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论》药物剂量的古今换算及其历史演变第三稿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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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论》药物剂量的古今换算及其历史演变第三稿下
《伤寒论》药物剂量的古今换算及其历史演变(第三稿)(下)
《伤寒论》药物剂量的古今换算及其历史演变(第三稿)(下)(2012-03-2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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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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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论》源流考究
(六)后世官修医书对汉代方剂剂量“一两”的认识 前面说过,从中国度量衡演变史来看,汉代之后度量衡量值呈逐整体渐变大的倾向,尤其在南北朝时期,特别是北朝时代的北魏,北魏后期的度量衡器急剧增大,为历代之最。
这种变化最终导致了隋唐度量衡制度出现了“大制”。
隋唐两朝都是继承了北朝,他们的开国皇帝的祖先都是北朝名贵,所以这两个朝代的各种制度都沿袭北朝的相关制度并加以发展变化和创新。
度量衡制度,隋文帝是大制(京师北方长安),继位的隋炀帝是小制(京师南方洛阳)。
唐代的权衡是大小双轨制,药秤沿用古制不变。
《旧唐书》卷48“食货上”:
“权衡:
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为铢,二十四铢为两,三两为大两,十六两为斤。
……合汤药及冠冕,制用小升小两(即同汉代衡量),自余公私用大升大两。
”《通典》、《唐六典》、《唐会要》等书也明确记载医药用小升小两(即220克/斤13.8克/两;200毫升/升),其余公私用大升大两(唐宋大制一两为41.3克),大小衡制之比是三比一,即大两的一两是小两的三两。
在唐代的方书中也常杂有用世用度量衡计量的情况,但会特别注明,如“前N味并用大斗大升”(《外台秘要》卷31乌麻地黄酒方)、“已上药并是大秤大两”(陈增岳《敦煌古医籍校证》279页)。
北宋政府官修医书将古典方剂中的计量单位换算成本朝的度量衡单位,实际的剂量基本没有改变。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如此,之前的《太平圣惠方》也是如此。
所谓“古之三两,为今(宋)之一两(大两,41.3克,三分之一为13.8克)”。
公元992年的北宋官修《太平圣惠方.卷八》的《伤寒论》方剂剂量,就已经全部换算成北宋通行的剂量,即汉之三两,为宋之一两(大两),如桂枝汤的桂枝汉方为三两,此书改成宋一两。
每服一般为四钱。
林亿等人的官修《新校备急千金要方例》这样规定:
“则今之此书,当用三两为一两,三升为一升之制,世之妄者乃谓古今之人,大小有异,所以古人服药剂,无稽之言,莫此为甚,今之用药,定以三两为今一两,三升为今一升(药方中的计量,220克/斤13.8克/两;200毫升/升),方中虽皆复有用尺寸处,旧例己有准折斤两法,今则不复重述也。
“今从旧例,率定以药二十古两(276克),水一小斗(10升为1斗,200毫升*10=2000毫升)煮,取今一升五合,去滓,分三服,自馀利汤欲少水而多取数,补汤欲多少而少取数,各依方下别法。
” 林亿等人在此规定的就是当时官府的规定,但林亿等宋臣校订《伤寒论》、《金匮玉函经》、《新编金匮方论》等仲景医书时,书中的方剂剂量单位使用的还是汉制单位(小制),没有象之前的《太平圣惠方.卷八》那样全部换算成北宋通行的剂量(大制)。
对于官府的规定,当时的医家其实都很清楚,如1100年庞安时的《伤寒总病论》芍药甘草汤后“按古之三两,准今之一两。
古之三升,今之一升。
”1108年朱肱的《类证活人书.卷第十二》:
“古之三两。
即今之一两也。
二两即今之六钱半也。
古之三升。
即今之一升也。
……”1144年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以及王好古1289年《汤液本草.东垣先生用药心法》中都有同《类证活人书.卷第十二》基本一样的话。
初刊于1078年以后的北宋官修《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卷上.论合和法》,书中所用剂量单位也是宋代通行的大制:
“今则加减合度,分两得中,削旧方之参差,合今时之行用。
其方中凡言分者,即二钱半为一分(10.43克)也。
凡言两者,即四分为一两(41.7克一大两)也。
凡言斤者,即十六两为一斤(661克/斤/16两=41.3克/两)也。
凡言等分者,非分两之分,即诸药斤两多少,皆同为等分也。
凡煮汤,云用水大盏者,约一升也;一中盏者,约五合也;一小钟者,约三合也。
” 公元1117年北宋末年的官修《圣济总录卷第三?
叙例秤两》:
“吴人以贰两为一两。
隋人以三两为一两,今以新法斤两为则,凡云等分者,谓不拘多寡,以分两悉同也。
”《圣济总录卷第三?
叙例升合》:
“古今升斗大小不同,盖古之三升为今壹升,凡方中用水言升合者,今以中盏为率,庶与世俗相通,无多少之惑。
其他如酒酢乳蜜之类,凡言升合者,亦合以盏为则。
”但是《圣济总录伤寒门》部分的《伤寒论》方剂使用的还是原书的口径,并没有象《太平圣惠方.卷八》那样换算成北宋通行的剂量,即汉之三两没有换成宋之一两。
1406年明初朱橚取古今方剂汇辑而成的官修方书《普济方卷五方脉药性总论论合和》:
“今以意说。
汉方当用半两钱二枚为一两。
且以术附汤方较(此书中有多个术附汤,搞不清是指哪个术附汤)。
若用汉两。
计一百八十铢。
得开元钱二十二个半重。
分三服。
已是今之七钱半重一服(三服22.5钱,10钱为一两,即明代2.25两,1明两=37.3克折算原汉方药物应为84.4克)。
若以唐方准计三百三十铢。
得开元通宝钱四十二个重(42*4=168克)。
”这里可以看出,如果著者所说的“一百八十铢”为7.5两,则著者认为汉方的一两为现在的11.3克(84.4克/7.5两=11.3克/两)。
通观此书《论合和》一文对古今剂量换算的讨论,表明著者开始显得迟疑,已经不象唐宋官府那样明确无疑了。
清初官修《医宗金鉴.订正仲景全书伤寒论注》中引李杲曰:
“六铢为一分,即今之二钱半也,二十四铢为一两。
古云三两即今之一两,云二两即今之六钱半也”。
吴谦之所以引用这段话,说明他对此是认可的,即认为汉一两就是“今”3钱多。
从上面历代官修医书来看,不论具体的民间药物应用情况如何,其实历代官府医政部门认为东汉的医方剂量使用的就是汉代通用的度量衡,即“一两”相当于现在的13.8克左右,并非特殊的度量衡。
唐宋官府敢这样确定,应该有其理据所在,如果说谁对古“今”度量衡的演变、换算最清楚,恐怕就是政府的相关部门,毕竟制定和修改度量衡制度是国家大事,而且官府的相关部门最可能保存有历代度量衡的标准器以及有关文件档案。
(七)古今剂量差异的原因和演变脉络——煎服方法的改变才是关键。
由于与应用相关,讨论古“今”剂量换算的文章明清以来很多,但却很少有人追究古典汤剂剂量是如何演变成今天这样的剂量的。
抓住“一日服用剂量”的观念去考察历代方书,才会真正明白古“今”剂量换算历代演变的原因和脉络。
下面就以此为线索进行考究。
综观中医汤剂煎服方法的历史演变,主流大略经历了以下若干历史阶段:
7.1 大略而言,五代之前,中医的汤剂服药方法,属于“一剂一日,分次服用”阶段。
代表显然就是《伤寒论》,其汤剂服用就是“日服量一次煎煮,分二、三次服用”的方法。
7.2 唐代之后,五代、宋元煮散时期属于过渡时期。
“每服N钱”的煮散方法应该是造成后世“一剂一服”的源头。
宋元方的特点是原汉唐方剂量不变(大剂量),实际每服小量。
方后“上为粗末”或“上为散”,“每服N钱”(煮散)。
如《太平圣惠方.卷八》的桂枝汤:
桂枝(一两)赤芍药(一两)甘草(半两炙微赤锉)上件药(注:
以上剂量实际与东汉方相同,因为北宋通行的一两相当于东汉三两)。
捣筛为散。
每服四钱。
以水一中盏。
入生姜半分。
枣三枚。
煎至六分。
去滓。
不计时候热服。
一剂三味是103.3克(姜枣此不计),《伤寒论》中是半日的剂量。
而《太平圣惠方.卷八》每服四钱(16.52克),如一日三服,日剂量最多为49.6克,为《伤寒论》原日剂量的1/2。
《太平圣惠方》的麻黄汤日三服的日剂量仅为《伤寒论》原日服剂量的1/4。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也类似,常于方后说明“……为粗末,每服三钱(一般是二、三钱)……。
7.3 金元明时期的“一日三小剂,一剂一服”。
(每剂约为原来1/3的剂量,日总剂量其实基本没变化);方开“作一服”逐渐成为医家习惯。
李杲(1180~1251,相当于南宋)及其传人一系的方书有个特点,就是除宋代一般方开大剂量(不止一日剂量),每服小量的开方法外。
还出现每味药几钱或几分的小剂量方剂,此类方剂后多说“上口父咀。
都作一服,水二大盏,煎至一盏,去渣,温服,食后。
”说明这类小剂量方剂为一次服用。
可参见李杲《兰室秘藏》(约刊于1276年)、《脾胃论》(1249年成书)、罗天益1281年的《卫生宝鉴》相关方剂。
元代倪维德公元1370年的《原机启微》中的羌活胜风汤、除风益损汤等也是小剂量“作一服”的方剂。
宋金元时代,一是汤剂日服剂量较汉唐时代已经大幅缩小。
每服小量已经成为习惯;二是出现了开“作一服”的小剂量方剂情况。
这种情况大约发展到明代,开“作一服”的小剂量方剂逐渐成为医家习惯。
如明前期1470年董宿原的《奇效良方卷之九伤寒门》桂枝汤:
“伤寒中风,病头痛发热,汗出恶风者。
桂枝芍药(各二钱半)甘草(炙,三钱);上作一服,水二盅,生姜五片,红枣二枚,煎一盅,不拘时服。
”麻黄汤:
“伤寒病头痛发热,身疼恶风,无汗而喘者。
麻黄(三钱)桂枝(二钱)杏仁(去皮尖)甘草(炙,各一钱);上作一服,水二盅,生姜三片,煎至一盅,不拘时服。
” 明代末期1615年龚廷贤晚年作品《寿世保元卷二伤寒》中方剂后多说:
“上锉一剂。
水煎温服。
”如二陈汤:
“陈皮(去白一钱)半夏(汤泡二钱)白茯苓(去皮一钱)甘草(五分)上锉一剂。
生姜三片。
水煎温服。
”这个“一剂”实际应该还是一服的剂量,由“作一服”改为“一剂”,表述上的改变也为后世误解埋下了伏笔。
明末张介宾1624年的《景岳全书》,方剂多为小剂量方,多以“钱”为单位。
方剂后习惯说:
“水二钟,煎七分,食远温服。
”或“水二盅,煎一盅,食后服”。
尽管一般不说明是一服还是一日剂量。
实际上这种“水二盅,煎一盅,食后服”的表述实际是继承传统医书的话,一般应该为一服的剂量。
一盏水可视为一碗水(200cc,既今饭碗)。
李中梓撰于1637年的《医宗必读》,书中〈伤寒诸剂〉基本多是以钱或分为单位开小剂量仲景方,方剂后:
“水二盅或一盅半,煎一盅或煎八分,温服”。
应该为一服的剂量。
明代后期大概已经形成开小剂量方剂“作一服”的普遍习惯,以至于很多方书在小剂量方后都不需要明说“作一服”,因为当时属于常识。
此时期也有一些方书将“一服”称为“一剂”。
当后人渐忘一小剂实为一服的传统时,当煎药方法由古法一剂药只一煎变成二、三煎时,这些不标明“一服”或称为“一剂”的方剂最终都可能造成了后世的误解。
今天我们常称的“一付药”其实原本就是“一服药”,“付”字通“服”。
字典解释:
“付,量词,指中药(亦作“服”):
一~药。
”正说明原本“一付药”就是一次服用的剂量。
同样,字典解释:
“服,量词——用于称中药剂量。
一剂称一服。
”说明历史上某段时期一剂就是用于“一服”。
7.4 明末,一剂二、三煎已经逐渐流行。
一小剂一服实际渐成了一小剂日服。
首先有必要了解中药煎服方法的一些历史演变。
唐代以前汤剂主要是采用一次煎煮分二、三服的方法。
二煎、三煎在唐代已有应用,但并不普遍,宋元流行煮散。
汤剂二煎、三煎大概是明代才普遍流行的,明代流行补益药物,时人对人参的狂热需求,从经济贸易角度,一定程度上帮助了东北女真族的兴起(人参是其对明贸易的主要货物),这个新兴民族最终又灭亡了明朝。
二煎在唐代之前的陶弘景时代已经出现,最早是应用于补汤。
与补益类药物的珍贵价高有关。
陶弘景《本经集注.序录》曾建议:
“凡建中、肾沥诸补汤,滓合两剂,加水煮,竭饮之,亦敌一剂新药,贫人当依此。
”明末龚廷贤1615年的《寿世保元》据此又加发挥:
“凡诸补汤。
渣滓两剂并合。
加原水数。
复煎。
待熟饮之。
亦敌一剂新药。
其发表攻里二者。
虽前药取效。
不必煎渣也。
从缓从急之不同故耳。
”明末胡慎柔(1572~1638年)因患痨病成医,擅治虚劳,他治疗虚损秘诀第三关时指出,补汤不用头煎,只用第二煎第三煎,取甘淡之味,淡养胃气,为治虚损之秘诀。
参见1636年的《慎柔五书》。
尽管以上医家讨论的都是关于“补汤”的煎服法,但明清两代的确流行“补法”,不论是温补还是滋阴,补药的流行也算是明清医学的一个特色。
所以“补汤”式的煎服方法在当时的流行也是可以想见的。
明代饮片的兴起应该也是一剂药二煎三煎法流行的前提原因。
饮片兴起的早期,切片技术应该还比较粗放,没有后来的精细。
一般一煎难尽药力。
自然会随之兴起二煎三煎。
宋金元时期流行煮散,当然是一煎一服,不可能二煎三煎。
明代汤剂流行二、三煎也导致了原本一小剂一服演变成了一小剂N煎N服。
当煎药方法发生这种变化后,原本药方后“一服”的的含义也随之发生了改变,渐有“一剂”的意思了。
7.5 变异的复古——再回“一剂一日”。
前代一服的剂量演变成一日的剂量。
《本草纲目》两百多年后的《温病条辨》(清?
吴瑭1798年)是形成今日汤剂小剂量一剂日服(二、三服)的关键,是书仿仲景《伤寒论》写法。
方剂的煎煮和服用方法与《伤寒论》基本相同,表述得很规范清楚,一剂明确为一日的剂量,一次煮取一日的汤剂,分二服或三服。
此书的地位和影响不用我多说,此书大概算是近代小剂量一剂一日量,一剂二、三(煎)服习惯形成的标志,这种煎服习惯此后一直沿用至今。
吴瑭用药剂量具有明确的观点:
“盖药之多寡.视病之轻重也”。
所以《温病条辨凡例.》中说明“方中所定分量,宜多宜少,不过大概而已,尚须临证者自行斟酌。
” 《温病条辨》桂枝汤方
桂枝(六钱 22.4克,原汉方3两)芍药(炒,三钱 11.2克 原汉方3两)炙甘草(二钱 7.5克 原汉方2两)生姜(三片 原汉方3两)大枣(去核,二枚 原汉方12枚)
煎法服法,必如《伤寒论》原文而后可,不然,不惟失桂枝汤之妙,反生他变,病必不除。
《温病条辨》大承气汤方
大黄(六钱 22.4克 原汉方4两)芒硝(三钱 11.2克 原汉方3合)厚朴(三钱 11.2克 原汉方八两)枳实(三钱 11.2克 原汉方5枚)
水八杯,先煮枳、朴,后纳大黄、芒硝,煮取三杯。
先服一杯,约二时许,得利止后服,不知,再服一杯,再不知,再服。
《温病条辨》白虎汤方
生石膏(研,一两 37.3克 原汉方1斤)知母(五钱 18.7克 原汉方6两)生甘草(三钱 11.2克 原汉方2两)白粳米(一合 原汉方6合)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温三服,病退,减后服,不知,再作服。
对于吴鞠通改定古方分两的做法,王孟英比较反感。
在《温热经纬》卷五.甘草汤后王孟英按:
“鞠通,凡引古方,辄改定其分两,而轻重甚未当也。
学人审之。
”(八)特别讨论:
被误会的“古之一两,今用一钱”8.1李时珍的话可能被误会了。
李时珍1590年的《本草纲目.序例上》说“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
这一句后人批评的很多。
其实这句话的实际含义后人恐怕是误解了。
以李时珍涉猎800多种古医籍的博学程度以及他考证家的细致,他应该不会如此离谱的。
其实这句话之前还有很多文字,引用如下:
“古秤惟有铢两而无分名。
今则以十黍为一铢,六铢为一分,四分成一两,十六两为一斤。
虽有子谷黍之制,从来均之已久,依此用之。
苏恭曰∶古秤皆复,今南秤是也。
后汉以来,分一斤为二斤,一两为二两。
古方惟张仲景,而已涉今秤,若用古秤,则水为殊少矣。
杲曰∶六铢为一分,即二钱半也。
二十四铢为一两。
古云三两,即今之一两;云二两,即今之六钱半也。
时珍曰∶蚕初吐丝,曰忽;十忽曰丝;十丝曰厘;四厘曰累(音垒);十厘曰分;四累曰字,二分半也;十累曰铢,四分也;四字曰钱,十分也;六铢曰一分(去声),二钱半也;四分曰两,二十四铢也;八两曰锱;二锱曰斤;二十四两曰镒,一斤半也,准官秤十二两;三十斤曰钧;四钧曰石,一百二十斤也;方中有曰少许者,些子也。
今古异制,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
” 其中有说“二十四两曰镒,一斤半也,准官秤十二两”,仔细斟酌李时珍的这段话,他说“准官秤十二两”,所谓“官秤”应该是指明代的官方权衡,一两为36.9克(或认为37.3克),那“二十四两曰镒”之“两”只能是指李时珍认为的古秤或药秤的“两”,那么此一两应为18.45克(即明代的5钱)。
“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一段之前,有李杲的“(古之)二两,即今之六钱半也”,即古一两“今”之三钱稍多些而已。
在这两各个前提下,那么李时珍何以说出“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约3.7克)”的观点?
最可能的就是他所说的是指按“一服”的换算,不是日服剂量的换算,如果是日剂量的换算,应该一两换算成三钱多。
李时珍“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这句话并没有明确交代是“一服”剂量换算还是一日的剂量换算,但理解李时珍这句话的实际含义要了解其时代医学背景。
明代医家开处方,常常开的是一次的服用剂量,而日剂量是二、三剂。
李时珍所说应是当时医家开方习惯的反映。
他所说的这种剂量换算方法实际指的是一次服用剂量的换算,不是日剂量的换算,如果日三服,日总剂量的换算应是“古之一两,今用3钱(11.2克,其实应为3.33钱12.4克,李时珍为求方便取其整数)”。
并没有大幅偏离汉代汤剂剂量一两13.8克的标准。
我们还可以参考李时珍1590年前后时代医家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
李杲的学生王好古1289年刊发的《汤液本草》〈卷之二.东垣先生用药心法.升合分两〉:
“古之方剂,锱铢分两,与今不同。
谓如口父咀者,即今锉如麻豆大是也。
云一升者,即今之大白盏也。
云铢者,六铢为一分,即二钱半也;二十四铢为一两也;云三两者,即今之一两;云二两,即今之六钱半也。
料例大者,只合三分之一足矣。
”
李东垣的这一段话在汤剂剂量演变史上算是承上启下的关键。
后世医书广泛的引用了他的这段话。
尤其是最后“料例大者,只合三分之一足矣”一句,可能就是后世古一两折一钱的源头。
但东垣小剂量方剂多做一服用(见前、见下)。
明代虞传《医学正传.凡例》(成书于公元1515年,1531刊行):
“凡古方分两,重数太多,难凭修合,今悉改为小剂,且如一料十帖之数,原方用药一两,一帖止该一钱,从其轻重,以十取一,惟效东垣都作一服之义,庶使后学根据方修合之便云。
”“凡云用水一盏,即今之白茶盏也,约计半斤之数,余仿此。
” 明李中梓《伤寒括要.凡例》(刊于1649年):
“千金本草。
皆以古三两为今一两。
古三升为今一升。
可为准则。
盖衡数以二十四铢为两。
汉制六铢钱。
四个为一两。
宋制开元钱。
十个为一两。
大约羌三分之一耳。
且仲景汤液并分三次服。
则轻重止得三分之一。
而服法又得三分之一。
岂非古之一两。
仅得今之一钱乎。
” 王肯堂《六科证治准绳.伤寒.凡例》(刊于1602年)的相关内容大略也是如此。
清初?
张璐刊于1699年的《张氏医通》(又名《张氏医书七种》)中的〈伤寒缵论〉末尾部分有:
“古今分两——此经方剂,并按古法,锱铢分两,与今不同,云一升者,即今之一盏也,云铢者,六铢为一分,二十四铢为一两也,云一两者,即今之三钱三分也,又为三服,古方云一两,今服一钱足矣,云方寸匕者,方一寸大之匙也,云一钱匕者,如钱大之匙也,云一字者,用钱取一字许也,云圆者,如理中陷胸抵当,皆大弹圆煮化,而和滓服之也,云丸者,如麻仁乌梅,皆用小丸,取达下焦也。
”大约1680年前后的汪苓友说:
“古云铢者。
六铢为一分,即二钱半。
二十四铢为一两也。
云一升者,即今之大白盏也。
古方全料谓之一剂。
三分之一。
谓之一服。
凡用古方。
先照原剂。
按今之码子折实若干重。
古方载三服者,只取三分之一,遵法煎服。
载二服者,宜分二次服之。
顿服者,取一剂而尽服之。
只要按今之码子折之,至大枣、乌梅之类仍按古方枚数,以码子额古今之不同,而果枚古今无异也。
”(引自陈修园《长沙方歌括.卷首.考二章》,但本论我查不到出自汪苓友何书)陈修园1803年成书的《长沙方歌括.卷首.考二章》在引述了钱天来、汪苓友、程扶生关于汉方古今剂量换算的论述之后,自己总结认为:
“愚按诸说颇有异同。
大抵古之一两。
今折为三钱。
不泥于古。
而亦不离于古也。
”又在其后《劝读十则》中说:
“况古人升斗权衡。
三代至汉。
较之今日。
仅十之三。
每剂分三服。
一服亦不过七八钱。
与两零而已。
较之时方之重者乃更轻。
”之后还批评了时医一些用药太轻的陋习。
从以上这些影响广泛的医书可知,明清医家所谓的“古方云一两,今服一钱足矣”实际应该多是指“一服”的剂量折算,不是日剂量的折算。
明清有没有“古方云一两,今服一钱足矣”确实是指日剂量换算的医家呢?
也是有的。
大约1668年的程扶生云:
“古以二十四铢为一两,一两分为四分(去声),六铢为一分,计二钱五分。
则所谓十八铢者,盖三分之重,古之七钱半也。
然以古今量度及黍考之,以一千二百黍之重,实于黄钟之龠。
得古之半两,今之三钱也。
合两龠为合,得古之一两,今之六钱也。
十铢为一千黍之重,今之二钱半也。
一铢为百黍之重,今之二分半也。
或又谓古今量度,惟汉最小,汉之一两,惟有今之三钱半强。
故千金本草,以古三两为今一两,古三升为今一升。
然世有古今,时有冬春,地有南北,人有强弱,大约古用一两,今用一钱足矣。
宜活法通变,不必胶柱而鼓瑟,则为善法仲景者矣。
”这一大段话可能出自1668年成书的《伤寒经注》),程氏最后这段讲求“活法通变”,应该就是指日剂量的换算了,他的意思是不必象前说的那两种日剂量换算这么大的量。
程扶生的这段话被后世陈修园《长沙方歌括.卷首.考二章》引用,尽管陈修园并不接受程氏的观点,但也足见程氏的著作对后世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尤其是在他的著作流行的江南地区。
但程氏的这种观点在明清医家中算不上主流。
程知,字扶生,海阳(今广东潮州)人,清代名医,生卒年月不详,著有《医经理解》九卷、《伤寒经注》十三卷,程氏推崇喻嘉言《尚论篇》,在如何对待《伤寒论》397法和113方的问题上,提出“不必尽泥其方,定守其法”。
程氏死后,新安黄允亭于1675年重订刊行。
8.2 汪昂《汤头歌诀》也没说过“古之一两,今用一钱”之类的话见很多文章说,汪昂在《汤头歌诀》(1694年)中说:
“大约古用一两,今用一钱足矣。
”但我查《汤头歌诀》,根本没有这句话。
或是误传或是某个后世版本所加?
查汪昂《医方集解》、《本草备要》、《本草易读》也没有类似的话。
但从各书所见,汪昂非常清楚“古人立方分两多而药味寡”,但《集解》所载方剂自言“皆中正和平”,在《本草易读.例》中还说:
“我朝徐洄溪,江南宿儒也。
其导人以行医之道,惟小心谨慎,择清淡切病之品,俾病势少减,即无大功,亦不贻害。
若欺世徇人,止知求利,乱投重剂,一或有误,无从挽回。
病家纵不知,而此心不能无愧也。
愚以为非阅历深者,不能有此确论。
”(大概指徐洄溪《劫剂论》所论)对开方用药较小心谨慎。
后世类似《汤头歌诀》的著作倒是能见到这句话。
在陈修园《长沙方歌括.卷首.考二章》中引用程扶生的话,其中有:
“大约古用一两,今用一钱足矣。
” 但陈修园本人并不认同程氏的说法。
陈氏认为“大抵古之一两。
今折为三钱。
”程扶生的著作当年在江南一带流行,他的剂量观点对这一地区应该多少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浙江章纳川的《汤头钱数抉微》(初刊于1913年)一书也引用了程扶生这段话(其实应该是整篇引用了《长沙方歌括》的文章),但章纳川本人既不认同程氏的说法,也不同意“古之一两,即今之三钱零”的观点。
章纳川自己有一套上焦一钱、中焦二钱、下焦三钱、三焦八钱一分的用药剂量理论(大略如此)。
他认为麻黄、桂枝等汤,在《伤寒论》中是全料大剂,用于正伤寒,一料可分十剂,一时辰(两小时)服一剂(即一大料煎一大锅,一时辰饮一碗),以病止为度。
而杂感每日一小剂可也,即剂量是正伤寒用“两”,杂感用“钱”。
(九)新中国后医界对古今汤剂剂量换算的认识9.1中医高等教育统编教材的情况 1960年成都中医学院主编的全国中医院校试用教材《伤寒论讲义》(即第一版教材,人民卫生出版社)在桂枝汤后“按”:
“关于剂量之标准,古今不一,汉时以六铢为一分,四分为一两,即二十四铢为一两。
折今用量时,一方面根据前人考证,更重要的是根据临床实践。
凡论中云一两者,折今约一钱。
云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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