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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书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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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书心得
篇一: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后感
一部简明中国商业史——读《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公元前8世纪的春秋,齐国宰相管仲翻开历代经济变革的新篇章,实行“四民分业,士农工商”“盐铁专营”等政策,一时间,民众安居乐业,齐国一跃成为霸主。
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刘彻登基,他当政54年,一改前朝的休养生息政策,文治武功,一举把帝国拉回到高度专制集权的轨道上,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公元1069年,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推行新法,从理财入手,颁布了“农田水利法”等一系列律令,推行保甲法和将兵法来强兵,一时国库充实,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为之缓解。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是工商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
然而,当世界步入工业革命时期,因种种原因,它远落后于世界各国,备受欺凌,成为“东亚病夫”。
经历百年跌宕之后,公元1978年,邓小平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百年积弱的中国经济再度崛起,在21世纪初,中国重回强国之列。
……
两千多年间,中国历经了十数次重大的经济变革,每一次变革,都顺应社会发展而发生,也都对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历代经济变革,基本的衍变逻辑是什么?
吴晓波在《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中用一副六字对联加以说明:
上联——“发展是硬道理”;下联——“稳定压倒一切”。
这两句名言都出自20世纪末的大改革家邓小平之口。
在吴晓波看来,就是发展与稳定
的辩证史。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是吴晓波近年来研究中国经济变革史的集大成著作。
作者以宏大的历史视野和雄厚的笔力,由春秋时期的“管仲变法”开始,横跨了2700年,最后到当代改革开放,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比照和叙述了历代经济变革和工商变迁,指明因革演变,坦陈利害得失,既总括了中国式改革的历史脉络,又深入剖析了隐藏在历代经济变革中的内在逻辑与规律。
是第一部整体叙述中国商业史的编年体著作。
吴晓波在导论中引用了熊彼得的名言:
“人们可以用三种方式去研究经济:
通过理论、通过统计和通过历史。
”表明了这本书的主旨是分析经济体制变革,以及这种变革背后的历史和文化的必然性。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没有单纯聚焦经济领域的“变法”,而是将其放到各朝各代的疆域、人口、民族等诸多问题中进行综合性分析。
吴晓波通过研究企业史和经济史的方式去研究经济,研究官商博弈中历史人物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
这本书的起点是,在中国“‘统一文化’将是一切自由化改革的边界”。
作者认为,中国历代的经济改革,都是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产阶层和无产阶层四个利益集团之间争斗、博弈和妥协。
而成功维持了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统治,都围绕着郡县制度(避免地方割据)、尊儒制度(意识形态大一统)、科举制度(吸纳社会精英)、国有专营(经济上垄断控制国计民生)四个基础制度展开。
时至今日,这些本质都没有改变。
在这本书中,作者还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
“第一,最近30多年
的经济大崛起与其说是‘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倒不如说是两千年经济变革史的一次合理性演进,我们迄今仍有陷入历史闭环逻辑的危险;第二,中国经济制度上的‘结构性缺陷’,是一个‘建设性结果’,它与维持千年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有密不可分的重大关系。
”
对中国未来的改革,吴晓波也提出了基础性的判断:
一是“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很可能是一次以自由市场化为取向、以维持‘统一文化’为边界、在民主法治与中央集权体制之间寻找平衡点的非西方式改革”。
二是未来的改革只有处理好分权问题和均富问题,才有可能维持社会的稳定以及进步。
三是国有企业、土地与金融业这三部分的改革,并不能一蹴而就,而应该是谨慎的、可分步骤的,并且是可以期待的。
四是中国的改革有可能因互联网、非政府组织、企业家和自由知识分子等四股新势力的崛起而脱离历史的藩篱,走向一个我们无法预知的未来。
历史与现实一脉相承,“如果不研究历代经济的变革,其实无法真正理解当前的中国”。
无论是两千年前还是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和转型,每一次变革,都是顺应社会发展而发生,也都对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篇二: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后感3篇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后感3篇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后感
(一)
——自由主义经济学浅析
近日读了吴晓波所写《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以下称《历》)一书,在钦佩作者对中国两千多年经济(变革)史所做大量梳理和总结的同时,也为作者并未将所著内容与基本经济学原理做关联而感到遗憾。
本文即是希望建立这种关联的一种尝试。
一。
存在西方的牛顿力学和东方的牛顿力学之分吗?
在自然科学中,恐怕没有人会认为由牛顿(西方人)发现和发明的各种科学定律和技术会在东方国家不适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东方国家运用各种(最早)产生自西方的技术顺利地取得了各种成就和进步。
但是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至今仍然会有很多人会觉得由起源于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理论不适合东方国家。
当然必须承认东、西方国家由于其各自文化、历史、传统、地理位置等的差异,造成起源于西方国家某些法律、习俗、制度等不能直接照搬到东方国家,但我认为这些只是东、西方国家在某(些)领域技术层面上的方式、方法的差异。
从更为根本和宏观的原理层面上看,东、西方国家人文和>社会学科基本的原理、理念、思想、原则应该是一致的。
正如无论东、西方人在外表上的差异有多大,但是从基本的生理结构和特性上看,二者并没有本质区别。
因此虽然经济学最早起源于西方,但是东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同样摆脱不了基本经济学规律的影响。
这就是我读完《历》后最深刻的感受。
二。
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讲什么?
经济学的开创者亚当·斯密有一本名著《国富论》,这本书介绍了两个基本的经济学原理(还有其它相关内容):
1.分工;2.看不见的手。
这两个原理如同两根支柱支撑起了整个经济学这座大厦。
但是随着>经济学理论发展的日益繁复,人们似乎越来越陷入对于经济学细枝末节的研究,反倒忽视了这两条基本原理对于经济和经济学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就如同人们在同时容易赞叹一棵果树的茂密和果实的丰盛,反倒忘记了整棵树之所以存在首先是因为有了树根和树干的支撑。
在我看来分工和看不见的手就是经济学这棵大树的树枝和树干。
《国富论》(英文名:
thewealthofnations)最早被翻译成中文时叫做《原富》,其主旨是讨论一个国家的财富的究竟产生自哪里?
亚当·斯密认为了,分工和看不见的手都是促进一个国家财富增长的重要原因。
分工能否促进国家财富的增长并不难理解。
因为分工能够促进专业化、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产出,世界上越是分工繁复的地区,往往也越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
但是看不见的手能促进经济繁荣,应该作何理解呢?
其实看不见的手是一条更为根本的促进财富增长和经济繁荣的原理。
它的主旨说来非常简单:
保障经济活动参与者自由、自发、自愿地去参与经济活动,而不要对其进行不必要的外在干预——是保证一国财富增长的重要来源。
亚当·斯密有句名言:
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饮食,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或面包师的恩惠,都是处于他们自利的打算.这句话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看不见的手:
屠户、面包师和酿酒师努力为我们制作出美味的食物并不是因为他们同情我们,也不是因为有一个凌驾于他们之上的管理机构命令他们必须这样做,而是他们为了谋求自己的个人利益,自愿、自发地,按照自己的禀赋、才能和愿望参与到各自的行业和经济活动当中。
亚当·斯密和其它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认为促使一个经济体繁荣同时在整体上获得最大经济效益的关键在于保证经济体内的个体享有自愿、自发参与到经济活动中的自由,并且不受外在与其自主意志相违背的强制力的影响,只有这样一个经济体的资源分配才是最合理的,其效率和效果也才是最优的。
正式由于对自由作为经济繁荣的前提条件的重视,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所开创出的经济学也被称为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
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受到了当时英国王室和社会的重视,在英国、荷兰等一些海洋型西方国家逐渐得到了推广和实施。
有历史学家认为,这是后来工业革命和各种新兴科学技术、管理技术和金融创新发端于英国的重要原因。
除了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在亚当·斯密的时代还有一种经济学理论和思潮很流行:
重商主义。
与强调保证参与者的自由不同,重商主义认为经济强大的关键在于必须利用有形的手——国家/政府的强制力,或者强制力的种种形式(比如政策、法规、行政命令等)来有目的地主导、计划、执行、监控、经济活动参与者的行为,从而实现一个预先规划好的经济繁荣的目的。
可以看出与自由主义经济学相比,重商主义最大的不同在于其强调社会整体经济活动要由一个主导力量或者中央机构来规制的经济运行,而不是依靠众多的经济活动参与者本身自愿、自发地、看似毫无规划和目的地去发展经济。
那么到底是自由主义经济学更合理和有效?
还是重商主义经济理论更为合理和有效呢?
其实答案早已明了。
在现代社会中由自由主义经济学演变而来的市场经济理论早已被证明比由重商主义演变而来的计划经济理论更为合理和有效,并且得到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认可和接受。
但是为了求甚解我们还必须在问一句:
为什么?
1
而经济体内部交易的活跃程度则依赖于交易主体对于各种与交易相关的知识的熟悉和掌握程度。
例如如果一个面包师要想尽可能多地达成交易——卖出更多的面包,那么他就必须熟悉和掌握与卖面包相关的各种知识:
如何选择原材料、应该如何制作面包、如何包装、店面选址、宣传策略、顾客偏好……只有一个面包师掌握了足够多的关于卖面包的知识之后,他才可能卖出跟多的面包。
同理一个经济体当中任何一种交易也必须符合这一要求——交易者必须尽可能掌握与交易相关的知识——才能更多地达成此类交易。
所以从宏观上看,一个经济体交易活跃的前提条件是——经济体内必须具有足够多和丰富的知识被交易者所掌握和运用。
请注意这里所说的知识并不仅仅指以文字、图片、视频等形式存在的信息(我们称其为显性知识),它同时也包括各种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甚至是不可言说的对与交易相关各种隐性知识:
理解、感悟和经验(比如一个面包师对于烤面包火候的掌握)。
不难理解除了各类显性知识,各种隐性知识对于经济体交易的活跃程度也是至关重要的。
在分析了知识与交易活跃程度以及经济繁荣程度的关系之后,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自由主义经济学(计划经济)要优于重商主义经济理论(计划经济)了。
因为要促成经济繁荣(交易活跃),一个经济体必须先要有巨量的知识体系的存在和运用,由于这个知识体系的庞大和复杂(归根结底是因为外界环境和人们需求的庞大和多变)乃至各种隐性知识的存在,因此与能够保证个体自由参与经济活动、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发现和运用各种知识的市场经济相比,限制个体参与经济活动自由,依赖中央管理机构中的少数人(要知道这些管理机构也是由人组成,他们的学习和认识能力与其他人别无二致)来主导经济活动的计划经济(人为地)抑制了知识体系
的发展和运行,因此相对而言其无法促成交易的活跃和经济的繁荣。
三。
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发展符合自由主义经济学规律吗?
我在读《历》的过程中的第一感受就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完全符合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规律。
历史上越是政府对经济干预和管制较多的时期,中国的经济越是衰落和凋敝(秦、明),相反越是政府管制较少的时期,中国的经济越是繁荣(宋初、盛唐)。
如果我们将实行宏观管制,微观放活的春秋时期齐国管仲时期的经济政策,定义为经济自由度和经济繁荣程度的中点,那么《历》中其它历史时期在以经济自由度和经济繁荣程度两个指标构成的坐标系中的分布就会如下图所示:
注:
各个朝代的相对位置至是根据我个人理解而定,其不一定是精确的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同历史时期经济政策和经济繁荣程度的分布基本符合经济自由度越大,繁荣程度越高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规律。
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出中国绝大多数历史时期都处于经济自由度底,经济发荣程度也较低的象限中。
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国有经济、国企、计划经济并不是中国在引进了马克思主义以后才有的现象,而是在我们的漫长的历史中始终存在的现象。
可以说国有经济和计划经济是中国过去两千年历史上都始终存在的,甚至是主要的经济管理形式。
四。
桑弘羊之问真的没有答案吗?
在《历》书的结尾部分,作者吴晓波说了这样一段话:
中国是国有企业的故乡,自管仲变法以来,政府就开始对重要资源实行专营,到汉武帝晚期对国营政策的质疑就不绝于耳,在公元前81年的盐铁会议上,桑弘羊对儒生们提出的那几个问题,一直到今天还没有找到答案。
究竟2000年前的桑弘羊提出了什么样的经济问题?
直到今天我们还都没有办法回答?
让我们首先回到那场著名的盐铁会议上来:
公元前81年汉朝朝唐上的盐铁论
在汉朝初期,由于国家生产力在秦末的战争中得到了很大的破坏,因此汉文帝和汉景帝在执政时期采取了轻徭薄赋的经济政策,同时大量减少国家对于经济的干预,不与民争利,让人民和国家经济得到休养生息。
根据我们上文讲到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观点,这样的经济政策会有利于经济的繁荣和发展。
结果在历史上就出现了少有的盛世局面——文景之治。
史书上记载的仓库里的粮食都多得吃不完,穿铜钱的线绳都腐烂了就是指这个时期。
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野心勃勃的皇帝为了平定边患、扩大版图开始加大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对当时国家重要的物资铁和盐实行国家垄断,以抬高其售价,用得来的收益支持对外的战争。
同时采取加重税收、加强管制等手段来计划总国家资源支持国家对外扩张政策。
在汉武帝时期,中国虽然对外战争取得了接连的胜利,版图得到了空前的扩张,但是经济很快由盛转衰,前几代积累的财富消耗殆尽,民间也是怨声载道,出现了天下困弊,盗贼群起局面。
汉武帝晚年时感到自己的政治、经济政策有很大的负面作用,给黎明百姓带来了灾难,于是向全天下发出罪己诏,取消了他之前推行的经济政策。
汉武帝去世后,来自汉朝各地的儒家学者与汉武帝国营化策略的主要策划者和执行人桑弘羊在汉朝的朝唐之上来了一次关于盐铁国营利弊的辩论——史称盐铁论.反对国营化的儒家学者认为应该取消盐、铁等物资的国营化,以藏富于民,他们反对国营化的主要理由是:
一、盐铁、均输、平准等是与民争利,造成官商勾结,物价沸腾,民间经济萧条;
二、国营企业生产和经营存在重大弊端,其商品要么不适民用,要么质量低劣,各级官吏则强买强卖;
三、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权贵经济,形成了一个背靠政权,以国营为名,通过特权攫取庞大利益的经济集团。
可以看出,儒家学者对于国营化的弊病有着清楚的认识,这些对于国营化的指责就算放在今天也是完全适用的。
面对儒生的指责,桑弘羊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采用的反问的策略,这就是桑弘羊之问:
如果不执行国营化政策,
战争的开支从哪里出?
国家的财政收入从哪里得?
地方割据的景象如何化解?
据说在本次盐铁大辩论上,儒生团体虽然人数占优,声势浩大,但是面对桑弘羊的上述反问时,儒生们却始终没有找出能站得住脚的应对之策。
但是我认为这不能一味谴责儒生,毕竟在2000多年以前人们对于经济、政治和社会运行规律的认识还是非常初级的,但是人们面对战争的威胁却是近在眼前的,回答不了桑弘羊之问情有可原。
但是如果说今天我们仍然回答不了桑弘羊之问,那也未免言过其实了。
在我看来人类过去2000年政治和经济实践,以及日渐成熟的经济、政治学理论完全可以回答桑弘羊之问。
首先我们来看桑弘羊的第一、二问:
如果不执行国营化政策,
战争的开支从哪里出?
国家的财政收入从哪里得?
今天,只要稍具政治和经济发展知识的人可以看出桑弘羊提出的问题是不攻自破的。
难道只有实行国营化的国家才能获得财政收入,才能有钱打仗吗?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面对强大法西斯军力的盟军一方的主要参战国英国、美国、中国在战争前都实行的都是非国有经济政策,难道这些国家就没钱打仗吗?
当然不是!
今天世界政治和经济发展的现实告诉我们的恰恰相反:
那些最彻底实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市场经济)、国有经济成分尽可能少的国家,恰恰是政府财政收入最多,军事实力最强的国家。
二战时期的英国首相丘吉尔
这并不难理解,在正常的国家中政府的财政收入和军费来自于税收——经济繁荣基础上的一定比例的抽成,而不是来自于垄断——将各个产业抓在政府手中,用其产出来支持国家财政。
在抽成的模式(市场经济)中财政收入与经济繁荣并不矛盾,相反经济越繁荣,抽成(财政收入)也越高。
同时如上文所述在市场积极条件下经济活动参与者享有自由,他们参与交易的积极性也更高,因此更有利于提高社会整体上的交易活跃度和经济繁荣,从而使得抽成也水涨船高,即政府的财政收入也越高。
而在垄断模式中(计划经济),财政收入来自于用垄断取代自主经营后的收益。
这种情况下个体没有参与经济活动的自由(或者被迫参与其中),他们的交易积极性遭到抑制,因此垄断模式虽然能够在短期内是政府财政收入获得增长,但是从长期来看由于生产者没有足够的机会来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聪明才智,因此经济繁荣无法持续,进而财政收入也无法持续。
因此采用垄断和国营化来增加财政收入无异于杀鸡取卵。
另一方面,如果说在战争时期由于对外作战的特殊需要,采取国营化或者计划经济有一定的合理性。
那么在非战争时期一个国家依然采取国营化和计划经济策略,则是完全没有合理性的。
而且这样的政策往往将一国引向战争,其逻辑是:
计划经
济→经济衰退→社会内部矛盾加剧→向外部转移社会矛盾→战争。
现在我们来看桑弘羊的第三问:
如果不执行国营化政策,
地方割据的景象如何化解?
显然桑弘羊的这个论断更加不堪一击。
你能说现今世界上正在实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市场经济的国家都已经分裂了?
或者正在走向分裂吗?
照我看事实恰恰想法,这个世界上依然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才是要么已经分裂(苏联、南斯拉夫),要么正在走向分裂(朝鲜)。
为了彻底驳倒桑弘羊的观点,让我们再桑弘羊的观点推向极端一些:
如果一个国家面临战争的威胁,那它是不是应该采取国营化(计划经济)来集中资源来应对战争威胁呢?
前文已经提到,当面临战争威胁或者处于战争状态时,实行一定程度的国营化和计划经济是有其合理性的。
但是尽管是这样,长期采取这样的经济政策也并非明智的选择。
因为实行计划经济虽然可以短时间内聚集应对战争的资源和力量,但是它却有一个很严重的副作用——抑制创新。
由于实行计划经济必然要限制全社会成员参与经济活动的自由,因此个人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必然受到打击,而没有个人积极性引导下的个人投入,现有知识体系的边界很难被拓展,因此我们看到在世界范围内,虽然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有可能在短时期内聚集其很强的国力,但是这种国力主要是也已有的经济/技术成果的在数量上的简单累积,却很少有在质量和创新的层面上出现进步和飞跃,因为后者与自由紧密(: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书心得)相关。
现在让我们尝试回答那个升级版的桑弘羊之问:
如果一个国家面临战争的威胁,那它是不是应该采取国营化(计划经济)来集中资源来应对战争威胁呢?
我的回答是:
如果一个国家处在类似战国时期六国的那样的位置,那么其实行国营化(计划经济)是有必要性的,并且其实行国营化和计划经济的程度应该随战争的威胁程度增大而增大。
原因是在战国时期的生产力和技术条件下,战争的胜负主要取决于人力和资源的简单叠加和累积,而不取决于技术创新和进步(起码不主要取决于技术创新和进步)。
而强力的国营化和计划经济是最有助于战国时期一国战争资源的累积的。
但是在今天的生产力和技术条件下,战争的胜负并不完全取决于战争物资数量的多少,而是越来越多地取决于战争技术的创新和进步。
在这一前提条件下,尽管面对战争威胁一个国家可以实行一定程度的计划经济政策,但必须始终保持相当程度的市场经济政策,以提供应对战争所需的财政支持,更重要的是提供决定战胜胜负关键的技术创新。
正如二战中的英国和美国,正如今天面对敌国环饲的以色列。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后感
(二)
中国经济闭环
刘冰
吴晓波的这本《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一经推出便获奖无数,好评如潮,最近偶得,如获至宝。
全书对中国历史上十数次重大经济变革实践作了系统的概述和比照,以建设性的理性心态,坦陈变革的利害得失,既高屋建瓴地总括了中国式改革的历史脉络,又深入剖析了隐藏在历代经济变革中的内在闭环逻辑和规律。
内容实有借鉴意义,且发人深省,确是一本名副其实的好书。
美国前财长萨默斯说,如果在300年后再看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这几十年,很多历史事件的重要性将被颠倒过来,第三流事件是冷战的结束,第二流事件是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世界的关系,而第一重要的将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崛起。
篇三:
读《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有感
读《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有感
读《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有感
李叶波
根据安排,今天由我来进行学习分享,近一个多月以来,到上个礼拜才断断续续地看完经济作家吴晓波写的《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一书,可以说这本书内容博大精深,但形式上又新颖别致,以讲历史>故事般的方式来评判经济变革的得失所在,很值得一读。
但本人限于学识水平,所读心得过于粗浅,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正。
在《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这本书中,作者从公元前7世纪的管仲变法和公元前4世纪的商鞅变法讲起,到汉武帝变法、王莽变法、唐代刘晏变法、宋代王安石变法、清代李鸿章变法,再到民国孔宋变法,再到改革开放以来陈云变法、朱镕基变法等等,通过对中国经历的这十数次重大的经济变革进行分析,他从中发现,抛开意识形态的维度,从纯经济角度观察3000年中国经济史,中国历代经济政策均未脱离两千多年前管仲变法和商鞅变法的历史闭合循环。
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史上无论哪次改革,实际上都是放权与集权循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博弈、国有化与私有化融合、无产阶层与有产阶层妥协、政府治理与市场配置共同作用的结果。
所以说,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除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周期律之外,还存在一个经济改革的鬼打墙:
一开放就搞活,一搞活就失衡,一失衡就内乱,一内乱就闭关,一闭关就落后,一落后就再开放,循环往复,无休无止,不断轮回。
该书中个人特别值得推崇的是管仲,他第一次通过对价格、财政、税收整体配套改革形成了系统性的>国民经济治理体系,并首创盐铁专营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经典模式,影响力持续至今。
特别是他的寓税于价的手段更是高明,他把税收隐藏在商品里,实行间接征收,使纳税者看不见、摸不着,在不知不觉中就纳了税,而且不至于造成心理上的抵抗。
以达到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在农耕时期,盐和铁是最为重要的两大支柱性产业,无一民众可以须臾离开。
管仲对盐和铁的专卖收入做过举例说明。
他说,万乘之国的人口约为千万,如按成人征人头税,应缴纳者约为一百万人,每人每月征三十钱,为三千万钱。
如果进行盐的专卖,每升盐酌量提价出售,每月可能得到六千万钱,就可望得到一倍于征人头税的收入。
而在表面上,政府确乎不曾征税,不致引起人民的嚣号反对。
不仅在国内如此,还可运盐出口而获取重利,这等于煮沸取之不尽的海水就可以迫使天下人向齐国纳税,即煮沸水以籍天下.在当时社会,管仲的这种超出常人的经济思维确实让人惊叹不已。
可以说,中国这几十年来的经济飞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同时,由于缺少对优秀文化的批判吸收,改革之初未加强对人们的思想引导,因而也出了现信仰缺失、盲目拜金的现象,导致经济发展中存在许多不健康的因素,并且很多人将这种不健康的因素无极限地放大,将个人对社会的不满极端化,进而危害社会。
因此,才有了我们现在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进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扩大内需等等一系列新的经济政策,在经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我们只有在发展中不忘反思,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我们的经济才能更良好、更健康、更持续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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