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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名帖
历代名帖
《黄州寒食诗帖》苏轼黄州寒食诗帖
苏轼(1037-1101)
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属于四川)人。
他和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以诗文称著于世,世称“三苏”。
他的书法从“二王”,颜真卿,柳公权,褚遂良,徐浩,李北海,杨凝式各家吸取营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努力革新。
他讲自己书法时说:
“作字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三者终不能尽妙,我则心目手俱得之矣。
”他讲他的书法艺术创作过程时说:
“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
”他重在写“意”,寄情于“信手”所
书之点画。
他在对书法艺术深刻理解的基础上用传统技法去进行书法艺术创造,在书法艺术创造中去丰富和发展传统技法,不是简单机械的去模古。
他在执笔方法上运用异于常人的特殊方法,还注意书写工具的改革。
其代表作有《天际乌云帖》、《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春帖子词》、《爱酒诗》、《寒食诗》、《蜀中诗》、《醉翁亭记》等。
其主要作品有:
黄州寒食诗帖、罗池庙碑、赤壁赋、丰乐亭记、黄州寒食诗帖。
黄州寒食诗帖
纸本,25行,共129字,是苏轼行书的代表作。
这是一首遣兴的诗作,是苏轼被贬黄州第三年的寒食节所发的人生之叹。
诗写得苍凉多情,表达了苏轼此时惆怅孤独的心情。
此诗的书法也正是在这种心情和境况下,有感而出的。
通篇书法起伏跌宕,光彩照人,气势奔放,而无荒率之笔。
《黄州寒食诗帖》在书法史上影响很大,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也是苏轼书法作品中的上乘。
正如黄庭坚在此诗后所跋:
“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
”
在我国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
苏轼是负有盛名的一代文豪、艺林泰斗星。
他不仅是一位才华横溢诗人、文学家和画家,而且是一位冠盖千载的书法艺术大师。
著名的《黄州寒食帖》即是苏书艺术中的灿灿精品。
苏轼一生极崇书法艺术,他“幼儿好书,老而不倦。
”认为“凡物之可喜,足以悦人而不足以移人者,其若书与画。
”苏轼的书法作品主要有:
《黄州寒食帖》、《祭黄几道文》、《丰乐亭记》,《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宸奎间碑》、《念妇娇.赤壁怀古帖》,《前赤壁赋帖》、《醉翁亭记碑》、《罗池庙碑》,《杜甫桤木诗卷帖》等等。
《黄州寒食帖》是苏轼被眨谪黄州时作的,时年四十八岁。
元丰二年(公元一O七九年),朝廷中何正臣等人指摘苏轼的《伐塘集》(诗集)有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谤讪讥骂之嫌,弹劫苏轼。
于是,兴起了北宋有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
由此,苏轼被贬为黄州田练副使,进入了他政治的失意时期。
《黄州寒食帖》就是苏轼在贬谪黄州第三个年头的寒食节期间写的。
寒食是我们民族传统的一种风俗,每到冬至后第一百零五或一百零六这一天,禁止烟火,只允许冷食,故名寒食。
这种风俗传说周代即有,民间盛传是力纪念战国时介子推而设。
才华横溢的苏轼,突遭厄运,如身陷囹,欲说难辩,欲罢不忍.满腹雄才大略顷刻付之流水,朝夕幻想的治平天下的宏伟抱负瞬间成为泡影。
沉重的政治打击几欲使他一蹶不拒,他时而精神颓丧,情绪低落,闭门谢客,饮酒浇愁;又时而逃避现实,归诚佛僧,复梦复醒。
苏轼不仅精神骤然衰萎,生活条件也一落千丈,“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生活极为困苦。
他解嘲般地自叹:
“先生年来穷到骨,向人乞米何曾得?
”学识渊深的名流才子竞为世难容到如此田地,怎能不令苏拭悲从中来,遣之毫端呢?
《黄州寒食帖》的内容是两首五言古许。
读之,苏轼那孤独惨淡的生活和凄凉苦闷的心境详如彩绘:
“
自我来黄州,己过三寒食。
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
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
卧闻海棠花,泥污燕脂雪。
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
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巳白。
”
“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
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
空庖煮寒莱,破灶烧湿苇。
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街纸。
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
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此诗是苏轼由寒食节降雨伤情吟出的,南国晴日本寡鲜,又逢寒食雨绵绵,使失意人更添几分凄清之感。
雨丝袭来的微凉,触动久遭冷遇的苏轼,他不禁哀叹:
自来黄州,“已过三寒食”!
三年屈指度日,苏轼天天盼望着春花吐红,江岸铺绿,焦虑地等待着北归之日,重酬壮志;然而春光薄情,难驻黄州。
他空怀拳拳之心,得不到精忠报国的机会。
“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
”虽已是生机盎然的时令,苏轼却强烈地感到似乎处在满天肃杀的悲秋。
能够略略慰藉他的惟有幽独高洁的海棠。
他以海棠自喻,孤芳自赏,愤世疾俗。
于是非常向往一切皆空,物我两忘的佛老虚幻境界,祈念一切烦恼忧伤都在冥冥中偷偷渡去,漠似烟云。
他既用释道相通的教义试图自我解脱,而根深蒂固的儒家忠君思想又迫使他不能安守。
对当时朝廷的腐败误士,苏轼怒不可遏;这样的生活何异于久病缠身的少年,待病愈初起鬓发已斑白如雪了!
雨势愈猛,“小屋如渔舟”颠簸漂泊在“蒙蒙水云里”,正如作者的命运一样飘忽不定。
“破灶”中的“湿苇”难以煮“寒菜”,哪里有寒食节日的气氛,只有旷野上的乌鸦衔着片片纸钱低飞孤鸣......苏轼此时归心似剪,可那“深九重”的“君门”又可望不可及。
他想归隐田园,了此一生,可落叶归根的故乡遥遥万里,自己身难由生。
进退不能,苏轼感到穷途末路,悲痛不已,他的心已如寒食节的死灰不能复燃了。
书法艺术较之诗歌艺术史更具有直观性。
此诗所寄托的情愫见诸于书法作品就更为丰富了,其韵味色彩别有洞天。
苏轼擅长行书。
全帖字形欹正参错,或大或小;结构左右疏密相间,时紧时放;运笔浑厚中带俏丽,圆转中又见劲挺,布白时疏能走马,时又密不通风,浑然天成,自然生动,形成强烈的节奏韵味,反映了他的感情起伏波动,或冷如死灰,或悲情愤慨;有时仰天叹息,有时不甘压抑,是当时苏轼感情的生动流露。
从“自我来黄州”起到“病起头已白”,特别是前三行,结体钭正、大小变化悬殊,时往东去,又往西来,斜斜正正,大大小小,运笔尚未放开,布白也很萧疏,犹如重抚窘境,心情抑郁,欲诉难言,欲哭无泪,希望破灭,苦境难移,反映出一种“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的无限失望的伤情。
从"春江欲入户”句,到“死灰吹不起”,字体明显放大,笔画奔放急促,运笔不计工拙,随心所欲,似无缰骏马,一任其驰骋奔腾,布白密结,似乎透不过气来,反映出苏轼心潮澎湃,悲愤齐涌,不可遏制。
志高才人的苏轼竟落到“煮寒慕”“烧湿苇”的这般困境,似乎可以听到他在呼喊苍天,而苍天给予他的回答是绵绵的寒雨。
情绪突然悲落,只有长叹息,“烧湿苇”、“乌街纸”二句布白突然萧疏,墨色惨淡,直笔无限拉长,就是反映了这种慨叹人生的感情,由于“君门深九重”,“死灰”再也吹不起了,只有叹息而已。
心情渐为恢复,到末尾行笔又复缓慢,持重而平稳地收笔完篇,字体和行笔效果与篇首遥相呼应,辉映合拍。
全篇有雄肆毫放之风,清雅书巷之气,情感发自丹田,气势贯于手笔,从中可看出苏书深厚的功底,笔墨技巧昭昭在日,确实具有心手相忘,“兴来一挥百纸尽,骏马倏忽踏九州”的气势。
王献之洛神赋《洛神赋》是王献之的小楷作品,据说王献之好写洛神赋,写过不只一本。
共计十三行,真迹已不复存在。
今只传贾似道所刻石本,因石色如碧玉,世称“碧玉十三行”。
现藏首都博物馆。
王献之所书《洛神赋》(十三行)体势秀逸,笔致洒脱,清杨宾《铁函斋书号》认为“字之秀劲园润,行世小楷无出其右”。
从《洛神赋》(十三行)中可看出,王献之的楷书笔法不再带有隶意,字形也由横势变为纵势,已是完全成熟的楷书之作。
祭姪文稿(颜真卿)行草墨迹,颜真卿书。
纵28.2厘米,横72.3厘米,25行,共230字。
此帖本是稿本,原不是作为书法作品来写的,但正因为无意作书,所以使此幅字写得神采飞动,笔势雄奇,姿态横生,得自然之妙。
张晏评云:
“告不如书简,书简不如起草。
盖以告是官作,虽楷端终为绳约;书简出于一时之意兴,则颇能放纵矣;而起草又出于无心,是其手心两忘,真妙见于此也。
”元代鲜于枢评此帖为“天下第二行书”。
在此帖真迹中,所有的渴笔和牵带的地方都历历可见,能让人看出行笔的过程和笔锋变换之妙,对于学习行草书有很大的益处。
原迹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
顏真卿(709-785),臨沂人。
字清臣。
書法受學於張旭,兼取法蔡邕、二王、褚遂良,古奧渾樸,去盡娟媚之習。
行書以三稿最負盛名,是卷為現存三稿唯一墨蹟。
內容是悼念為安祿山所害侄兒季明的祭文,用筆蒼勁,悲憤鬱結之情溢於筆端。
兰亭序贴兰亭序贴
汉代以后,经过六十余年的三国鼎立,进入晋代。
书法又出现了一高峰。
隶书的草写,称为隶草,隶草是将隶体基本结构消解,只保留波磔,主要用于写奏章,所以也称章草。
书写章草的代表书家有史游、皇象、索靖等。
在章草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今草。
同时,还出现了楷书和行书。
可以说,到了晋代,篆、隶、草、行、楷诸体已经齐备。
晋代书法以楷书和行书的成就最大,对后世的影响也最大,代表书家是钟繇和王羲之。
钟繇(151—230)字元常,颖川长社(今河南长葛县东)人,曹魏时期,官至太傅。
他擅长隶、楷、行各体,尤以楷书影响最大。
宋人《宣和书谱》中评价他的书法“各尽法度,为正书(即楷书)之祖”。
他的楷书承袭了东汉隶书的遗风,八分开张,左右波挑,势巧形密,自然古雅。
他写的《贺捷表》颇有鸿鹄飞张姿态,被梁武帝萧衍评为“群鸿戏海,舞鹤游天”。
在他的楷书中,还有隶书的笔意。
其作品还有《宣示表》、《力命表》、《还示帖》等。
王羲之(303—361,一作321—379)字逸少,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后徒居山阴(今浙江绍兴)。
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故世称王右军、王会稽。
王羲之楷书师法钟繇,草书学张芝,亦学李斯、蔡邕等,博采众长。
他的书法被誉为“龙跳天门,虎卧凤阙”,给人以静美之感,恰与钟繇书形成对比。
他的书法圆转凝重,易翻为曲,用笔内厌,全然突破了隶书的笔意,创立了妍美流便的今体书风,被后代尊为“书圣”。
王羲之作品的真迹已难得见,我们所看到的都是摹本。
王羲之楷、行、草、飞白等体皆能,如楷书《乐毅论》、《黄庭经》、草书《十七帖》、行书《姨母帖》、《快雪时晴帖》、《丧乱帖》等。
他所书的行楷《兰亭序》最具有代表性。
东晋永和九年(353)农历三月三日,王羲之同谢安、孙绰等41人在绍兴兰亭修契(一种祓除疾病和不祥的活动)时,众人饮酒赋诗,汇诗成集,羲之即兴挥毫作序,这便是有名的《兰亭序》。
此帖为草稿,28行,324字。
记述了当时文人雅集的情景。
作者因当时兴致高涨,写得十分得意,据说后来再写已不能逮。
其中有二十多个“之”字,写法各不相同。
宋代米芾称之为“天下行书第一”。
传说唐太宗李世民对《兰亭序》十分珍爱,死时将其殉葬昭陵。
留下来的只是别人的摹本。
鸭头丸帖 王献之行草书。
二行,文曰:
“鸭头丸,故不佳。
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
”共十五字,系王献之给友人的便札。
真迹现存于上海博物馆。
全帖用墨枯润有致。
姜夔《续书谱·用墨》说:
“凡作楷,墨欲干,然不可太燥。
行草则燥润相杂,以润取妍,以燥取险。
”《鸭头丸帖》两层意思,蘸墨两次,一次一句,墨色都由润而枯,由浓而淡,墨色分明。
从而展现出全帖的节奏起伏和气韵自然变化。
“稿行之草”的行草是王献之独创的书体,《鸭头丸帖》又是他行草的代表作。
传世墨迹《鸭头丸帖》,历来被视为王献之行草书的代表之作,为传世晋唐国宝烜赫名迹之一。
此帖最初见载于北宋徽宗年间的《宣和书谱》。
该书卷十六“王献之行书”目录有《鸭头丸帖》帖目,当为最早之著录。
从帖中绢幅所钤徽宗内府“双龙”(圆)、“政和”、“宣和”、“政龢”、“宣龢”以及“御书”(半印)等印来看,此帖曾为宣和御府所藏。
元朝时,此帖先在文宗内府,后赐予鉴书学士柯九思。
今见原帖骑缝处钤有元文宗“天历之宝”朱文方印,下方余绢上又有虞集的三行小楷题记,云:
“天历三年正月十二日,敕赐柯九思。
侍书学士虞集奉敕题。
”明代,《鸭头丸帖》曾入内府。
据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评法书》云:
万历皇帝,天藻飞翔,雅好书法,每携献之《鸭头丸帖》、虞世南临《乐毅论》、米芾《文赋》以自随。
予闻之中书舍人赵士祯言如此。
可见该帖曾为万历皇帝赏玩。
此后,该帖又先后为项元汴、吴廷等收藏,今藏上海博物馆。
以上是《鸭头丸帖》墨迹较为可信的递藏概况,似乎也算得上是流传有绪的。
但原帖卷后纸上的二则题跋,却颇能启人疑窦。
一则是宋高宗的亲笔题赞:
“大令摛华,敻绝古今。
遗踪展玩,龙蟠凤翥。
藏诸巾袭,冠耀书府。
绍兴庚申岁,复古堂书。
”上钤高宗内府“御书之宝”朱文印。
据考,题赞首句“大令”二字系由“右军”挖改而成。
①另一则写于北宋神宗“元丰已未(1079)十月望日”,云“河东柳充圣美、京兆杜昱宜中同观于安静堂。
”据(宋)周密《齐东野语》卷六记载:
……后又于榷场购北方遗失之物,故绍兴内府所藏,不减宣、政。
惜乎鉴定诸人如曹勋、宋贶、龙大渊、张俭、郑藻、平协、刘炎、黄冕、魏茂实、任原辈,人品不高,目力苦短,凡经前辈品题者,尽皆拆去,故令御府所藏,多无题识,其源委授受岁月考订,邈不可求,为可恨耳。
可知凡入藏南宋内府的古书画,都要被拆尽旧题,原装重裱。
则此卷后,焉得更有北宋元丰诸人题跋,而与南宋高宗题赞、印鉴并见者乎?
因此,有人认为此卷后接拼的二纸,连同卷前钤有“乾卦”(朱文圆印)、“德寿”、“绍兴”(联珠)、“奉华堂印”(高宗妃刘氏印)等印的一纸,都是由他帖割移而来。
②
又原帖无署名,故此帖作者问题曾有争议。
杨守敬《激素飞清阁平帖记》云:
前人亦有谓此为右军书者,细审之,自是大令之笔,与《中秋帖》貌异而中同也。
而现在的一些鉴定家则认为,此帖与公认的王献之《廿九日帖》及《淳化阁帖》中可靠的献之众帖风格不类,而更接近米字,个别字还近似怀素,故不应是献之书迹。
此说以徐邦达先生为代表,现摘引其说如下:
……绢墨颇旧。
用笔洒脱流利,当非勾摹之本。
但与标准可信的王献之行书如《廿九日帖》(在《万岁通天摹王帖》卷中——唐摹极善本)并参阅《淳化阁帖》中各种经米芾、黄伯思评定认可的小王草书诸帖来比对,其笔法、结体以至总的气格形态无一些共同之处。
相反的个别字如“当”字倒很象唐僧怀素真迹《苦笋帖》中所有的“常”字。
从全帖看来,又有些接近于宋米芾的风度。
此帖所用笔较柔软,亦不似晋唐人书中习见者。
又绢地气色、质地均欠沈古。
有一次我曾和《苦笋帖》同案并看,觉得比较《苦笋》之绢气质相差很多——《苦笋》精厚,《鸭头》粗疏,时代显出在怀素之后。
有此三方面的缺点、舛错,我以为此本决非晋人之书,更不用说献之了。
③
本身似宋人书,赵构跋、赞系后配,原“右军”改“大令”。
④
或许是徐先生的判断主要依据目鉴,难免给人以主观和宽泛的印象,故此论并未完全为世人所接受,至今仍然很少有人对此帖持疑,或者虽有疑虑而仍沿旧说。
《书法》2004年第二期揭载穆棣先生《〈鸭头丸帖〉墨迹考辩》一文,则进一步否定徐先生之说,认为今本《鸭头丸帖》即《淳化阁帖》所据之底本,为太宗淳化内府之故藏,且应为唐摹善本,故为大令书迹无疑。
然而,此帖果真是献之所书,抑或献之真迹的摹拓本吗?
笔者认为,此问题仍有作进一步考究的必要,故不揣谫陋,略陈管见,以质高明。
一、今传《鸭头丸帖》墨迹非《淳化阁帖》等所据之底本
传世本《鸭头丸帖》墨迹(图一),绢本,纵26.1厘米,横26.9厘米,二行15字。
原文为:
鸭头丸故不佳。
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
此帖内容亦见于北宋太宗淳化三年辑刻的《淳化阁帖》及徽宗大观初年的《大观太清楼帖》。
从二帖所载《鸭头丸帖》来看,无论在字形结构还是在笔画形态上都毫无差别,可见其所依据的是同一底本。
过去一般都笼统地把传世《鸭头丸帖》墨迹认作是《淳化阁帖》等刻本摹勒所据之底本。
穆棣先生正是在这个前提下断定其“为太宗淳化内府之故藏”,进而推定其为唐摹善本的。
这种推论是否合乎逻辑,我们姑且不论,即以《淳化阁帖》卷十“晋王献之二”之《鸭头丸帖》(图二)与今传《鸭头丸帖》墨迹的比较来看,虽然二者在整体风格以及大部分字的字形结构、笔画形态等方面大致相似,但在个别字的写法上却存在一些明显的差别。
如刻本的“頭”字左右偏旁在长度上差不多相同,墨本该字的“豆”旁则短了一截,字的左下角空悬。
又刻本“不”字最后一点与竖画连成一笔,而墨本则点与竖画不连。
更为明显的区别还表现在“丸”这个字上。
该字“乙”钩的弯转处,刻本笔画圆转而墨本翻折,横钩一笔由翘弧变为平直(略见拱弧),字的体势由宽扁变为斜长,二者风格显得尤为迥异。
由此可以断定,今见《鸭头丸帖》墨本决非《淳化阁帖》等所据之底本。
因为刻本若是据此墨本摹刻的话,就不应有如此大的差别。
二、今传《鸭头丸帖》墨迹非唐摹本
从笔墨效果上看,今传《鸭头丸帖》墨迹用笔洒脱流利,书写自然连贯,无勾摹痕迹。
过去一般都认为它是临本,而穆棣先生则直认定为唐摹善本。
我个人认为,唐摹本的说法不能成立,理由有二:
①今传《鸭头丸帖》墨迹为绢本。
绢为丝织物,透光性能差,丝织纤维也比纸本粗糙,并不适合响拓勾摹之用。
今见唐摹晋人墨迹,均为纸本(硬黄蜡纸或白麻纸),无一绢本,⑤即为明证。
《鸭头丸帖》既为绢本,则其必非摹本,自不待言。
②所谓勾摹,是先以尖笔双勾笔画轮廓,然后填以浓墨,即所谓“廓填”是也。
这样勾摹出来的墨迹,一般轮廓分明,墨色均匀充实;而对用墨枯湿浓淡的变化以及枯笔皴擦的自然效果则无法完全忠实再现。
细察所有唐摹墨迹,无一不具有这个特征。
而今见《鸭头丸帖》墨迹,从“鸭”字到“佳”字,又从“明”到“见”,显然是两次蘸墨书写而成,其中用墨的枯湿浓淡变化及用笔的皴擦痕迹清晰可见,与勾摹的墨迹特征大不相类。
传世献之墨迹中,惟《鹅群帖》、《东山帖》与之相似,而这二帖是公认的米芾临本。
可见把《鸭头丸帖》墨迹认作勾摹是不合原帖实际的。
至于穆先生所举帖中“集”、“当”、“与”等字笔画中出现的所谓“填墨未竣的双钩墨线”,实际上是在枯笔中锋快速运行的情况下賊毫散锋所为。
试观宋人米芾所书的《吴江舟中诗帖》、《苕溪诗帖》、《蜀素帖》及《吾友帖》等,此种笔墨痕迹,可谓比比皆是(图三)。
然则《鸭头丸帖》之“非勾摹之本”(徐邦达语),“又何庸深辩者乎”(穆棣语)?
!
三、今传《鸭头丸帖》墨迹为宋人米芾临本
关于《鸭头丸帖》墨迹的归属,徐邦达先生判定为“似宋人书”或“接近于宋米芾的风度”者。
徐先生的判断依据主要是该帖书法的整体风格,当然还有绢色质地等因素。
而笔者根据对该帖“丸”字写法的分析,认为此帖可直接判定为宋人米芾的临本。
如前所述,《鸭头丸帖》墨本“丸”字的写法,与该字刻本的写法风格迥异,尤其“丸”字的“乙”钩,刻本的写法与王献之甚至王羲之众帖的写法大致相似,而墨本的写法则与之不合。
笔者分析,墨本的这种写法是宋人米芾的一种特殊笔法。
纵观宋以前的所有行草书迹,凡字有“乙”钩向上出锋者,其弯背的部分均作圆转翘弧之状,只有在钩部向下出锋时,才会出现弯处翻折以及横向部分平直(或拱弧)的现象。
而在米芾作品中,其弯钩无论有无钩趯或趯出的方向是向上还是向下,弯处方折和横向平直(或拱弧)的现象,随处可见,如《蜀素帖》中的“丸”、“九”、“见”、“光”、“尫”、“鬼”等字(图四)。
可见,《鸭头丸帖》墨本“丸”字的这种写法是米芾行草书法的一个特点,为前此所未见。
因此,该帖的时代上限应以米芾为准。
而根据帖中“政和”等印鉴来判断,此帖下限不能超过北宋徽宗的政和八年(1118),故从时间上来说,该帖墨本完全可能是米芾(1051—1108)所临。
而米书在北宋时影响并不是特别大:
在其生前,学其书的除了两个儿子友仁和友知外,只有陈师道之子陈昱。
他的书法真正被人们推崇和效仿,是在北宋以后的南宋时期。
因此,在北宋米芾大致同时代的书迹中出现明显米书特点的写法,应该就是他本人的亲笔,而不会是他人所为。
米芾号称“集古字”,精于临摹。
董史《皇宋书录·米芾》引《石林过庭录》云:
米元章近世实未有比。
少时学力豪放,多出绳墨之外,人或谓之颠。
既见古书帖,乃取摹拓,最得其妙,亦有天姿绝人。
中岁但对本临写,十得六七。
由于“天姿绝人”,他所临摹的晋唐名迹能得原帖之妙,往往可以乱真,故常被人有意无意地认作原迹。
据米芾《书史》载:
王诜每余到都下,邀过其第,即大出书帖,索余临学。
因柜中翻索书画,见余所临王子敬《鹅群帖》,染古色,麻纸,满目皴纹,锦囊玉轴装,剪他书上跋连于其后,又以《临虞帖》装染,使公卿题跋。
余适见大笑,王就手夺去。
谅其他尚多,未出示。
可见,米芾的临仿之作,在当时即已大行其道,往往以假充真,被人利用为作伪的本钱。
他自己也有过以临摹本易真迹的劣行。
这些临仿之作,在当时已是鱼目混珠,流传到后世就更是真假难辨了。
这其中,又以临仿王献之、羊欣一路的作品为多,故李之仪有诗云:
“坐间优孟已难别,笔下羊欣更出奇。
”(《姑溪居士后集·有怀米元章》)今见王献之《中秋帖》、《鹅群帖》、《东山帖》等墨迹,均为米芾临仿。
这已是世所公认的事实。
《鸭头丸帖》墨迹为米芾临本,又奚足疑哉?
综上所论,可知今见传世本《鸭头丸帖》墨迹既不是《淳化阁帖》等所据之底本,也不是什么唐摹善本,更非晋人原迹,而是宋人米芾的临写本。
至于此本《鸭头丸帖》墨迹是从淳化刻本临出的呢,还是在米芾任书画博士时临自内府所藏的原迹?
那就不得而知了。
注释:
①王玉池《王献之书法艺术》第40页,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
②③徐邦达《古书画伪讹考辨》(上)第16—17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11月。
④徐邦达《中国古代书画图目》
(二)第346页注②,文物出版社,1987年9月。
⑤今见传世所谓唐摹二王墨迹,惟《褚模王羲之兰亭序》属绢本。
而据考证,此绢本墨迹也是宋人米芾的临写本。
说详沈培方《〈褚模王羲之兰亭序〉系米芾临本考辨》一文(载《中国书法》1995年第1期)。
肚痛贴
无款,传为唐张旭书。
草书6行,共30字。
明王世贞跋云:
“张长史《肚痛帖》及《千字文》数行,出鬼入神,倘恍不可测。
”此《肚痛帖》仅30字,写来洋洋洒洒一气贯之。
从刻帖中可以看出,写此幅字时是蘸饱一笔一次写数字至墨竭为止,再蘸一笔。
这样做可以保持字与字之间的气贯,还可以控制笔的粗细轻重变化,使整幅作品气韵生成,产生“神虬出霄汉,夏云出嵩华”的气势。
释文:
忽肚痛不可堪/不知是冷热所/致欲服大黄汤/冷热俱有益。
张旭字伯高,吴郡人,世称张长史,生卒年月不详。
他得书法得之于“二王”而又能独创新意。
他的楷书端正谨严。
规矩至极,黄山谷誉为“唐人正书无能出其右者”。
若说他的楷书是继承多于创造,那么他的草书则是书法上了不起的创新与发展了。
韩愈说:
“旭善草书,不治他技故旭之书,变动如鬼神,不可端睨。
”杜甫在《八仙歌》中写道:
“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他能把书法艺术升华到,用抽象的点线去表现书法家思想情感高度的艺术境界。
在书法艺术中,他的字貌似怪而不怪,关键在于点画用笔完全符合传统规矩。
可以说,他是用传统技法表现自己的个性,而在书法上成了有创造力的无愧于自己时代的书法家。
博大清新,纵逸豪放之处,远远超过了前代书法家的作品,具有强烈的盛唐气象。
怀素:
食鱼帖《食鱼帖》后有宋人吴(吉吉)于徽宗宣和甲辰(公元1124年)七月题跋,另有一未具名跋文,从书体看,同是吴(吉吉)所题,而后一跋文墨迹粗重、凝炼,更为精彩。
宋人跋后有清人何元英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跋文(上图)。
帖前有米汉雯题的“翰珍”两字引首。
卷中有很多宋、元、明以来鉴赏家的印章。
如左右角盖有古印(字迹已经模糊不清),另有宋代“希”字朱文半印,元代“乔篑成印”、“赵子昂氏”、“张氏蓬山珍赏”、“张晏私印”、“句曲外史”等朱印,后隔水绫上有“大雅”、“子昂”、“贞节堂印”、“春草堂图书印”(朱文),“陈彦廉氏”和明代的项元汴诸印。
后绫隔水与宋人的跋纸骑缝上,有元代张晏“瑞文图书”、“贤志堂印”、“襄国张氏”、“瑞本家传”等印和项元汴诸印。
这是一件流传有序的作品。
此卷未见著录,但李日华《六研斋三笔》卷二载有怀素《食肉帖》,文字和此卷《食鱼帖》基本相同,只是“善”字下“之”字,“日”字上作“晦”,如非传抄讹误,即李氏所见是另一摹本。
顾复《平生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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