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下游稻麦复种制的形成和进展四以唐宋时期为中心的讨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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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下游稻麦复种制的形成和进展四以唐宋时期为中心的讨论
长江下游稻麦复种制的形成和进展(四)——以唐宋时期为中心的讨论
四、唐宋江南稻作以早稻为主仍是晚稻为主?
与此相联系,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讨论,这确实是唐宋时期的长江下游究竟是种早稻为主,仍是种晚稻为主?
有些学者以为中国唐宋及其以前江南的稻作以早稻为主[1]。
若是这一观点能够成立,又承认早稻很难与冬麦复种,那么,逻辑的结论必然是宋朝江南的稻麦复种少之又少。
这一观点是日本学者加籐繁有关研究的延伸。
加籐繁以为唐宋以前中国水稻品种一样是七月左右收成的早稻,中晚稻品种是唐朝至南宋末年慢慢形成的[2]。
李伯重进一步指出南宋江南水稻品种仍以早稻为主,因为南宋江南的一些方志所载水稻品种以早稻为多[3]。
加籐繁做出魏晋水稻品种主若是早稻的判定,其依照是《齐民要术》和《初学记》引《广志》的材料,但他的论证颇多牵强的地方[4],而且《广志》并非通过调查制订的全国性品种名录,而是对各地品种尤其是中原之外的品种摭拾与登录。
个别地址志的记载品种名称更不足以代表一个比较大的区域种植和推行的实际情形;因为某一类型品种在某一地域是不是占主腹地位,不是决定于该类型品种数量的多少,而是决定于该类型品各类植面积的大小[5]。
因此,咱们考察某时期某地域某作物的品种类型时,更应注意文献中反映的该品种类型种植的普遍情形。
若是依照如此的思路进行考察,中国唐宋及其以前稻作以早稻为主的观点是很宝贵到证明的。
咱们明白,《诗经·七月》已有"十月获稻"的记载。
《齐民要术·水稻第十一》所述稻作是三月(或四月)种稻,"霜降获之"。
东晋陶潜有题为《庚戌岁九月中於西田获早稻》的诗[6],这是"早稻"一词见于古文献之最先者。
但这并非真正的早稻,只是较为早熟的晚稻;所谓"早",是相关于"十月获稻"而言的[7]。
长沙走马楼吴简《吏民田家蔀》记录租佃官田的农人交纳租米,一样在十一月,说明那时种植的是十月左右收成的晚稻,交租米最先的是九月十五,种的可能确实是八月底九月初收成的"早稻"吧。
真正的早稻是从晚稻分化出来的一种对短日照不灵敏的生态型,在中国显现也很早。
据《国语·吴语》载,春秋末年,吴国"大荒荐饥,市无赤米";这"赤米"确实是耐旱的早稻[8]。
《广志》也登录了很多早稻品种,主若是岭南和巴蜀地域的。
但《诗经》、《齐民要术》所载的十月或九月获稻,应该是反映了那时稻作的一样情形。
唐朝的稻作普遍是七、八月扬花,九、十月成熟收成,唐诗中有大量反映,兹试举数例:
江南孟秋季,稻花白如毡。
(郑概:
《状江南·孟秋》)
稻花秋雨气,江石夜滩声。
(元稹:
《遣行十首》)
江亭感秋至……粳稻秀晚川(李德裕:
《早秋龙兴寺江亭闲眺忆龙门山居寄张旧从事》)
粳稻远弥秀,栗芋秋新熟。
(宋之问:
《游陆浑南山自歇马岭至枫香林,以诗代答李舍人适》)
香稻三秋末,平田百顷间。
(杜甫:
《茅堂检校收稻二首》)
秋暮天高稻穟成。
(徐铉:
《九日星落山登高》)
秋雨几家红稻熟,野塘何处锦鳞肥。
(韦庄:
《鄠杜故宅二首》)
疏野林亭震泽西,朗吟闲步喜相携。
不时风折芦花乱,处处霜摧稻穗低。
(张贲:
《奉和袭美题褚家林亭》)
烟霜栖野日,粳稻熟天风。
(杜甫:
《自瀼西荆扉移居东屯茅屋四首》)
万木已清霜,江边村事忙。
故溪黄稻熟,一晚上梦中香。
(钱起:
《江行无题一百首》)
秋深橡子熟,……拾之践晨霜……山前有熟稻,紫穗袭人香。
(皮日休:
《正乐府十首·橡媪叹》)
楚俗不事事……年年十月暮,珠稻欲垂新。
(元稹:
《赛神》)
白杨萧萧悲故柯,黄雀啾啾争晚禾。
(刘长卿:
《登吴故城歌》)
岸草连荒色,村声乐稔年。
晚晴初获稻,闲却采莲船。
(钱起:
《江行无题一百首》)
场黄堆晚稻,篱落见冬菁。
(刘禹锡:
《历阳书事七十韵》)
湖田十月清霜坠,晚稻初香蟹如虎。
(唐彦谋:
《蟹》)
遥为晚花吟白菊,近炊香稻识红莲。
(陆龟蒙:
《别墅怀归》)
霜落牛归屋,禾收雀满田。
(李建勋:
《田家三首》)
稻获空云水,川平对石门。
寒风疏落木,旭日散鸡豚。
(杜甫:
《刈稻了咏怀》)
以上诗句所述稻作无疑是晚稻,与《诗经》"十月获稻"、《齐民要术》"霜降获之"的记载是一致的。
它们所反映的不限于某个品种或某个地域,而是带有普遍性的情形。
唐朝也种早稻,其成熟和收成已进入秋季,在唐诗中仅检出两例;
自春徂秋季弗雨,廉廉早稻才遮亩。
(陆龟蒙:
《五歌·刈获》)
欲羡农家子,秋新看刈禾。
(崔道融:
《过农家》)
唐诗中谈及早稻与谈及晚稻的诗句数量相差差异,反映唐朝晚稻的种植要比早稻普遍得多。
这种情形延续至宋朝,在北宋初年尤其明显。
咱们明白,稻有粳籼之分,而粳稻多为晚稻[9],故粳稻的散布大致反映了晚稻的散布。
江南从来盛产粳稻。
杜甫诗云:
"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
"[10]宋初乃至有人说"江南专种粳稻"[11]。
《宋史》卷88《地理二》称:
"两浙路……有鱼盐、布帛、粳稻之产。
""江南东、西路……茗苑、冶铸、金帛、粳稻之利,岁给县官费用,盖半天下之入焉。
"这些粳稻一样收成较晚,时人称"江东霜晩,稻常九月熟"[12]。
宋行两税法,宋初规定"秋税自九月一日起纳,十二月十五日毕",后依照江南等地实际情形,作了补充:
"江南、两浙、荆湖、广南、福建土多粳稻,须霜降成实,自十月一日始收租。
"[13]
但宋朝情形在进展中又有所转变,要紧表此刻两个方面。
一是早稻有较大的进展。
宋真宗大中符祥五年(1012年)在江、淮、浙引进和推行早熟的占城稻种,由于种它能早熟救饥并躲开秋旱,在尔后的二百连年间取得迅速的推行,其种植遍及江、淮、浙及闽、粤等地,它乃至成为早稻的代称,早稻在全国的稻作中所占的比例也因此相应地扩大。
但早稻的扩展(要紧表现为占城稻的传播)在各地是不平稳的。
江南西路占城稻推行最快,南宋初江西路安抚制置大使李纲说,洪州境内"乡民所种稻田,十分内七分,并是早占米,只有三二散布种大禾"[14]。
江东诸州早稻亦占主腹地位。
两浙路的浙东由于山地较多,占城稻推行也颇快。
由于早稻的推行,以早稻为主的籼米成为很多地址人民公共的要紧粮食。
但这是宋朝稻作进展新显现的现象,而非旧格局的延续,而且各地情形不完全一致。
例如,作为宋朝要紧粮食产区的浙西那么大体上仍是粳稻为主。
南宋初年曹勋说:
"浙西纯种晩秋禾。
"[15]乾道(1165-1173年)时知湖州的王炎说其"管内,多系晩田,少有早稻"[16]。
南宋中期的吴泳指出:
"吴中之民,拓荒垦洼,种粳稻,又种菜、麦、麻、豆,耕无废圩,刈无遗陇;而豫章所种,占米为多。
"[17]曾雄生说:
"太湖地域的水稻品种不管是占城稻引进前,仍是引进后都是以一季晚粳为主,直到近代才提出农业改制问题,即晚稻改早稻,单季改双季。
"[18]这一结论是符合实际的。
以前在有些学者中存在一个误区:
即认定宋朝与冬麦复种的是早稻。
由于占城稻是早稻,有些人就强调占城稻推行对稻麦复种制进展的意义,并夸大占城稻普及的程度。
当占城稻普及的程度受到质疑的时候,有些人又据此否定宋朝稻麦复种取得了推行。
两种貎似对立的观点,事实上都掉到了"冬麦与早稻复种"的陷阱中。
如前所述,与冬麦复种的主若是晚稻。
占城稻的作用主若是耐旱御灾和早熟救饥,它推行的意义不是为稻麦复种提供适宜的品种,却是为后来明清双季稻的进展制造了重要条件。
据李彦章《江南催耕课稻编》所载,鸦片战争前夕,宋朝占城稻进展最快的今江西、安徽、浙江中南部等地,"岁种再熟田占其大半",原先的稻麦复种的地盘多被双季稻所挤占,而继续维持以晚粳为主格局的苏南(苏、松、常)、浙北(杭、嘉、湖),仍然普遍实行稻麦复种。
[19]又由此可见,明清的复种指数诚然超越宋朝,但就稻麦复种而言那么未必;宋朝的稻麦复种,无疑是历史上的一个顶峰。
二是晚稻品种多样化,尤其是早熟晚稻品种增多。
前面谈到,唐朝以前的晚稻多为九、十月收成,八月收成的晚稻可能有[20],但非主流。
而宋朝八月收成的晚稻,已占有比较显著的地位。
常为人们引用的绍定《四明志》就有"晚禾以八月成"[21]的记载。
由于它与传统的九、十月获稻的记载相悖,有人对其正确性表示疑心。
但八月收晚稻的记载不但见于《四明志》,《宋会要》"食货"58之24也说"早禾收以六月,中禾收以七月,晚禾收以八月"。
若是说前者还可能明白得为某一个地址的特殊现象,那么后者已经毋庸置疑地说明这种现象带有相当的普遍性。
因为后者是在淳熙元年尚书省臣僚批评"歉灾救济手续繁琐,十二月份才能发放,离收晚稻已四阅月"的时候说的。
臣僚们为了强调其论点,只提及早熟的晚稻,其实并非所有的晚稻都是八月成熟和收成的。
《梦溪笔谈》说:
"稻有七月熟者,有八、九月熟者,有十月熟者谓之晚稻。
"这就比较全面。
宋朝保留至今的地址志12种,共收录水稻品种213个[22],其中就包括了八月收成的晚稻品种。
如宝祐《重修琴川志》卷9载有"闪西风",注明为"八月熟";该品种又见于淳祐《玉峰志》,属"稻米之早者"。
嘉泰《吴兴志》载有"八月白"、"八月乌"。
"八月白"亦见于《嘉定赤城志》,又,方岳《田头》诗云:
"秧田多种八月白,草树初开九月花。
"[23]这些确实是八月成熟的晚稻品种。
宝祐《重修琴川志》所载稻种很多注明"有早晚二种",如红莲、白稻、野稻、稻公拣等。
这些稻种或见于唐诗:
如"遥为晚花吟白菊,近炊香稻识红莲"(陆龟蒙:
《别墅怀归》),"水满寒塘菊满篱……南亩清风白稻肥"(韦庄:
《题汧阳县马跑泉李学士别业》)等,均属晚稻;"禾罷禾亚",《琴川志》谓系"熟最先"者,但在唐诗中,"罢亚百顷稻,西风吹正黄"(杜牧:
《郡斋独酌》),也是晚稻。
如此看来,宋朝在原有的晚稻品种中培育出了新的早熟类型;而所谓"八月白",极可能确实是从传统的晚稻"白稻"中分化出来的[24]。
嘉泰《会稽志》把水稻品种按熟期分为"早熟"、"第二"、"得霜即熟"三类,"第二"类中既包括"白婢暴"等"初秋乃熟"的3个品种,也包括"八月白、红禾畾、红莲子、上秆青(一名中秋白)……"等20个品种,前者应该是早稻,后者那么是中秋前后至霜降以前成熟的早熟晚稻品种。
这些早熟晚稻品各类植范围有多大呢?
能够从宋朝诗词中作些窥测。
苏州人范成大《秋天田园杂兴》有获稻诗:
"秋来只怕雨垂垂,甲子无云万事宜,获稻毕工随晒谷,直须晴到入仓时。
"这首诗安排在中秋诗之前,中秋诗以后那么是脱粒诗。
在那个地址,晚稻的收成显然是在八月上中旬。
范成大诗只写了八月的获稻诗,不等于没有七月收成的早稻和和九、十月收成的晚稻,[25]但不管如何,八月收成的稻谷已在苏州稻作中占有重腹地位,因此诗人要着重加以表现。
范成大的同乡、与他同时期而稍晚的周南也明确谈到"八月登秔稻"26]。
陆游《秋词》那么是七、八、九月都有获稻的描述:
"东吴七月暑未艾……早禾玉粒自天泻","八月暑退冷风生,家家场上打稻声",九月那么是"万顷黄云收晚稼"[27]。
八月获稻最少是三分天下有其一--这是绍兴的情形。
若是说,八月收成的晚稻在四明(宁波)仍然数量有限("视早益罕"),那么,在绍兴,尤其是苏州已是稻作中的荦荦大端了。
[28]
前面已经说过,宋朝南方种麦在九月或八月下旬,因其中秋前后收成的稻田并非延误种麦的季节。
因此,这种早熟晚稻为稻麦复种制实行提供了重要的条件,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它是适应稻麦复种的需要而进展起来是的。
游修龄先生指出,"太湖地域晚稻品种的多样化,同宋以后稻麦复种两熟制的进展有紧密关系"[29],是很有见地的。
在那个地址还应该指出的是,八九月种麦的这种生产安排在明清时期发生了转变,收稻和种麦的期限后延了。
重要缘故之一是人们从实践中发觉,冬麦种早了容易冬前旺长和发生虫害[30],从晚明《沈氏农书》的记载看,明代江南复种冬麦的播种期已延至十月立冬以后了。
晚稻的收成期也相应延至九月底以至十月初。
但咱们不能据此否定宋朝有八月收成的晚稻,并进而疑心宋朝晚稻收成后在八九月种麦的可能性。
五、如何估量宋朝江南平原稻麦复种制的推行程度?
日本学者足二启立、大泽正昭、北田英人等人在一系列论著中提出:
宋朝江南的稻麦复种要紧实行于西部的河谷丘陵地域(即所谓"河谷平原"区域或"高田地带"),作为江南地域主体部份的江南平原(即所谓"三角洲"区域或"低田地域"),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一年一作乃至二年一作的"强湿地农法",至明清之际,稻麦复种才占主导地位,其普及进程的完成,那么要到19世纪的中叶[31]。
大泽正昭氏也在《中国农史》上发表文章,指称有关宋朝生产力的进展存在许多"虚像",宋朝生产力的先进区域仍然是"河谷平原"区域,而不是以前人们漠然地因此为的"三角洲"区域;其中也谈到宋朝"二作"(按指稻麦复种制)只能行于"高田"[32]。
这种理论对"宋朝革命论"、"江南先进论"等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
它涉及问题很多,本文难以具论;兹仅就如何估量宋朝江南平原稻麦复种制推行程度提出一些简单的观点,因为这是正确评判宋朝稻麦复种制的进展和把握其时空特点所不能回避的。
大泽等人的这一理论注意到了经济进展、尤其是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指出长江"三角洲"低田地带的开发,不但要兴修水利,而且要实现"干田化",在"干田化"完成以前,难以摆脱生产不稳固状况;因此,这一地域稻麦复种(他们适应称为"二作")的推行是一个漫长的进展进程。
这些观点对深切研究稻麦复种的形成进展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它能够帮忙人们纠正那种把稻麦复种制视为一蹴而就的直线进展进程的思维定势。
关于中国的中原地域,麦类是引进作物而非原产,它的进展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碰到不同的问题。
黄河流域干旱,麦类要种在比较潮湿的低地,故有"小麦宜下田"之说。
古歌中还有"高田种小麦,稴穇不成穗"的句子[33]。
江南下湿,麦类最初种在山阜旱地,后来进入了水田与水稻复种,但仍优先选择在排水良好的"高田",并须配合以起垄开沟等耕耘方法。
由于排水的困难,低田实行稻麦复种制要比高田复杂得多,要求更高的生产技术和投入更多的劳动力,这种情形固然会成为低田稻麦复种进展的制约因素。
王桢《农书·农桑通诀·垦耕篇》说:
"高田早熟,八月燥耕而熯之,以种二麦。
其法,起坺为疄,两疄之间自成一畎;一段耕毕,以锄横绝其疄,洩利其水,谓之腰沟,二麦既收,然后平沟畎,蓄水深耕,俗谓再熟田也。
"而"低田熟晚",那么实行冬耕休闲。
元朝如此,宋朝的情形也应大体上是如此。
事实上直到明清以至近世,江南有些渍水的下田仍然无法实行稻麦复种。
如清康熙年间的《昆山县志》,就有"高乡有麦"、"水乡无麦"之说。
因此,咱们不该付宋朝稻麦复种的比例估量太高。
可是不能把上述熟悉绝对化,以为宋朝低田都不能种麦。
其实,宋朝不乏低田种麦的记载,例如表中材料一、1六、17、22和26及注所列举的材料即足以说明低田种麦的存在。
罗愿乃至说"今小麦例须下田"[34]。
由此可见,把王桢《农书》关于"高田早熟"的"两熟田"的记载绝对化,从而得出宋朝稻麦复种制要紧在河谷丘陵"高田地带"进展,难以在江南平原的"低田地带"进展的结论(姑称之为"江南平原掉队论"),是很值得商议的。
"江南平原掉队论"之因此难以成立,第一是因为它与宋朝文献反映的事实不符合。
从本文搜集的材料(见上表)看,稻麦复种制第一是在属于"三角洲"的苏州地域进展起来的。
在南宋的有关材料中,亦以直接或间接涉及长江三角洲及其毗邻地域的最多(如材料4、五、八、九、1一、1二、1六、17、1九、20、2一、22等);稻麦复种不但见于现今苏南的苏州、松江地域,而且见于浙北的杭嘉湖地域[35]。
有些材料尽管讲的是其他地址情形,但也与江南平原有关。
例如,黄震在抚州劝农,推行麦作和稻麦复种,事实上是以他在江南平原任职时积存的体会为基础的(材料23及注)。
这种情形不管如何也不能说明宋朝稻麦复种制的进展中长江三角洲是掉队的。
上文谈到,在宋朝以占城稻为代表的早稻的推行浪潮中,太湖平原所在的两浙西路却维持了以晚粳为主的格局,之因此如此,除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方面的缘故外,与稻麦复种的推行也有专门大关系;因为麦收以后以种晚稻为宜,这就强化了该地域稻作以晚稻为主的格局[36]。
反过来讲,这种格局的维持和延续,也能够作为宋朝太湖流域稻麦复种制取得推行的一个佐证。
事实证明,宋朝江南平原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域[37],也是稻麦复种制推行的先进地域。
什么缘故江南平原稻麦复种进展较早较快,这是因为它具有实行稻麦复种制的综合优势。
稻麦复种的进展需要多种条件的配合,水田排水改旱技术只是其条件之一。
例如,需要解决水稻与冬麦大田生长期重叠的问题,中唐以后盛行的育秧移栽把那个问题解决了;需要适合稻麦复种的品种,唐宋以来水稻品种的多样化,尤其是宋朝早熟晚稻的增多,也把那个问题解决了;又需要肥沃的土地、充沛的肥料、丰裕的劳动力资源等等,这些对稻麦复种制的进展来讲都是超级重要的条件,而在这些方面,所谓"低田地带"的江南平原显然要比"高田地带"优越。
宋朝江南圩田水利相当发达,在圩田实行稻麦复种水旱轮作也是有条件的。
宋朝不但确实有"下田"种麦的记载,而且已知时期最先(北宋熙宁年间)的稻麦复种材料正是属于江南平原(所谓"低田地域")的昆山圩田的"稻麦两熟"(材料1)。
至于圩田中稻麦复种时水改旱排水技术具体如何解决,陈旉《农书》没有记载,这正是它的局限性所在。
咱们同意大泽正昭等日本学者关于陈旉《农书》所载技术不是以江南平原农业为基础的判定,但不能以为陈旉《农书》没有记载的技术就不存在,陈旉《农书》没有反映的地域确实是掉队的--这正是"江南掉队论"者思想上的误区之一[38]。
陈旉《农书》既有先进性的一面,也有局限性的一面,它并无囊括了那时现实生活中所有先进技术。
既然存在圩田稻麦复种的事实已经存在,就必然会有相应的技术。
王桢《农书》中稻麦复种"起坺为疄"的技术,也不该视为元朝才有的,极可能南宋以至北宋即已显现,它可能有一个进展进程,到了元朝才见于文字记载。
同时,王桢说稻麦复种的"再熟田"要紧在"高田早熟"的条件下进展,不等于说稻麦复种只能在所谓"高田地带"中进展。
模糊"高田"和"高田地带"界限,乃至把它们混淆起来,是"江南掉队论"者思想上的又一个误区。
事实上,"高田"和"高田地带","低田"和"低田地带"应是相关而又不同的两个概念,被称为"低田地带"的江南平原中一样也有"高田",即便不算通过改造能够复种小麦的"低田",这些"高田"也已经提供了江南平原进展稻麦复种制的广漠的空间。
苏州是宋朝稻麦复种的先进地域。
宋人郏亶说:
"天下之利莫大于水田,水田之美莫过于苏州。
"[39]苏州水田之因此"美",实行稻麦复种应是其缘故之一。
范成大是苏州人,晚年在家养病时写了脍炙人口的《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是被誉为"字字有来历"[40]、"曲尽吴中农圃故事"[41]的写实作品,从中也能够窥见本地稻麦复种制进展之一斑:
"高田二麦接山青,傍水低田绿未耕。
"(《春日田园杂兴》)--"高田"的"田"应指水田,水田种麦,自然是与水稻复种。
看来,宋朝苏州地域稻麦复种要紧在高田实行,而相当一部份低田只种单季稻。
"五月江吴麦秀寒,移秧披絮尚衣单。
"(《夏日田园杂兴》)--范诗中吟咏插秧的有两个地址:
《晚春田园杂兴》有"新绿园林晓风凉,晨炊早出看移秧"(在谷雨诗前)句,讲的是麦收前的早稻移秧;那个地址讲的那么是麦收后的晚稻移秧。
"江吴",周汝昌说明为"吴地水乡"[42],可从。
可见稻麦复种不止在高田实行,在低田也有实行的。
吴泳说:
"吴中之民,拓荒垦洼,种粳稻,又种菜、麦、麻豆,耕无废圩,刈无遗陇。
"它所指的,也应包括低洼水田粳稻与菜、麦、豆的复种在内。
在典型的江南水乡平望镇,杨万里看到的是"小麦田田种"的景象,其中应该包括了相当数量的低田。
以为宋朝江南平原很少稻麦复种,占主导地位的种植制度是水稻的一年一作以至二年一作的观点,缺乏足够的证据。
"胡蝶双双入菜花,日长无客到田家"(《晚春田园杂兴》),"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夏日田园杂兴》)。
--那时已经种植油菜,故晚春初夏时节,菜花飘香,梅杏累累;油菜也是越冬作物,可能已参加到水旱轮作的行列中来了[43]。
"新筑场泥镜面平,家家打稻趁霜晴。
笑歌声里轻雷动,一晚上连枷响到明。
"(《秋天田园杂兴》)--前已论及,此诗安排在获稻和中秋诗以后,说明那时种的多为适应稻麦复种要求的早熟晚稻。
可注意的是诗中提到的脱粒耕具。
曾雄生指出,不同水稻品种对脱粒耕具有不同的选择,粳稻较难脱粒,一样用连耞,籼稻较易脱粒,一样用禾桶;因此,从脱粒耕具的选择也可判别水稻品种。
那个地址用连耞脱粒,与楼璹《耕织图诗》"连枷声乱发"一致,说明太湖流域多种适于与冬麦复种的晚粳[44]。
"二麦俱秋斗百钱,田家唤作小康年。
饼炉饭甑无饥色,接到西风稻熟天。
"(《夏日田园杂兴》)--二麦收成后能够吃到八、九月晚稻收割之时,麦价廉价到每斗百钱[45]。
上文谈到,南宋初年北方人南迁引发的麦价陡涨(一斛至万二千钱),刺激了麦作的进展。
据《宋史》卷373《洪皓附子遵传》载,绍兴三十年(1160年),"平江、湖、秀三州(按,平江确实是苏州,秀州确实是嘉兴,这三州均在江南平原上)水,无以输秋苗,有司抑令输麦"。
说明该地麦作已有相当的进展,不然就不可能提出如此的替代方法;但那时麦价尚贵,因此洪遵对"有司"的举措提出异议。
26年后,范成大写《田园杂兴》时(淳熙十三年,1186年),情形已大异。
在这么短的时刻内,麦价由高而低,相差踰百倍,反映了麦作推行之快,收成之丰。
梁庚尧指出,宋高宗后期都城驻军马料"岁用大麦七十万斛,其半令浙西郡民以苗米折纳"[46],苏州就在折纳范围之内。
临安府赡军酒库造曲用麦动辄以万斛的麦子,也都在浙西军州采购。
[47]这既是浙西地域麦作进展的推动力,同时也是以麦作的进展为前提的,因为若是没有麦作的相应进展,是不可能承担如此的任务的。
浙西水田面积很广,如苏州水田占全数耕地的九成以上[48],如此多的麦,自然不可能只种在旱地上,应该有相当一部份种在水田上,也可不能把原有的要紧作物水稻挤掉,而是在水稻田里实行稻麦复种水旱轮作。
也确实是说,麦作在江南地域的这种进展,必然伴随着稻麦复种制的相应进展。
总的来讲,咱们尽管不能把宋朝江南平原稻麦复种制的进展估量太高,没必要轻易地做出"取得支配地位"、"成为主导性种植方式"如此的判定。
只是,不管如何,宋朝江南平原稻麦复种已有了颇大的进展,而且在那时全国各地稻麦复种制的进展中,居于领先的地位。
注释
[1]李伯重:
《宋末至明初江南农业转变的特点和历史地位--十三、十四世纪江南农业转变探讨之四》,载《中国农史》1998年第4期。
[2]加籐繁:
《中国稻作的进展--专门是品种的进展》,《中国经济史考证》中译本第三册,商务印书馆,1973年。
[3]李伯重:
《宋末至明初江南农业技术的转变--十三十四世纪江南农业转变探讨之二》,《中国农史》,1998年第1期。
[4]《齐民要术·水稻第十一》引《广志》云:
"有虎掌稻、紫芒稻、赤芒稻、白米。
南方有蝉鸣稻,七月熟。
……"清楚地把蝉鸣稻与虎掌稻等区别开来。
加氏却依照后出的类书《初学记》的引文("有虎掌稻、紫芒稻、赤芒稻,蝉鸣稻,七月熟"),判定虎掌稻等均为七月成熟,显然是不适当的。
把宋以前的水稻品种都说成是早稻,明显与《诗经·豳风·七月》"十月获稻"相抵牾,为此,加氏又把"十月获稻"说明为豳地的特殊现象,也是很难站住脚的。
[5]李氏所举的例证有二:
其一是淳祐《玉峰志》所载稻种,早稻有12种,"常稻"有11种。
按,事实上淳祐《玉峰志》将所载水稻品种分为6类:
一、"稻米之上色者"7品;二、"稻禾之早者"8品;三、"稻米之最晚者"1品;四、"稻米之常种者"10品;五、"糯米之早者"2品;六、"糯米之常种者"8品。
"常种"之稻是普遍种植的"当家品种",从该志的分类看,要紧应是晚稻。
"稻米之早者"包括真正的早稻(如"六十日稻、百日稻、半夏稻、金城稻"等)和晚稻之早熟者(如"闪西风"等)。
因此,该志中的水稻品种统计不能证明那时玉峰(今江苏常熟)的稻作以早稻为主。
其二是嘉泰《会稽志》所收的早中稻品种有29个,晚稻仅有5个。
按,嘉泰《会稽志》将粳籼稻品种分为3类:
"早熟"5,"第二"25,"得霜乃熟"5,共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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