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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干警申论热点当贿赂成为一些人的生活习惯
2018年政法干警申论热点:
当贿赂成为一些人的生活习惯
政法干警考试复习指导--申论热点问题贿赂
为助孙女考学,73岁的老工程师郭某先后给时任北京师范大学舞蹈系主任金千秋送去了5万元。
此后,金千秋帮郭某的孙女提高了专业课分数,但该考生文化课成绩未达录取标准,最终榜上无名。
孙女落榜后,郭某向教育部及司法机关举报此事,并要回钱款。
一审,郭某因行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金千秋则获刑五年。
日前,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终审改判对郭某免予刑事处罚(5月8日《京华时报》)。
细心的人士浏览了网上这一新闻后面的留言,批评金千秋利用职权收受贿赂的声音并不多,倒是骂郭某出尔反尔的声音占了主流,人家已经帮了忙。
你孙女文化课考不过,怨不得人家。
这种声音,令人意外。
它折射的是人们对收钱办事规则的认同。
和郭某逍遥法外相比,公众的这种认同尤其可怕。
其可怕之处在于,我们不知道之前多少真正优秀者因为钱发挥效益而名落孙山,也不知道之后还将有多少人承受这种不幸。
的确,对郭某孙女来说,文化课没过,或许只是一次意外。
如果文化课过了,金千秋帮忙提高专业课分数发挥作用,郭某还会举报吗?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郭某和金千秋双赢的结果是,那些本可以被录取的考生,将因此无缘北师大。
这是多大的不公?
造成这种不公的,是金千秋们,也是郭某们。
生病住院,职场升迁,孩子入学……贿赂,已经成为一些人的生活习惯。
在一些贿赂犯罪中,行贿人的主导作用体现得越来越明显。
对行贿人而言,既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你拉下水,那么,在手段上就无所不用其极。
探究受贿者的心路经历,我们每每发现,他们大多经历了收钱从脸红心跳到面不改色,再到狮子大开口的过程。
而每一次进步,都少不了行贿者的贡献。
行贿之所以会成为某些人的生活习惯,是因为无论从投入和产出的比率,还是从所承担的法律风险来看,行贿都是一笔再合适不过的交易。
在本案中,为了获取不正当利益而向金千秋行贿,郭某的行为构成行贿罪无疑。
然而,从他敢于向司法机关举报来看,他似乎压根没有意识到自己涉嫌犯罪,可能会受到刑事追究。
受害者,或是其内心对自己身份的认知。
而最终的审判结果,似乎也印证了郭某的预判。
有一部分人能理解执法机关的无奈:
如果对行贿者和受贿者等量齐观,只会让二者的利益共同体关系更加巩固,由此导致的结果将是不仅郭某得不到应有追究,金千秋也将逍遥法外。
然而,在贿赂已经成为一些人生活习惯的现实下,对行贿人网开一面,不仅在法律上难以说通,也不利于遏制贿赂犯罪的蔓延。
一、统一思想认识。
进一步增强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以发行股票、债券、彩票、投资基金证券或者其他债权凭证的方式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
非法集资涉及面广、破坏性强、危害极大,非法集资是指单位或个人未依照法定的程序经有关部门批准。
同时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伪装性和欺骗性,不仅严重扰乱正常的经济金融秩序,而且直接损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极易引发群体性上访事件,危及社会稳定。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非法集资活动的严重性、危害性和处置工作的艰巨性、长期性,切实增强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和高压态势,有效防控,坚决打击非法集资活动,促进全市金融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
二、加大宣传力度。
切实增强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和对非法集资活动的抵御能力
广泛利用报纸、电视、广播、互联网等媒体,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
大力宣传国家有关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活动的各项政策措施,教育群众自觉抵制非法集资,从源头治理非法集资滋生和蔓延的环境;要多方位、多角度地宣传非法集资的表现形式和特点,剖析典型案例,增强公民的风险意识和辨别能力。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要按照宜昌市处置非法集资联席会议制定的宣传教育规划,结合本地实际,制订相应的宣传教育计划,并组织落实。
联席会议应及时通报宣传主管部门。
宣传主管部门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对各级人民政府和行业主管、监管部门发现并通报的涉嫌非法集资的案件。
正确引导社会舆论,防止虚假宣传误导社会公众。
三、开展风险排查。
认真做好对非法集资活动的监测和预警工作
建立本地区、本行业非法集资活动的监测预警体系,各级人民政府和行业主管、监管部门要切实负起本地区、本行业非法集资活动的监测和预警工作。
指定相关机构和专门人员,通过建立健全群众举报、新闻监督、监管和查处等信息采集渠道,加强日常监管,把好关口,尽早发现问题,及时作出处理。
近期,要按照“归口排查、预警排查、重点排查、内紧外松”原则,认真开展对辖内涉嫌非法集资活动的风险排查。
要进一步加强监测预警体系和监控能力建设,切实做好预防工作,做到信息灵通、预警及时、反应灵敏、应对有力,坚决杜绝重大原发性非法集资案件发生。
四、加大处置力度。
积极稳妥地做好非法集资善后工作
并迅速采取必要措施,各级人民政府要进一步加大对非法集资活动的处置力度。
对社会影响较大、性质恶劣的应做好前期调查取证工作。
及时组织部署,以高压态势予以严厉打击,有效遏制非法集资活动的势头,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
对于影响极为严重和涉嫌集资诈骗的要及时移交司法部门,从重从快打击,增强威慑效果。
坚持公平、公开、公正、透明的原则,各级人民政府要切实做好处置非法集资案件的组织查处和督促债权债务清理清退等善后处置与维护稳定工作。
各级联席会议及有关行业主管、监管部门要积极配合、协调和监督指导。
做好善后处置工作。
非法集资案件有行业主管、监管部门、组建单位或批准单位的由各级人民政府会同行业主管、监管部门、组建单位或批准单位负责组织督促债权债务清理等工作;没有行业主管、监管部门、组建单位或批准单位的由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负责债权债务清理、督促相关企业或个人清退。
五、改善信用环境。
努力满足农村居民和中小企业合理的金融服务需求
从重从快打击非法集资活动的同时,要坚持“查防并举、疏堵并用”方针。
要采取综合措施,改善信用环境,提高服务水平,不断满足农村居民和中小企业合理的金融服务需求。
金融机构要创造条件增加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合理布局网点,增设新的金融机构,提高农村金融服务的覆盖面。
不仅要进一步鼓励引进项目,发展经济,而且要对企业的经营活动加强管理和引导,切实解决企业财务管理不规范、信用评级体系不健全、经营状况披露不畅等问题。
要进一步加强银企合作平台建设,有条件的要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公司等服务机构,促进银企沟通与合作,及时为企业排忧解难,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努力实现全市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六、加强组织领导。
完善分工协作的工作机制
对非法集资实施综合治理。
联席会议由宜昌银监分局牵头,市人民政府决定建立处置非法集资局际联席会议制度。
市委宣传部、市法院、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市政府法制办、市经委、市监察局、市财政局、市建委、市农业局、市商务局、市交通局、市工商管理局、市地税局、市林业局、人行市中心支行等有关部门和单位参加。
联席会议负责制定、组织实施预防和处置非法集资的宣传教育规划,对成员单位和各地开展此项工作进行督促和指导,并负责组织协调新闻单位开展全市范围内的宣传教育活动。
各县市区要结合本地实际建立相应的预防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制度和工作机制,将预防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
各相关部门要在联席会议制度框架下分工合作,各级人民政府对本辖区内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负总责。
各负其责,加强协调沟通、密切配合,增强处置工作合力。
行业主管、监管部门要把好一线关,将本行业处置非法集资工作纳入监督管理的重要内容,明确机构和人员,加大日常监管,完善相关制度,做到及早发现,及早处理,从源头上控制风险。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要落实处置责任,从建立工作机制到监测预警、风险提示、调查取证、性质认定、处置善后、维护稳定、宣传教育、规制建设等各个环节和层面,都要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对怠于履职或者不认真履职者,尤其是因工作不力、导致矛盾升级,以致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要落实责任追究制度。
浅议以非诉讼替代为切入点树立人民调解公信力
浅议以非诉讼替代为切入点树立人民调解公信力
永阳镇地处城关,下辖11个居委会、11个村委会,一个省级私营经济园区,居住人口达10万人,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各类矛盾纠纷的发案率高于周边镇,人民调解的地位,作用也显得尤为突出。
如何树立人民调解的公信力,将各类矛盾尽量解决在基层、在萌芽状态,避免当事人结怨,降低当事人诉讼成本,以及为法院节省时间、减轻诉累,促进法律文书的有效执行,在“庭审式”人民调解改革取得初步经验后,进行了摸索和尝试,做法是:
立足以非诉讼替代为切入点,树立人民调解公信力。
所谓非诉讼替代机制,是建立在人民法院指导调委会工作的基础上,通过联席会议制度的方式,将当事人自愿的,法院未立案或暂缓立案的,可能通过调解化解的,或通过调解可以防止矛盾激化的纠纷诉讼审理活动前移,让人民调解委员会提前介入,并参与在法官主持或指导下的民事诉讼案件的调解。
这种机制的形成,进一步拓宽了人民调解的工作范围,使人民调解与法院诉讼衔接有了新的空间,整合了人民调解和法院审判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人民调解的工作优势,具有较好的政治效益,社会效益和法律效益。
一、强化镇调委会与法院的联动,构建非诉讼替代机制。
人民调解作为一种民间调解,从一开始创建,在广义上就是一种非诉讼替代,即民事案件不通过诉讼的方式而以中间人出面排解达到和平的化解的目的,这与法院的司法调解有异曲同工之处,这也是新时期人民调解与法院之间开展联动协作的基础,同时,也由于人民调解是在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所达成的协议(格式化),在不违背现行的法律政策的情况下,应该就是当事人意志的体现。
最高人民法院对人民调解格式化协议书的认定上,是作为案件审理的最有效证据予以采信,甚至在调解后,一方反悔时进行诉讼而给予维持,进一步提升了人民调解在法律上的权威性。
因此,在新时期人民调解的非诉讼替代机制的形式,是特指狭义上的与法院立案审理执行过程中的补充性替代,一方面是建立在民调程序的公正性上,另一方面是建立在人民调解员素质的提高上,这两方面缺一不可。
除广义层面上的替代外,这种狭义上的替代就是要求人民调解员积极参与到法律诉讼的全过程,发挥人熟情通的优势,做好法院案件审理的辅助性工作,包括案件主审法官想做而做不到或不方便做的一些事,为法院人性化办案创造条件,这不但符合当事人双方的意愿,也合乎“三个代表”思想的要求,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是一种法律救助性工作,强化法院与人民调解之间的互补,对树立人民调解的公信力也将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
一是建立镇调委会和法院联系庭的联席会议制度。
由镇和法院每季度相互通报民事纠纷发案情况、发案的特点。
调解工作的难易程度,确立相互配合的案件数量、原因以及配合的方式,明确调解的预期值。
二是建立镇调委会和法院联络员制度。
镇指定的联络员一般为镇村(居)调委会的首席调解员,并将名单报送法院,由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指定参与的调解人员。
县法院指导民一庭庭长为联络员,随时通报未立案和已立案以及已裁决案件的情况,并明确需要配合调解的案件、主持和指导的法官,确定调解的地点、参加人员等。
三是建立调解档案审核制度。
凡启动非诉讼替代机制的调解案件,其档案资料以调委会归档,使用的程序以人民调解程序为主,由受理、通知、调查取证、调解、达成协议、送达回访等书面资料组合成完整的卷宗,并有首席调解员审核签字方可归档,适时请县局、县法院共同评审,改正不足,进一步提高调解协议的制作水平。
四是建立民调审判联动制度。
县法院对于一些简单的民事纠纷案件有时也启动特邀人民陪审员(一般为基层调委会主任担任)或民调委人员主持调解,发挥其为人公正、熟悉业务、人熟情通的优势,在法院先行调解达成协议的,由法院主持调解的法官制作调解协议书,由法院落实履行或委托调委会监督履行,提高人民调解员调解的公信力。
五是建立首席人民调解员的培训制度。
由人民法院派主审法官到镇进行镇、村(居)首席调解员培训,每年集中培训二至三次,同时,根据实际情况组织首席调解员到法院进行旁听观摹案件审理,适时邀请主审法官进行典型案例剖析和答疑释惑,印发相关法律资料等,逐步实施首席调解员持证上岗调解制度。
二、明确非诉讼替代适用范围,确保人民调解不缺位、不错位、不越位。
从工作实践来看,启动非诉讼替代机制,人民调解员既是主角也是配角,但目的只有一个,即园满解决民事纠纷案件。
人民调解适用非诉讼替代机制,一般主要为以下四类案件:
一是未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而直接向法院起诉的纠纷,一般为小定额债务纠纷,法院可以建议当事人将纠纷委托给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降低当事人的诉讼成本。
二是已经立案,但有可能通过调解解决的民事纠纷,一般为侵权纠纷、邻里纠纷、婚姻纠纷和少数商事纠纷,法院在庭审前,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可委托或邀请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或参与调解,
调解成功后,原告撤诉。
三是已经开庭,但当事人情绪激动,有可能采取过激行为的民事案件,一般为容易激化、积怨多年、历史遗留的邻里纠纷、权属纠纷、旧城改造、房屋拆迁纠纷、土地山林纠纷和群体性纠纷等,一般情况下,法院可暂缓判决,会同人民调解委员会做当事人的思想工作,或征得当事人的同意后,在法官指导下,由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这类案件在调解成功后,原告可以撤诉,也可以由法院制作调解协议书或在情绪平稳后由法院进行判决并履行。
四是在进入执行程序后,被执行人有可能采取过激行为,或执行有难度的案件,一般为一名原告多名被告或多名原告一名被告的案件,如企业破产、粮油加工厂挤兑、环境污染、征地拆迁、土地流转等涉及人数多的群体性矛盾,法院可暂缓执行,商请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执行。
三明确非诉讼替代运作原则,树立人民调解的公信力。
启动非诉讼替代机制应把握以下原则:
一是为当事人降低诉讼成本的原则。
诉讼在民事案件中,应该是在调解不成的情况,最后不得已而选择的最终途径。
但其中的诉讼成本必然会转嫁当事人双方或一方的头上,增加了当事人双方的经济负担,有时出现案件胜诉,但经济上却带来了很大的损失,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因为不是什么民事案件都可以进行法律援助的,而导致这种结果不但会给当事人认为没钱法院不受理,有钱进行诉讼反而导致打赢官司输了钱,没有说公理的地方,而要避免这种情况出现,走非诉讼替代则是最佳的选择。
二是化解矛盾和平共处的原则。
俗话说“一起官事三代仇”,既然走到了法院诉讼程序,矛盾必然激化到不可调和的局面,法律的公正裁决和平息矛盾之间出现了愿望相背的情况,公正得到了,但再和平共处的基础却丧失了,这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初衷相悖的,也不利于社会稳定。
三是降低执行成本的原则。
民事案件除经济案件外,一般标的不是太大,法院判决文书生效后,当事人一方如果久拖不履行,法院在执行时,仅执行费一项也会增加当事人一方的经济负担,增加法院的工作量,这与调解庭履行义务相比,在时间、人力、经济的负担都会明显降低。
四是经济的原则。
这里所指的经济是指方便、快捷、高效。
人民调解在非诉讼替代处理一些群体性民事纠纷方面表现比较灵活,一般情况下,效益较高。
在把握上述四个原则的基础上,法院如果有法官参与调解,人民调解的公信力将会明显提升。
四、慎重非诉讼替代操作,力求人民调解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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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法院衔接进行非诉讼替代操作,是工作上的创新,是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门在调解领域的合作,是相互支持、相互促进工作的过程。
在具体操作时,侧重把握以下几方面:
一是处理重大疑难问题邀请法官指导。
如处理农村建房出现房屋质量问题,对加固费用的索赔案,通过法官指导下以庭审式调解的方式园满解决。
二是对一些固定标的物在执行时困难的,主动启用非诉讼替代,如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土地纠纷、基地纠纷等,这一类案件在诉讼裁决后执行难度大,难易执行到位。
三是对涉及到政策法规方面的案件,法院受理后难以裁决的,由法官主持,邀请相关当事人、人民调解员共同调解的,如土地开发中的征用土地补偿费的索赔案,对一些涉及政策法规内的群体性矛盾,特别是涉及多个主管部门的案件,原则上以人民调解为主,在法官指导下进行协商调解,如房地产开发、企业污染等案件,这类案件涉及到的当事人双方较多,诉讼起来也比较困难的。
四是对一些小定额债务,如借贷没有凭证由案件而引发的纠纷,从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进行非诉讼替代调解。
五是对矛盾不在辖区内的当事人双方主动要求调解的案件,如民事案件中的索赔和合同纠纷等,由于非诉讼替代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以自愿、公平、公正的方式调处纠纷,这一类矛盾的调处履行率都在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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