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袭蓝袍下的红色肉身 张爱玲性格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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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袭蓝袍下的红色肉身张爱玲性格考
一袭蓝袍下的红色肉身——张爱玲性格考
“张恨水的理想可以代表一般人的理想。
他喜欢一个女人清清爽爽穿件蓝布罩衫,于罩衫下微微露出红绸旗袍,天真老实之中带点诱惑性……”
暂且借了这句话,将张爱玲的那袭华美的袍定为蓝色吧。
——题记
1943年,张爱玲横空出世,她的笔澹然扫过孤岛时期的上海,锋头一时无二。
但是,她的消逝也是倏忽而至的。
为了那么一个不堪的男人,在那个仓促的时代中,她迅速地萎谢了。
真相并不能考,谁能说得清楚谁。
你能够看到的,只不过是她让你看到的。
不过也只得她,将冷与热,俗与雅,放恣与哀矜,绚烂与沉寂,集于一身。
哪一个才更接近真实的她?
我只是尽我的力,把所寻得的她的性格的蛛丝蚂迹铺陈如下。
蓝耶?
张爱玲兼具冰(蓝色性格)与火(红色性格)的特质。
她对世俗的快乐十分的投入,但是经过她的笔写出来却是冷冷的、苍凉的,所以起初,据她的《传奇》,我得出的结论是,她是蓝色的。
仿佛她只是绕着手,在一角冷冷地旁观着。
她的冷弥漫在所有的作品中。
终其一生,她几乎从没有歌颂过任何伟大的情感。
在她认为,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
她写的故事里没有一个主角是个“完人”。
有的也不是坏,只是没出息,不干净,不愉快。
她用她的酷眼把他们看明白了,看扁了,放在书里,清醒而尖利。
《烬余录》里,她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没良心的看护,痛恨着病人的叫唤,只是躲在屏风后面看书。
“终于一房间的病人都醒过来了。
他们看不过去,齐声大叫:
‘姑娘。
’我不得不走出来,阴沉地站在他床前,问道:
‘要什么?
’他想了一想,呻吟道:
‘要水。
’他只要人家给他点东西,不拘什么都行。
我告诉他厨房里没有开水,又走开了。
”能够不理会的,一概不理会。
“立在摊头上吃滚油煎的萝卜饼,尺来远脚底下就躺着穷人的青紫的尸首。
”
还有她的那些貌似蓝色的习性。
她严格恪守自己的处世原则,尤其是时间观念很强。
如果她和你约定的是下午三点钟到她家里来,不巧你若时间没有把握准,两点三刻就到了的话,那么她即使来为你应门,还是照样会把脸一板,对你说:
“张爱玲小姐现在不会客。
”然后把门彭地一声关上……万一你迟到了,三点一刻才去,那她更会振振有词地告诉你:
“张爱玲小姐已经出去了。
”如果是接待朋友,包括很熟悉的朋友,她也正正式式打扮好,可见对约定之事的重视与责任感。
她对讨厌的人可以熟视无睹,并坦然地说,我不认识她。
她与好友一起吃饭也分别付帐,银钱清爽。
她的“两不相欠”还体现在,自己也不宽裕的情况下,用钱财周济两任丈夫。
胡兰成亡命两年,均是她寄钱去,在与胡兰成的分手信里,还附了30万元她写电影剧本所得稿费。
爱既消失,则唯存义务,义务既尽,则再无遗憾。
对感情不怎么深厚的赖雅也以她的方式尽了义务。
(正是亲人之不负责任,使其笔下人物不负责任。
正是亲人之不负责任,使其自己拼命要负责任。
)
除了她的“不负责任”和“负责任”的矛盾外,她的冷色调的特征还有:
敏感内省,孤高自赏,超然矜持,自私冷漠。
清洁的理性,绝对的喜恶。
彻底的个人主义,不因世俗的标准而违背自己的意愿,亦不求见谅于世人。
习惯独处,最红的时候仍视交际为畏途,晚年更是离群索居,对私人空间极端的维护……写到这里,近乎是蓝色的了。
但是那句名言——“出名要趁早呀!
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却是厚重的蓝袍掀起了一角。
红也!
出名要早,享乐要快。
想做什么,立刻去做,都许来不及了。
因为“人”是最拿不准的东西,因为这是乱世,所有的一切可能只是幻象。
她消极地快乐着,乐意表现出与名士派不沾边的一身俗骨,毫不掩饰对钱以及一切世俗物质的爱。
这是《流言》里的张爱玲,比起《传奇》的冷,她更多地流露出一丝暖意。
如果小说可以是刻意经营的传奇的世界,散文则能够有更为自由挥洒的空间。
《流言》中的一些篇什,如《私语》、《烬余录》、《童言无忌》、《我看苏青》等,有更多自传性的意味,无疑是看张的一个便捷的通道。
任谁,在面对亲近知己的人,在得意高兴的时候,在自然轻松的状态下,都能够露出本色来。
张爱玲也不例外。
拜《流言》所赐,我们得以知道她的细细碎碎的快乐。
吃、穿、游玩、花钱,无一不让她感到愉快,而声音、颜色、气味,都能给她带来莫名的快感。
“……秋凉的薄暮,小菜场上收了摊子,满地的鱼腥和青白色的芦粟的皮与渣。
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
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
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
”
“所以活在中国就有这样可爱:
脏与乱与忧伤之中,到处会发现珍贵的东西,使人高兴一上午,一天,一生一世。
”
虽然是绕着手,隔得远,仿佛事不关己,却是津津有味的观察。
就象她对自己一张照片的描述:
“照片里的笑,似乎有藐视的意味——因为太感到兴趣的缘故,仿佛只有兴趣没有感情了,然而那注视里还是有对这世界的难言的恋慕。
”她对市井之事,对生活的蓝本,对人性本来的脉络的描摹的兴趣,还原出一个善于享受人生乐趣的张爱玲。
她一早就懂得及时行乐。
生平第一次赚钱,是在中学时代,画了一张漫画投到英文《大美晚报》上,报馆里给了五块钱,她立刻去买了一支小号的丹琪唇膏。
(碰上自己喜欢看的电影,她可以刚到杭州游玩就马上返回上海连看两场。
)
幼时有很多宏愿:
“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于消化的东西。
”
“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自己有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
”
七岁之前就开始写一篇无题的家庭伦理悲剧,写到一半便搁下了,没有续下去,另起炉灶写一篇历史小说,开头是:
“话说隋末唐初的时候。
”因为喜欢那时候,那仿佛是一个兴兴轰轰橙红色的时代。
可是只写了一张便没写下去。
八岁尝试过一篇类似乌托邦的小说,题名快乐村,特地将半打练习薄缝在一起,预期一本洋洋大作,然而不久就对这伟大的题材失去了兴趣。
后来又写了个长篇的纯粹鸳蝴派的章回小说,《摩登红楼梦》。
回目是父亲代拟的,颇为像样,共计五回。
红色的兴之所致在晚年还重演了一回,在英译《海上花》过半时,因给《怨女》写一篇序提到《红楼梦》,下笔即不能罢休,越写越长,序没写成,则干脆做起了《红楼梦》研究,十年的工夫就这样掼了下去,终做成了一本《红楼梦魇》。
在《红楼梦》未完中还写道:
“有人说过‘三大恨事’是‘一恨鲥鱼刺多,二恨海棠无香’,第三件记不得了,也许因我下意识地觉得应当是‘三恨《红楼梦》未完’。
”
成名是张爱玲的一个“情结”。
她渴望掌声,渴望出人头地、大红大紫:
“以前我一直这样想着:
等我的书出版了,我要走到每一个报摊上去看看,我要我最喜欢的蓝绿的封面给报摊子上开一扇夜蓝的小窗户,人们可以在窗口看月亮,看热闹。
我要问报贩,装出不相干的样子:
“销路还好吗?
——太贵了,这么贵,真还有人买吗?
”……最初在校刊上登两篇文章,也是发了疯似地高兴着,自己读了一遍又一遍,每一次都像是第一次见到。
就现在已经没那么容易兴奋了。
所以更加要催:
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
所以她身体力行地亲身实践着成名的梦。
自1943年5月起在《紫罗兰》发表《沉香屑:
第一炉香》起,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她迅速占领了上海滩几乎所有最出名、最有影响力的文学杂志,而且她最杰出的作品已相继问世。
且看1943年11月里同时发表的她的作品:
《洋人看京戏及其它》刊于《古今》;《金锁记》刊于《杂志》;《琉璃瓦》刊于《万象》;《封锁》刊于《天地》,可谓“一夜之间红遍上海”。
虽然其中力捧她的《杂志》有日伪背景,她也在所不计,因她只求出名,不问政治。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与胡兰成的一段往事亦是如此。
即使因此背了汉奸的骂名,她也在事后不置一词。
她不容易与人交好,除非是她欣赏的人,而一旦欣赏也全盘接受,站在对方的角度理解对方。
(本人理解,性格色彩中的红色并不一味是浮浅、张扬、好结朋党的颜色,就如星座中的射手座并非个个是卡萨诺瓦。
)她身边总有少数几个特别亲近的人,特别是在她姑姑、炎樱面前,她与自己年龄相称的一面才得以充分显露出来。
而在紧张、有压力、不痛快时多呈现出掩饰色。
在她极少露面的公开场合,她总给人一种矜持孤傲、难于合群的印象。
在这样的场合,即使做不了主角,她也决不甘于给别人当配角,不论话多话少,或是默然不语,她必使人意识到她不容忽视的存在,所谓“自己的存在分外分明”。
当然,若是她会受冷落的场合,她也不会去。
她又决不做、也做不来一团和气状。
这便是一个复杂红色的特殊样本。
起因
让我们回到她成长的年代,寻找那蓝色飘拂的起因。
对于她,幼年的生活可算是温暖朦胧的、橙红色的岁月。
八岁那年,她从天津到上海,“坐在马车上,我是非常侉气而快乐的,粉红底子的洋纱衫裤上飞着蓝蝴蝶。
我们住着很小的石库门房子。
红油板壁。
对于我,那也是有一种紧紧的硃红的快乐。
”
然而她父亲那时候打了过度的吗啡针,离死很近了。
这时,早已分居的母亲从国外回来了。
“母亲回来的那一天我吵着要穿上我认为最俏皮的小红袄,可是她看见我第一句话就说:
‘怎么给她穿这样小的衣服?
’”
父亲把病治好后,又反悔起来,不拿出生活费,要逼光母亲的钱。
两人为此剧烈争吵,终于协议离婚。
父亲娶了后母。
中学毕业那年,母亲又回国来,张想投奔母亲,与后母起冲突,被父亲毒打并拘禁起来。
“我生在里面的这座房屋忽然变成生疏的了,像月光底下的,黑影中现出青自的粉墙,片面的,癫狂的。
BeverleyNichols有一句诗关于狂人的半明半昧:
‘在你的心中睡着月亮光,’我读到它就想到我们家楼板上的蓝色的月光,那静静的杀机。
我也知道我父亲决不能把我弄死,不过关几年,等我放出来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了。
”
其后她患了严重的痢疾,差一点死了。
她父亲却不请医生,也没有药。
病了半年,她躺在冰凉的床上,望着秋冬的淡青的天,体味着时间的苍凉和生命的暗淡。
后来,她逃出父亲家,再也没有回去。
逃到母亲家中,却不安地发现,母亲的家也不复是柔和的了。
她在窘境中按照母亲的要求学做“淑女”,非常感到困难。
“同时看得出我母亲是为我牺牲了许多,而且一直在怀疑着我是否值得这些牺牲。
”于是,她不象一个受尽委屈,终于回到温暖母爱中的女儿,倒象是初到贾府中的那个“步步留心、处处在意”的林黛玉。
于是,她一心读书,预备考伦敦大学。
考进大学,但是因为战事,不能上英国去,改到香港。
三年之后,又遇到了港战。
“围城的十八天里,谁都有那种清晨四点钟的难挨的感觉——寒噤的黎明,什么都是模糊,瑟缩,靠不住。
回不了家,等回去了,也许家已经不存在了。
房子可以毁掉,钱转眼可以成废纸,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暮。
”“我们总算吃够了苦,比较知道轻重了……去掉了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
”
家庭的重大变故,战争,都经历了。
于是我便浅薄地认为,这对她的性格的形成有影响,使她年轻的时候便有了一个老灵魂,使她不那么一目了然。
人,原没有那么简单,复杂些,至少还能产生那么精妙的文字。
正如她自己说的:
“真是小气得很,把这些都记得这样牢,但我想于我也是好的。
多少总受了点伤,可是不太严重,不够使我感到剧烈的憎恶,或是使我激越起来,超过这一切,只够使我生活得比较切实,有个写实的底子;使我对于眼前所有格外知道爱借,使这世界显得更丰富。
”
(无论是谁,遭遇此等创难,冷漠,无可非议。
然而即使冷漠如此,一遇胡兰成,二遇赖雅,温柔即刻化尽冰心,惜所托非人。
)
至于她晚年刻意营求隐居的状态,以至有位作家受命打探她,住在她隔壁也不得见人,只好捣腾她丢弃的垃圾。
而她得知后,第二天就悄无声息地搬走了。
她曾对此有过一段间接的声明;“我是名演员嘉宝的信徒,几十年来她利用化妆和演技在纽约隐居,很少为人识破,因为一生信奉‘我要单独生活’的原则。
”
但愿这篇分析,不构成对她的骚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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