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心动魄的阅读和文学知识演进五论孙绍振兼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比较 上一.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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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心动魄的阅读和文学知识演进五论孙绍振兼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比较上一
惊心动魄的阅读和文学知识演进--五论孙绍振兼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比较(上)
(一)
也许,在做这篇关于孙绍振的研究论文前,我们应该引用王德威为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所作的英文版第三版导言中一段精彩的评论作为开头:
"在我们这个多元论及边缘论大行其道的年代,夏重写文学的过去尽管颇有洞见,仍难免贻人口实。
许多评者立志要摒除文本、种族、性别、政治的'中心论',迫不及待的奔向'边缘',以致今天边缘人满为患。
夏的大传统既是以普遍的人性及不朽的杰作为理论基点,《中国现代小说史》似乎与时下理论背道而驰。
然而夏书也许并不如此简单;在理论与实践间他总能另辟蹊径,一抒创见。
话说从头,当年《小说史》的写作不正是要把边缘作家推向中心,并重新思考主流杰作的意义?
果如此,我们今天能从此书学到什么?
"1]不过依我们看,王德威仍然没有道出真谛,这便是应该向夏先生学习,如何成为艺术上的真正内行。
否则,理论如何翻新,立场如何变化,空话、套话再多,仍然徘徊在艺术的门槛之外,则于事无补。
毋庸讳言,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文论界也一样越来越无可避免地陷入了解构本质主义浪潮。
暂且不予追问是否其为倒果为因--尽管把西方理论家对西方的社会现实、理论现实以及文学现实进行追究的结果,当作我们的文学现实、理论现实以及社会现实的原因进行演绎和撒播,是不争的事实--有出息的话,起码应该有效进入人家的逻辑传统对人家的知识谱系进行系统的研究,并进一步提供出批判以形成知识增量的可能性,就像欧陆的形而上学传统那样。
再换个角度看:
无论是何种知识,都必须经过我们自身的逻辑起点的检验和转换,以推动我们自身的逻辑传统的内在发展,并形成我们自身的知识原创性--如英美传统尤其是美国传统那样,就像我们看到的,当下法国的思想家原创美国的理论家包装,然后借着资本帝国的渗透威力倾销全世界,但那些经过美国人改造过的理论毕竟是重新焕发出了创造性的勃勃生机。
很遗憾,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在当下我们的学者群体中均属凤毛麟角。
而孙绍振确实是很少例外的属于后者中的特别出色的一个。
也许跟他小时候的语文训练有关?
除了对语文着迷,他的启蒙老师潘祖谨居然在他五六年级的时候就启开了他的文学心智,她的关于中国古典七言诗歌中"有一种吟咏的调子"的说法,居然就是形成孙绍振后来一篇重要的学术论文的"动因"。
2]或者毋宁说这便是他一开始就追求卓越的最早动因吧(因为其中孕育着智慧和创造的丰富内涵)?
更不用说后来在1950年代名师云集的北大所接受的学术熏陶和逻辑训练了,我们就很好理解:
当他面对当时亲历的文学现实--诸如革命文学传统包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及"两结合"的创作方法等等,常常从根本上忽视了艺术特征的那份深刻的怀疑和失望。
也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吧,一方面促使他对文学的奥秘始终存在有强烈的好奇心--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够在他众多著作中读到他早年便执迷搜集的"作家修改稿"以及醉心于探究作家为什么不那样写的内在艺术逻辑的精彩篇章,诸如《李斯特尼次基为什么觉得奥尔加分外漂亮》《海明威修改了三十九次的对话有什么妙处》等,用他自己的话说:
"最好的教材是什么呢?
作家的修改稿。
原来是这样的,后来改成那样。
这样,我就拼命想办法去找,很可惜非常少。
这几乎成了学习写作的一个法门。
后来我读托尔斯泰的《复活》和《安娜·卡列尼娜》,也尽可能找到修改的资料,来对照。
以后还看了《静静的顿河》的修改稿……我从修改稿中悟出来的东西很多,帮助我打破了对于一些知识的迷信。
原来,关于肖像描写、景物描写、动作描写、对话描写,许多知识,都靠不住,甚至可以说,非常外行,胡说八道。
没有这种知识还好,有了只能产生误导。
"3]无独有偶,西半球的那块著名大陆的另一个符号美学家也这样说:
"就像许多重要的科学哲学已经发展到了研究实验室中的逻辑问题一样,艺术哲学最具生命力的问题,发生在艺术创作室中。
"4]她就是苏珊·朗格。
另一方面,就直接促使孙绍振重新面对我们的文学现实、理论现实时不能不重新寻找逻辑起点的问题,也即重新进行经验归纳和理论抽象的问题上,跟苏珊·朗格也有着某种程度的精神契合,苏珊·朗格在《情感与形式》中说:
"贝尔关于每一种艺术理论都开始于'审美情感',除此而外美学没有其他课题的判断,在我看来是完全错误的。
详细地研究一个人面对一幅艺术品时的心理状态,无助于人们对作品及其价值的理解。
是什么赋予人情感的问题,确切地说就是什么使得物体成为艺术品的问题,在我看来,这正是哲学艺术理论的起点。
"5]而孙绍振的追问,一开始便是这样的:
"当时流行一个权威的命题,叫'美是生活',我觉得这是废话。
我想,反过来说,美不是生活,难道就没有道理吗?
这种理论实在太烦人了。
我在心里抬杠,如果有人问花是什么,你回答说花是土壤,肯定会遭到人们的嘲笑。
如果有人问酒是什么,你回答说,酒是水果或是粮食,人家会觉得你神经有问题。
但当你问艺术或美是什么,得到的回答是:
美是生活。
说这话的人反而成了大理论家,岂不是咄咄怪事!
"6]显然二者的逻辑起点完全不同,前者面对的是当年欧美的艺术理论现实,后者面对的则是本土的当年机械反映论的现实,然而二者却又在分别展开的各自体系上存在有诸多的理论交叉,甚至某种高度上的同质性。
让人特别感兴趣的是,在我们这块几千年从来只有经验却并无理性的土地上,孙绍振的经验理性能力居然比有着经典英美经验理性背景的苏珊·朗格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这跟其师承于卡西尔有极大关系,而从渊源上说,卡西尔当年所在的海德堡学派实则为新康德主义的重镇;让人意味深长的是,孙绍振的文学理论研究跟康德美学精神在中国的代表朱光潜也颇有渊源,这也许是另一篇研究论文的内容了,故不赘。
本文的研究以孙绍振的新着《文学性讲演录》为主兼及其他相关论着,兼及苏珊·朗格的比较文本则侧重集中讨论了艺术形式问题的《情感与形式》,不拟涉及其他更多问题的诸如《哲学新解》《艺术问题》等着。
人们将会看到,苏珊·朗格是如何带有相当程度上的形而上学残余而在诸多颇有价值的理论洞见中常常无法做真正深入的研究,与此同时,恰恰又是在苏珊·朗格常常深入不下去的地方,孙绍振却常能峰回路转、出奇制胜,这确实不能不说是一出又一出的精神奇观。
顺便说一句,本文研究之所以选择孙绍振的新着《文学性讲演录》为主,还有如下考虑:
一是《文学性讲演录》实则脱胎于他早年的《文学创作论》,如所周知,该着一版再版--我们知道除了经典性著作否则根本没有这个必要也没这个可能,就像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一样--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这本新着中孙绍振不仅对旧着《文学创作论》作出大量的增删,而且在许多新旧理论范畴作出全面调整;二是这又使我们想起陈平原先生曾经说过的其导师王瑶的教导,说一个出色的学者在六十岁以前一定要搭好自己的研究框架,六十岁以后做的大多就是完善的工作了。
诚哉斯言!
孙绍振的研究框架以及基本的归纳抽象体系甚至在五十岁之前就已全部搭好,六十岁以后还不仅仅是完善,甚至还常常出其不意地发展出新的理论范畴来,比如审美、审丑之后的审智范畴等。
再说句题外话,出身于北大的孙绍振本来也便是王瑶门下的及门弟子--王瑶门下弟子旁斜逸出,出色的文学史家、评论家、思想者比比皆是,而文论家,窃以为孙绍振当为杰出的代表。
一、文本阅读经验对理论的纠偏与反弹
熟悉孙绍振文论的读者,一定记得关于《骆驼祥子》中的对话分析、海明威的电报文体与冰山风格、《三国演义》深入表现的三角军事关系内部的心理错位和冲突分析,为什么猪八戒的形象比沙僧生动,安德来公爵对同一棵橡树为什么先后有相反的感觉,还有契诃夫为什么觉得小孩把婴儿杀死以后的法律责任并不重要、祥林嫂死亡的原因是穷困吗等等……举不胜举,琳琅满目,无不一一体现出其目光的深邃和智慧的深刻。
还不仅仅如此,孙绍振个人还有着个颇为奇特的理论现象,他重视文本阅读经验甚至到了蔑视诸多纯理论的程度。
这里面可能有个关键,便是有很多的理论粗暴地歪曲了他的艺术感觉--说起来,要做个真正的艺术内行确实并非易事,首先可能便体现在了是否敢忠实于自己的艺术感觉?
也就难怪有那么多的作家,甚至干了近一辈子,甚至著作也能因为搞了各种关系(此种情形在中国人所共知)出个十几二十本,却几乎连艺术的门槛都没摸着,更不用说那些缺乏精到的艺术感觉就只能常常隔靴搔痒的评论家乃至"理论家"们了--也就无怪乎孙绍振要二十年如一日地坚执回到文学常识的主张,而且从他早年的向机械反映论宣战到当下对所有话语"成规"和"障蔽"的激烈抨击,从来就没有丝毫模糊或者动摇过自己的艺术感觉以及由此形成的通过精致感觉捕捉并归纳抽象出的文本理论。
我们当然随手就能举出个他精致阅读文本的例子(因为这种例子实在太多了,多到俯拾即是的程度),如:
"我在一首诗上看到两句:
这孩子脸红得像苹果,不过比苹果多了两个酒窝。
这里就写了两个东西,酒窝和脸红,至于孩子的其他情况,你都会自然而然地去补充它。
这就叫唤醒读者的经验,叫感染。
"7]这可不是表面上看来的那样简单,若换成苏珊·朗格的表达,可就复杂了,比如:
"在这里,关键要说明的显然是:
呈现情感不是为了欣赏(甚至是古希腊后期文化意义上的欣赏)而是为了某种概念;难以获得的不是情感经验(它是在唤起记忆时预想的)而是关于情感的知识。
"8]那么,何为"情感的知识"呢?
一本厚厚的近500页的《情感与形式》实际上很少正面回答,也几乎很难具体回答,其采用的基本是创制概念的办法,一个接一个问题进行不断概括,比如:
"音乐有着意味,这种意味是一种感觉的样式--生命自身的样式,就像生命被感觉和被直接了解那样,所以还是把音乐的这种意味叫作它的'生命意义'而不是'含义'为好。
……音乐能够通过自己动态结构的特长,来表现生命经验的形式,而这点是极难用语言来传达的。
情感、生命、运动和情绪,组成了音乐的意义。
"9]不用说,她对音乐的理解乃至对艺术的理解,非常内行,而且相当有高度,尤其是把音乐(和艺术)跟生命经验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尤其显得深刻。
在这一点上,她跟孙绍振并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是孙绍振把"情感、生命、运动和情绪"具体化而且是细化和深化了。
还不仅仅如此,孙绍振甚至把情感逻辑单列做出了专门的研究,早年的专着《论变异》便是其具体成果--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关于孙绍振的系列研究论文中多有提及10],故不赘。
也许就像孙绍振所反复强调的那样,"感情比之具体的事物则更有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性质,心理学家就说,感情是一种'黑暗的感觉'。
据说感情活动在大脑中是不通过语言区的,当然,这一点还在继续研究。
但把感情表达出来很困难,往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是共识。
那么,在文学作品中,感情不还是表达出来了吗?
通过什么呢?
通过感觉。
"11]
准确说,也便是在这里孙绍振对苏珊·朗格曾经有的艺术理论高度作出了重大跨越,或者说是做出了重大推进。
对于艺术感觉的系统考察和研究,更多的时候,孙绍振是通过细读和精读文本来完成的。
虽然如此,他却从来不是文本中心论者,同时他重视作家研究却也从未侧重作家中心,更不用说是读者中心了--以至而今的边缘论者也未必就能找出孙氏文论的多少"缝隙",充其量不过抓来几个西方后学大家作为"大旗"来宣布其所谓"过时"而已。
至于真的是什么"过时"了,或者恰恰是那些"时髦"着的东西反而真切地遮蔽了我们自身的问题?
等等,却"无可奉告",不能不说缺失的恰是起码的反思与批判能力罢--相反,孙绍振始终有着他自己的重要问题意识和理论目标,比如,"俄罗斯诗人德瓦尔朵夫斯基,在其长诗《瓦西里·焦尔金》中……说'俄罗斯的雪花,落在他蓝色的眼睛上,再也不会融化了。
'这里不但没有生命感觉的信息,还有对这个人牺牲的惋惜,为什么呢?
俄罗斯最有特点的大雪纷飞的景致,他再也看不到了,这里就包含着一种怜惜,一种对烈士的哀悼之情。
"12]我们显然可以分明看出,其间对"情感、生命、运动和情绪"的分析不仅是文本的也是作家的同时也是读者的,这便是他的归纳,无论是生活、作家(情感)、形式三位一体抑或真、善、美的三重"错位"结构分析,均端赖于此。
最典型且精彩的,也许我们可以举他对贺知章《咏柳》的结构分析为例: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不知细叶谁剪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语文课本上有某大学权威教授的文本分析,说"二月春风似剪刀"比喻"十分巧妙"(就跟没说差不多),并认为这首诗好在它不但歌颂了春天,而且赞美了"创造性劳动"。
孙绍振说:
"一个唐朝的贵族,他脑子里怎么会冒出什么创造性的劳动?
一个新时期的青年,读唐诗,难道也要想着劳动,还要有创造性?
这是不是太累了?
这里,没有唐朝人的情感,也没有今天的读者的感受,这种感想是在中国20世纪50年代的大学中文系受过苏式文艺理论教育的教授才有的。
"接着我们来看他如何提出他的几点怀疑:
"第一,美就是真。
要真实地反映对象,把柳树的特征写出来就很动人了。
但这一点很可疑,如果只把柳树的特征反映出来,不同的诗人写出的柳树不都是一样了吗?
还有什么诗人的创造性呢?
第二,这是一首抒情诗。
抒情诗凭什么动人呢?
凭感情,而且是有特点的感情,不是一般的感情。
要写得好,就应该把柳树的特征和诗人的情感的特点结合起来,光有柳树的特征,只能是干巴巴的。
所以说,'写出柳树的特征'这样的阐释是无效的。
第三,是不是每一首诗都要有道德的教化作用?
如果读这首诗,诗人为大自然美好而惊叹,仅仅是情感上得到陶冶,这样的诗是不是就没有价值了?
第四,最重要的,也是我们今天讲的重点,我们的观念与方法是不是只限于考究艺术形象与客观对象之间的统一性?
统一了,就真了;真了,就美了。
检验这个理论有没有问题,首先还是要看文本。
"13]洋溢于其间的怀疑和批判精神不言自明。
在这一点上,苏珊·朗格也许可能走得更远:
"比较有才气的艺术家(指内心敏感的而不是指艺术上长于文字概念的艺术家)--德拉克洛瓦、马蒂斯、塞尚和一些年轻人,并非总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十分清楚地了解这一点;'活的'形式是传达生命现实这一概念的符号手段。
感情意义属于形式本身而不属于任何它所再现或暗示的东西。
"14]也难怪,实际上大家所共同面对的均是自亚里斯德以来的"艺术是现实的模仿"的巨大精神遗产,怀疑和批判也便成了有出息的理论家的共同使命。
当然我们清楚,不同的学术传承,尤其是不同的逻辑认知和逻辑起点,完全可能导致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人们自然有兴趣了解在重大的艺术问题上,一些重要大家的学术主张的异同。
我们看到,尽管苏珊·朗格也以为"艺术哲学最具生命力的问题,是发生在艺术创作室"中,可比起孙绍振的文本细读的"可操作性",确实存在有诸多"雾里开花"的遗憾。
比如同样是谈论艺术的想象力,苏珊·朗格说:
"这种表现形式的形成是运用人的最大概念能力--想象力来罗致他最精湛的技艺的创造过程。
不论是新的有独创特色的措词的发明,还是小说主题的采纳都不能称为'创造的',只有象征情感的作品的实现,哪怕以最典型的前后关系和方式来进行,方能算得上'创造'的。
而这些方法和规矩在此之前可能为无数人所使用过。
"15]而孙绍振就不这样"玄而又玄",而是不断地具体下去不断地深化下去同时又不断地丰富起来,他说:
"作家的观念、情趣、情感、个性是在作家独特的想象力的诱导下表现出来的。
"16]"最关键的一点,文学想象来自感知的变异,感情冲击了感觉,作家的观察就掺进了情感,就不是原来的样子了。
"17]我们再举他分析闻一多的诗歌《死水》为例(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他说:
"死水,破铜烂铁,剩菜残羹,都是相近相似的,叫人恶心的,但诗的下面就得力于相反联想--也许铜的要绿成翡翠/铁罐上锈出几瓣桃花/再让油腻织一层罗绮/霉菌上给它蒸出些云霞--从破铜烂铁想到翡翠是相反联想,而从铜绿想到翡翠又是相近联想。
铁锈和桃花都是红的,是相近的,但从铁锈的腐朽想到桃花的艳丽,又有相反的特点。
油腻是肮脏的,而罗绮则是高贵的丝织品,其间的联想是相反的。
闻一多的这首诗之所以在想象上这样精致,是因为他把相近、相似与相反的联想渠道运用得出神入化。
"18]相形之下,苏珊·朗格的认识深刻也深刻,却远不能像孙绍振这样做一步一步深入的探究,更不用说其研究层次的丰富性了。
与此同时,苏珊·朗格的过于概括化的表达似乎还潜藏着另一层危险:
"诗从概括化走向概念化,比小说从典型化走向类型化的危险更大。
诗比较短,把握几个意象,难度不太大,就像几张扑克,翻过来组成一副,翻过去还是那几张,又是一幅。
没什么才华的人,心灵不敏感的人,也可能写得中规中矩。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19]
完全体现孙绍振的文学研究层次的丰富性既不可能也无必要,我们仅再举数端也可足见其精神风采。
比如他对古今中外诗歌的解读,其深入浅出而又异彩纷呈,令人难忘的实在太多,比如对聂鲁达的《亚尔梅利亚》的艺术分析:
"统一的贯穿性的旋律(一盆菜……一盆菜……一盆菜)不是单纯的反复,而是以错综多变的意向(细节)出现的。
这种铺张式的形象显得既丰富又不繁琐。
铺张中的凝聚是西方诗歌的一种章法,中国的古典诗歌很少这样。
"20]比如对北岛、余光中和洛夫的诗歌理解,洋溢于其间的智慧、智性和智采让人击节,尤其是对洛夫的《边界望乡》和《舞者》等的分析,让人叹为观止--对前者有非常精彩的长篇分析,这里仅举一句:
"到了最后,诗人又来了一句诗性语言:
'故国的泥土,伸手可及/但我抓回来的仍然是一掌冷雾。
'为什么说这是诗性的语言呢?
因为这完全是想象的、虚拟的,可以理解而不能坐实。
不可忽略的是,抓回来的一把冷雾与前面的手掌生汗形成呼应。
链接和张力,构成章法上绵密的肌理。
"21]几乎就把《边界望乡》解读得通体透明起来。
熟悉孙绍振文论的读者大概都会记得他对古典诗词中的语气、调性、节奏等等均有独到的理解和看法,而对视觉、听觉以及嗅觉、味觉、触觉等知觉和五官通感也颇多深入观察,我们再来看其分析王昌龄的《从军行》(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离别情。
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
"好像就是一幅图画,平面的,但内在的转化是明显的。
尽管琵琶和歌声表达的主题都是关山离别情,但前面两行是有声音的音乐,是动态的舞蹈;后两句则是内在的,一种突然的宁静,而这种宁静不是外在的。
在内心逗引起沉吟和对家乡的思念应该是活跃的,但从外部情境上看恰恰又是宁静的:
'高高秋月挂长城'。
秋月是宁静的,但望月的内心是骚乱的。
在音乐和图画的背后,是双重对比。
前三句是连续不断的听觉形象,一曲又一曲的离歌,一缕又一缕的看不见的愁思,到了最后一句突然转化为望月的视觉形象,纷乱的愁绪陡然转化为宁静的凝望和对家乡的思念。
"22]在《名作细读--微观分析个案研究》新着中,他甚至一开始就对"春天:
九种不同的古典诗情"进行了别开生面的分析,涉及杜牧、叶绍翁、宋祁、辛弃疾、杜甫、贺知章、韩愈、白居易等八个诗人九首诗词,分别赏析了不同诗人的情感特征、语词化(句法)特点、不同心境、情境所营造的不同意境、意象的多彩多姿。
尽管你可以说其经验主义色彩很是浓厚,然而,当你读到杜牧的"千里莺啼绿映红"他说:
"进入想象和假定、虚拟境界不仅是诗人的自由,而且是读者的自由,诗人用自己的自由想象,激发起读者的想象,带动读者在阅读中把自己的感情和经验投入到文本的理解中,一起参与创造。
越是能激起读者想象的作品(不管这种想象是否绝对符合作者的初衷)越有感染力";当你读到叶绍翁的"一枝红杏出墙来"跟(其母本)陆游的"一枝红杏出墙头"之间的比较:
"比之叶绍翁的'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就要逊色一些。
因为,第一,叶绍翁是在耐心地扣门,却久扣不开的情况下,突然发现红杏一枝,充满惊异,为春色之美而激动,和前面的宁静,专注于扣门,构成了一种张力,或者叫做对比。
第二,这种美好,不仅仅是外部世界景物的美好,而且是内心突然和自我发现。
在陆游的诗中,以杨柳为背景,衬托出一枝红杏,是很有表现力的,特别是'遮'字,调动想象,好像杨柳是有意志的,但是不管杨柳多么茂密,也遮挡不住'一枝红杏'。
叶绍翁同样利用了陆游的'一枝',一点红色为由头,先把'遮'改为'关'字,这个'关'字很有讲究,一是来得自然,上承久扣不开的柴门;再是联想的过渡自然顺畅,下启超越性的想象。
柴扉只能'关'人,而诗中的'关'所暗示的不是人,而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春色'。
这是想象的飞跃,也是语义的双关。
下面与这相对应的是'出'字,和陆游一样,但是,由于上面承接'关'字,同样一个'出'字,就有更强的感觉冲击力,为静态的红杏带来了动势";当你读到对"红杏枝头春意闹"、对"春在溪头荠菜花"、对《春夜喜雨》、对《咏柳》("二月春风似剪刀")、对"草色遥看近却无"、对"浅草才能没马蹄"等等的精致比较,对辛弃疾的《晚春》的具体品味和点评:
"值得研究的是,面对如此美好的春天,辛弃疾却不像杜甫、韩愈、杜牧、叶绍翁那样表现出喜悦,也不像他自己在《鹧鸪天》中那样,因为在平凡的荠菜花上发现春天的美好而怡然自得,他感到的是害怕--眺望新春美景却触发了恐惧,这是值得注意的"等等23],你不能不时时被他的细胞意义上的解剖、精神微观层面的洞悉和随机取样切片分析的精到与机敏所折服,不能不深切地感受到其在极力彰显人文精神的丰富性的同时,也时时凸显出其个人的丰富心灵和深刻的艺术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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