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大将.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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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大将

明朝末期，经守辽东疆土者有“三杰”，依次为熊廷弼、袁崇焕、孙承宗。

然而，这三人均受到排挤打压，甚至死于非命，其中以熊廷弼为最早，其经守辽东之功，史家多有正面评价。

但是，如此忠诚英武之人，何以有如此下场呢？

    《明史•熊廷弼传》记载：

“熊廷弼，字飞百，江夏人。

万历二十五年举乡试第一。

明年成进士。

”有胆略，知兵事且善射。

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擢御史巡按辽东，他针对辽东地广人稀、边防多事之现实，主张实行军屯，缮垣建堡，按劾将吏，军纪大振。

但是，他的“修边筑堡、以守为战”的存辽大计与时任辽东经略的杨镐之议不和，后被排挤，转岗督学南直隶。

万历四十七年，著名的萨尔浒之战发生，辽东经略杨镐指挥的47万大军惨败，经廷议，擢升熊廷弼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取代杨镐为辽东经略，从而使大明王朝辽东战局大为一振。

    熊廷弼镇守辽东，居功至伟，其终被问罪，大致有两个原因。

    一是党争之害。

明末朝政腐败，党派林立，党争迭起。

以原吏部郎中顾宪成为首，一批下野官吏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讽议朝政，一部分在职官吏如赵南星等也遥相应合，东林党因此得名。

与此同时，另有一批官吏士绅组成浙、齐、楚、宣、昆各党派。

这些党派既互有矛盾，又互相利用。

其中，以东林党人势力最为强大。

    起初，乃是东林党与齐、楚、浙三党之争，后来则演变为东林党与阉党之争。

到明熹宗天启年间，东林党人得势，浙、昆、宣各党派受到排斥。

于是，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宦便与浙、齐、楚、宣、昆各党中的一部分人结成联盟，被东林党称为“阉党”，形成了直接对抗。

照理说，熊廷弼原为楚党，与东林党人并不是一路人。

但是，当时的东林党代表人物杨涟等人，曾在辽东军事等问题上为熊廷弼说过好话，熊廷弼同后来所谓的“东林党六君子”也有不错的个人关系。

这一切，都为其最终的杀身之罪埋下了祸根。

    据《明史》记载：

“天启元年，沈阳破，应泰死，廷臣复思廷弼。

”甚至有人感叹：

“使廷弼在辽，当不至此。

”于是，熊廷弼被召出山，重任辽东经略。

    然而，阉党们不放心，“搭班子”的时候，生生替他配了一个叫王化贞的巡抚。

《明史》评价曰：

“化贞为人而愎，素不习兵，轻视大敌，好谩语。

文武将吏进谏悉不入，与廷弼尤抵牾。

”熊廷弼虽为辽东经略，却无实质的兵权，而握有实权的王化贞却好大喜功，盲目冒进，与熊廷弼的“防守策略”大相径庭。

《明史》中说：

“廷弼主守，谓辽人不可用，西部不可恃，永芳不可信，广宁多间谍可虞。

化贞一切反之，绝口不言守。

”

    应该说，熊廷弼的策略是正确的。

然而，熊廷弼与王化贞之间，虽说是上下级关系，可是王化贞自恃朝中有人，根本不把熊廷弼放在眼里。

这一切，直接造成了广宁兵败，致使辽东尽失。

    兵败问罪，朝廷震怒，下令处置败军之将，《明史》记载：

“二月逮化贞，罢廷弼听勘。

”一个是逮，一个是勘。

显然，朝廷对两人的定罪是有差别的。

然而，最后的决议却是“廷弼、化贞并论死”。

    熊廷弼为保命，曾托一个叫汪文言的人向魏忠贤行贿，要四万两。

但熊廷弼根本拿不出这笔钱，“既而背之”。

于是，“魏忠贤大恨，誓速斩廷弼”。

此时，正值“东林六君子”案发，杨涟等人被下狱。

魏忠贤便指使人诬陷熊廷弼也曾向杨涟行过贿，将熊廷弼行贿之事与“东林党案”硬扯在一起。

“甚其罪”，“党同伐异，招权纳贿”，那就是罪加一等了。

魏忠贤的党徒冯铨，还趁着陪皇帝吃饭的时候，拿出一本民间流传的《辽东传》，上面有记载熊廷弼英武善谋的言辞。

冯铨挑拨说：

“此廷弼所作，希脱罪耳。

”于是“帝怒”。

    第二个原因乃是熊廷弼的性格所致。

《明史》说：

“廷弼身长七尺，有胆知兵，善左右射。

自按辽即持守边议，至是主守御益坚。

然性刚负气，好谩骂，不为人下，物情以故不甚附。

”也就是说，熊廷弼的脾气不太好，遇事特别容易激动，也因此得罪了不少人。

此评价，甚为形象。

    熹宗初立之时，有人“劾廷弼无谋者八、欺君者三”，也有人说他经略辽东失职。

熊廷弼的反应是什么呢？

《熊廷弼传》说“廷弼愤，抗疏极辨，且求罢”，“廷弼益愤，再疏自明”，甚至公开“掼纱帽”。

说到激动的时候，“抗疏辨，语颇愤激”，即使皇帝在场，也从不忌讳。

但凡有人弹劾，他总是要抗辩上疏一番。

因此，给满朝大臣留下他根本听不进任何意见的深刻印象。

万历皇帝在，可以包容他，但熹宗皇帝不会。

    熊廷弼同王化贞的矛盾，虽说责任在王化贞。

但熊廷弼也有责任，他反对王化贞的军事策略，又无法阻止，便上疏告状，话说得很难听，且不留余地。

王化贞自然心存不满。

到王化贞兵败之时，两人相见，“化贞哭”，熊廷弼却微笑着说：

“六万众一举荡平，竟何如？

”弄得王化贞无地自容。

两人同被朝廷究责之时，熊廷弼依然故我，态度不好；相比之下，王化贞伏罪，痛哭流涕，态度倒是端正。

    凡此种种，都说明熊廷弼是不谙为官之道的。

恃才自傲，这在任何时候的官场都是危险的，毕竟不是每一个领导者都有胸襟。

    天启五年（1625年）八月，有“盖世之材”的熊廷弼被处死。

据说，熊廷弼临刑之际，胸前仍挂着一个小布袋，袋中之物乃“辩冤疏”。

熊廷弼辩疏了一辈子，或许至死也没明白，官场的许多是非是辩不明道不白的。

熊廷弼身首异处之后，因为朝廷追赃，其长子熊兆自杀。

其老家江夏的一个小小知县，都要来敲竹杠，索要“貂裘珍玩”，甚至将熊家两名婢女的衣服褪去，笞打四十，“远近莫不嗟愤”。

    直到崇祯二年（1629年），熊廷弼案才得以昭雪。

“传首九边”的熊廷弼才身首合一，得以归葬。

其墓在今武汉青龙山国家森林公园之中，并有熊公祠存世。

而王化贞却苟活到崇祯五年，才被伏法处死。

    后人曾感叹：

“廷弼不死于封疆，而死于时局；不死于法吏，而死于奸珰。

”读之思之甚痛。

1963年周恩来在万山要塞“失踪”的那几天

不转的木马  发表于2010年07月21日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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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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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本刊2006年第8期曾刊登了《周恩来南海密晤台湾国民党要人》一文，文章就周恩来1963年12月上旬在南沙会晤台湾国民党要人的史实做了一番探讨，但是具体在南沙的哪个位置，文章并没有交代。

在1993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中，1963年12月6日-12日，没有任何关于周恩来公开活动的记载，那么他这几天到底去了哪里？

在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的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周恩来》中，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提到的唐家会谈又是怎么回事？

本文作者根据父亲（时任万山要塞区工程指挥部少校副政委）周奎的回忆以及相关的一些资料，认为，周恩来当年“失踪”的那几天，就是在位于广东省中山县的唐家万山要塞（当年直属广州军区，我国四大海防要塞之一，现属珠海警备区），与台湾来的国民党客人举行会谈的。

    1963年12月7日，南海舰队104号扫雷舰停泊在广州黄埔港码头。

上午9时，一艘交通艇靠上3号码头。

少顷，在海军南海舰队司令吴瑞林中将的陪同下，周恩来总理同张治中、罗青长（时任国务院对台办公室主任）等向104舰走来。

104舰官兵穿着整齐干净的军装，精神抖擞地列队甲板迎接总理。

周恩来（前排左四）与万山要塞机关直属队校官合影

    军舰起航了。

在134号军舰扫雷舰的护航下，104舰沿珠江口向唐家湾进发。

在会议室里，周总理亲切地向舰政委王玉林询问舰上官兵的工作、学习、生活及装备情况。

当王政委汇报到舰上的装备时，周总理感慨地说，我今天能坐上自己的军舰，心里真是痛快。

现在你们驾驶自己的军舰很幸福，有了你们就不怕帝国主义从海上来欺负我们了。

过去我坐外国轮船去法国勤工俭学，只能坐四等舱，那时我就想，总有一天，我能坐上自己的船，现在坐上了。

现在，我们的海军还不算强大，随着工农业的发展，我们还要建更大、更多、更好的军舰。

    下午两时，104舰来到唐家湾。

周总理在随行人员的陪同下，驱车前往万山要塞视察。

周恩来和张治中一到万山要塞机关，即召见要塞机关直属队的35名校官。

会见时，要塞司令杨敏大校向校官们介绍：

周总理在出国访问前，顺道来看望大家。

随即，杨司令向周总理和张治中汇报了万山要塞部队的基本情况，听完汇报后，总理语重心长地对校官们说：

要塞这个地方很重要，大家要好好工作，守好祖国的南大门。

会见结束后，周总理和张治中高兴地在办公室门口与校官们合影留念。

合影后，杨敏司令向校官们宣布：

周总理坐了一天的船，要休息一下，还要同一个澳门商人谈一些事。

    当时，为迎接周总理到万山要塞视察，要塞实施了最严格的戒严措施，要塞营区各单位人员一律不准外出，不准离开本单位，连小学生也不例外。

一个名叫周晓明的要塞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偷跑出学校要见周总理，结果被班主任老师提着耳朵抓了回来。

    周总理和张治中那时其实并没有休息，而是在万山要塞的某个地方秘密会见了台湾方面派来的特使（澳门商人）。

会见中，周总理向客人具体阐述了毛泽东、中共中央对台湾工作的“一纲四目”的方针。

临别时，那位台湾客人还带去了周恩来送给正在患病的台湾国民党“副总裁”陈诚一些药品。

1965年陈诚病逝，临终前向蒋介石进言：

对中共不能反潮流，不能为外国动用台湾兵力，不能信任美国。

在遗言中，他既没有提“反共”，也没有说“反攻”。

当一些人提出在他的遗言中加上这些内容时，蒋介石一反常态地制止了他们。

    周恩来于下午6时回到104舰，军舰返航时，天已黑下来，进入夜航。

在舰长室，周恩来不顾疲劳伏案办公，当他审批完文件时，夜已深了。

医生给周恩来量完血压后说：

“您血压偏高，该休息了。

”周恩来笑着说：

“这就休息。

”医生走后，周恩来又伏案工作到凌晨一点。

    夜深了，总理离开舰长室，走到中甲板25炮边，深情地凝视着海面……

    8日凌晨6时，104舰抵达黄埔新港，到凌晨3点才休息的周总理此时睡得正香。

为了让总理再多休息一会，104舰决定这次靠码头要打破常规，不打开扩音器，不下达口令，由副舰长分别通知各站位按全员工做部署实施。

这次靠码头大家配合默契，是靠码头最好的一次。

104舰靠好码头后，全舰官兵带着愉快的心情，在前甲板集合。

6时30分，周总理笑容满面地走到甲板上，亲切地与官兵们握手，7时，周总理结束了这次意义重大的唐家之行。

    不过，迄今为止，关于唐家会谈一事，国共两党都没有公开谈及此事，对此，不少媒体作出了种种猜测，当事人之一的罗青长也写过回忆，但都没有提及万山要塞，只是在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的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周恩来》中，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才提到了唐家会谈及主要谈话内容，并称与总理合影的要塞校官们是“工作人员”。

至于万山要塞当年的官兵们，至今还认为当年总理是与一位“澳门商人”谈了一些事；珠海警备区的档案中，也只是将总理来要塞当作视察部队。

那个当年被抓住的小学生周晓明（现为东安县统战部部长）几十年来一直想搞清楚唐家会谈中那位台湾客人到底是谁，却一直没有结果，一切只有等待史料解密的那一天了。

    来源：

《文史博览》2010年第3期

人才争夺战，周恩来用美国战俘换钱学森回国

钱学森1935年赴美国留学。

10年后，他成为当时一流的火箭专家，更因为发表了“时速为一万公里的火箭已成为可能”的惊人火箭理论而誉满全球。

这位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在"二战"期间，跟其导师冯·卡门参与了当时美国绝密的"曼哈顿工程"--导弹核武器的研制开发工作，在美国是一个屈指可数的稀世之才。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诞生的消息传到美国后，钱学森和夫人蒋英商量着早日赶回中国，而此时的美国，以麦卡锡为首对共产党人实行全面追查，并在全美国掀起了一股驱使雇员效忠美国政府的歇斯底里狂热。

钱学森因被怀疑为共产党人和拒绝揭发朋友，被美国军事部门突然吊销了参加机密研究的证书。

这使他非常气愤。

钱学森以此作为要求回国的理由。

然而，钱学森万万没想到，他的回国夙愿竟酿成了一场劫难！

美国海军部次长恶狠狠地说：

“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5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

”

从此，美国对他的政治迫害接踵而至。

移民局抄了他的家，在特米那岛上将他拘留14天，直到收到加州理工学院送去的1.5万美金巨额保释金后才释放了他。

后来，海关又没收了他的行李，包括800公斤书籍和笔记本。

他们硬说里面有机密材料。

其实，在打包之前，钱学森已交他们检查过。

但美国检察官再次审查了他的所有材料后，证明他是光明磊落的。

钱学森在美国受迫害的消息很快传到国内，中国政府公开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在违背本人意愿的情况下监禁了钱学森。

周恩来在日内瓦为钱学森启动中美谈判

当钱学森要求回国被美国无理阻拦时，中国也扣留着一批美国人，其中有美国侨民，也有侵犯中国领空而被中国政府拘禁的美国军事人员。

美国政府急于要回这些被中国扣押的美国人，但又不愿意与中国直接接触。

1954年4月，美英中苏法五国在日内瓦召开讨论和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

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联想到中国有一批留学生和科学家被扣留在美国，于是就指示说，美国人既然请英国外交官与我们疏通关系，我们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开辟新的接触渠道。

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6月5日开始与美国代表、副国务卿约翰逊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初步商谈。

美方向中方提交了一份美国在华侨民和被中国拘禁的一些美国军事人员名单，要求中国给他们以回国的机会。

为了表示中国的诚意，周恩来指示王炳南在6月15日举行的中美第三次会谈中，大度地作出让步，同时也要求美国停止扣留钱学森等中国留美人员。

然而，中方的要求被美方拒绝。

7月21日，日内瓦会议闭幕。

为不使沟通渠道中断，周恩来指示王炳南与美方商定自7月22日起，在日内瓦进行领事级会谈。

为了进一步表示中国对中美会谈的诚意，中国释放了4个被扣押的美国飞行员。

7月25日，中国外交部成立了一个中美会谈指导小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

8月1日，中美会谈由领事级升格为大使级。

王炳南亮出钱学森的密信

中国作出的高姿态，最终是为了争取钱学森等留美科学家尽快回国。

可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美国人耍赖了。

尽管中美双方接触了10多次，美国代表约翰逊还是以中国拿不出钱学森要回国的真实理由，一点不松口。

正当周恩来总理为此非常着急的时候，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叔通收到了一封从大洋彼岸辗转寄来的信。

他拆开一看，署名“钱学森”。

信中的内容，原来是请求中国政府帮助他回国。

这封信是钱学森当时摆脱特务监视，在一封写在小香烟纸上寄给在比利时亲戚的家书中，夹带给陈叔通副委员长的。

对于这样一封非同寻常的海外来信，陈叔通深知它的分量，当天就送到周恩来。

“这真是太好了，据此完全可以驳倒美国政府的谎言”周恩来当即叫外交部火速把信转交给正在日内瓦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王炳南，并对王炳南指示道：

“这封信很有价值。

这是一个铁证，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中国平民归国。

你要在谈判中，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

”

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一开始，王炳南率先对约翰逊说：

“大使先生，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我奉命通知你下述消息：

中国政府在7月31日按照中国的法律程序，决定提前释放阿诺维等11名美国飞行员，他们已于7月31日离开北京，估计8月4日即可到达香港。

我希望，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这个措施，能对我们的会谈起到积极的影响。

”

但是谈到钱学森回国问题时，约翰逊还是老调重弹：

“没有证据表明钱学森要归国，美国政府不能强迫命令！

”于是，王炳南便亮出了钱学森给陈叔通的信件，理直气壮地予以驳斥：

“既然美国政府早在1955年4月间就发表公告，允许留美学者来去自由，为什么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博士在6月间写信给中国政府请求帮助呢？

显然，中国学者要求回国依然受到阻挠。

”

在事实面前约翰逊哑口无言。

美国政府不得不批准钱学森回国的要求。

1955年8月4日，钱学森收到了美国移民局允许他回国的通知。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携带妻子蒋英和一双幼小的儿女，终于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踏上返回中国国的旅途。

由于钱学森的回国效力，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至少向前推进了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