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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理论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研究的贡献
摘要
人力资本理论创立60年来,其缜密的理论、详实的方法、新颖的视角在学术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推动了诸多领域的发展。
本文从收入分配、就业、劳动力配置和劳动力市场分割四个方面总结了人力资本理论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研究的主要贡献。
未来面对劳动领域的新趋势、新特征,人力资本理论将有更加广阔的应用空间。
一、引言
经济学家一直致力于探讨经济增长的原因并建立了经济增长理论分析框架,但随着经济发展,既有理论难以解释新的发展现象而产生了诸多经济增长之谜,例如“索洛残差之谜”(SolowResidual)“里昂惕夫之谜”(LeontiefParadox)等。
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W.Schultz)、加里·贝克尔(GaryS.Becker)等经济学家将人投资于自身而形成的能力视作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为研究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视角。
[1][2]同时,人力资本理论阐述了教育、培训、迁移、健康等的经济价值,并采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将其具体化、数量化,大大推动了教育经济、劳动经济、收入分配、国际贸易等有关领域的发展,成为了一种基础理论。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已经跨过了一万美元大关,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多年超过30%。
探索这一经济增长奇迹背后的原因是一篇大文章,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知识供给半径的不断扩大,减少了制度变迁成本,促进了体制机制改革,激发了生产要素的活力。
人力资本理论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被引入中国,很快就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其中一个应用领域是劳动经济学。
其研究视角和方法使中国劳动力市场研究的规范性逐步提高,研究的问题也更为微观、细致、全面,为推动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梳理总结这些贡献,在此基础上展望未来需要拓展的研究领域,是促进理论创新、丰富和发展中国劳动经济学的应有之义,可以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应用人力资本理论促进劳动力市场改革发展,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和社会创新能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可行思路。
二、人力资本理论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研究的贡献概述
劳动力市场一直是经济学关注的重要领域,人力资本理论为劳动力市场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方法、工具和视角。
人力资本理论以人力资本投资和配置效率分析方法为解释微观个体劳动力供需提供了理论基础,尤其是随着统计数据和微观调查数据的普及,中国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逐步拓展和深化,人力资本理论的引入促进了相关研究与国际接轨,有效拓展了研究范式。
人力资本问题不仅关系民生,更关系着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人力资本理论与劳动力市场研究的结合,有助于更加全面准确地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和特点。
中国已进入新时代,面临着促进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等问题,这为人力资本理论在劳动力市场研究中的应用拓展了更大空间。
就中国劳动力市场研究而言,人力资本理论的贡献至少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人力资本理论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口红利的释放,人力资本理论为理解人口素质提升、劳动力流动、人力资本配置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家庭决策方面,人力资本理论解释了家庭成员人力资本积累和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的劳动生产率问题,补充了劳动经济学中家庭劳动力供给特征的理论内容。
对于家庭中儿童教育问题,从影响人力资本投资的因素出发,学者对影响家庭教育期望、教育参与行为和教育投资的因素进行了研究[3-5],从而拓展了子女学业成就获得的途径,为提升劳动力培养质量提供了新思路。
随着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中国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一方面改变了人力资本的分布格局,另一方面也影响了人力资本的配置效率。
在此过程中人力资本理论为理解这种宏大格局改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起到了启发性作用,例如,有研究分析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人力资本规模及其变化趋势,得到未来劳动力供求变化关系,为出台相关就业政策提供了参考。
[6]同时,在区域层面逐步凸显的诸多就业问题,例如就业难与“技工荒”现象共存、东部和西部地区劳动力供需矛盾差异明显等,这些问题都与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结构和质量有关,因而也有大量文献利用人力资本理论研究了流动人口人力资本水平与劳动生产率、就业机会的关系,详细解释了上述问题。
[7-9]
第二,人力资本理论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研究提供了分析方法和工具。
教育收益率方程通过计算劳动者多接受一年教育带来的个人收入的变化率,为测算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水平提供了可行的方法,现已成为劳动经济学和教育经济学最重要的方法之一。
利用这一方法,有学者分析了中国教育收益率水平及其变化趋势,发现中国个人教育收益率在改革开放初期至20世纪90年代一直处于较低水平[10],然后逐年上升[11],进入21世纪以后开始逐渐放缓[12]。
由于教育收益率会直接影响人力资本投资行为,所以对于这一问题的分析成为了劳动经济学领域研究的重点,尤其是当贝克尔等人将人力资本的分析方法系统地应用于家庭人口生产问题之后,家庭功能从原有的增加人口数量扩展到了提升人口质量的范畴,深化了人们对于家庭、个人与经济活动关系的认识,逐步形成了新的分析模式,从而为研究人力资本投资问题开辟了新方法。
在此基础上,学者开展了一系列与中国劳动力市场有关的实证研究,形成了多个应用领域,例如人力资本与教育生产函数扩展、人力资本投资的性别差异等。
[13][14]
第三,人力资本理论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人力资本理论的引入大大拓宽了学者对于中国收入分配差距和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等现实问题的研究视角。
人力资本与收入分配有关,教育收益率为理解中国收入分配变化提供了思路。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居民的收入普遍很低,但随着经济发展,教育供给不断增加,人们受教育的机会也快速增加,同时,劳动力市场化程度逐渐提高,受过更多教育的劳动力能够获得更多就业机会,因而不同层次教育的收益率均有大幅度上升,劳动者收入水平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明显提高。
随着教育收益率的提高,20世纪80年代曾经出现的“脑体倒挂”现象逐渐消失,企业也逐渐意识到应该雇佣更多高技能人才来提升生产效率,社会开始普遍重视人力资本投资。
进入21世纪,教育的快速扩展大幅提高了中国的人力资本水平,改变了劳动力市场中的人力资本结构,高知识、高技能人才越来越多,促进了劳动收入份额的增加,提高了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另外,传统人力资本模型在解释工资差异或雇佣行为时,往往将能力默认为一种认知能力,所以,起初人们更多地关注学校教育对阅读、计算等认知能力的提升效应,对于非认知能力的认识不够。
随着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收益与年龄关系问题研究的深入,学者逐步认识到了在生命周期早期进行教育投资的重要性,尤其是对于非认知能力的培养是人力资本投资的关键。
[15]这一理论为研究流动人口子女尤其是留守儿童教育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由于父母外出务工,中国大量留守儿童缺乏良好的早期教育,非认知能力发展不够,影响其学业成绩、技能形成以及未来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表现。
利用新的包含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人力资本拓展模型,学者进一步研究了父母陪伴、家庭照料对子女未来的个人收入和在劳动力市场上取得成功几率的影响,不断深化对子女教育问题的理解。
三、人力资本理论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研究的具体贡献
人力资本理论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研究的贡献涵盖诸多领域,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来分析。
(一) 人力资本理论与收入分配
人力资本理论是分析收入分配问题的重要基础理论。
关于人力资本与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正如前文所述,雅各布·明瑟(JacobMincer)建立了教育与个人收入关系的函数模型,揭示了劳动者收入与受教育水平、工作经验之间的关系[16],以及劳动者个体人力资本存量与劳动生产率及劳动报酬的数量关系。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尤其是城乡之间、不同所有制部门之间收入分配问题突出。
学者尝试从内部工资制度调整、转型过程中的不透明收入分配、转移支付等角度剖析收入分配问题的根源并寻找可能的解决办法[17][18],然而,诸多措施并未起到明显作用,甚至还加剧了收入分配差距。
人力资本理论为更加深刻地认识中国收入分配问题提供了依据,其中关于教育生产能力和配置能力的论述影响深远。
[19]生产能力是指在其他要素不变时,受教育程度每增加一单位边际产量的增加值,配置能力是指使既定资源得到最有效配置从而使产出价值增加的能力。
[20]通常情况下,生产能力越高,收入也越高,但必须以合理的资源配置为前提,由此引出了人力资本投资与配置对于收入分配差距影响的讨论,这为理解中国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
事实上,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城乡之间、不同所有制部门之间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差异非常明显,但由于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性不足,人力资本的配置能力很难发挥作用,甚至导致了收入分配中的平均主义。
人力资本理论为中国通过提高受教育水平增加劳动者收入,从而更好地发挥教育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打开了新思路,对增强劳动者受教育意识、促进教育改革提供了思想基础。
[21]
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由于在此过程中,城市内部的收入会更加不平等,因此社会总体的收入差距可能会再度扩大。
[22]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新型城镇化快速推进,城市内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一方面,在城镇化过程中新增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的现实背景下,利用人力资本理论来研究中国城市内部收入分配差距成因,并从教育收益率视角来解释不同受教育水平劳动力收入增加问题,成为了人力资本理论与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新的结合点;另一方面,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城市内部就业的所有制、行业、职业的分割性特征更加明显,尤其是对于规模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提高他们的劳动收入,使其得到更好的发展,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在此背景下,从人力资本理论角度解释农民工群体劳动收入低下现象,从提高该群体劳动技能方面阐述和提出对策,成为了人力资本理论与中国劳动力市场关键领域相结合的又一重要维度。
人力资本理论不断充实和丰富劳动力市场研究的理论框架,形成了一系列成果,例如,在不同群体的收入分配、不同部门工资决定机制、教育收益率等方面的研究进展,已经构成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人力资本理论与就业
人力资本与就业的关系包括人力资本与就业数量、就业质量等多个维度。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企改革,大量下岗职工再就业,给劳动力市场带来巨大冲击,就业的数量型矛盾十分突出。
对此,人力资本理论为理解和解决这一矛盾提供了有价值的视角。
比如有学者从专用性人力资本的角度认为,由于东北地区有不少老工业基地,而且有些城市建立在某种特殊资源基础上,这使得东北地区的职工有比较强的专用性人力资本,在职位流动和工作搜寻中不容易找到匹配的岗位。
因此,解决东北地区的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要继续发展重工业产业如高端制造业,同时加强培训,增加职工的通用性人力资本。
[23]应该说,这种分析是有比较强的政策含义的。
对于进一步的就业帮扶问题,有学者认为,由于再就业过程中存在“人力资本失灵”现象,所以应该打破劳动力市场分割,通过转业转岗培训提高下岗职工的人力资本水平,并提倡国家为接受培训者承担更多的成本,激发他们提升自身劳动技能的积极性。
[24]同时,人力资本理论中劳动者的配置能力会影响工作搜寻的效率等观点都为理解当时中国就业问题提供了新视角。
虽然人力资本理论引入中国较晚,用它来分析中国的就业问题也起步较晚,但在今天看来,这一理论对于推进当时劳动力市场体制机制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劳动力供给的“刘易斯拐点”的来临和高等教育大规模扩招带来的高校毕业生不断增加,中国劳动力市场面临着新的问题,一方面很多企业招工难,另一方面高校毕业生就业难。
对此,人力资本理论两端发力。
面对企业招工难问题,有学者提出要不断提高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加强职业培训,以增加技能人才的供给,缓解“技工荒”和“民工荒”。
实际上,用人力资本红利替代人口红利,也是新发展阶段的内在要求。
对于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有学者从行业选择、工作满意度等方面分析人力资本对就业的影响[25],同时学术界还拓展了研究的范围,“知识失业”“过度教育”等问题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既从劳动力市场结构寻找原因,也反思高等教育体系和高等教育质量问题,从而使教育和劳动力市场更好地衔接和互动。
进入新时代,就业被置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提出要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就业质量成为了研究的热点。
实际上,高质量就业不仅是劳动力市场运行的内在要求,也是新时代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如何实现高质量就业?
很多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是决定就业质量的重要因素,更多人力资本的劳动者一般有更稳定的工作、更高的收入和更多的发展机会,在平衡工作和生活的关系上能更加从容。
由于创业是带动就业的重要途径,也有研究发现,拥有更多人力资本者的创业质量也更高,更有可能从事机会型创业而不是生存型创业,更有可能从事创新型创业而不是传统型创业。
(三)人力资本理论与劳动力配置
劳动力资源的配置过程包括劳动力的流动与使用。
威廉·刘易斯(WilliamA.Lewis)首次构建劳动力流动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证明了劳动力流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26]事实上,欧美国家在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国家转变过程中,正是劳动力的流动与重新配置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
人力资本理论进一步将劳动力的流动与人力资本积累联系起来,将流动对劳动力知识技能、配置能力的提高效应纳入分析框架,认为流动可以有效提高劳动者的个人收益,同时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因而为理解劳动力流动的内生动力及其经济效应提供了新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就业机会不断增加,既有的限制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逐步消除,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城镇地区流动,成为了支撑经济建设的生力军。
劳动力流动的经验事实为人力资本理论在中国的应用提供了可能。
除了上述有关劳动者流动的内溢效应和外溢效应,在研究劳动力配置问题的过程中,众多学者还将人力资本特点与劳动力流动结合在一起,揭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特征及其变化趋势。
例如,绝大多数进城务工人员的学历水平高于农村剩余劳动力,他们大多具有一定专业技能和丰富的工作经验,年龄较大;但进入21世纪以来,流动人口中青年的比例逐渐增加,高学历劳动者的比例越来越高。
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特征成为了学界和政府关注的重点,而且被用于城镇化问题领域,扩展了人力资本理论的应用范畴。
人力资本理论拓展了对不同受教育水平劳动力错配问题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力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但仍然存在十分突出的问题,尤其是市场扭曲导致的人力资本错配问题依然严重。
具体而言,体制内部门吸引了大量高学历劳动力,但这些部门的市场化程度较低,制约了人力资本的生产效率,甚至造成某些行业劳动者的过度教育问题。
这种配置上的扭曲导致生产性部门人力资本水平相对较低,阻碍了创新。
与此同时,由于非市场化部门中人力资本市场失灵导致报酬水平被压低,居民投资人力资本的积极性受到抑制,对于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不利影响。
研究表明,劳动力的错配对中国经济的增长造成大约8%的损失。
[27]
人力资本理论更好地揭示了劳动力配置对创新的影响效应。
由于公共部门对人力资本具有更强的吸引力,所以更多的人力资本沉淀于公共部门,从事非生产性活动,这种配置状态降低了生产性部门中从事创新活动的人力资本比例。
研究发现,人力资本高配与物质资本低配制约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而人力资本配置效率的改善更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28]目前,中国人力资本在数量上已经达到足够规模,质量上也有了很大提升,但人力资本在部门间的配置还不优化,这阻碍了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
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在中国劳动力市场实践中的应用,为应对中国劳动力配置问题提供了诸多有益思路,例如,完善人才培养体系,提升高校毕业生知识技能与劳动力市场岗位需求匹配度,促进就业结构改善;从人力资本质量视角出发,提出以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为重心的教育体制改革策略,探索就业导向的人才培养机制;通过职业培训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加快提升劳动者人力资本水平的相关对策等。
(四)人力资本理论与劳动力市场分割
根据新古典经济学,劳动力市场是充分流动和充分竞争的。
因此,只要加强人力资本投资,那些处于底层、边缘的群体就有机会改变命运,得到向上流动的机会。
但现实却不是这样,对于某些人来说,即使接受了比较好的教育,仍然难于找到好的工作,难于摆脱贫困,而且社会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
人力资本论理论似乎失灵了。
对此,在20世纪60—70年代,有经济学家提出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并不是均质的,而是存在着“主要市场”和“次要市场”两个劳动力市场,主要市场就业稳定、工资高、福利好,次要市场则就业不稳定、工资比较低、发展机会少。
但这两个市场之间存在着某种屏障,难以跨越。
因此,来自次要劳动力市场的人即使有较高的人力资本,也很难进入主要市场工作。
[29]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平均主义现象严重,其中一点是“脑体倒挂”,即受过更多教育的人没有得到更多的收入,教育收益率很低,甚至出现了脑力劳动者收入不如体力劳动者收入的情形。
对这种现象,有学者用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做出了解释,认为中国不仅存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有城市和农村两个劳动力市场,而且还存在着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
这种分割抑制了教育生产能力和配置能力的发挥,从而扭曲了人力资本与收入分配的关系。
[30][31]
也有很多文献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角度来解释就业问题。
制度分割提高了工作搜寻的成本和劳动力流动的成本,抬高了工作找寻的保留工资,这被认为是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重要原因。
此外,由于劳动力市场分割抑制了竞争,使劳动成本上升,从而导致企业中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减少了就业数量。
[32]
当然,人力资本理论不仅为我们理解劳动力市场分割提供了线索,同时,人力资本本身也是导致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因素之一。
由于早期研究未考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异质性,导致分析模型与现实劳动力市场的拟合不够完整,分析结果解释力不强。
事实上,劳动力的异质性特征是决定劳动力市场分割的重要指标。
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形成机制来讲,不同的劳动力会根据自身的人力资本特点选择进入不同类型的劳动力市场,由于人力资本的非同质性,劳动力在不同市场间无法完全替代,因而也不可能在劳动力市场间自由流动,这样就形成并固化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状态。
学者对劳动力分割的形成机制进行了有益探索,发现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明显的代际行业分割现象,并且指出增加教育获得有益于打破这种分割。
[33]在具体测算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程度及其对配置效率的影响方面,教育收益率方程为测度人力资本的收益差距提供了方法,能够较好地衡量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程度
四、总结
人力资本理论创立60年来,其理论和方法在学术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推动了相关领域的发展。
本文主要从收入分配、就业、劳动力配置和劳动力市场分割四个方面总结了人力资本理论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研究所作出的贡献。
在收入分配方面,人力资本理论拓展了研究范式,深化了人们对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决定和收入差距变动的理解,并为缩小收入差距、增进收入流动性、改善收入分配,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方法,且有很强的政策含义。
在就业方面,人力资本理论为理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各个阶段的就业问题,为缓解当前的就业结构性矛盾,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在劳动力配置方面,人力资本理论有力地解释了中国流动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揭示了劳动力配置对创新的影响,拓展了对不同受教育水平劳动力错配问题的研究。
在劳动力市场分割方面,人力资本理论为揭示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提供了独特视角,同时,人力资本异质性又是导致劳动力市场分割的重要原因。
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为解释就业、收入分配等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人力资本理论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
中国学者遵循科学规律、秉持科学精神,将人力资本理论与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结合起来,做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劳动力市场中还会出现诸多需要深入探讨的新问题。
例如,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平衡性直接影响经济活动全局,所以未来需要更好地从人力资本理论视角研究劳动力的供需结构、劳动要素相对价格、流动性等问题,不断提高人力资本配置效率,促进更充分和更高质量就业,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劳动年龄人口逐渐减少的背景下,相对于技术进步和新兴产业的蓬勃发展,需要更加深入地研究如何保证人力资本供给的充足性,教育改革如何应对高技能人才培养问题;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发展,需要关注机器替代和就业极化对人力资本投资与配置的影响及其应对问题,等等。
未来面对中国劳动领域发展的新趋势、新特征,人力资本理论会有更加广阔的应用空间,这也为学者不断贡献智慧,推动中国劳动力市场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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