

大家时间都花在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这就是学术界的衰退。

权力通吃，所以大家觉得尊重学术作用没有什么必要。

这样学术气氛、文化、精神就全完了。

 实际上,朱清时的观点并没有多少创新。

奉“教授治校”为圭臬的耶鲁大学就是显赫矗立的范例，其现任校长理查德雷文教授上任之初就曾豪言，耶鲁要立志为全世界培养领袖人才。

世界名校耶鲁大学，最引以自傲的就是从建校之初所坚持的“教授治校”，300多年来，不管耶鲁的管理体制如何演变，一直传存。

教授在耶鲁校园的地位，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普林斯顿董事掌权、哈佛校长当家、耶鲁教授做主”。

　　美国耶鲁大学第22任校长理查德·雷文，至今任职达17年，雷文当选校长时，正值耶鲁大学遭遇严重的经济困难，上任后，他筹集到了超过百亿美元的捐赠，被认为是近年来对耶鲁作出最大贡献的一位校长。

耶鲁大学既没有庞大的脱离教学的行政人员队伍，也没有专门的行政大楼，校长的办公室就在一座最矮最不显眼的小楼里。

　　在关于大学校长如何处理好学术权利与行政权力的关系的问题上，雷文曾如此回答中国的记者：

“大学与企业不同，大学作为专业机构主要权力应集中在教授和教学人员手中，行政管理不过是起辅助和服务作用，协调教学、科研工作。

大学的管理工作不是为了盈利，但要保证有足够的资金用于发展。

管理的目的是使教师更好地教学生，使科研成果更多。

”据介绍，为了坚持耶鲁的传统，雷文亦曾因捐款人对耶鲁所设课程及其教授聘任提出附加要求，而毫不犹豫地拒绝了2000万美元的捐赠。

  英国高等教育一贯奉行“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重视开发学生的潜能和能力培养，并把人才培养和国家的竞争力联系起来。

近代，英国涌现出牛津、剑桥等一批世界一流的大学，英国的教育模式也培养出一大批杰出的人才，在最近的一百年中，剑桥大学就出现了81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而在法国，每一类课程都有其特殊的录取条件、学制时间、教学方法等方面的特点；这些特点既能满足不同的目的，又能使所有人都有可能获得一项受认可的文凭。

   朱清时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前，曾经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学习、工作过。

他当时觉得，中国大学的教材和教学大纲比较落后，所以，就带了很多人到世界各地调研教学大纲、课程设置。

但他发现，这样的改革推进不下去，老师没有积极性，原因是他们为了提职称、拿科研经费、发表论文，并不在意在学校讲好课，即便讲课，也是讲自己熟悉的内容，并没有积极性去讲授新东西。

我进而从变革教学设计转为实施人才引进。

但又发现，那些从海外引进的优秀人才，来了之后也会变，同样会像中国同行那样，忙着做项目、找经费、发论文。

朱清时发现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各种规章制度和体制，它们就像“指挥棒”，驱使着教授们往一个方向走。

“所以我们开始提倡去行政化，不要由谁的官大谁说了算。

评职称驱使老师一心奔着职称去，这都是行政行为，都是行政官员的政绩工程。

”由此，他开始要求大学追求学术，按照学术规律来推动学校的事情。

可是，仍然磕磕绊绊。

接下来，他又发现了更深层次的问题。

 “关于教育的一些规定已经法制化了，我们走一走就碰到法律法规的边界。

”他说，“这时我才意识到，过去制定的有些不利于教改、不利于教育发展的内容必须改掉，这样我们才可能顺利发展。

”

朱清时认为，“钱学森之问”最深层次的问题就在30年前制定相关法制法规的那些人，并不真正理解研究型大学的内涵和创新性人才的培养路径，他们在当下“堵死”了创新型大学的发展之路。

所以，2011年“两会”，朱清时递交的提案就是呼吁修改相关的教育法律法规。

碰撞：

与政府不断磨合

  现在，朱清时正在与国内外的学者尤其是具有中国背景的海外学者广泛接触，希望能设置一套具有国际水准的大学架构、研究体系与课程标准。

   但是,目前南科大的状态，与之还有很大距离。

　　对南科大来说，现在最重要是尽快引进一批一流骨干人才，组建高水准的学术团队，让南科大在运行之初就招研究生。

但最大的困难在于，按照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制定的法律法规，一所刚刚成立的学校不可能获得研究生招生资质。

一旦无法突破这个障碍，南方科大研究型大学的梦想可能就会破灭。

  南方科大与深圳市也在碰撞中磨合。

2009年，在制定教师队伍薪酬制度时，学校领军教授的年薪从115万元起步。

这个薪酬数字，在国际人才竞争中并不是特别有吸引力，但却直接影响了深圳市的整体薪酬体系，一时间议论纷纷。

几个月后，标准才得到政府各部门的认可。

  朱清时认为，体制机制的障碍如果不破除，它还会妨碍大学提高它的“含金量”。

比如，现在的大学更习惯于依靠国家行政权力来得到社会承认。

理想的状态应该是，把大学都推到市场上去，由大学自主招生、自主授学位、自己发文凭，让社会来选择大学，让社会来判断哪个大学的办学质量高、文凭含金量高。

 在这样的思路之下，目前，南方科大“已经不再等了”——2010年12月17日，南科大发表声明，称在没拿到教育部正式招生批复的情况下，学校将进行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和文凭。

朱清时在2010年年底《致报考南方科大考生、家长的一封信》中称，“南科大决定把‘自主招收高二学生’，‘自授各类学位和文凭’作为教改先行先试的内容，以期回归大学的办学自主权。

”

 目前，南科大首批招到了40多个学生，而且均来自高二学生，心之急可见一斑。

朱清时的回答很简单：

“我一生都是个探索者，我就喜欢探索真理。

虽然招生证还没有拿到，但我们招生绝对是对国家、对人民、对民族复兴有好处，这种事就得冒着风险干。

深圳特区改革开放30年，深圳的大事有哪件事是批复了你再干的？

所以深圳的精神就是敢闯。

改革就会与现行的规章制度发生冲撞，这时候就不要计较个人的利益利害所得。

要敢干，走出这一步去，让事实说话。

”

对于这40个学生，第一批聘请三位院士分别上数学课、物理课和计算机课，物理课还是全英文授课，同时还邀请了三个国家级教学名师。

我的梦想就是南科大一开始就成为一所真正的研究型大学，未来我们还会面向世界招生。

当然，这类大学在中国只能是少数。

即便在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比例也只有3％。

“别的大学不可能也没有必要都建成南科大这样，但我希望，南科大这套现代大学模式能具有示范意义”，朱清时如是说。

 然而，中国的教育的规章制度是只允许渐进式的创建大学，是一步步走的，这集中体现在一个学校想招研究生一定要事先把学校建好，建得成功了，教育部来进行评估，估好了，你才有可能得到硕士学位授权；硕士学位授权若干年了，做得很好了，你才可能得到申请博士点的授权；博士点授权通过了才可以招相关的博士生，这样要通过很多年反复申请评估才有可能变成研究型大学，所以这种规章制度是不允许一个大学从创建开始就一步到位要建成研究型大学的。

  记得启动校区验收时有人报告，教学楼楼顶漏水。

朱清时吩咐办事的人“明天找人来修”。

但就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却拖了一个多月还没有动静。

按照行政化管理体系，朱清时想修缮教室、买台电脑都得“走上两个月的程序”。

  深圳市政府也立即意识到，这个风波的背后实际是政府行政权力与“校长治校”的冲突，南科大必须从制度上走出这个权力的圈套。

事后，朱清时得到了1000万元应急资金调配权，尽管这离他预期的还远，但他也坦陈“这是进步”。

　 对于朱清时来说，目前他需要“打破”的是中国当下的教育体制与旧的官僚系统束缚，同时要“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的体系、框架与实体。

两者均在实践中，而答案目前尚不可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