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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中西方新城研究回顾及对国内新城发展的启示
战后中西方新城研究回顾及对国内新城发展的启示
朱东风;吴明伟
TheReviewofPost-WarNewTownStudiesinChinaandin WesternCountriesandItsReferencetotheDevelopmentof China'sNewTowns
ZHUDongfeng.WUMingwei
Abstract:
BysummingupandclassifyingallwesternandChineseresearcheson"newtowns"sinceWorldWarⅡ,somedeficiencyofresearchesarepointedoutonmechanismofspatialdevelopment,integritiesandproblemsof"transitional city".Someadvisesandsuggestionsareputforwardon thespatialdevelopmentofcurrent"newtowns"inChina withtheideaof"ScientificDevelopment",basedonthe experiencesandlessensondevelopmentofwestern"new towns"andthepracticesinChina.
Keyword:
WesternandChineseresearcheson"new towns";deficiency;enlightenment
提要 总结了二战以来中西方新城研究成果,并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了相应归类,指出当前新城研究对于空间发展机制、综合性及转型城市问题研究的不足。
在借鉴西方新城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立足于国内新城开发的实际,遵循科学发展观思想对当前的新城空间发展提出相应对策思路。
关键词 中西方新城研究 不足 启示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3363(2004)05-0031-06
1 引言
新城(newtowns)是指在城市以外规划用于重新安置人口,设置住宅、产业、公共服务中心的空间单元,是一相对独立的城市社区[1]。
经过近百年来的开发实践,新城的内涵得到不断发展,它已不仅仅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自平衡社区,还往往作为城市的副中心(如法国巴黎的德方斯)、新的产业基地(如韩国的茂山工业城)或城市外部区域的新增长极(如美国加州的Irvine新城)等等。
霍华德基于社会改良目标提出了“田园城市”理想空间模式,这一理论模式引发了英国人对传统城市“单核”结构的反思,进而成为针对“城市病”的结构调整良方。
其后,随着芒福德城市区域思想和沙里宁“有机疏散”理论的渗入,新城思想更趋完善,进而成为二战以来西方城市发展的重要思想模式。
作为一种物质性手段,新城模式不仅成为解决城市问题的良方,更成为城市复兴、区域经济增长和战后城市重建的理性选择。
建国以来,我国的城市发展大致经历了1950年代、1960~1970年代、1980~1990年代经及2000年以来四大历史时期。
在5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尽管城市发展战略与模式不断调整,但在每一个发展阶段,人们都能看到“新城模型”的影子(龚清宇,1999)。
无论是早先的“工业卫星城”、“独立工矿区”,还是1980年代以来的城市新区、开发区、大学城、新市区等等,它们无一例外地蕴含着新城发展思想(虽然其间的理念与目标不尽相同)。
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入加速发展期(30%~70%),城市空间迅速扩展,相当多的特大城市、大城市纷纷采取另建新城的模式,以适应高速城市化与工业化的需要。
然而,中国的“新城”毕竟是本土化的空间模式,在当前的制度转型时期,新城同大都市本身一样需要进行全球化、市场化下新的发展定位。
当前的中国城市既不是西方传统的“福特主义”城市,又不能用“后福特主义”来简单解释,既具有“社会主义”城市传统特征,又具有“后社会主义”城市的特质,它是一类特殊的转型城市(FulongWu,2003)。
转型时期都市新城空间发展的职能、规模、结构、空间环境有待重新认识。
同时,当前的新城开发产生了较多的问题,城市蔓延、侵占耕地、同位竞争、无序发展、交通堵塞、环境污染、社会空心化、非持续性增长等等问题已成为当前大都市发展过程中的结构化矛盾,直接制约了城市空间本身的良性发展,并影响到城市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进程。
因此,必须借鉴中外新城发展经验,对中国当前大都市的新城发展进行研究,深入探讨其空间发展机制,以解决当前面临的城市问题,促进新城的理性发展。
2 中西方新城研究进展
2.1 二战以来西方的新城研究 2.1.1 问题、目标与新城职能定位新城开发伊始即为问题导向,因此新城的目标首先在于解决城市问题。
然而,在新城发展过程中,人们发现新城并未按照既定的理想路线发展,依靠新城疏散人口、疏导交通的目的并未真正实现。
对此,WilliamAlonso于1970年发表WhatAreNewTownsfor?
一文,质疑1960年代新城建设的目标错位问题。
在其后进一步的研究中,学术界发现,在二战后的区域复兴过程中,新城战略发挥了特殊的作用,部分新城逐步成长为区域的新增长极,这一发现使得新城战略在区域开发和区域规划中倍受重视(RogerTomas,1994)。
最近,关于新城战略的现实价值问题,学术界出现了不同声音。
SangHyupLee从北美新都市形态及其变革后的交通战略角度,探讨了区域城市增长的容量需求。
认为在21世纪前50年的城市发展战略中,北美地区应该更加关注区域中的新城市(New Cities)建设,而不是新城(New Towns)开发(SangHyupLee,2003)。
2.1.2 从新城规划到新城开发 新城开发与新城规划历来是紧密联系的,因为新城本身就是一个城市规划发展战略。
霍华德不仅通过“田园城市”理论奠定了“新城”规划思想,更率先投身于新城开发实践。
他早先实践的两个花园新城Letchworth和Welwyn虽未取得成功,却进一步丰富了“田园城市”理论,开创了新城规划建设的先河。
其后的城市规划“新城模型”对整个20世纪的规划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PeterB.Peiserand AlainC.Chang在总结英国早期新城建设后发现:
很少有新城能够象霍华德的理想那样通过新城开发公司建设取得成功,唯一较为成功的案例就是MilltonKeyens(RichardB.Peiserand AlainC.Chang,1999)。
西欧、亚洲诸国的新城规划开发特别强调政府在规划和建设上的投入以及政策上的支持。
这其中,特别强调新城开发中政府行为的当属英国、荷兰、挪威、日本等国。
与此相反,美国的新城开发则更加强调市场作用。
AnnForsyth在分析了美国加州南部Irvine新城规划建设的成功案例后认为:
在美国这样一个自由经济和地方高度分权政体下,新城规划实施可以通过私有资本来开发运作,但地方政府要在开发政策和产业政策上给予相应支持,Irvine的成功完全是政府政策和私人投资合作的结果(AnnForsyth,2002)。
RogerBiles在总结了美国国会1960年代立法开发的13个新城发现:
截止1980年代,那些光通过政府财政拨款给开发商开发的新城成功者寥寥。
因而新城规划建设仅靠政府一厢情愿是不够的,必须从内在机制上培育政府、开发商的共同兴趣(RogerBiles,1998)。
最近,MichaelJ.Bruton等系统总结了英国在二战以来规划开发的三代新城,认为英国的新城开发主要集中在第一与第三代新城开发上。
今天的新城开发已不再像过去那样主要由政府资助,而更多来自于私人部门投资,其开发规模也相应减小至“田园城市”最初倡导的规模(MiChaelJ.Bruton,2003)。
伊朗SistanandBaluchestan大学的HassanAfrakhteh在2001年首届世界规划院校大会上提交了题为《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增长与新城规划:
德黑兰大都市区案例》一文。
文章总结了德黑兰大都市区人口增长历程和新城规划建设史,论述了德黑兰大都市区新城规划是人口扩张、交通拥挤、住房问题的对策选择。
认为其新城规划缺乏公众参与,缺乏与大都市区空间结构、城市管理、社会经济的协调,在当前的新城发展中,主要问题在于如何促进产业、生活设施和商业的整体发展。
为了促进新城开发和都市区发展,新城规划与公共政策必须作出相应调整。
由此可见,第三世界国家的新城规划、开发及面临的问题同欧美国家在某种层面上是比较一致的。
2.1.3 产业动力与新城发展 新城空间发展的动力源于其内在的经济动力,并且,新城战略也是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1980年代,RobertA.Hendersond在苏格兰新城研究中发现,由于新城开发能够得到财政激励并且便于迁址和空间扩张,故新城开发吸引了较多的制造业,制造业的集聚吸引了大量的就业人口,带动了整个城市和区域就业(RobertA.Hendersond,1984)。
Chris Gratton也通过回归分析方法对大不列颠28个新城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新城产业分布及发达程度同新城的人口规模之间存在正相关,这表明新城人口增长离不开产业支持,同时产业空间选择更趋向于人口已达一定规模的新城(ChrisGratton,1998)。
LainBegg在调查1980年代大不列颠地区高新产业就业空间分布后发现:
南部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就业人口明显高于北部地区。
分析表明,这一空间差异与南北新城开发的差异度有关,新城在吸引高新技术产业方面显现更大的优势(LainGakenheimer在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有关新城建设案例后,对发展中国家新城建设中存在的若干社会问题进行了分析批评(RalphGakenheimer,1976)。
MarilynRueschemeyer研究了转型时期的东德新城发现:
两德统一后的制度变迁导致了新城社区供给能力的不足,进而造成大量妇女、移民、少数民族等弱势群体的失业。
在这些弱势社区中由于缺乏认同感与归属感,社区参与的组织能力显得异常微弱。
研究建议维持传统的社会结构以改善其社会经济生活(MarilynRueschemeyer,1993)。
2.1.5 空间形态与设计研究 关于新城空间形态的研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从城市地理学角度探讨新城地域空间增长与空间结构演变过程,另一类是从城市设计学角度分析新城空间形态、意象、环境心理和其中主体的行为特征。
国外关于第一类研究比较少,有关的研究多是关于第二类研究。
1997年,ClintonBird和Diane Brand在UrbanDesignIntemational杂志上发表了题为EdgeParis:
urban grunge(巴黎周边新城——不和谐的都市摇滚乐)一文。
文章对传统巴黎城市文化在周边新城中的不恰当应用表示质疑,那些传统的都市元素(包括景观、城市结构、公共空间、街区特征、建筑类型等等)在新城空间中的运用,客观上造成了新城空间形态的不和谐,让人觉得是一部嘈杂的都市摇滚乐。
F.Gibberd在他的Town①及时修订规划指导思想;②通过建设新城来解决内城问题;③把保护生态环境作为规划的重要内容;④注重传统空间文化;⑤新城建设具有现代化特征(洪铁城、陈向明,2001)。
刘健对巴黎地区新城建设进行了回顾,认为不应一味强调新城建设中存在的社会问题,因为新城社会结构的形成与完善并非一朝一夕的事。
巴黎新城建设成效已得到巴黎人的充分肯定,由于较早认识到区域整体发展的重要性并关注新城建设,巴黎的繁荣才得以持续,其国际竞争力才得以长盛不衰(刘健,2002)。
张捷和赵民从英国新城开发的经验中得到启示,认为我国当前的新城建设要考虑这样几方面的问题:
①突破传统框架,寻求新的发展空间;②公共政策为指引,公共开发为导向;③平衡各项利益,体现社会公平(张捷、赵民,2002)。
日本京都大学博士生王雷从新城开发对区域影响的角度出发,实证分析了神户市西区新城开发对周边聚落的影响。
认为新城为周边区域提供了生活设施,促进了区域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且,与新城开发同步的农业生产环境整治有效地维持了周边地区农业的发展。
从而改变了传统研究所认为的新城开发带来土地利用秩序混乱、生产环境恶化等观点(王雷,2003)。
黄胜利和宁越敏对国外新城建设的起源、政策、管理、财政等方面内容进行了总结,认为对于中国当前的新城建设而言,应该提供足够的制度保障、资金保障、规划保障,并要处理好新城与母城的关系,明确新城的职能(黄胜利,宁越敏,2003)。
2.2.2 新城开发与城市空间发展战略 1990年代以后,中国城市化进入加速发展期,许多特大城市、大城市开始选择新城作为新的城市增长空间,因此,新城建设与大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紧密联系起来。
1991年的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确立了建设仙西新城的战略意图,并将仙西新城作为南京市未来高档居住与休闲基地予以考虑。
在2000年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调整方案中,规划又将仙西作为一个全新的新市区进行定位(南京市规划局,1991,2000)。
同样是1991年,上海浦东新区建设全面拉开框架,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这里已经建成中国最大的CBD,成为世界瞩目的经济中心,这一新城发展战略成果可以称得上是世界性的奇迹。
2000年,吴良镛在分析大北京地区城市空间发展时认为:
在新形势下,大北京地区发展要考虑“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空间发展战略,这包括了建立大北京城市地区和发展“新城”的相关思想(吴良镛,2000)。
2001年,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在广州城市空间发展概念规划咨询中,提出“北抑南拓,东移西调”的空间发展战略,建议在大广州南部地区建立“第二浦东”。
战略研究还立足于都市圈角度,论述了广州新城在珠三角地区的区域地位(张兵,赵燕菁,李晓江,2001)。
段汉民和张刚在分析了西安市城市发展历史和现状条件后,提出西安当前的城市空间发展应面向“一核三副”,着力发展咸阳、长安、临潼三个新城(段汉民,张刚,2002)。
胡勤勇和钟天雷等分析了兰州市“两山夹一川”的自然环境特征,认为兰州城市发展应该转“外溢式”模式为“跨跃式”模式,在其外围建立组团式新城(胡勤勇,钟天雷,赵育民,2003)。
与此同时,杭州、嶂州、苏州、常州、厦门、天津等城市纷纷采取另建新城来推进城市空间的进一步扩展,新城模式成为20世纪中国大城市空间高速发展的一项主导战略。
2.2.3 规划与开发研究 国内新城规划研究往往都是针对个例的研究。
1990年代中期,汤建中总结了浦东新区规划的主要特点,并就最初几年的规划建设成果,展望了浦东新区未来发展的美好蓝图,突出强调了其中的五个综合规划区、四个产业功能区和十大重点项目的重要地位(汤建中,1994)。
顾春平针对1990年代常州发展规划,提出常州面向长江进行新城区开发的重要区域战略意义,对新区开发规划中的空间布局、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发展对策提出了相关的观点(顾春平,1996)。
贾艳杰分析了1993~2000年间天津滨海新区开发的有关资料,认为城市新区开发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作用,中央政府为新区开发提供政策支持和投资环境保障,地方政府为新区开发战略提供决策并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带动新区开发,地方开发环境是新城早期开发中最关键的因素(贾艳杰,2002)。
张艳比较了广州珠江新城和洛溪地区新区开发所采取的不同运作模式后,认为当前的城市新区开发有的采取政府主导模式,有的采取市场运作模式,这两种模式各自存在不足。
在当前社会经济制度转型时期,更应该采取市场与政府互动模式来推进新城开发(张艳,2002)。
黄珍和段险峰则运用经济学均衡分析方法,探讨了城市新城空间拓展的动力机制(黄珍,段险峰,2002)。
王振亮总结了1999年以来上海松江新城规划建设成果,指出在当前非常规发展时期,突破传统的行政管理与开发管理制度,进行规划建设管理制度创新,可以大大节约制度成本,取得突破性的建设成果(王振亮,2004)。
3 当前国内外新城研究的不足
3.1 缺乏新城空间发展机制研究 纵观国内外新城研究,不难发现,国外的研究多以问题导向为主,许多研究是针对母城与新城职能、定位、经济社会与环境问题的探讨,而关于新城自身空间发展和空间结构的研究不多,仅有的空间研究多是针对新城环境、意向和感性形态。
国内的新城研究在引进外来理论经验的同时,更多关注具体化的新城规划与发展战略思路。
与国外新城研究相类似的是,当前国内新城研究也缺乏对新城空间发展与空间结构研究(与此相反的是国内关于大都市自身的空间结构与空间发展研究相当丰富),特别是对新城空间形成与发展机制的深入探讨。
在当前中国大规模的城市扩展时期,人们需要总结都市新城区空间发展经验,进而对都市新城发展过程中的空间动力机制进行探讨,以便应对高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空间扩展与新城开发。
这一空间动力机制研究应该包括城市地区空间作用机制和新城内部系统组织动力机制两个方面。
3.2 缺乏新城发展规划综合研究 国外的新城规划开发研究更多在于新城开发公共政策研究,一方面,通过新城开发投资、政策、财政支持方面分析新城规划开发效果,从而对新城开发政策进行调整;另一方面,通过对新城运作过程中的社会经济与环境问题分析,提出新城开发运作过程中的政策对策。
国内的新城规划开发研究对公共政策方面的研究比较肤浅,更多针对城市扩张、土地利用、空间布局方面的新城规划研究。
国外也注重新城的用地开发研究,但仅从新城空间扩展角度满足开发单位的用地需求,并未谋求新城空间生产的效益最大化。
事实上,新城作为一个独立的城市社区,一要做好其内部各类空间的自平衡;二要从社会经济环境资源等多角度进行综合分析,统筹资源要素,进行系统性的规划思考。
因此,当前的新城发展规划应当转变思路,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等多角度进行系统综合规划研究,尤其要研究当前新发展观思路下的综合规划。
同时,新城规划还要加强思路探讨、规划实施、发展时序等多方面的综合研究。
3.3 缺乏转型城市新城问题导向研究 国外新城大多是根据“城市病”和郊区化的需要而确立的空间发展对策,而国内城市新城扩张却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其中固然有郊区化、城市问题的原因,但更多的是全球化、市场化作用下的城市地区增长所带来的空间扩张动力,其中还面临转型时期诸多的社会经济环境问题。
由此,国内城市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和矛盾很多,其中许多问题关系到新城和整个城市地区的良性发展,而当前的新城研究恰恰缺乏针对中国制度转型时期的特殊问题研究。
特别是在中国政府全面转变发展理念,从单一的经济增长观向科学发展观转变时期,如何在统筹城乡关系、区域关系、人地关系和社会经济与空间关系中来整合当前零散、混杂、盲目扩张的新城空间具有特殊的实践价值和时代意义。
4 对国内新城发展的启示
4.1 正确发挥新城战略在城市与区域发展中的作用 西方早期的新城战略是为了解决大城市问题,其后又成为城市复兴与区域开发的重要手段,新城开发的确在城市和区域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人们可以看到:
相对于大北京现状而言,大伦敦显得更加有序而健康;相对于北京地区的摊大饼来说,巴黎地区的带形城市格局显得更为科学合理。
而MilltonKeyens、Irvine等新城的繁荣兴旺也远非国内当前的新城和卫星城可比。
但是也要看到,国外新城在解决了传统城市规模过大、人口过多、交通过挤等问题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新城自身的问题。
如职能单一、通勤难、就业难、社会隔离、低密度蔓延问题等等。
因此,必须理性辩证看待新城战略的作用,并结合中国的实际发挥新城战略的积极作用,防止其消极作用。
由于国内新城往往距母城距离较近,其与主城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导致其间的通勤问题十分突出。
同时,我国人多地少,而新城开发往往占用十分稀缺的耕地资源[2],由此造成的人地矛盾将更加尖锐。
再者,我国的新城开发往往急功近利,容易造成与地方农民利益的冲突,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等等。
以上事例在各地新城开发过程中不胜枚举。
因此,当前国内新城开发战略一方面要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认真学习国外新城开发经验,有序拓展城市发展空间;另一方面,还要立足于当前城市开发中的实际问题,汲取西方新城开发的教训,减少新城战略的负面影响。
4.2 促进新发展观下的新城空间整合 在1990年代以来的城市化进程中,诸多大城市空间发展实施跨跃式战略,拉开新城发展大框架,有些城市甚至于同时建设几个新城(或称为开发区、大学城之类)。
由于资金、用地、交通、政策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城市开发中的各类问题与矛盾开始浮出水面,相当部分的新城开而不发或面临着诸多的结构化矛盾。
2003年,国家开始整顿开发区、大学城非法占地问题,新城开发脚步趋缓,城市建设进入新一轮调整阶段。
当前,国家建设部门提出城乡规划建设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从统筹城乡关系、区域关系、人地关系、社会经济关系多角度重新认识我国城乡建设(汪光焘,2004),新城开发作为近年来的主要城市开发形式成为科学发展观调整的首要空间内容。
因此,必须对新城空间进行发展整合。
首先,要加强新城空间问题研究,通过研究探讨其间的主要问题与根本矛盾,探讨其空间形成机制,并从科学发展观角度提出相应发展对策。
其次,要加强新城空间整合规划。
早先的新城开发规划多是面向空间拓展的概念性规划,其边界模糊,刚性内容不明确,导致管理依据缺乏,开发渐趋于无序。
当前的空间整合规划要根据科学发展观指导,加强面向新城社会、经济、环境、土地以及交通问题的对策规划,突出以人为中心。
并通过空间结构调整、用地整合、公共政策引导,全面协调地调整新城开发思路。
尤其要注意到新城空间发展不是单纯的空间拓展,更是其空间结构的整合和科学发展观的落实。
再次,新城开发应遵循渐进性开发思路,加强管治与公众参与在新城开发中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合理运用城市经营与政府调控相结合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推进新城空间发展。
4.3 统筹新城产业、就业和置业间的关系 国外经验表明,新城良性发展的内在动力源于持续增长的产业经济,新城产业可以吸纳新城就业,从而进一步带动消费型产业发展。
同时,就业于新城的产业人口为了工作与生活方便,将会在新城内购房置业,进而推动新城人口与产业增长,使得新城自平衡得以实现。
因而,统筹好产业、就业与置业间的关系在新城发展过程中显得非常重要。
而在国内当前的新城发展过程中,三者之间的环链结构经常脱节。
有的新城产业兴旺,就业人口很多,但无人于新城内部置业(如各类依靠开发区起动的新城)。
有的新城置业者居多,但由于就业岗位不在新城,导致新城成为“卧城”(如许多以居住为主的新城区开发),或者成为季节性第二居所和空心城。
因此,当前国内的新城开发应统筹安排产业、就业与置业间的关系,合理进行空间布局和政策引导。
4.4 加强转型时期新城制度和公共政策研究 制度建设相对新城开发而言显得非常重要,早先霍华德提出由新城开发公司开发运作的思路尽管遇到了不少障碍,却促进了新城开发制度的完善。
以后的各国新城建设立足于各国自身的背景,确立了符合地方特色的新城开发制度。
或者是市场化的新城开发公司为主角,或者是地方城市政府为主角,或者是联邦政府为主角,或者是几方力量的结合。
中国的新城开发都是城市政府引导下的市场化运作,许多时候新城开发主体依托于城市下属区县政府,在新城特殊的制度政策下,新城开发管理委员会(下属区县主导)成为独立王国,在引资、开发、管理方面违背政策、规划的现象时有发生。
因此,以科学发展观统筹新城发展,必须从新城开发管理制度调整着手。
西方新城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视公共政策研究,包括新城开发政策和相应的金融、财政、人口、产业政策。
成功的新城开发都是市场力和良好的政府公共政策相结合的成果,当然有时候政府也直接成为投资人。
国内的新城规划建设缺乏对转型时期市场机制下的公共政策研究,许多公共政策都是计划体制下的翻版或者是拿来主义的生般硬套,关于政策的基础研究相对不足。
在当前国内新城空间发展过程,必须深入研究制度转型时期新城开发政策和相关的公共政策,新的政策调整要有利于科学发展观下的新城空间整合。
20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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