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税生效应.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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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税生效应
第四章税生效应
第一节税收与劳动供给
劳动力是最大体的生产要素,在整个经济生活进程中,它与资本一道成为决定经济产出能力的两大大体要素。
因此,在经济学中很重视税收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其目的不仅是研究税收如何令人们的劳动供给最大化问题,还在于分析税收如何干扰人们在劳动力投入方面的选择。
一、税收与劳动力供给曲线
在讨论既定税制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之前,咱们先讨论税收对劳动力供给曲线的影响。
为了便于分析,咱们假定:
(1)个人的劳动时刻能够转变;
(2)工资率是唯一的,劳动力供给有完全弹性;(3)所得税按比例税率课税,政府支出对劳动力没有影响。
在这些假定之下,劳动力的供给曲线有两种表现形式。
在图8-1中,劳动力供给曲线S向右上方斜倾,它表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形下,与各个不同的工资率水平相对应的最大工作量,即劳动力供给与工资率成正比,劳动时数随工资的增加而提高。
若是在征税前工资水平为W1,决定相应的劳动供给为L1。
在征收比例所得税的情形下,实际工资率降为(1-t)W1,劳动时数减为L2。
在这种情形下,表明政府征税减少了劳动力供给。
图8-1政府征税减少劳动力供给
而在图8—2中,劳动力供给曲线为一条向后弯曲的曲线,它表明若是工资率提高,人们会减少劳动时刻。
从图中来看,劳动力供给在开始阶段随着工资水平的增加而递增,但在工资水平达到必然程度,人们对工资收入的需要不那么迫切,劳动力供给开始趋于减少。
在劳动力供给曲线向后弯曲的情形下,政府对工资收入水平征收所得税会致使工资水平从W1下降到W2,即(1-t)W1,如此,劳动者的劳动时刻从L1增加到L2,这表明税收增进了劳动力供给的增加。
图8—2政府征税增进劳动供给增加
两种劳动力供给曲线表明税收对劳动力供给的两种不同效应。
那么,为何税收对劳动力供给会产生这两种不同的结果呢?
面对政府的征税,劳动者在劳动力投入决策上会作出什么样的反映呢?
二、税收对劳动与闲暇选择的影响
经济学理论以为,个人福利水平的提高不仅在于劳动所取得的收入当中,也存在于闲暇所取得的精神享受当中。
所以,在经济学的分析中,一般是把闲暇看成一种商品,而且是一种优质商品。
人们所拥有的时刻可分为两部份用途:
劳动和闲暇。
劳动和闲暇之间存在着互换关系。
人在一天中若是用于劳动的时刻长了,取得的工资收入也高,但闲暇的时刻就短了。
反之,当人们选择闲暇时,他(或她)必然要舍弃必然的工资收入。
所以,闲暇和劳动之间存在着一种彼此换的关系。
工资率能够以为是劳动的价钱,也是闲暇的价钱,它意味着人们为了取得1小时的闲暇而舍弃的收入或说是所愿意付出的货币价值。
研究税收对劳动供给的影响时实际上是分析税收如何影响个人在工作和闲暇之间的选择。
为了便于分析,咱们能够设立一个简单的模型。
在图8—3中,OA是个人所能拥有的最大的时刻量,若是不用于闲暇则用于工作,其中任何一点都同时表示闲暇时数和劳动时数。
它也是闲暇的最大时数,若是闲暇时数为OA,则意味着收人为零。
AB为预算约束线,其斜率为小时工资率W。
个人对闲暇与劳动的偏好用无不同曲线I表示,Il与AB相交的E1点决定了他或她选择OL1用于闲暇,LlA用于劳动,收入为OD。
现假定政府征收税率为t的比例所得税。
征税后,小时工资率从w减至(1-t)w,这意味着消费1小时的闲暇所舍弃的收入为(1-t)w,也就是说税收使闲暇的相对价钱降低了,从w降为(1-t)w。
这时,他或她的预算约束线会从AB向内旋转到AC,其斜率为(1-t)w。
AC较之AB较为平缓。
由于税收,他或她的劳动——闲暇选择必需进行从头调整,在图a中,调整后的均衡点为E2,在E2,他或她的闲暇时数为OL2,劳动时数为L2A,税后收入为OF。
征税使他们的劳动供给从L1A,减到L2A,减少时数为L1L2。
结论为征税减少了劳动供给。
可是,假设人们的劳动——闲暇的偏好不同,结论可能相反。
如图b表示的那样,一个人的税前税后预算约束线与图a相同,税前的劳动时数也相同,但征税后,他或她对劳动——闲暇的选择不一样。
在图b中,征税后,他或她选择的无不同曲线为I3,与预算约束线的交点为E3。
这时,他或她的闲暇时数为OL3,劳动时数为L3A。
显然,税后的劳动时数增加了。
在这里,征税增进了劳动供给的增加。
图8—3比例所得税下的劳动——闲暇选择
征税对劳动供给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影响的原因就在于征税对人们的劳动——闲暇选择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效应。
一是税收的收入效应。
税收在劳动力供给方面的收入效应是指由于征税直接减少了个人的可支配收入,从而使纳税人减少闲暇及其他商品的消费。
减少闲暇的消费则意味着增加劳动时刻,或说,为了维持原有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而比过去更尽力地工作,从而增加劳动力投入。
第二种效应是替代效应。
税收对劳动供给的替代效应是指征税会降低闲暇相对于劳动的价钱,使纳税人在劳动和闲暇之间的选择发生转变,以闲暇代替劳动,造成劳动力供给的下降。
税收的这种替代效应对劳动力供给有一种扭曲作用。
税收的这两种效应,对劳动力供给的作用方面是相反的,并往往彼此抵消,在这种情形下,税收对劳动供给总的影响,取决于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之间的净效应。
图8-4税收对劳动供给的效应——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
在图8—4中,AB为税前预算线,它与无不同曲线在El相切,税前人们选择的闲暇时数为OL1,劳动时数为L1A。
征税后预算约束线从AB内旋至AC,新的预算线与新的无不同曲线相切于E2,由该点所决定的闲暇时数为OL2,劳动时数为L2A。
增加劳动供给为L2L1(L2A-L1A)。
这是在图中给定的劳动——闲暇偏好的条件下税收对劳动供给的总效应。
现把这种效应分解为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进一步分析。
先看税收对劳动力供给的替代效应。
替代效应是指征税后闲暇相对价钱下降引发纳税人以闲暇替代劳动,它表明的是一种价钱转变的效应。
为了分析替代效应,在这里假定征税后,纳税人取得其他形式的非税收入,如政府补助,如此,收入与税前持平,收入效应被抵消,征税后纳税人的无不同曲线仍与税前相同。
由于闲暇与劳动之间的相对价钱发生了转变,原来的无不同曲线I1与预算约束线的相切点再也不是E1,而是移至与补偿预算曲线DF的相切点E3。
DF的斜率为(1-t)w,(即与AC平行),它表明闲暇相对价钱下降了,纳税人选择更多的闲暇代替劳动。
税收的替代效应为L1L3。
再看收人效应。
收入效应是指征税减少个人的可支配收入,从而促使纳税人为维持原有的消费知足程度而减少闲暇,增加劳动时刻。
它反映的是个人效用程度的下降,不反映闲暇与劳动之间相对价钱的转变。
所以,无不同曲线平行移至I2,与新的预算约束线相切于E2,由此决定的劳动和闲暇的最佳组合为L2A和OL2,闲暇减少或劳动供给增加的数量为L3L2。
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反向运动,前者致使人们减少劳动,后者刺激人们增加工作,二者的净效应是使劳动供给量增加L1L2(L3L2-L1L3)。
在上例中,税收对劳动力供给的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最后总的效应是增加劳动供给。
但那个结论不是唯一的,给定一组不同的劳动——闲暇偏好,结论是相反的,如图8—5所示:
图8-5税收对劳动供给的供给——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
在图8-5中,给定一组与图8-4不同的劳动——闲暇偏好。
在如此的情形下,税收对劳动力供给的替代效应大于收人效应。
二者相抵后,净效应为劳动供给减少,闲暇增加。
上面两个例子告知咱们,个人不同的劳动——闲暇偏好使得税收对劳动供给效应截然不同。
不断地改变图中的工资率,能够取得一组预算线与无不同曲线的切点,将其连结起来,形成一条劳动供给曲线,前面的图8-1与图8—2就是由此推导出的两条典型的劳动力供给曲线。
三、不同所得税对劳动供给的效应比较
在上面的分析中,咱们假定政府所征收的是比例所得税。
但实际上,不同税种对劳动供给的效应是有所不同的。
图8-6为比例所得税和一次总额课税在劳动供给方面的效应。
图8—6总额课税和比例所得税对劳动供给的效应比较
在图8-6中,AB为税前预算线,I1为税前无不同曲线,AC、I2为征收比例所得税下纳税人的税后预算约束线和无不同曲线。
纳税人选择的闲暇和劳动时刻别离为OL2和L2A。
在—次总额课税的情形下,纳税人的预算约束线向内平行移动至DF,这是因为一次总额课税按固定税额征收,不随收人额的增减而变更,所以,收入与闲暇之间的置换关系即预算约束线的斜率不会改变。
假定一次总额课税的税额与课征比例所得税额相同.那么,DF一定要通过E2,且其斜率大于比例所得税制度下的斜率(1-t)w,纳税人可达到的最高无不同曲线为I3。
由L3与DF相切点决定了纳税人的闲暇时效为OL3,劳动时数为L3A。
同比例所得税制相较较,L3A大于L2A,二者之间的差额为L3L2。
由此可见,总额课税比比例所得税更能刺激劳动供给的增加。
其原因就在于一次总额课税只具有收入效应,不具有替代效应,因此它不会妨碍劳动与闲暇之间的相对价钱。
所以,它对劳动供给的妨碍效应较小。
再把这种比较扩展到累进所得税。
累进所得税的特点是税率随计税基数的增加而递增,如咱们在第六章分析的,在累进税中,平均税率和边际税率都增加,而且边际税率老是大于平均税率。
而在比例税中,税率相对于计税基数维持同一,而且边际税率和平均税率老是相等。
固然,若是考虑到固定免税值的规定,比例税率也具有了累进性。
这种税制也称为固定比例的累进税或线性累进所得税。
在这种情形下,其边际税率不变,而平均税率则是递增的。
分析累进税制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可采取与比例税相似的分析方式,但这里主要应考虑的是平均税率与边际税率对劳动供给的不同效应。
一般以为平均税率产生收入效应,鼓励人们增加劳动供给,边际税率产生替代效应,致使劳动供给的减少。
就这一点而言,累进税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在专门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边际税率的高低。
而累进税中边际税率老是高于平均税率,因此,累进税中的替代效应要大于收入效应。
可是,累进税制特点与比例税制的特点有专门大不同,所以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很难下绝对的预测。
累进税制和比例税制的税率特点如下图所示:
图8—7累进税率、比例税率中的边际税率和平均税率
在图8—7中,在实行累进税情形下,1组免税。
2组的平均税率和边际税率都低于比例税中的情形。
3组中的边际税率在两种税制中都一样,但累进税中的平均税率低一些。
4组中的边际税率高于比例税,但平均税率比比例税低。
5组的边际税率和平均税率都高于比例税。
在这种情形下,累进所得税对劳动供给的影响与比例所得税相较很难肯定谁优谁劣。
另外,在实行累进税制情形下,不同收入的人们对应不同的税率,不像在比例税制下,不同收入的人们面对的是同一税率。
所以,很难预测累进所得税对社会劳动供给总量的影响是什么。
四、影响个人劳动供给决策的其他因素
上述分析表明,一个人的劳动供给决策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
预算约束线的位置及个人的劳动——闲暇无不同曲线。
影响这两个方面的变量也是影响一个人劳动供给决策的变量。
除上面分析,影响个人预算约束线和劳动——闲暇无不同曲线的变量还有下面几个方面:
(一)税后工资率的变更
在咱们前面的分析中,是假定税前税后工资率不变。
但实际上,由于所得税必然要影响社会劳动供给的总量,因此也必然会影响市场的工资率,而转变了的工资率最终要影响劳动力市场的供给。
图8—8为工资率转变对税收在劳动供给方面的影响。
图8-8工资率变化对税收在劳动供给方面的影响
在图8—8中,假定资本价钱不变,供给曲线S是在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的情形下劳动供给曲线的总和,由个人的无不同曲线导出。
D为各企业在不同的工资率下愿意购买劳动的总和。
现对毛工资w按t的税率征收所得税,则劳动者的税后净工资为wl(1-t),供给曲线s反映各类净工资水平上的劳动供给量。
但需求曲线是就毛工资率而言的,为使两条曲线具有可比性,要把供给曲线还原为按毛工资率表示。
把s按1/(1—t)比例上移,s/(1-t)为在税前毛工资率下的劳动供给量,均衡点为b,毛工资率为W2,净工资率W2(1-t)。
劳动供给从L1减至L2。
而若是工资率不变,仍为wl,则劳动供给减至L3。
由此可见,工资率的可变性减缓了税收对劳动供给的整体影响。
(二)非劳动收入的征税问题
非劳动收入如股息、利息、转移性收入等是影响预算约束线的另一重要因素。
在上述的分析中,是假定个人只有劳动收入,而在现实生活中,个人除了劳动收入外,还有非劳动收入来源。
在存在非劳动收入的情形下,个人的预算约束线及劳动供给的转变如图8—9所示。
图8—9存在非劳动收入情形下,税收对劳动供给的影响
在图8-9中,个人税前预算约束线为ABC,其中AB为税前资本所得。
在按比例税率t对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征税时,预算约束线变成AFD,其中AF=AB(1—t),DF的斜率为w(1-t)。
新的无不同曲线与新的预算约束线相切于E2,决定劳动供给量从L1A增加至L2A,增加量为L2L1。
由此可看出,非劳动收入的存在偏向于鼓励个人少供给劳动。
但对非劳动收入征税,则会产生收入效应,致使劳动供给增加。
(三)劳动时刻的选择问题
劳动——闲暇的偏好是决定个人劳动供给转变的重要因素,这是在假定个人对劳动——闲暇有充分选择的前提下进行的。
但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个人对劳动时刻的选择是有限的。
第一是劳动力的需求。
在劳动力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的状态下,个人从事某一工作的时刻长短,不仅取决于个人的劳动——闲暇偏好,还要取决于雇主。
即便劳动力市场是非竞争性的,有时工会的压力或政府的干与也会影响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
第二,个人的劳动决策还要受到制度的硬性规定或时刻不可分割的影响,如国家制定对劳动时刻的法律性限制、8小时工作日等,不可能自由地变更劳动时刻。
即即是个人能够旷工、加班、兼职,但这毕竟只占劳动量的一部份。
再次,年龄、性别、婚姻等因素会对个人劳动——闲暇选择有专门大影响。
一样,这些因素也对雇主在决定是不是招聘时产生专门大影响。
以上分析是从所得税角度来分析税收对劳动供给的影响的。
商品课税由于并非是对劳动所得课征的,所以一般不会像所得税那样直接影响劳动力的供给。
但这并非意味对商品的课税对劳动供给就没有影响。
若是咱们把闲暇看做是一种特殊商品,就会发觉商品课税对劳动供给也会产生影响。
就一般商品课税而言,闲暇这种特殊商品并无包括在其税基中。
因此,对一般商品的征税可能会扭曲人们在闲暇和一般商品消费之间的选择,刺激人们多消费闲暇,从而减少劳动供给。
可是对一些与闲暇一路消费的商品如网球、高尔夫球、游艇、野营设备及其他度假利用的商品劳务等进行征税,则减少人们对不工作的刺激,鼓励人们多工作。
由此能够看出,商品课税对劳动供给不是完全无所作为。
固然,商品课税的作用比所得税隐蔽,它是通过致使商品价钱上涨,降低人们的实际福利水平来达到的,不像所得税那样,直接影响工资率水平。
第二节税收与储蓄
储蓄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腹地位,储蓄水平转变影响一国经济活动水平。
一般而言,一国的储蓄总量包括公共部门储蓄和私人部门储蓄。
私人部门储蓄包括公司储蓄和家庭储蓄。
本节主要讨论家庭储蓄水平转变问题。
对于一个家庭,储蓄是把家庭收入转移到未来某时期进行利用以使未来取得知足的活动。
从储蓄和消费的关系来讲,它是一种未来的消费。
家庭进行储蓄一般有3个动机:
(1)生命周期动机,即为了平衡个人一生中收入和所需的消费在时刻上的不同而进行储蓄,如为退休而储蓄;
(2)谨慎动机,即为了避免意外而进行储蓄;(3)馈赠动机,这是为了孩子或其他亲属而进行的储蓄。
另外,还有投资动机,等等。
除这些因素外,税收也是影响家庭储蓄行为的一个因素。
一、所得税对储蓄的影响
个人所得税对家庭储蓄行为的影响,是通过对个人可支配收入和税后收益率的影响来实现的。
在这里,咱们以简单的生命周期模型为基础,分析税收对生命周期动机的储蓄效应。
假定一个人的一生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为工作期,个人在这一时期取得的收入为Y,消费为C1,第二时期为退休期,在该时期,个人用第一时期的储蓄来维持消费,并假定第一时期的储蓄在第二时期全数消费掉,储蓄的利息率为r,则第二时期的消费C2等于个人在第一时期的储蓄加上这笔储蓄所带来的收益,即S1(1+r)。
由此,个人一生的预算约束条件式为:
Y=C1十S1
由C2=S1(1十r)得Sl=C2/(1+r),则:
Y=Cl十Sl=C1+﹝C2/(1十r)﹞
式中C2/(1十r)为第二时期消费C2在第一时期的现值,1/(1+r)为现值系数,也是第二时期消费的价钱。
个人在第一时期和第二时期消费的关系可从图8-10看出。
图8-10税收对家庭储蓄的收入效应
在图8-10中,AB表示个人的税前预算线,其斜率为(1+r),它表示个人在第一时期舍弃1元的消费可换来第二时期(1+r)元的消费,OA表示个人第一时期工作的全数收入用于第一时期消费的消费量,OB表示个人第一时期收入全数用于第二时期消费的消费量。
无不同曲线与AB相切于E,E点表示第一时期和第二时期的消费效用达到最大时的均衡点。
现假定政府征收税率为t的比例所得税——一个人取得收入后征收一道所得税,在收入进行储蓄后再征一道所得税。
征税后,个人在消费——储蓄方面的转变能够从两个阶段来考察:
第一阶段,对个人在第一时期的工资收人按t的比例征收所得税,直接减了个人的可支配收人,但不影响利息率水平,所以,不改变第一时期和第二时期消费的相对价钱关系。
在图8-10中,预算约束线从AB移至CD而不改变其斜率,新的预算约束线与较低的无不同曲线Il在E1点相切,决定了第一时期的消费从C11减少到C12,第二时期的消费也从C21降到C22。
这种变更反映的是所得税对储蓄的收入效应,由于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减少,使得个人消费和储蓄同时下降。
可是这种效应在理论上并非能取得充分证明。
这里是假定个人对消费时刻的偏好在税后不变,无不同曲线平行下移。
可是,税后个人的可支配收入减少后,个人对消费时刻的选择可能会发生转变,出现两种不同的选择:
或是为了维持当期消费水平而减少储蓄,或是为了保证未来的消费水平不下降而增加储蓄,减少当期消费。
如图8-11所示。
图8-11征税后,个人消费——储蓄偏好转变所产生的效应
在图8-11中,若是税后无不同曲线下移至I1,与预算约束线相切于El,则本期消费不变,仍维持在C11,而未来消费则下降为C22,意味着储蓄减少。
若是税后无不同曲线下移至I2,则与预算约束线相切于E2,所决定的本期消费减少至C13,意味着个人更多地考虑保证未来的必然消费水平而增加储蓄。
在这里,表明了征税引发个人可支配收入减少后,储蓄如何转变关键在于个人对消费——储蓄的偏好。
第二阶段,政府对利息所得征税。
对利息的征税能够纳入一般所得税的税基中开征,也能够单独设置税种征税。
征税后的效应能够从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对利息征税后,纳税人未来税后收入来源减少,必然影响纳税人对第一时期消费或第二时期消费的需求,总的效用水平降低,产生税收的收入效应。
第二,对利息课税后,储蓄的名义利率水平仍为r,但实际利率水平降为r(1-t),实际利率水平转变后,第二时期消费的现值系数变成1/[1+r(1-t)],这意味着第一时期消费和第二时期消费的相对价钱发生转变,第二时期消费价钱因征税而上升,第一时期消费的价钱相对下降。
第二时期消费价钱上升后,会降低储蓄对纳税人的吸引力,人们更偏向于增加此刻的消费,即增加当前消费在总支出中的比重,从而降低储蓄,产生税后的替代效应。
税收这两个方面的效应可以用图8-12来讲明。
图8-11征税后,个人消费——储蓄偏好转变所产生的效应
征税后,第二时期消费的价钱上升,使预算约束线的斜率发生转变,从CD向内旋转为CF,新的预算约束斜率为1+r(1-t)。
征税后,纳税人可支配收入减少,总的效用水平下降。
假定纳税人原有的消费——储蓄偏好不变,无不同曲线从I1平行下移至I2,与新的预算约束线相切于E2,决定税后第一时期消费为C14,第二时期消费为C24。
按消费与储蓄关系,储蓄等于第一时期收入与第一时期消费之差,则图中所反映的是第一时期消费从C12增加至C14,第一时期消费的增加意味着储蓄的减少,税前储蓄为C12C,税后储蓄为C14C,C14C小于C12C,利息所得税的开征减少了储蓄,减少额相当于C12C14的距离。
其中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分析与上节税收对劳动供给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相同。
可是,正如咱们在前面所分析的,那个结论并非是一般的规律。
税收对储蓄行为的影响并非肯定,减少或增加储蓄,取决于无不同曲线的曲率,即纳税人对消费——储蓄偏好的选择。
纳税人消费—储蓄偏好不同,无不同曲线曲率不同,所以E2点也可能是在原均衡点E1的左侧。
若是是如此,则意味着纳税人为保证任一既定的未来消费被迫维持必然的储蓄而大大地减少前期消费,乃至增加储蓄。
由此看来,个人消费——储蓄偏好在税收产生效应进程中起专门大作用。
而个人消费——储蓄偏好在不同的收人家庭之间有专门大不同,所以税收对不同收入家庭的储蓄的效应也不同。
一般而言,高收人家庭的边际储蓄偏向相对较高。
所以,利息所得税的征收,对高收人家庭的储蓄抑制作用要高于低收人家庭。
另外,咱们在这里分析的假定是比例所得税,在累进税制情形下,税收的收入效应取决于平均税率,替代效应取决于边际税率,税收的累进程度越高,对家庭储蓄的抑制作用越大。
所以,降低税收的累进程度有利于动员家庭储蓄。
可是,从总的税收政策目标来考虑,如此做无益于收入的公平分派,决策时还须进行全面衡量。
二、消费税对储蓄的影响
消费税的税基是家庭收入顶用于消费支出的部份,对于收入中不用于消费的部份则不征税。
所以,就对家庭储蓄的影响而言,对消费支出的征税比所得税更有利于家庭储蓄的增加。
因为所得税的课税对象是个人的全数收入,而不论这种收入是不是用于支出,因此它具有明显的重复征税的性质。
当纳税人取得收入后,缴纳一次所得税,在取得储蓄利息后,又征一次税。
而消费支出税就不存在那个问题,它只是在收入用于支出时方征税,对储蓄利息不征税。
在这种情形下,显然,储蓄的报酬率比所得税条件下要高。
假定,所得税实行比例税率,税率为t,消费支出税与所得税相同,且昔时收入不支出,全数用于储蓄,则两种税制下纳税人的税后收入别离为:
Y1=Y(1-t)+Y(1-t)r(1-t)
=Y(1-t)[1+r(1-t)]
Y2=Y(1+r)(1-t)
Y1为所得税制下的税后收入,Y2为消费支出税下的税后收入。
由于(1-t)<1,显然[1+r(1-t)]<(1+r),所以,Y1<Y2。
举实例说明,假定某纳税人有收入1000元,昔时不支出,全数储蓄。
所得税和消费支出税的税率均为50%,利率10%。
在征收所得税的情形下,应纳500元税款,税后收入作为储蓄,一年后利息50元,再按50%税率对利息征税,税款25元,两部份税款共计525元。
在支出税的情形下,第一年不支出,不必纳税,1000元全数储蓄,一年后利息100元,不用征税,待1100元全数用于支出时征税,税款为550元。
两种不同的税制相较较。
所得税制下,储蓄的实际报酬率为r(1-t)=10%×50%=5%(或25/500=5%),而消费支出税制度下,储蓄的报酬率即为年利率10%,较高的报酬率有利于刺激储蓄。
因此,在同样税率的条件下,消费支出税比所得税更能鼓励储蓄。
另外,由于所得税在取得收入时即负有纳税义务,而消费支出税是在收入用于支出时要求纳税人承担纳税义务。
所以,消费支出税与所得税相较较还有递延纳税的特点,在必然的税率条件下,消费支出税的税款价值低于所得税,纳税人由此取得税款的节省。
表面上,所得税税款525元,消费支出税税款550元,消费税大于所得税,但由于纳税义务发生的时刻不同,消费税实际上推延了500元税款的缴纳时刻,使纳税人取得了一部份税款的节省。
在本例中,假定社会的年贴现率即为10%,总的所得税税款的现值为523元(500+25/(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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